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2-0003-09
对中共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①研究者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对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尚不够充分。本文试图在对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运动本身在传播中的作用作一分析。
一、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传入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既不是自十月革命始，更不是自五四运动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就已被介绍到中国。
早在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译文《大同学》②中就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③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主于资本者也”。④简要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及其安民救世思想。
20世纪的最初十年，留学日本和欧美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在学习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较多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把它传到中国。其中留日学生贡献最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00年至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自日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即达20种左右。较著名的有村上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⑤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⑥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⑦《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在这些书中初步介绍了马克思的代表著作和一些基本观点。留日学生办的刊物，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也刊登了不少介绍和同情社会主义的文章，称颂社会主义是光明奇伟之新主义，是“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⑧其中亦有一些内容谈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喟，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⑨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社会主义的“最要之义，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⑩据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与近世社会主义有同一立脚点。梁启超曾到美国纽约考察，亲眼所见社会黑暗，贫富差距悬殊，认为“社会革命其终不免”，但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在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分成极端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前者在“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交不可胜言”，后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认为中国人现在的程度不足以谈社会主义。(11)这表明梁启超虽然介绍了马克思及他的一些思想，但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时期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政党和政派中，较多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资产阶级革命者孙中山1905年春在欧洲旅行时，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在交谈中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设想中国将“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2)他的民生主义中不乏马克思学说的启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热之言论矣”。(13)孙中山崇敬马克思，在学理上赞同马克思的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同情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认为劳动应得报酬，主张平均分配。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拯救社会疾苦之学说”，故提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但孙中山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方式推翻统治阶级消灭剥削，即“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廖仲恺、宋教仁、朱执信、马君武等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著文谈论社会主义，谈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1905年11月26日，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以蛰伸为笔名，发表《马尔克Marc》(14)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事迹，并首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个要点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他之前的社会主义不同，“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马尔克素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上述认识表明作者是抓住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基本点的。1906年5月1日，《民报》第4号登载了民报社员译自日本巡耕社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其中第一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之大目的，在以土地、资本(此二者，人民生活所由产也)公诸社会，使政府掌治之，而民以其劳，自易其利，不容各人私有，……谋人类财产及权利一律平等”。斋(即宋教仁)的译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5)和渊实(即廖仲恺)的译文《社会主义史大纲》(16)则分别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在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也介绍和翻译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们在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中，列入了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在《天义报》上刊登了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二章关于家庭的婚姻的部分译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17)申叔(即刘师培)认为《共产党宣言》“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篇；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篇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但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宣言阐述的国家学说，认为宣言“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18)
辛亥革命后，掀起了一轮宣传社会主义的高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以后，政治革命已经获得成功，接下来将实行社会革命，应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实行，因此不遗余力地宣传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江亢虎等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也标榜和鼓吹社会主义。当时鼓吹社会主义的刊物众多，有《新世界》、《社会世界》、《民立报》、《新世纪》等，其宣传的社会主义五花八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中国社会党人，其学说的主体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或多或少吸收了一些马克思的思想。但是这一轮社会主义的宣传并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专制政府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禁止和对“过激党”的迫害，使一度兴盛的社会主义宣传沉寂下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件。毛泽东曾作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肯定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的意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方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十月革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psi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但是十月革命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发生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多，国内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仍很少。
综上所述，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介绍的内容少，多是零碎的、片面的、肤浅的，甚至有不少误解。马克思主义只是当时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合法的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而且并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受时代和阶级局限，当时许多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却并不信仰，也不是把它作为指导思想，作为观察国家前途命运的工具。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却为中国的思想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
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特点
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马克思主义由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支涓涓细流，变成了磅礴的大潮，在中国思想界澎湃激荡。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播的途径拓宽了。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
日本仍是传播的主渠道。精通日文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陈溥贤等源源不断地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文章译介到中国。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5月至1922年1月，登载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上的译自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文章即有8篇之多。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许多内容也借鉴了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一书中的许多观点。
与五四前的传播不同的是，除东方的日本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渠道和俄国渠道。
西欧渠道主要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赴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担任媒介。他们当中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出版的《少年》、《赤光》杂志上登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通过向国内报刊发通讯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旅欧期间在天津《益世报》、《新民益报》发表的100余篇通讯中，就有一部分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蔡和森在同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党的学说。此外，1920至1922年间翻译出版的4本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有3本是直接由西文翻译的，一本是以日文本为主，参照英文本翻译的，说明自西方渠道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了。
俄国渠道开辟较晚，主要原因是缺少传播的媒介。十月革命前，在旅俄华人中，多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国做工的华工，鲜有去俄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旅俄华工大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低下，本身接触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限。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参加了俄国共产党，办《华工报》、《共产主义旬刊》、《震东报》，在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很难担负向中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先向国内传递消息的是一些报纸的驻俄罗斯记者。报刊连篇累牍的报导，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关注。青年学生中响起了“以俄为师”，“到俄国去”的呼声。由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所举办的外国语学校送到苏俄的刘少奇、弼时、肖劲光等人，由旅欧留学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聂荣臻、王若飞、刘伯坚、李卓然等人以及从不同的渠道到俄国学习和工作的瞿秋白、王淮舟、张西曼等人，在列宁主义的故乡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四运动到1923年底，国内报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300余篇文章中，有40余篇是译自俄文的，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了。
