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舆论与工人运动：建党初期劳动组合书记部宣传与报道
徐 迟1余丹妮2
（1.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092；2.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上海 200235）
[摘 要] 本文聚焦1921-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相关的报道，梳理日报对书记部的媒介舆论状态。本文研究表明，国民党政治背景浓厚的上海《民国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于上海进行工运宣传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对《民国日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副刊《觉悟》之上，在正刊中也以不同形式的文章反映其意识形态与活动踪迹。
[关键词] 《民国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邵力子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使用的工运政策与斗争策略的讨论，就始终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既有研究成果已开始突破革命史话语的主导，即不再抽象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天然地就能发动工人运动，转而关注工人背景特征、[1]工运发生地的文化传统、[2]工运组织制度、[3]中国共产党使用的帮会策略[4]等对工运组织、发动与实践效果产生影响的要素。然而由于个案选择的问题意识、研究旨趣及地域所限，① 由于第一次工运高潮期内安源路矿罢工显示出工人阶级意识空前强化、工人群体高度组织化、罢工基本实现经费自给等新特征，安源相对更获学界关注。近年来除安源外，武汉、北方、珠三角等地，甚至莫斯科的工运问题，都已出现新的讨论视角与研究成果。 纵观目前的研究，其成果依然不足以完全解决建党初期的工运活动逻辑问题。尤其是上海，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工运的研究或集中于单一人物、② 上海早期工运研究仍多集中于讨论某些工运人物，如李震瀛、李汉俊、王尽美、张国焘及包惠僧等具体活动与贡献分析，具体可参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14辑中相关文章。 或以个别行业罢工为切入点，[5]缺少整体研究成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这一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首个公开的工运领导组织作为讨论个案，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创办进步刊物，向工人群众发出宣言与号召，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工人动员策略与手段中的第一步。[6]在研究宣传动员方式时，论者多关注于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进步刊物，[7]对非“进步”报刊的关注却并不多见。[8]然而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活动报刊文献的反映，除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外，相关报道较多出于由国民党人创办、被称为“国民党非官方的宣传喉舌”的上海《民国日报》。① 为表达简练，下文凡述及上海《民国日报》，简称《民国日报》或日报。目前可见关于《民国日报》的研究多围绕《觉悟》副刊而作，研究者简略分析该刊反映工人运动的进步和知识分子对它的看法。
《民国日报》缘何会报道书记部的新闻？正刊与副刊《觉悟》间的关系如何？是谁负责这些报道资料的采集？记者与书记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关系如何？日报所刊登报道反映出书记部哪些活动面向？基于以上这些问题，本文聚焦《民国日报》正刊与副刊报道，尝试将中国共产党党史、民国政治史、新闻史的思路与材料融合，讨论区别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直接宣传的“另类”工运宣传模式。② 本文的一部分书记部报道统计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主管徐煜整理并分享，在此特别致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并非贯穿书记部在上海活动的全部时段，而仅聚焦于1921年8月至1922年12月，即书记部总部与上海分部时期的工运活动。该段时期的活动与1923年后相比，工作密集度高、有突出成果，更能体现书记部从事工运的特征。
一、“跨界党员”邵力子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上海《民国日报》对工人运动、工会团体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道，与该报经理、编辑邵力子密切相关。③ 邵力子，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7年在沪协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1915年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机关报，仍任该报主编。1924年，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担任秘书，9月担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年末被法租界工部局驱逐出境。1925年2月，由于《民国日报》被搜查，赴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6年9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抵莫斯科，任教于中山大学。 [9]本节就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阐述，尤其关注邵力子与书记部的联系问题。
