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人物原型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莫言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这肯定会使中国读者、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惊讶，但是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当中，就有“他是一个杰出的写实主义者”①这样的评语；莫言的大哥也说：“他的作品不管怎么‘现代’、如何‘魔幻’，在我看来都是再现实不过的东西”②；莫言自述：“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认为还是‘现实主义’大旗下一名小喽啰(‘现实主义’将官们不接受我是他们的事)”③。莫言坦言受过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但他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还是同我们的“文学常识”相悖。其实，程光炜在《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即使用80年代中期特定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批评术语也是无法完全阐释莫言的整个文学创作的。④如果想要“回到文学的‘历史’之中”，那就无法绕过莫言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家族、故乡和童年，因为莫言始终是“用写作发现故乡返回故乡超越故乡”⑤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小说表演的平台，很多故事都限定在高密东北乡的范围之内。”⑥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来写，其中不但有‘我爷爷’、‘我奶奶’、‘父亲’、‘母亲’、‘小姑’，而且有时竟将真人姓名写进作品中去，如《红高粱》中的曹梦九、王文义；《筑路》中的来书；《草鞋窨子》中的于大身、枯链子张球。”⑦因此，通过考证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就成为“回到文学的‘历史’之中”的一种途径，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通过材料梳理(主要是莫言自己的创作谈、演讲、散文等)和文学细读来考证莫言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尝试一种“历史化”的莫言研究，并以此来探讨莫言写作的“历史语境”，而这个“历史语境”才是莫言写作的原点、基础和根本。 一 家族 莫言的家族是在民国时迁到“高密东北乡”的，“我们家原先住在离县城很近的一个地方，叫管家灵芝，我想可能应叫‘灵址’，或者叫‘陵址’”⑧。管家灵芝位于高密县城东北部，邻近的还有夏家灵芝、西李家灵芝、东李家灵芝等。家族最早是兄弟两人，经过几十年生息繁衍，老大家族的人住在前街，老二家族的人住在后街，但是两家人相互争斗得厉害，莫言的老爷爷就是因为和前街的本家打官司输了，被迫卖房子、卖地赔偿，不得不带着家人离开高密县城，迁往高密东北乡的。“在我老爷爷那个年代，民国初年的时候，高密东北乡很荒凉，只有几户人家。我们那个村叫三份子村，只有三户人家。三份子村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只有三户人家，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三县交界，平度、胶县、高密三县交界，三不管地带”⑨，平度县在高密县北面，胶县在东南。因为高密东北乡人口稀少，所以吸引了很多破产者和流民迁入；又因为是三不管地带，治安很差，所以土匪横行。“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农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莫言降生在山东省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一户农民家中。”⑩河崖镇是共和国的建制，民国时尚无，河崖镇在管家灵芝东北，平安庄在河崖镇东北，大栏村北邻平安庄，“大栏，就是以前放牧牛羊的地方，放一天把羊圈起来，用栏杆。还有一个地方叫小栏，也是圈羊圈牛的地方。旁边一个村叫王家屋子，最早来了一个姓王的人家，搭了一个草棚子，到了夏天割草啊，下来捉鸟、打鱼的地方。”(11)这个王家屋子在平安庄北方，它就是《丰乳肥臀》中鸟儿韩落脚的地方。“旁边一个村叫陈家屋子，还有一个村叫天黑愁，这个村一到天黑就发愁，土匪就来骚扰。还有一个地方叫沙口子，可能就是胶河决口的时候往外面流沙子。”陈家屋子在平安庄西南方，沙口子村东临平安庄。胶河横穿平安庄、沙口子村，在它们东面坐落着胶河农场，当年下放此处的“右派”在莫言的《丰乳肥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都有过精彩的表演。 莫言的老爷爷叫管锦城，字千里，号蜀官。他有三个儿子，莫言的爷爷是行二。大爷爷叫管遵仁，字居安，又字嵩山。爷爷叫管遵义(1895-1978)，字居正，又字嵩峰。三爷爷叫管遵礼。