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考克斯的选择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1-0046-50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整体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但对于这一问题，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是有不同认识的。那么，到底选择怎样的路径，才算是恰当的？且能取得受到公认的有价值的成果呢？①本文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 W.Cox，亦译为罗伯特·科克斯）构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基本做法为例，对上述问题予以粗浅的解答。②
一、考克斯构建批判理论的路径选择及取得的成功
综观考克斯的学术生涯特别是他的主要著述，可以发现，他在构建批判理论时大体选择了以下路径。
1.批判地借鉴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如何对待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每一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考克斯这样一位生活在欧美学术界的学者来说，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从考克斯在著述中征引的丰富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当今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谙熟的。对于这些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假定和研究方法，如国家中心、结构主义、重视权力等，考克斯进行了批判的吸收；而对于这些理论的种种缺陷，考克斯则进行了尖锐而透彻的批判。
考克斯认为，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一时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均以“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是具有工具理性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等为假设前提，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以及将它们组织起来的制度视为行为给定框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按照其发现世界的原样来对待世界的，起到了维护现存的世界秩序并对其中的受益者进行辩护的作用。它们实质上是“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他写道：“问题解决理论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理论。”③实际上，“理论总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标的。所有的理论都拥有其独特的视角。视角源于时间与空间的定位，特别是社会与政治的时间与空间的定位。”④
在考克斯看来，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严重的非历史倾向。以新现实主义为例，该理论在形成关于国家内在本质的观点之后，就把历史变成了它的材料库，即从历史中提取各种材料，用来对重复出现的主题所发生的变化进行解释。虽然从表面上看，新现实主义似乎没有脱离历史，但考克斯分析说，即使新现实主义所使用的材料来源于历史，它的思维方式也不再是历史的了。因为它所使用的推理方式表明，未来的本质总是与过去相似。他还进一步指出，理性假设“强化了非历史的思维方式”。⑤
考克斯指出，“对人类事务的正确研究，应当能够既揭示出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精神与制度的内在一致性，也揭示出支撑这种内在一致方式（我们可称为历史结构）一脉相承的进程。”新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它采取的思想形式来源于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因而也就源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却假定它具有普遍有效性。……推而广之，一切问题解决理论错误的根源也在于此。”⑥
考克斯虽然对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他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充分借鉴了其中的合理成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接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如霸权、结构、制度等，并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霸权”(hegemony)概念——这是考克斯批判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为例，欧美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霸权有不同的界定。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之前，人们“把霸权的概念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其中，四项资源非常重要：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⑦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单单物质上的主导地位还不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有效的领导”，“霸权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与合作和像国际机制之类的制度相互关联的”。⑧而考克斯则认为，“我们不能将霸权化约为一个制度维度……仅仅从制度角度研究霸权，有两种危险：要么会忽视物质力量关系中发生的变化，要么会看不清对原有主导性秩序出现的意识形态挑战。……制度可以是霸权的一种体现，但不能将它们与霸权等同起来。”⑨在考克斯看来，霸权与三大要素相关：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性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个别国家实现主导地位的赤裸裸的工具）。简言之，“霸权是权力、观念和制度的三维一体。”⑩在这里，国家权力不再是惟一的解释因素，而成为被解释内容的一部分。考克斯对霸权的重新解释，破解了新现实主义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美国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拥有了权力上的优势，但却未能建立起稳固的世界秩序。
第二，借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考克斯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上。由肯尼思·沃尔兹首创、戴维·辛格系统阐发、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Brucc Russctt & Harvey Starr)、巴里·布赞等加以完善的层次分析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11)考克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但他所划分的层次和确立的分析单元，既不同于沃尔兹、辛格，也迥异于拉西特、斯塔尔以及布赞。考克斯认为，一个历史结构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或活动领域：组织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生产组织中的变化产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结构，而普遍化了的国家结构的变化又将改变世界秩序。如果从互为区分的角度看，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可以初步、近似地表现为物质能力、观念和制度的特定构型。如果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层次都可以被看成是既受其他层次影响又包含其他层次的东西。显然，考克斯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更全面、更接近地表现历史的进程。
2.聚焦世界秩序问题，并对其进行历史主义的分析和构想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秩序问题一直是各国政治家、理论家的一个兴趣点。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政治的现实需要，世界秩序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世界秩序理论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因而变得更为重要，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世界秩序主义”的概念，将其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流派相提并论。(12)
鉴于世界秩序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学理价值，考克斯对其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和主编的论文集均涉及这一问题。(13)关于研究世界秩序的目的，考克斯声言“不是为了描述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权力体系，而是要找出权力体系内最具有利于变化的条件的地方，来为制订一项推动社会和政治转变的战略进行必要的事先准备。”(14)
之所以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考克斯看来，就是因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存在根本性缺陷，本质上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前提之一，是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正是这一任务产生了批判理论。该理论“与世界的主导秩序保持距离，并追问这种秩序是如何形成的。”(15)