然而，时刻保持对世界的善意，对每一个人的理解与包容，几乎每一天，我都在内心进行自我教育。也相信，每一个，尤其是身边人，也都会如此。事实上我错了，我们周边人心的繁复与幽深，温良与狂躁，古老而新鲜的恶，尤其是不自觉的恶意，就像是隐藏的匕首和投枪，时不时锃亮出鞘，狠狠地将我们教育一次。由此我也再一次认为，其实善恶原本都是天性中携带的，只不过，有些人因为后天文化修养，特别是在世事洞明之后觉醒了，进而内心和精神当中，饱含诚挚与善意；而另一些人，则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己的不够强大，而生怕失去了眼前既有的利益，遭遇对自己不利的情况，雷光电火，顷刻爆发。
邵力子与叶楚伧④ 叶楚伧（1887-1946），又名龙公，字卓书，江苏吴江人。1909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国日报》总编。 共事于《民国日报》，同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却有分歧。邵力子因日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产生联系：1920年上半年浙江师范学院学潮后，一批教员和学生到达上海，施存统、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等都与《民国日报》有过关系。[10]据陈望道回忆，1920年4、5月间，时任复旦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的邵力子，与陈独秀、陈望道等同住在法租界内，后共同组织和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1]邵力子在研究会的参加方式亦属特别，“不参加小组开会，当时得到组织上的许可”。[12]1926年邵力子自认是“一个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直至赴苏联前由中央决定令其退出共产党，“在党外为革命效力”。[13]杨之华于建国后的回忆也可辅证，“邵力子退出党，是我们党作出的决定”，“我党为团结蒋介石，劝邵力子退出共产党，以便改变蒋的思想”。[14]
中国共产党初建时邵力子与陈独秀交往甚密，共同商议党内事务。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住所被法国巡捕逮捕时，邵力子也同行入狱。[15]《民国日报》不仅多次刊登陈独秀关于政治的评论文章，对陈独秀的两次入狱，也都密切关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的工运活动中，邵力子时常与陈独秀联袂出现，为工运造势。目前可查邵力子参与事件包括：1922年2月初，湖南劳工会代表黄爱、庞人铨遇难后，与书记部发函相配合，邵力子与吴景濂、陈独秀、李书城联名电函赵恒惕，要求其出示黄、庞犯罪之明证。[16]同年3月20日上海纺织工会浦东支会成立，邵力子到会。[17]3月27日邵亦参加黄、庞追悼会。[18]9月16日邵参加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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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邵力子发表与书记部相关文章汇总
除上述邵力子直接参与的活动外，在《民国日报》上，他也撰写文章对书记部领导工运进行支援，笔者将所涉文章与主题进行汇总，可参见表1。我们发现，尤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发表过多篇关于工运的评论文章。
即使1922年8月上海书记部转为分部后，邵力子依然对上海分部工作给予支持。这样的行为也是由他“跨界党员”的身份决定的。及至1924年初，书记部出面参与“二七纪念”筹备会工作时，① 1924年1月中下旬，王荷波不仅以书记部名义出席“二七纪念筹备会”的谈话会，且由书记部出面赠送《京汉工人流血记》二百本。 [20]经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决定，由邵力子担任“二七纪念”筹备会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讲演员。[21]
不可否认，邵力子对工运活动的关注也受其国民党员政治立场的影响，如他对海员罢工特别重视，当接到海员来信，描述广州公园“任人演讲，任人游玩”的自由风气时，他深受感动，[22]同时，这样的态度也能得到叶楚伧的支持。[23]但是，从邵力子关于海员罢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对工运事件的讨论。如他曾与沈玄庐谈论宁波籍海员没有参与香港海员罢工，认为这是浙江人的奇耻。更由此写信致穗港两地，设法劝告宁波籍水手勿破坏团体。[24]