“后来他们弟兄三个也分家了，大概日本人来那会儿。我们家族是大排行，我父亲是老大，我大爷爷那个儿子是老二，我五叔是我父亲的亲兄弟，我三叔、四叔、六叔是我三爷爷的孩子”(12)。莫言的爷爷还有一个女儿，是大姑；三爷爷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二姑；大爷爷还有一个女儿，是莫言的小姑。大爷爷“他儿子1947年时在青岛读书，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啊。他的女儿，我们的小姑姑继承了他的医术，当医生”(13)。莫言将这段经历演化成为《蛙》中的情节，即驾机叛逃台湾的王小倜和作为赤脚医生的“我姑姑”。在1971年莫言的奶奶去世之前，莫言的父亲和五叔还没有分家，莫言的大哥叫管谟贤，二哥叫管谟欣，莫言叫管谟业，小名社斗；五叔家有一女三子，莫言唯一一张童年照片正是和这位堂姐一起照的。 莫言的大爷爷40多岁才学中医，几年之后竟远近闻名。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政府考虑到他的医术，竟然赦免了他，而且也不强制他下地劳动，依然允许他坐馆行医。他就是《红蝗》中“四老爷”的原型，在《球状闪电》中，“那位银须飘然的老中医，就是按照我大爷爷形象写的。”(14)“我大爷爷是喝酒的专家，许多关于酒类的知识，我都是从他那里得知的。”(15)他告诉莫言，民国时高密东北乡酒风特盛，只有三十户的村子里就有“总记”和“聚元”两座高粱酒坊，这些直接被写进了《酒国》当中，也幻化成为《红高粱家族》中的单家酒坊。“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闻名乡里的风流事。”(16)“我三爷爷，人称管三，游手好闲呀，什么活儿都不干。”“他贪玩，不务正业，村子里都没枪的时候，他就偷偷把我们三家共有的一头骡子卖了，换了一支西班牙造的水连珠，很好的枪。游击队的很多人经常找他玩，一起喝酒赌钱。”(17)后来一个土匪用勃朗宁手枪向他炫耀，他嘲笑那是“女人的玩具”，让对方给自己一枪，结果子弹留在腹中，四十几天后因伤口发炎死去。莫言将这两位爷爷的经历进行整合、虚构，创造了《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余占鳌这一典型人物。当时高密东北乡势力最大的土匪分别是冷部、高营和姜部。高营营长叫高云生，旗下有二十辆德国造的飞人牌自行车。姜黎川部有20匹骏马，冷关荣部有十几支机关枪。这些情节也被莫言化用在《丰乳肥臀》中，即抗战胜利后司马库荣归故时旗下的部队。“莫言笔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是不是高仁生我不是很清楚，但冷麻子是冷关荣这个土匪是无疑的”(18)，更重要的是《红高粱》中的伏击日军车队并非莫言虚构，而是历史事实，“伏击战由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和联合农民武装高仁生大队及冷关荣大队实施的”(19)，他们于1938年3月15日在孙家口进行伏击，击毙了包括从平型关大捷中逃生的中岗弥高中将在内的39名敌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这些战利品被国民政府送到安徽蚌埠进行展览。日军不久后进行报复，因为路被指错，他们去了公婆庙，屠杀了一百多名无辜百姓。 莫言的奶奶姓戴，没有大名，人们称呼她为管戴氏。“尽管《红高粱》里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却远没有九儿那般泼辣风流，也没有《老枪》里的奶奶那般杀伐决断。我们的奶奶是一位极普通的老式家庭妇女”(20)。小说中“我奶奶”的爹为了对方的一头骡子、强迫“我奶奶”嫁给一个麻风病人的情节是莫言家族的真事。三爷爷死去后，大爷爷做主给二姑姑订了一门亲事，大爷爷明明知道对方是麻风病人，但是看见这家有“一匹大驴，一头大牛，一辆大车，还有几亩好地，明摆着的好日子”，还是不顾家人们的反对订了婚，结果二姑姑婚姻不幸，四十多岁就死去了。“《红高粱》里‘我奶奶’也是嫁给一个麻风病人，是从这个故事原型里边来的。后来我还写过一个中篇，叫《二姑随后就到》，里边也有这个姑姑的影子。”(21)小说《奇死》中“二奶奶”的原型是莫言的三奶奶，“有一年，日本人来了以后，没来得及跑，我三奶奶刚生完她的小女儿，就看到一个日本兵裸露着生殖器，对着她走过来。吓得仰面跌倒了，然后就得了妇女病，产后血崩，也是四十多天不吃不喝。”(22)躺在床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声，彻夜不息”，后来请人做了法事，才平息。这些都被莫言写进了小说。还有《天堂蒜薹之歌》中方家四叔遭遇车祸，所有细节都是以莫言的四叔为原型。通过考证发现，莫言的小说写作，尤其是他所虚构的家族历史叙事，都是以自己家族的事实为情节本事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以家族长辈为原型的，而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细节、场景也都是根据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写的。即使其他一些非家族历史叙事的小说，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里面的人物和细节也都是有原型的。 二 爷爷 “我们的爷爷既没有《秋水》、《红高粱》里的‘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韵事。