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五四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其中相当数量的刊物以介绍新思潮、改造社会为己任。在新思潮的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
当时中国的三大报纸——《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改良派进步党的机关报《晨报》副刊在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增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译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今译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新共产党宣言》(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原著和文献，以及当时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名家考茨基、幸德秋水等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则在1919年6月16日推出《觉悟》副刊，译载了《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列宁的《从战争到和平》等文章，发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李汉俊等的文章，报道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情况。这些报纸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办的，其内容芜杂，但由于发行量大，覆盖面广，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各地办的《星期评论》、《中华新报》、《国民》、《曙光》、《东方杂志》、《广东群报》、《今日》等报刊也登载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文，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五四运动以后，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刊物，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如1919年5月(实际出版时间为9月)李大钊将其任执行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集中登载了一系列介绍和讨论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其中就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新青年》自第八卷一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公开理论刊物，至1922年7月第9卷6号休刊的近一年时间里，刊载了较多马克思、列宁著作的译文以及共产党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列宁生平、基本理论观点及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论战的文章。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列宁著作，重视报导中国劳工问题，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这时期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自1920年11月创刊至停刊，前后只有8个月，共出了7期。时间不长，期数不多，但在共产党人李达的主持下，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清除无政府主义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为建党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出版的《向导》周报和《前锋》亦是与《共产党》性质相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此外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党组织还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启发工人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除办刊物外，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在成立通告中，明确说明办社的目的是为满足新主义新学说研究者的需要，“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思潮的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谋图精神上的团结。”(19)为此计划在两年内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以及其他相关图书9种。从计划中所列的书目可以看出，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印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
五四运动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零星的，内容既少，又不准确。绝大部分是转译自日本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极少，而且都是一些片断。列宁主义还基本没有介绍。五四运动后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变。
马克思主义能否广泛传播，并成为指导思想，重要的环节是要大量引进经典作家的著作，并将其翻译出版，提供思想材料。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原著的引进和翻译出版受到重视，并且初见成效。在原著的引进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专门成立了亢慕义斋，从不同途径搜集了几十种英、德、日、法、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些原版的著作对中国先进分子准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常有用的。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该书的出版反响强烈，首印一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同年9月第二次印刷，到1926年5月就已经印了17版，可见传播之广。之后，上海群益书社伊文斯图书公司1920年8月出版了恩格斯著、郑次川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20)人民出版社1921年12月出版马克思著、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21)1922年1月出版列宁著《共产党礼拜六》；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出版马克思著、李季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22)总的来看全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列宁著作单行本数量尚不多。大量的是登载在报刊杂志上的对马克思、列宁重要著作内容的摘译。涉及的马克思、列宁原著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第一、三卷中关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的若干段落和第一版序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三章《论权威》；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俄罗斯的新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国家与革命》等。从传入的内容看，比五四运动前丰富得多。
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国先进分子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已传入中国，并被接受。
首先，唯物史观得到了普遍认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以下4个观点：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中，着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经济基础“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的社会组织非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23)二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24)要改造社会“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25)三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开头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广泛引用，认为它“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6)马克思主义者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中国现实，肯定中国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认为“阶级斗争实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方便法门”，(27)“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28)四是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远古至近代的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因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农(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9)唯物史观的传播，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提供了科学依据，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为建立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第二，接受了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一理论，并通俗地进行宣传。李大钊把剩余价值称作“余值”。即“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就是对工人一文不值的工力，即“余工”，也即是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从而揭露了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兴衰中的作用的理论，认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30)
第三，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资本私有、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生产过剩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直至“必然崩溃”这一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因此认定“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31)二是接受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镇压被推翻的阶级的反抗、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创造向更高的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条件所必须采用的新的国家形式。是否接受这个理论，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一理论，认识到“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32)“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33)“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34)三是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无产阶级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党必须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必须有明确的纲领和策略等思想；接受了列宁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有组织的部队、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思想，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四种利器即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中，党是首要的。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是“神经中枢”。(35)中国革命要成功，“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党应当“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36)他们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37)在组织上赞同第三国际所属各党派实行的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原则，“厉行中央集权制”。(38)