尽管由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长期被视为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然而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与工运相关的文章绝非仅在《觉悟》副刊上刊载，《民国日报》正刊同样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工运事件保持着相当的关注。尤其在中共一大前，《觉悟》副刊曾有一次“风格转变”，明显体现出日报正副刊对工运问题的关切有一致性。1921年5月28日《觉悟》曾撤销“劳动问题”专栏，转而讨论教育、妇女、社会风气启蒙问题，之后正刊的“国内新闻”或“地方新闻”栏目亦未再出现工运新闻；至7月21日《觉悟》重启“劳动界”栏目，正刊亦同步刊载湖南泥木工人罢工情况。这次日报选题旨趣与栏目设置的转变是否与中共一大即将召开的背景有关，也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第二层次是综合层次，包括报关实训、外贸单证制作与审核、毕业实习等。国际贸易实务实训、外贸单证制作与审核、报关实训、国际商务综合模拟主要是对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集中训练，使学生掌握交易磋商的程序、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及相关单据的制作。毕业实习是系统地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外贸业务中，是对学生在校所学知识的实际检验。通过毕业实习，能使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关于《民国日报》记者的几则考释
首先，对热点事件的追踪。日报不仅对数场罢工连续性报道，同时罢工结束后依然对相关工厂保持高度的关注。以英美烟厂罢工为例，《民国日报》除连续记录该厂共计18次罢工进展外，也对10月该厂的再次罢工予以关注。我们可对8月该厂罢工的事件梗概稍作概括：英美烟厂罢工发生突然，源于对西人督工的反对，“西人督工厉害，对于工人私吃香烟等事，动辄罚扣工资，致工人百余大起反对。前日午后要求大班撤换该西人未遂，相率同盟罢工”。[51]但在罢工发生后，罢工诉求增加“米珠薪桂，所得工资不敷糊口，要求增加三成”。[52]至7月末，烟厂工人在吴家厅庙召开集会，组织工人代表会议，并向厂东致公开函，表达他们的集体诉求。[53]罢工进行期间，既有工头王凤山率领部分工人复工的“破坏团体”行为，[54]又有华工管理者汪薇舟由于罢工反复磋商未果而被迫辞职的事件。[55]最终罢工以8月10日吴家厅庙内的再次集会，讨论烟厂外方所承诺条件而终决议复工。[56]
（一）非中国共产党党员记者
朱鼎元是《民国日报》的记者、编辑之一，① 朱鼎元（1896-1985），字翊新，江苏昆山周庄镇人。191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周庄小学校长。1919年进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深造。后受聘上海世界书局编辑部主任、《民国日报》编辑，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新南社。 [26]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多有交往，查其报道有三事可证：其一，1921年11月18日晚10时，他对纱厂女工出厂搜身的不公正现象给予评述，表达痛心之情。该文反映出他不仅识得第一工人学校校长李震瀛，并从李处搜集到纱厂女工的讯息。[27]李震瀛即书记部干事之一。其二，他曾回忆黄庞与《劳工周刊》时提及在1921年“阴历年底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方才得着两君凶耗”。[28]其三，他不仅出席由书记部组织的上海纺织工会浦东支会成立大会，并在会后回忆陈独秀演讲内容，尤其将广东工人与上海工人比较数点，刊载于《觉悟》副刊，以启发工人思考。[29]
据目前可查署名“鼎元”的报道与评论，朱鼎元格外关注与自身职业相关的印刷工人。他撰文与邵力子讨论，为何印刷工人智识尚可，但是团结意识反不如未读书者团结力坚固。[30]他亦就印刷工人唐华轩所提印刷工人与舆论的看法作出评论，指出判定工界优良的标准要符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31]
国民党员管际安也曾以“际安”之名发表多篇与书记部工运相关的评论文章。② 管际安（1892-1975），名义华，字霁庵，江苏苏州人。1908年考入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1913年参加中国国民党，同年参加南社，1917年入《民国日报》工作，起初编“民国闲话”，后任本市新闻主编。 [32]与邵力子与朱鼎元不同，由于管际安负责主编“本埠新闻”，因此其文章一般发表于“时评”栏目。尽管尚未有直接史料证明管际安与书记部成员的交往，但从1922年5月管际安发表的时评开始，都是与书记部组织的工会与工运相关。管际安亦从第三者角度出发，讨论工会可否设立的问题，他支持浦东纺织工人、海员、丝厂女工、金银业工人成立工会，“同业组织团体，为法律所许，为常例所有，万无于工人独家限制之理”。[33]
（二）中国共产党党员记者
《民国日报》上署名“湘君”撰文者，经笔者考证为董亦湘。① 邵力子述及青年读书问题时援引“董亦湘君”之语，使笔者发现笔名“湘君”与原名之间的联系。 他曾发表《工人与东家》时评，对上海罢工事件表达支持。[34]董亦湘是《民国日报》的兼职记者，其主要职业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词典部助理编辑。[35]自入馆工作后，他“常与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俞秀松、张秋人等接触，在商务印书馆常和杨贤仁、沈雁冰、陈云等同志往来”。[36]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多围绕商务印书馆进行。1922年，在沈雁冰介绍下，董亦湘加入中国共产党。② 1922年入党说源于1983年3月5日徐梅坤有关董亦湘情况复信中所提。然就张勤龙考证，董亦湘是于1921年4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本文采用被党史界认可的1922年说。 同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号召的五一节纪念活动中，董亦湘与沈雁冰、徐梅坤集合了商务印书馆工人，在北四川路尚贤堂对面空地召开纪念大会。[37]7月9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召开会议，董任执委会委员兼商务印书馆及其上海第二党小组组长。[38]