我们的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庶几近之。”(23)莫言的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凭借自己的劳动积攒了一点家业，“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24)，在土改时，被划为富裕中农，村中一些因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而破产的农民却被划成贫农，政治身份的确定改变了莫言家族的命运。在莫言兄弟们的记忆中，“爷爷一生乐善好施”，“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又经常接济穷亲戚、穷朋友，日子也总是富不起来。”(25)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加速，农民们纷纷入社，但是爷爷坚决不入，村干部来软磨硬泡，莫言的父亲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于是，爷爷无奈与公社达成妥协：入社但是不干活。那时荒地还很多，爷爷就自己开了几亩荒地，结果秋收每亩打出的麦子比公社的还多，这当然是违反政策的，公社干部打算开批斗会游街，后由于五叔的说情作罢，但是没收了土地。之后爷爷割草、做木活儿，也赚了一些钱，但就是不给公社干活儿。他有自己的理由：“亲兄弟如果不分家，这个家庭也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积极性的。每人都有私心”，“何况是张、王、李、杜，百家姓的人捏到一块去，怎么可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绝对不可能。”(26)莫言记忆中的爷爷是慈祥的。莫言读完小学五年级后，因为政治身份是中农，无法上小学，于是成为了公社最小的社员。由于未成年，所以被分配去放羊，每天3个工分，这是他孤独童年的开始。十二岁时在桥梁工地当小工，给铁匠拉风箱，旁边就是一片萝卜地，这段经历就演化为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当时因为饥饿，他在偷萝卜时被抓住，于是在工地上，当着两百多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回家后被父母得知，遭遇一顿毒打，而这毒打的经过几乎被“实录”进小说《枯河》里。“当父亲用沾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愤愤地说：‘不就是拔了个鸟操的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27)又过了两三年，莫言终于加入成年人的行列，因为第一次割麦子不熟练，遭到了其他社员的冷嘲热讽，结果从没为公社干过一天活儿的爷爷破例来割麦子，以此来教训那些欺侮莫言的人。莫言多次描写了爷爷割麦子的动作： 当时种的时候是一墩一墩的，所以割麦子的技巧很讲究，割歘把，就是镰到手到，如果你想用手先揽住麦子再用镰刀割的话，那速度就慢了。镰刀向麦子根伸过去，手同时向麦穗脖颈处伸过去，镰刀把麦子割断的时候，手也把麦子抓住了。抓住以后，技术差的人就把割下来的麦子夹到两腿之间，然后再腾出手来抓另外一把。年龄再老一点的就蹲着，一条腿支着屁股，一条腿往前移动，割下一把就放在一条腿缝里边夹着。我爷爷这种高手呢，就用手攒着，割这把麦子的时候同时把麦腰子打好，割的同时就把麦子揽起来了，割到半个麦子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拢，紧接着用镰刀把那个地方一绾，就是一个完整的麦个子。我们割麦子要换上最破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把袖口、裤腿扎起来，我爷爷看了就冷笑，他割麦子的时候，穿着很板的白褂子，用手挽一下袖子，人家身上根本没有灰尘的，看他割麦子真是一种享受。(28) 从莫言描述爷爷割麦子的动作细节来看，莫言也是熟悉农活儿的，他也曾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讲故事看戏就是农民们最常见也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娱乐方式，和大爷爷一样，莫言的爷爷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爷爷才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八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29)这些民间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背后的民间伦理、文学观念(历史即传说)等对莫言影响很大。他还戏称，并不是因为马尔克斯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奶奶，他才杜撰出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 比爷爷还顽固的是“邻村有一个姓孟的单干户，死不入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不入社”(30)，头上还留着小辫子，显出一种顽固不化的样子。