从上述传播的内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主要的理论观点、与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解放以至实现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列宁的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民族殖民地学说都还没有传入中国。已传入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这个特殊国家的革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有很大的局限性。理论准备的不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出现大曲折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先进分子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选择社会主义，建立共产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特殊意义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前后大不相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中显现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呈现的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国内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国家的衰败、资产阶级政党欲改造中国而无能为力的现实，都使先进的中国人更多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救中国的真理。但是上述因素并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出现的，它早已存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能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的关系。笔者认为五四运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影响。
一是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强权、专制、侵略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本性，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1918年11月，历时5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集团的成员，作为战胜的一方，在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同时，期望中国的国际地位能得到改善，被帝国主义国家攫取的权益能够归还。于是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当要求，但均遭到拒绝。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本应直接归还中国，但是和会却接受日本的提议，将其无条件让与日本。深重的民族危机凸显了救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39)这促进了中国先进分子由爱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对西方民主大失所望，进而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积极寻找新的救国良方。
二是五四运动中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引起先进分子的关注和向往。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处境极端困难。中国人得到的苏俄的消息有不少是负面的。经过了两年的奋斗，苏俄政权得到巩固，秩序得到恢复，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特别是1919年7月，苏俄发布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种政策与帝国主义的掠夺压迫形成的强烈对比，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兴趣大增，自然对苏俄奉行的主义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而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救中国的良方。
三是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促进了世界革命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与主张改良的第二国际完全不同的革命的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成立时，正当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出现高潮。但是这场涉及了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失败了。而东方的革命运动正在兴起，中国的五四运动、韩国的三一运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渡过了“社会主义的严冬时期”后的再次高涨，都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特别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后，共产国际“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40)其革命战略开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希望借鉴苏俄一国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首先胜利的经验，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打开缺口，使之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配合，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为此，俄共于1920年4月正式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推进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稍后，1920年8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提纲》，确定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争取占世界人口70％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参加反帝斗争，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设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和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有组织地在中国开展工作。
四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改造旧世界的物质力量，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中国工人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全国产业工人约有288.5万人。(41)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却经历了近80年的历程。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除进行自发的经济斗争外，也曾参加过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包括参加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参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其他抗清斗争；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在斗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是反帝反封建的生力军。但是，工人阶级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革命斗争的，只是农民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积极支持学生斗争，而且在运动的关键阶段，于6月5日由上海工人阶级发起，进行了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大罢工，成为“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中的主力军，对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第一次显示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有组织的力量。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实行的阶级基础，极大地鼓舞了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看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夺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进而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从而坚定了信念，增强了信心。
五是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五四运动是一场全新的革命运动。它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姿态，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新的革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际需要催生了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被冷落，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纷至沓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流派都在中国思想的橱窗里展示出来。正在寻找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的先进分子，广泛地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各种实验，在实践中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来源广泛，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以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张闻天为代表的五四运动中的骨干；有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为代表的老同盟会员；也有以李达、李汉俊、杨匏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和恽代英、赵世炎、何孟雄、张太雷、俞秀松、彭湃、罗章龙、张国焘等其他先进青年。他们思想转变的环境和途径是不同的，有各自的思想轨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在五四运动后至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事实说明了五四运动对他们思想转变的影响是巨大的。
注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本书共10章，前4章于1889年2-5月刊载在广学会办的刊物《万国公报》第121-124期上。
③李提摩太译，蔡尔康笔述：《大同学》，上海广学会1899年版，第40页。
④李提摩太译，蔡尔康笔述：《大同学》第1、3章，载《万国公报》第121、123期，1899年2月、4月。
⑤村上知至著，罗大维译：《社会主义》，广智书局1903年版。
⑥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广智书局1903年版。
⑦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社译：《社会主义神髓》，《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版。
⑧《敬告中国之民》，《大陆报》，第6期。
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9月15日。
⑩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
(1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社1904年版。
(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1890-191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
(1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191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14)此文为其所著《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的第一个传记。
(15)《民报》第5号，1906年6月26日。
(16)《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17)分别见《天义报》第13、14卷；第15卷；16-19四册合刊，1908年春。
(18)申叔：《〈共产党宣言〉序》，《天义报》第16-19四册合刊，1908年春。
(19)《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
(20)摘译自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3节。
(21)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22)即马克思的《工资、价格与利润》。
(23)《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24)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页。
(25)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
(26)《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5月、11月。
(27)《劳动节祝词》，《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
(28)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29)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30)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
(31)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32)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33)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34)《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上，第28-29页。
(35)《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第24页。
(36)《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上，第33、34页。
(37)《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页。
(38)《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
(39)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40)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4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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