总结来说，董锄平由于对工界情况相对熟悉，因此他不会盲目乐观认为五一节树立“全国劳动者大团结——中国劳动者大同盟”的基础，产生出中国劳动史的新纪元。据此，他形成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思路：在“五一”节开一全国劳动界大联合的庆祝会，或曰全国劳动大会（是集会性质），借以振发劳动界精神，唤起组织觉悟，事后分问各地作世纪劳动运动的努力。[65]
其二，《民国日报》中一些未标明著者的工运报道，经查与张秋人参与工运活动经历相符，这些报道极可能为张所作。最为典型之例为1922年1月初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上海工界团体抗议太平洋会议的集会、游行。1月16日《民国日报》补录前日上海工界外交大会83岁老人杨草仙的演说词。[45]这份未经他报登载的文章描述详细生动，当属记者亲临会场所搜集。而在1月8日，张秋人与书记部众多干事一道参加工界游行。报道中也点名杨草仙（即杨超仙）：“当由工人李启汉、张秋人、唐华轩、朱鹤琴、张目耕、查克斋、孙靖荣、丁才桢、张占刚、凌志宵，及83岁老工杨超仙等相继演说。”[46]
总体浏览报道的数值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有三处需再做简要分析。第一，1921年6个月内的报道数量较少，仅占全部统计数据的10.7%，这一数值似有两个原因所致：书记部初成立时，处于部内秩序整顿阶段，工运进展并不顺利；《民国日报》对书记部的工运动作尚未完全注意，书记部主要宣传阵地依靠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第二，有5个月的报道数量超过30篇，经查报道具体主题聚焦于罢工。① 这5个月内的具体报道主题包括：1922年4-5月，日华纺织厂工人罢工、邮政工人罢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与召开；8月，上海海员罢工；10-11月，浦东纺织工人会被封闭、金银业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日华纱厂工人罢工。 起于1922年4月与书记部相关罢工报道的数字上升，似可说明《民国日报》对书记部的关注度上升。第三，1922年6-7月与12月内报道数字锐减的原因分别是：李启汉被捕与书记部办公地点被查封，短时间内引起书记部工作的中断，然8月显著回升的报道数据亦反映出书记部工作的延续；当年年末书记部报道极少，与1921年末状况相似，此点可与书记部干事李震瀛所述“近来天气渐冷，大半的工人都趋于忍耐一切，所以罢工运动不常有了，我们已各处找机会趁此时期谋组织的实现和宣传”互证。[49]除以上关于数据分析外，笔者亦将《民国日报》中与书记部相关报道依据主题分类，具体阐述如下。
三、与书记部相关报道内容的分析
当被问及上海罢工中是否有其他势力支持及俄国党派煽动时，他直接点出书记部的办公地点：“今日之上海，已无此等人之隐藏于其间，盖南成都路之机关，已为捕房所封闭矣”。他将书记部视为“过激主义”的代表。他表达尤其不赞成接受其他势力的金钱、宣传书册等事宜。然而在日前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时，上海过激党机关“领袖G君来自北京某大学”，曾欲以金钱为助。就该领袖的推测，怀疑G君来自于俄国，故拒绝此支援。[79]报道中所提G君即为书记部主任、北大学生张国焘，他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的日华纱厂罢工期间确有在上海工作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党员、书记部干事董锄平也向《民国日报》投稿，对书记部组织的香港海员工会后援会发表时评。[47]由于董锄平与张秋人共同参与海员后援会，在《民国日报》上亦有对此会成立、李启汉因故被捕、组织捐款等新闻的连续报道，笔者认为董锄平与张秋人都可能是这一系列新闻的撰稿者。除正刊外，发表于《觉悟》、署名“锄平”的文章有4篇，相对于其他书记部干事，董锄平已属“高产”。实际来说，投稿《民国日报》属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宣传工作的常态，至少在1923年末亦如是：为纪念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日，上海地委兼区委议决“由同志撰文，交《觉悟》出一张纪念号”，文章拟由瞿秋白、刘仁静、施存统、陈独秀、沈雁冰各提供一篇。[48]
“评点”认为，如果不用自己的头脑亲自感知，不去“碰撞”，“评”就进行不下去。因此，要“评”，就需要“发现”，要发现就要“注意”，要比较。这就促使阅读主体必须将面临的新问题和已有经验联系起来，并寻找一种恰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评点既是一个让学生主动探究发现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练习怎样发现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提高潜力，有利于记忆的保持。
（一）反映工界罢工的报道
图1 上海《民国日报》劳动组合书记部报道汇总（1921-1922年）
《民国日报》可被视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舆论发声的重要平台。如此判断的依据为：首先，陈独秀曾向共产国际报告上海书记部总部参与罢工次数与所涉行业信息，[50]陈独秀报告之罢工信息同期都在日报正刊报道中有所反映。其次，尽管同期上海其他报纸也曾刊登书记部相关罢工信息，然就报道频率、事件完整度与报道手法运用等方面来说，都不如日报。日报关于罢工报道的特点可被总结为两点：