为了显示与人民公社的“水火不容”，凡是人民公社所使用的工具，他全不用：公社用胶皮轱辘的马车，他却用木轮车，“木轮车一走就吱吱地响，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单干户来送肥了。”他带着小脚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很偏僻的地方开了一小块地，他们不用农药、化肥，不穿洋布、胶鞋而穿土布；不点煤油灯，点豆油灯，“他就是对这个社会极端地抵触，家里很贫穷，是贫雇农，你也不能怎么着他，出身好，要是地主早给打死了。”他是高密县唯一一个单干户，县里还做过专门的研究，打算采取强制措施，还专门请示了省委农村工作部，但是这个姓孟的单干户就是以“人社自愿，退社自由”为理由，坚决不入社。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立刻被批斗，“脖子上挂砖头，身上抹大粪，招来的苍蝇，把身体都遮没了。”当晚他就自杀了，妻子郁郁而终，两个儿子入了社。 由于身世之感莫言写下了《生死疲劳》，正如他所说的：“写作此书用了短短的四十三天，但孕育构思此书却用了漫长的四十三年。”当莫言还是管谟业的时候，这个单干户拉着木轮车运肥的画面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中，“当管谟业成为了莫言时，他一直想把这个单干户的事迹写成一部书”，于是，莫言将自己爷爷和这个姓孟的单干户糅合成一个典型人物——蓝脸，他将蓝脸塑造成“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31)。莫言将二者对土地私有的感情升华为对土地的留恋，将顽固的对抗转化为对命运的抗争，尤其当蓝脸说出“只有当土地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32)时，他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农民了，而是化身为争取自由的斗士。正是由于莫言有着长期而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尤其是将自己的爷爷作为蓝脸的原型之一，所以才能较为“真实”地将争取自由、抗争命运这样的思想嫁接在蓝脸这个传统农民身上，于是，这个人物也成为《生死疲劳》整部小说中写得最动人的人物形象。 三 母亲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好的长篇小说，他对这部小说也最为重视，“《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33)“这是我投入感情最多、展示的社会生活面最为广阔、塑造的人物最富有象征意义的一本书。”(34)“尤其《丰乳肥臀》里的母亲形象，倾注了我全部的感情。”(35)莫言之所以对《丰乳肥臀》倾注了这么多的感情是因为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的原型正是莫言的母亲。 莫言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深，他在回忆童年的文字中，除了令人绝望的饥饿、孤独、恐惧之外，唯一一丝令他感到温暖的就是母爱。他不仅用《丰乳肥臀》这部巨著来纪念母亲，而且在2012年12月瑞典学院的演讲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回忆母亲的点点滴滴。莫言说：“我想困扰了我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36)母亲一生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但只有四个活了下来，小说中上官鲁氏一生也生育了八个孩子，最后一胎是龙凤胎。“我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后来这对双胞胎死了，家里的人都很平静，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泣。”(37)这段经历被莫言直接写进小说，频繁的生育和艰苦的生活让女人变得麻木，她们仅仅被作为生育机器和劳动机器。当时莫言家族尚未分家，爷爷奶奶健在，他们和五叔一家住在一起，母亲除了下地劳动，还要负责全家人的起居饮食，为了维持家庭和睦，受了很多的委屈。莫言从小饭量大，每次吃饭先吃完自己的，然后再吃掉母亲自己那份，但还是饿，于是就抢夺堂姐的食物，引来了婶婶的怨恨。为此，母亲经常要向婶婶道歉，莫言虽然觉得羞愧，但是每次吃饭还是如此。“我经常回忆起母亲把食物让给我而她自己吃野菜的情景。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田野里去挖野菜，那时连好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母亲把地上的野菜拔起来往嘴里塞，她一边咀嚼一边流眼泪。绿色的汁液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流淌，我感到我的母亲就像一头饥饿的牛。”(38)母亲一生被各种疾病缠身，当莫言稍稍懂事时，担心母亲寻短见，每次劳动归来，就喊一声母亲，听到了母亲的应答才放心。有一次没有听到母亲的应答，他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便坐在院子里放声大哭。