世界秩序的可替代性在于世界秩序存在着变化的客观现实。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史上历次世界秩序之间有着重大的质的不同和结构上的分别。若是认为由于所有的国家间制度都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级权威，因而它们实质上就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问题过分简化，会造成理解上的失误。”(16)考克斯指出，仅在现代史上，就先后出现过若干世界秩序，如19世纪中期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20世纪中期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以及处于它们二者之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在内的那段时间的世界秩序。
那么，引发世界秩序变化的根源是什么？考克斯认为，从历史上看，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同时涉及四个方面的情况：主要国家相对力量的改变；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间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社会内部各群体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和新历史集团的组成；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新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资本积累机制的成立。(17)
关于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考克斯认为，“世界秩序间质的区别影响到战争的性质和发生率、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前一个世界秩序与后一个世界秩序在这些方面的区别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而世界秩序一旦确立以后，反过来又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8)
至于未来的世界秩序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考克斯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未来社会问题上的做法是一致的。考克斯写道：“未来无法预见，但我们却能够构建一些有助于创造未来的知识，从而引导事物在众多貌似可行方案中朝一个较满意的方向发展。这种作为政治行动指南的实用知识将在努力理解历史变化中获得。”(19)
3.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在考克斯看来，这一方法论原则在批判现存世界秩序方面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考克斯运用经过乔治·葛兰西改造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20)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批判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理论”。
考克斯认为，作为批判理论“最重要源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四个方面纠正了新现实主义的错误：第一，辩证法；第二，通过对帝国主义的重点研究，在最强大国家间对立的水平维度上增添了垂直的权力维度；第三，通过关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视角；第四，重点研究生产过程，将其作为解释这些复合体具体历史表现形式的关键因素。(21)
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考克斯采用的是历史主义、阶级分析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经典方法。
所谓历史主义方法，按照考克斯的观点，就是“假定不必通过创立合理的、普遍适用的理论，来说明任何一般的或普遍适用的规律。”(22)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历史分析法把分析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总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23)考克斯在构建批判理论的过程中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既与其信仰有关，也是其学术训练所致。(24)他写道：“批判理论并不是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而是通过关注它们的缘起、它们处于变化之中的方式以及是否会经历变化，来对它们提出质疑。”(25)虽然批判理论也会像问题解决理论一样，将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或具体领域作为其出发点，但它不会像后者那样导致待解决的问题在分析过程中被进一步地分割和限制，而是“指引着构筑更宏伟图景的整体，其中最初被思考的部分仅是一个部分。”总之，“批判理论致力于理解与部分和整体都有关系的变化过程”，它“不但关乎过去而且关乎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理论就是历史理论。”(26)与实证主义方法相比，历史主义方法的确产生不了类似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那样的“简约、逻辑上紧密”的理论，但“它也许会产生出对特定历史时机的更好的评估”。与实证主义方法“暗中假定现在结构的永久性”不同，历史主义“设想有可能发生结构转换”。(27)这就使其既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又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同时又能够从特殊情况中挖掘出发展的潜能，从而接近于更全面、更真实地表现历史的进程。
至于为什么使用阶级分析这一“似乎太老派”因而饱受贬抑——甚至被某些学科明确排除在外——的研究方法，考克斯坦言与其研究路径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把生产置于中心的地位便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问题”。(28)但考克斯也承认，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变化，的确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对阶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的形成、瓦解以及阶级冲突；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考克斯看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把根据19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定义机械地全盘照搬到20世纪晚期的世界。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正确而有用的工具，需要对阶级形成的动力采用新的探讨方法，即以生产为出发点，研究生产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研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社会关系，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以及这些社会力量又是如何构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的。另外，也要回过头来考虑寓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度中的权力是如何形成并控制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的。总之，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不仅使考克斯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占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开辟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路径，为创立与主流理论相颉颃的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考克斯通过上述方式构建起来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29)并催生了一批与其理论视角相同或类似的作品。(30)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AISA)主席的苏珊·斯特兰奇曾指出，很少有人在读过《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这本考克斯的代表性著作之后，思想丝毫不受其影响的；她甚至认为，此书标志着审视国际事务中的转折点，它成功地把思想和争论导向了新的方向。(31)马丁·格里菲斯则把考克斯列为国际关系学科中50位重要思想家之一。(32)
二、几点启示
考克斯构建批判理论的路径选择及所取得的成功，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在理论上切实采取开放性态度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理论都仅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而已；各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只在于视角的开阔程度、视野的远近程度以及反映世界本质的正确程度。某种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居于主流地位，被广泛地接受和运用，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该理论的确对现实具有较现存的其他理论更强的解释力；二是该理论满足了当下社会主流群体的需求。面对主流理论，新创建的理论或拟发展的理论无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视作邪说，完全拒斥，另起炉灶，一意孤行；二是展开对话，明确分歧，寻求共识，汲取营养，并找到新的基点或增长点。第一种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因而应当予以坚决摒弃；而第二种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并切实采取的。考克斯在构建批判理论的过程中，对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态度。这从前文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考克斯在理论上的开放态度不仅针对非马克思主义，而且也针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其他流派。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借鉴了世界体系理论这一新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而且频繁地引用并肯定诸如保罗·斯威奇(Paul M.Sweezy)、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Frank)、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这种超越狭隘的宗派主义、正统主义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