攀枝花钛铁矿是一种酸溶性极好的原生岩矿，盐酸直接浸出时，不仅矿中Fe、Mg、Ca等可溶性杂质被盐酸溶解，部分钛也发生水解以水合形式析出，而且从钛铁矿中溶出的Ti优先以异相成核的方式水解沉积在母相颗粒上，这种异相成核生成的TiO2与矿物母相FeTiO3的结合力不强，抗机械力差，容易在各种机械外力作用下破碎成细小的颗粒[3-5]。在以上化学粉化和物理粉化的双重影响下从而导致人造金红石产品粉化严重。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上海《民国日报》的联系，亦体现在日报记者身上。关于《觉悟》记者的研究，已有论者从上海大学青年教师群体的角度进行分析。[25]就笔者看来，除职业身份外，记者的日常交往、政治立场等都会对其思想与行动产生影响。鉴于《民国日报》绝大部分文章并无署名，笔者就日报在1922年前后，可经考证的几位工运报道者进行讨论，尤其注重分析他们与书记部的关联。
其次，多样的报道方式。以新闻记者立场出发中立地报道罢工中劳资双方的诉求与动作，这是《民国日报》对罢工的报道方式之一。尤其我们归纳英美烟厂罢工史实过程中发现，即便罢工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书记部干事李启汉领导，日报却从未刊出与李启汉或书记部的相关信息。相同情况在1922年10月的金银业工人罢工、日华纱厂工人罢工与英美烟厂的再次罢工报道中都存在。
除中立态度外，日报记者在报道某些具体罢工时，也使用了工人视角的叙事方式。如1922年4月浦东纺织工人罢工事件，“吾人组织工会，原是为改良工人生活及谋种种幸福，故今日提议请大家一致主张，要求添加工资，以维工人现状，当即得全体同意通过”，[57]并选出二十名为筹备罢工及负责调查厂中经济方面事宜的代表。这种叙事手法的差异似与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工运的态度，以及日报主编对该次事件的重视度与参与度均有关系。
（二）反映书记部与其他劳动团体交往的报道
据《民国日报》刊登上海劳动团体调查所示，上海有超过30个劳动团体。[58]既往学界讨论书记部与其他劳动团体（即“招牌工会”）的关系，可概括为既联合罢工，同时又在政治主张和组织问题上划清界限。然而前辈学者在论述时，仅关注到1921年末书记部退出上海工团联合会之事。[59]就笔者看来，从日报的具体报道中至少又可挖掘出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争执劳动立法运动及采访劳工领袖三次争议事件，且都能反映出书记部与其他劳动团体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情况也说明日报为其他劳动团体同样提供了可供发声的平台。
1.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预于1922年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提议，由时任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代表谌小岑①[60]率先提出。他在黄庞追悼会结束后于《觉悟》发文：“要乘这个机会作个中国劳动界的大团结运动。大团结的起点，就在这一次的5月1日。由各处劳动团体派代表到一个适中地点”。此文末尾，邵力子附志“这个地点只有广州最合宜”。[61]
我国最早的道观藏书是简寂观道藏阁的藏书。南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道教宗师陆修静在江西庐山建立简寂观，为庐山最大的道教宫观。陆修静在此修道、传教，整理道经与编撰道书，并编纂完成中国第一部道教经书总目《三洞经书目录》，共1090卷。简寂观是道教最大、最完备的藏经库。
五日后，《觉悟》刊登书记部干事董锄平的回应文章。董锄平对谌小岑之提议不仅“十二分表示赞成外”，同时提出“劳动团体审查”“出席代表审查”此二则“代表真正劳动团体及工人利益”的根本条件，董锄平指出须排除招牌工会、政客式劳工代表之流。[62]
这次书面讨论后，在得到邵力子支持、陈独秀授意后，[66]《民国日报》于4月11日发布由书记部起草的集会通知：“特拟定宗旨及办法列下”，邀请全国工人团体选派代表一人赴会。[67]在书记部积极筹备会议的同时，上海工商友谊会、芜湖劳工会均迅速议决是否派代表参会，前者暂不派代表，[68]后者举定薛卓汉出席，其决议均刊于日报之上。[69]
两日后，《觉悟》续刊书记部干事董锄平与许白昊的文章，对谌小岑再作回应，尤其许白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会团体的组织理念。许白昊指出现有劳动团体往往缺乏阶级觉悟，很难形成强有力的劳动组织。[64]董锄平就谌小岑的若干提议逐一阐述其观点，如董锄平并不赞成提前成立筹备委员会，原因在于他认为需将劳动团体落到实处，并非只用一个空名的同盟来号召；他亦不赞同“要矿工举出代表是极容易”之说，认为“矿工的知识浅薄，比较‘工厂工人’更甚”，无正式团体而推选代表堪比空中楼阁。
除董亦湘外，张秋人、董锄平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均曾向日报投稿。据徐梅坤回忆，张秋人“有时在《民国日报》上写些文章，但是稿费收入也不多”。[39]徐的回忆虽有孤证之嫌，但笔者认可张秋人向日报投稿的可能，理由如下：其一，检视张秋人于建党初期的活动经历，其与《民国日报》相关活动者有交往的机会。1921年，张秋人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约1922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40]张秋人始终承担团内工作，1922年5月末已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次年3月作为上海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被推选出席团中央扩大会议。[41]在离乡赴沪后，他通过同乡关系，先后结识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沈玄庐等早期建党建团活动的知识分子。[42]这些知识分子曾共同任教于平民女校，张秋人是初级班英文教员，[43]邵力子则任高级班古文教员。[44]
次日谌小岑回信，他认可董锄平所提审查手续，但认为“应由多数劳动团体代表办理，使被屏除者不致另生枝节”。在这次回复中，谌小岑反复强调需有“中国劳动者大同盟”的筹备委员会。[63]