后来母亲回到家里看到这一幕，虽然不满莫言的懦弱，但是也体会到儿子的良苦用心。“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39)母亲绝对不是苟活，而是在苦难的岁月里默默地支撑着整个家庭，她在与生育、饥饿、疾病的抗争中显示出人性的伟大光辉。正是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之下，《丰乳肥臀》中母亲告诫上官金童的一席话才显示出人性的关怀与宗教的博大——“金童，还是那句老话，越是苦，越要咬着牙活下去，马洛亚牧师说，厚厚一本《圣经》，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个。”(40) 《丰乳肥臀》中最令笔者感到震撼的描写是母亲推磨、偷粮食一段，当年激烈抨击《丰乳肥臀》的人就指出这是莫言的胡编乱造，但是莫言坚持这是事实。大哥的叙述也佐证了这一点：“母亲干得最苦、最重的活是推磨，那也是困难时期，村里还吃食堂，母亲为了几斤麸皮，去给食堂推磨。那时牲口都饿死了，只好用人推。母亲瘦得体重不足70斤，和大娘婶子们合伙，两人一帮推，推着推着就晕倒在磨道里，抓一把生粮食吃了再推，生粮食也不敢多吃，磨却要推下去。一天下来腿肿得好粗，人都走不动了，这一情景，莫言也写过一篇小说，题为《石磨》，但那毕竟是小说，很有些浪漫和诗意了。”(41)在《石磨》中，推磨只是背景而且丝毫没有苦难的表现，这篇孙犁风格的小说主题是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但是在《丰乳肥臀》中，这段经历却写得具有血腥气： 他叫了一声娘，委屈的泪水汹涌地流了出来。母亲似乎吃了一惊，但却没说话。她用手捂着嘴巴，跑到杏树下那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边，扑地跪下，双手扶住盆沿，脖子抻直，嘴巴张开，哇哇地呕吐着，一股很干燥的豌豆，哗啦啦地倾泻到木盆里，砸出了一盆扑扑簌簌的水声。她歇了几分钟，抬起头，用满是眼泪的眼睛，看着儿子，说了半句含混不清的话，立即又垂下头去呕吐。后来吐出的豌豆与黏稠的胃液混在一起，一团一团地往木盆里跌落。终于吐完了，她把手伸进盆里，从水中抄起那些豌豆一看，脸上显出满意的神情。这时她才走到儿子身边，把儿子高大软弱的身体抱住了。(42) 母亲与儿子分别一年多，当看见儿子的一瞬间本来应该充满了惊喜、然后与儿子好好叙叙旧，但是装在胃里的豌豆需要立刻吐出来，于是母亲只能忽视儿子的存在跑到木盆边上呕吐。这样的呕吐会非常难受，但是母亲却“显出满意的神情”，因为她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家庭一天所需的粮食。也只有当母亲完成了这个任务时，她才想起来要去拥抱自己的儿子。之后母亲还告诉金童，刚开始呕吐需要用筷子搅喉咙，后来形成了习惯，一低头就倒了出来，母亲的胃已经变成装粮食的袋子了。而且怕事情败露，母亲不敢动烟火，只能将吐出来的豌豆洗干净，捣成碎面，用凉水调和成糊状。莫言仅仅用简单的白描和对话就把这一触目惊心的场景写了出来，非常震撼。 莫言说，在《丰乳肥臀》中他着力塑造了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上官金童，一个严重的恋乳症“患者”。他十分得意于上官金童这个人物，“我觉得小说的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小说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典型人物”，邓晓芒对这个人物形象的高度评价更增加了莫言的自信，他说：“就像人人的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阿Q一样，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近代的中国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我们每个人都在眷恋着一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43)莫言使用家族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从1938年日军入侵到90年代中期如此长时段的“高密东北乡”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寓言”，因此邓晓芒从上官金童的恋乳症中解读出近代中国人对“阴柔文化”的过度依恋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从原型角度来看，莫言在塑造上官金童时是对自己的一次剖析、反思和批判，是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愧疚、感恩和思念之情。小说中的母亲和上官金童是一组相互对照的人物形象，母亲愈伟大，金童愈猥琐，母亲愈坚强，金童愈懦弱。莫言说：“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比较溺爱，所以允许我吃奶吃到五岁。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残酷而无耻，我感到欠我母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虽然没有上官金童那样的高大的身躯和漂亮的相貌，也没有他那样对乳房的痴情迷恋，但我有跟他一样的怯懦性格。”