2.高度关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努力进行有学理深度的回应或解读
理论家只有高度关注现实，深入研究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并系统了解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及缺陷所在，才有可能发展既有的理论乃至创建新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发展或创建起来的理论，才有可能抓住世界的本质，指明现实发展的走向，并为社会所关注，所接纳。在这方面，考克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他写到，批判理论虽然与世界的主导秩序保持距离，但它“并非漠不关心现实世界。它的目标与问题解决理论的目标一样现实。但是，它从超越现存秩序视角的角度研究实践，而问题解决理论则把现存秩序的视角作为其出发点”。批判理论的主要目标是“阐明可替代选择的可能范围”，提出“一个完整的可替代方案”。(33)而在《面对后霸权世界秩序的概念化》一文中，考克斯进一步阐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立意、逻辑甚至是文字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是高度一致的。
3.既要确立创新的意识，增强创新的勇气，更要培养和提高创新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应是封闭的体系，而应是开放的体系。它既从人类以往创造的精神产品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养分，更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二法门。没有创新的“发展”不是真正意义的发展，至多只能算是一种量的积累。而要创新，确立相应的意识、增强必需的勇气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可以为发展提供基本的动力。但仅做到这两点、只具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那两种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特别重视、大力培养和不断提高创新的能力。与前两种素质相比，这种素质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也许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素质，我们是不可能指望在发展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的。从学术研究的需要看，创新的能力主要包括：开阔的学术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通晓科学的研究方法，谙熟规范的表达方式。综观考克斯的批判理论，细究他所关注的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当说，他基本达到了上述标准。
收稿日期：2008-09-22
修改日期：2008-11-20
注释：
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迄今尚未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当今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和拉美学者创立的依附理论。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这种状况是令人遗憾的。参见李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②近年来，一部分中国学者的著述涉及考克斯的批判理论。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李滨：《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白云真：《跨国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概念与框架的建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的评述》[J]，《国际问题论》2006年冬季号；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J]，《欧洲》2000年第1期；李恒阳：《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J]，《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另外，一些专著也对考克斯的理论做过简略的阐述，如，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294页；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5页。但已有成果的着力点在于介绍和梳理，对于该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作用，则或着墨不多，或根本未予讨论。
③④⑤⑥⑨(15)(21)(22)(25)(26)(27)(33)［加］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第190页，第194页，第196页，第203页，第191页，第197-199页，第227页，第191页，第191页，第227页，第192页。
⑦⑧［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第53页。
⑩［加］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前引书，第208页；另外参见［加］罗伯特·考克斯：《面对后霸权世界秩序的概念化：对伊本·赫勒敦相关问题的思考》，［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11)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12)详见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8页。
(13)除前文提到的那些著作外，这方面的作品还有：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with Timothy J.Sinclai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Civil Society at thc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 World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5,No.1,1999.
(14)(16)(17)(18)(28)［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M]，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主题，第13页；主题，第12页；第150页；主题，第12页。
(19)［加］罗伯特·考克斯：《面对后霸权世界秩序的概念化：对伊本·赫勒敦相关问题的思考》，前引书，第159页。
(20)也正因为这一点，考克斯被称为“新葛兰西主义者”。考克斯自己也承认：他是在葛兰西思想的启发下开展研究工作的。参见［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第296页。美国学者威廉·I.·鲁宾逊认为，考克斯在使用葛兰西的思想和概念从而超越现实主义的局限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William I.Robinson,"Gramsci and Globalization:From Nation-Statc to Transnational Hegemony",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8,No.4，pp.1-16,December 2005,p.3.
(23)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24]考克斯坦陈：“我惟一正式的学术训练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加］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前引书，第224页。
(29)美国威廉和玛莉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一批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加拿大两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现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在排列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学者时，加拿大列第一位的就是考克斯。参见Daniel Maliniak,Amy Oakes,Susan Peterson,Michael J.Tierney,The View from the Ivory Tower: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Williamsburg VA,February 2007.http://www.wm.edu/。
(30)详见白云真：《跨国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概念与框架的建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的评述》[J]，《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冬季号，第138页，注②。
(31)Susan Strange,Review,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4,No.2,(Spring,1988),p.269.
(32)Martin Griffiths,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1999,pp.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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