2.争执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9月，书记部上海分部筹备组织上海劳动立法大同盟，拥护书记部总部关于劳动立法运动的倡议，但这一举动却遭到上海其他劳动团体的公开反对。8月28日，《觉悟》评论栏目刊登署名“福人”文章，文中援引浦东纺织工会、汉阳铁厂工会、上海丝厂女工罢工的成败案例，动员工人认可劳动立法大同盟。[70]次日，上海工团召开联席会议，否认曾向北京国会提出劳动法案，以表示其对书记部的反对态度。[71]两日后，日报上又刊载此事续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向国会提出劳动立法案，各地工团均已响应，唯有上海各工团尚未有表示。因此书记部总部派代表阮大时（即上海分部主任袁达时）与上海各工团接洽。据日报记载“闻已与沪上有力之数工团商妥，将在日内召集各工团会议，并提议在沪上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72]
然数日后书记部与其他劳动团体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中国劳工同盟会通告全国报馆与工团，不认可书记部代议劳动法案之举，原因包括：其一，书记部并非劳动者组织；其二，北京国会群杂非法分子，国会尚属非法，法统仍属膺鼎；其三，黎元洪僭称总统，暂无资格议决法律。该通告亦表达其他工团对书记部的看法：书记部的组织原动力，为外国舶来品；内幕牵线人，为广东谋叛匪魁陈炯明，甚至指出“书记部广东支部之同人，及其机关报之群报，则明明为陈逆之暗探及御用报耳”。[73]尽管劳工同盟会与书记部“不相为谋”，但其对书记部的认识却大多属实。在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领导下的广东书记部，亦曾因公开支持陈炯明而受到中共中央在二大上的直接批判。[74]9月10日，上海工团又召开30余工团、50名来宾参与的集会，就书记部倡议劳动立法事进行讨论。会议公决否认书记部之举动与行为。书记部方面也在前一日开会，阮大时以书记部负责人出面召集浦东纺织工会徐康寿，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梁茂康、张静泉，印刷同志会陈鼎元，工作互助会徐树桐、倪忧天，[75]这些参会并赞成劳动立法者都是由书记部帮助建立工会。同样受过上海分部领导的海员工会上海支会也否认参与工团联席会议，表示对上海分部支持。[76]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团联合会与书记部产生争论期间，《觉悟》用将近两个版面刊登李达之文。从李达撰文中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对劳动立法事宜的重视，平时并不涉及工运事宜的李达特意出面对事件加以宣传，他指出“工人周刊曾出一劳动立法运动特号，对于劳动立法运动的旨趣，说明得颇为详细；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的十九大纲，亦颇中肯，颇完善。”[77]
3.采访上海劳工领袖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新形态空间—山下学堂。在这里，三位电影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周迅、陈坤和陈国富开启了一场关于表演教育的实验，同时也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复合式的美学空间。剧场、花店、沙龙、咖啡馆，我们无法确切地定义这个空间，也许，只能用关于美的探讨和展示来形容。
《民国日报》于1922年12月初转载《上海星期时报》① 《上海星期时报》（The Shanghai Sunday Times），该报在1921年由英人所办，由上海泰晤士报馆发行。 对某位劳工运动领袖的采访报道，以反映上海劳动界的发展趋势。日报记者选择摘选出的连载报道内容能直观反映出他界劳动团体领袖对书记部的态度。
该领袖“乃一大劳工组织之会长，且为劳工界中之活跃人员，已历有年所云”，虽暂时无法明确考证该领袖的确实身份，② 笔者认为该领袖应出于上海中国劳工同盟会。之所以这样推测，一是由于其访谈表现出对浦东日资纱厂极为熟悉，这与该会与书记部共同组织浦东纺织工人后援会、并参与援助捐款等事宜相符；二是由于在该报道文末说明“上海欲免除实业冲突，必须公开协议之，以上海劳工组织之意旨言之，趋向于造成一劳动同盟与英美之劳动同盟相同，其中包括零碎之组织为数约七十有奇。” 然而他所持对罢工态度、工人生活之考量当属公允。在他看来，“上海劳工界所受之罪恶而为吾人所欲去之者，然尚有一事最为痛苦，即工资甚低而生活费用甚高也”。[78]故工人也只有通过罢工，方可获得增加工资的希望。
尽管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资料汇编》与《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资料长编中已分专题汇总收录《民国日报》关于书记部的报道，但是笔者通过核对发现，已汇编的报道存在缺漏。就此，笔者再对1921-1922年《民国日报》正刊与副刊与书记部相关报道进行统计，总计数量为308篇，具体每月数量可参见图1。笔者的统计标准为：（1）报道中明确出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名；（2）报道事件或人物与上海书记部活动相关。对书记部其他分部的工运报道暂不作收录。
不要将教师摆在一个主导学生的地位，要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和学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课堂上要把尽量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减少讲课的时间，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如：我们在就学习《命题及其关系》这一部分时，我们用2课时进行学习，其中第一课时时我们只抽出15分钟时间来讲解基础知识，其余时间交给学生，可以让学生来讲解一部分知识或题目，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让其他学生来回答，老师进行纠正;在第二课时时，老师可以对大部分学生不能理解的内容重点讲解，然后让学生讨论本节的收获，整理重难点.这种教学理念也可以帮助学生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使自己的数学思维更加发散.