(44)虽然金童的懦弱性格有特殊时代的烙印，因为政治身份属于地主汉奸，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打击，丧失了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根本上是由于母亲溺爱造成的。父亲上官喜寿性无能，母亲长期没有怀孕遭到家人的虐待，无奈之下母亲不得不利用与别人偷情来怀孕生育，甚至不惜乱伦(大姐、二姐是母亲与从小养育她的姑父所生)，母亲所生育的八个孩子都不是上官家的。于是，“母亲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女人，不出嫁不行，出嫁了不生孩子不行，光生女孩也不行，要想在家庭中取得地位，必须生儿子”(45)。就在母亲对生活绝望、打算自杀的时候，瑞典籍的马洛亚神父拯救了她，马洛亚神父之于母亲既是真心的爱人又是宗教的皈依，终于她生下了她与马洛亚爱情的结晶——双胞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至此，母亲才稍稍缓解了在上官家非人的处境。母亲在金童8岁时强制断了他的奶，但是经过金童跳河自杀的“抗争”后，母亲彻底放弃了。金童反而利用母亲对他的溺爱变本加厉地压榨母亲，以至于40多岁还要依靠年迈的母亲捡破烂来养活他。最后他甚至装疯卖傻、自甘堕落，一次次地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嗜好。莫言之所以能把这两个人物写得如此动人，正是因为他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并且真诚地剖析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对母亲的伟大的歌颂与对金童的猥琐的批判是建立在莫言对母亲的愧疚之情的基础上的。 四 结语 通过对莫言小说人物原型的考证后发现，莫言小说是具有很强的写实成分的，这更加凸显了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莫言的批评术语的有效性问题。莫言的确受到马尔克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仅仅用“魔幻现实主义”是无法全面概括莫言的小说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显然就不“魔幻”；即使通常被认为是很“魔幻”的《透明的红萝卜》，程光炜也在其中解读出“1970年代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46)。也就是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仅仅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远远不是全部，而且莫言在2000年以后转向“民间”，因此在阐释莫言整个小说创作时需要找到莫言的“历史语境”。“在我看来，历史语境指的是一个人生存年代的总体环境，它广义上指社会制度、经济环境与本民族历史传统的交汇整合，狭义上指研究者鉴于自身精神结构和知识结构而形成的个人经验，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方法和观察习惯。而在其中，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一重要事件、家庭背景和自身经历势必会影响他对上述复杂信息的吸收、筛选和选择，决定着他对某种知识结构的结合，才是这个人所认为的历史语境。”(47)我们可以把程光炜的这个概念借用来观察莫言，通过考证莫言小说的人物原型发现，莫言的“历史语境”就是50—70年代高密的农村生活，这才是莫言文学写作的根本，既是他的写作素材，又是他的文学观念和看待历史的角度。 上述人物原型的考证已经证明了故乡、家族和农村生活经验是莫言最主要的创作素材，无论是虚构的家族历史叙事、化用道听途说来的传奇故事，还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莫言都必须把故事放置在他所熟悉的故乡、家族、邻里之中来表现，比较典型的是《天堂蒜薹之歌》。小说中所写蒜民冲击县政府是真实事件，发生在山东省苍山县。莫言根本没去苍山县进行调查，仅仅读了《大众日报》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后就奋笔疾书，花了三十三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小说。他的秘诀是：“我把这个事件移植到我所熟悉的乡村里来，把我的叔叔、大爷、我的乡亲们，放到小说里来描写。”(48)凡是莫言成功的小说都是写他所熟悉的农村经验和亲戚邻居的。上文已经提及民间故事、传说对莫言的影响，它们不仅仅是组成小说的具体情节，而且深深影响到莫言的历史观、文学观。莫言儿时在听故事和自己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同一个故事被不同人讲述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加工，由此他发现了虚构的秘密：民间故事就是传奇化的历史，而所谓“正史”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传奇化虚构。“由此推想，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都是被史学家、文学家和老百姓大大地夸饰过的，都是有爱有憎或是爱憎分明的产物。我们与其说是读史，还不如说是在读传奇；我们读《史记》，何尝不是在读司马迁的心灵史。”(49)这是莫言的历史观、文学观，他通过虚构的家族历史来展现高密东北乡的历史、百年中国农民的苦难史，而且他始终是从个人的角度、民间的角度、传奇的角度来看待、书写这一百年的历史的。民间传奇不仅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组织叙事的方式，这才能解释莫言为何在2000年后选择所谓“转向民间”、“大踏步撤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莫言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决定了他看待这段历史的情感态度，或者说决定了他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战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乡亲，那些凶狠奸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50)正因为莫言年轻时是如此痛恨农村和土地，所以对这段农村历史的书写总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以至于他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帽子”。莫言一直在强调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51)，“你可以说我是历史唯心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革命过程中一个片面、局部的现象，没看到整体性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小说家他不应该去考虑整体和片面的关系，哪个地方最让他痛苦，就应该写哪个地方”(52)。最让莫言痛苦的地方恰恰就是50—70年代的农村生活，他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段历史部分的真实。 2014年9月23日 第一稿第一校 ①钟宜霖：《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颁奖典礼授奖词》，转引自叶开《莫言的文学共和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 ②⑦(18)(20)(23)(25)(29)(41)《莫言研究三十年(上)》，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8、45、20、19、19、19、22页。 ③莫言：《说吧，莫言(下)——散文随笔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④程光炜：《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⑤⑧⑨(11)(12)(13)(17)(21)(22)(26)(28)(30)(33)(34)(43)(52)莫言：《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69、69、75、74、75、77、75、68、62、59、159、248、52、156页。 ⑥(24)(31)(35)(36)(37)(38)(39)(44)(48)(51)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141、308、128、30、31、31、193、32、210、33页。 ⑩李桂玲：《莫言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14)(27)(50)莫言：《说吧，莫言(上)——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06、298页。 (15)(16)(49)莫言：《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31页。 (19)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 (32)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 (40)(42)(45)莫言：《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443、594页。 (46)程光炜：《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47)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标签：莫言论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天堂蒜薹之歌论文; 红高粱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丰乳肥臀论文; 父亲论文; 高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