据统计，此次健康体检惠及1200余名职工，让职工切实感受到了企业的关怀和关爱，切实维护了职工的权益。□
可以说，这一则报道明确反映了书记部自身所属的激进性质，甚至透露出书记部背后的经济援助可能性。这样的观感或许在当时劳动团体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的达成，而使得书记部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沪区“工人运动并不发达”[80]的原因可由此理解。是故在1923年7月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决议改造工团联合会，希望竭力改组招牌工会，减轻其对工人宣传与组织的影响。[81]
这篇论文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为这篇文章做一些总结。在这篇论文中，我们首先讨论了过地轴的隧道中物体的运动情况，接着又讨论了地球上任意一隧道中物体的运动情况。在整个探索过程中，我们主要运用了微分方程的思想，使得研究对象的运动过程变得十分清晰、透彻。
（三）书记部其他主题的报道
应该注意到，日报关于书记部的报道与评论文章主要围绕工人与工运展开，即便是公众集会中有书记部人员出席，也很少直接点明书记部在集会中的组织者地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书记部自身的宣传、李启汉被捕与书记部办事处被关闭之新闻也被日报刊载。
书记部方成立时，即借日报宣传《劳动周刊》。该文不仅用“上海工人连报都不能看了”这样的耸人标题提醒工人注意，指出《劳动周刊》“是把国内外及本埠的新闻择要登出，并发表工人的言论和感想”，同时对比广州工界具有自由的言论出版环境，长辛店亦出版有《工人周刊》。[82]据此文具体表述内容与对劳动界熟悉态势的分析，作者应是书记部干事。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书记部也不断为自身造势，借助日报对外宣传其于全国工运的地位：“各地先组联合会，手续频繁，一时不易成就，故现决暂以本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总通信机关”。[83]半月后，又发布第一次全国劳动宣言，[84]继续将一次劳大的精神理念向社会传播。
资本运作是整合资源的重要渠道，是企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捷径，也是企业快速实现自身价值的利器，中国水务公司自成立之初就将此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手段。
李启汉被捕事件发生时，虽然上海其他报纸也对该事件予以关注，[85]但是书记部被封的连续性报道仅在《民国日报》刊登，尤其是特别报道书记部被封原因，日报犹如获得“内幕消息”，所登报道几乎与警务处日报记载一致：《劳动周刊》虽然被封，“该部人员遂将所余之周刊向日邮投寄”，巡捕房又在书记部检查出“由外寄来之‘赤色工会国际协会告中国工友们’传单多张，因向公廨起诉。”[86]
目前国内有关运费险的研究在针对消费者购买运费险的具体决策过程和心理刻画方面相对不足，因此可将消费者在面对商家是否提供运费险时的决策过程作为继续研究运费险问题的新切入点。
即便在李启汉被捕后的敏感时间点上，7月初，《民国日报》仍然发布书记部通告，着重强调组织需履行全国工会通讯之职责，并提请全国工会填写调查表，“以便编成巨册，转送国内工会，使其互知内容，共相往来，俾工人团体联成一片，不致因地而各不相谋”。[87]
四、结语
国民党政治背景浓厚的上海《民国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于上海进行工运宣传的重要阵地。尽管《民国日报》在上海滩仍算“小报”，难以与《申报》等“大报”匹敌，然而中国共产党仍注重这一宣传媒介的作用，其对《民国日报》的渗透不仅体现在《觉悟》副刊之上，在日报正刊中也以不同形式的文章（时事报道、评论文章、散文小说等）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活动踪迹。本文所聚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报道即其中之典型。
《民国日报》关注租界内劳工组织与工人动态本是常事，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运骨干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影响、鼓动了一批关注工人问题的知识分子参与党的工运宣传。《民国日报》开辟《觉悟》副刊，编辑邵力子成为跨界党员，使得该报实质上向进步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一部分接触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记者及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团员的共同努力下，伴随书记部活动的日益进展，日报关于书记部报道逐渐增多，并在1922年开始基本实现对书记部于上海活动的全面覆盖。书记部对日报这一平台也愈发信任，甚至更换律师的消息也经由日报头版宣之于众；但凡具有全国宣传意义的新闻报道也由日报刊登。可以这样认为，书记部不仅影响了日报的工运报道，在某些程度上甚至领导了日报的工运报道。
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民国日报》关于书记部的具体事件报道，我们亦可发觉日报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中立立场。它不仅是书记部的对外宣传媒介，同时也帮助其他上海劳动团体发声，是容纳多样性劳工团体话语的有效场域。关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讨论、劳动立法运动决议案代表性身份的争执，这些意见相左报道的背后隐藏着劳动团体的派系与利益之争。
由图3(a)可知，不同地区板鸭在主成分空间上的分布较为分散，各板鸭均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由此可见，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不同地区板鸭有较好的区分效果，也说明各板鸭挥发性成分的相对含量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由图3(b)可知2个椭圆分别表示50%和100%的贡献率，位于2个椭圆之间的香气物质与板鸭的总体风味有良好的相关性，结合表3可知，主成分的贡献率与OAV＞1的关键风味化合物贡献率基本一致。且3(b)显示PC1将醛类、肌苷酸、酯类、烃类和酚类、酮类、醇类明显地区分开，且醛类、肌苷酸和酯类在PC1上贡献最大，说明这3类是板鸭制品的主体风味物质。
再者，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演进，现代劳工运动某种意义上亦可看作二者的产物，但劳工运动的发生、其诉求的达成，往往意味着劳工运动不能局限于孤立的车间、工厂甚至特定的工业区域，须辅以现代传媒放大自身的声音，争取大众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劳工运动无论从策略还是从效用上，都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而劳工运动本身，又是媒体所必然关注的新闻素材。劳工运动与媒体的相互作用亦在现代若干罢工运动中得到证实。从《民国日报》角度切入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亦需留意《民国日报》的受众对书记部及相关工运议题秉持何种态度，观点是否因为系列报道而发生过改变等传播学视角的考察。同时，在当时上海的报刊读者中，《民国日报》正副刊对工运的报道又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甚至塑造了舆论，这些都值得研究者继续深入思考。此外，还有必要从《民国日报》反映的书记部相关事件切入，观察它们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一窥各方政治势力在上海相互角力的背景下投射出的工运进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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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Labor Movement:the Labor Secretariat’s Publicit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U Chi & YU Danni
(1.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200092;2.Shanghai Art-Designing CO ., LTD, Shanghai 200235)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relevant reports of the Kuomintang's “Republican Daily News” and the Chinese Labor Organizations of Secretariat from 1921 to 1922, his paper sorts out the state of media public opinion in the Secretaria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Republican Daily News”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labor movement in Shanghai in the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despite the strong Kuomintang’s political background.The influence of CPC on the “Republican Daily New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Enlightenment", but also in the of ficial journal reflecting the ideology and activity trails in different forms.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Dai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Labor Secretariatl; Shao Lizi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008（2019）05-0052-13
[收稿日期] 2019-07-10
[作者简介] 徐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党史、当代中国史；余丹妮，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策展经理，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党史、革命遗址纪念馆研究。
[编辑：郭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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