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世纪的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亚欧论文,伙伴关系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3月在曼谷召开的首届亚欧首脑会议是亚欧关系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它是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建立的标志。继此之后，两年一度的亚欧首脑会议先后在伦敦和汉城顺利举行，有效推动世纪之交亚欧平等伙伴合作的全面而稳步的发展。
一
历史上的亚欧友好关系曾经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早在邈远的古代，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亚欧之间就已存在稀疏而平等的交往。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殖民扩张，亚欧关系日趋密切，逐渐具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性质。20世纪上半叶，东亚国家高潮的民族解放运动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欧殖民列强的削弱，逐步恢复了主权独立。
然而战后40多年里，欧洲在亚洲的殖民体系虽然解体，但亚欧之间并未建立真正的平等互利关系，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两极格局对亚欧关系的掣肘。冷战期间在美苏两极对抗格局下，西欧与东亚都不可避免地被拖进这个东西方对峙的旋涡之中。经过大战洗劫的欧洲元气大伤。美国从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出发，一方面重视西欧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对西欧实行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方面的控制，将西欧作为抗衡苏联的前哨阵地；西欧在两极体制下为寻求自身安全，也不得不把自己瘦弱的身躯藏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在发展与亚洲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时明显受到集团对抗体制的制约。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反帝反殖当作削弱西方，与美国抗衡，增强社会主义力量的手段。当中国、越南和朝鲜相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西欧把亚洲的民族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翻版，希冀以抵制共产主义来压制亚洲的民族主义。同时，在以意识形态为衡量敌友尺度的两极世界里，亚洲也有明显的分野。亚洲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因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也参与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方阵营。加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类的热战，亚洲国家不可能有协调一致的对欧政策。由此，亚欧双方无法挣脱冷战两极格局的桎梏，建立超越美苏控制的洲际联系。
另外，亚欧之间的经济差距和文化隔阂，也是导致战后40多年里亚欧关系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广大亚洲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砸碎了殖民枷锁，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获得了国家主权，但拖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残缺脆弱的经济身躯，经济底子薄、基础差，在现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在世界体系中仍属“经济殖民地”的范畴。他们无法与早已步入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国家平等交流，与西欧的政治经济联系远未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1950年东亚地区是130美元，而包括西欧在内的发达国家是2378美元，相差18倍，其中英国是5700美元，西德是3300美元；1975年东亚地区虽提高到341美元，但西欧等发达国家是5238美元，仍相差15倍。(注：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在文化上，亚洲人认为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作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奴役和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种下了亚洲各国贫困落后的根源。并且这些亚洲新兴国家在“反对各种新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对欧洲老牌殖民列强抱有极其深刻的警惕和抵制心理。而自近代以来形成的殖民心态在欧洲根深蒂固。不少欧洲人在战后仍然认为亚洲国家本是未开化的民族，是欧洲给亚洲带来了文明和福利。西欧国家的态度、观念及情感并未因亚洲国家的独立而改变，总以“欧洲价值观”来衡量和看待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发展中国家，视亚洲为落后地区而不予重视。即使在后来亚欧经贸往来有所发展时，亚欧关系中的不平等的文化因素也难以消融。欧洲仍坚持西方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方向，欧洲经常以“救世主”形象出现在亚洲各国面前，对亚洲的捐赠、经济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往往带有政治条件，从而阻碍了亚欧双方平等互利关系的建立。显然，数世纪殖民地岁月所积聚下来的偏见、歧视、冷漠甚至仇恨，相当时期内在双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中仍然随处可见，亚欧在相互认识上的分歧决定了亚欧关系的非亲容性，阻碍着亚欧两端走向平等友好合作。
二
然而东方终究要崛起。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亚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在经济上逐渐向西欧接近了。首先是日本，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在战后头10年里经济迅速恢复，1956年起经济更是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由1956年的250亿美元增长到1973年的4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0.9%，迅速超过了英法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令欧洲人既羡慕又嫉妒。其次，继日本崛起之后，东亚出现了一批以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在60、70、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2%、9.2%和8.7%，成为闻名于世的“亚洲四小龙”。随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也成长起来，70～80年代东盟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8%。其三，70年代末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1981—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东亚经济的上升，缩小了亚欧双方交手的差距，亚洲产品，尤其是日本产品大量流入欧洲市场，以日本为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成为西欧国家在亚洲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正是东亚经济的崛起，亚欧双方才具有建立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以经济为先导的亚欧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益频繁。
东亚的崛起和中国的腾飞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东亚已成为全球不容忽视的地区。这对西欧既是巨大的竞争压力，更是强大的诱惑力。早在80年代初，欧共体就与东盟签署合作协定，确定在贸易上给东盟以最惠国待遇，促进欧共体在东盟的投资，增加技术转让等。1980—1985年欧共体对东盟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73%和81%。(注：伍贻康主编：《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这标志亚欧合作有了良好开端。到90年代，亚欧合作关系明显增强，突出表现在欧盟各国纷纷出台并实施新亚洲政策，将欧洲和东亚的接近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从战略角度重视发展同亚洲及中国的关系。德国一马当先，1993年9月德国成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并于10月通过《德国对亚洲的政策纲要》；法国紧追不舍，1994年2月法国工贸部制定《在亚洲的主动行动计划》，要求三年内把法国对亚洲市场出口从占法国出口总额的7%提高到10%；英国也宣布要优先考虑亚洲的地位，在1994年后采取一系列开拓亚洲市场的措施。三国政要首脑也在1993—1994年频频出访东亚国家。即便是长期来对亚洲关注不多的北欧国家瑞典，也成立专门班子，通过经济贸易、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环境发展、地区安全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系统分析，全面研究世纪之交对亚洲的政策及其战略重点，提出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建议。(注：参见瑞典外交部：《亚洲与我们的未来——对瑞典亚洲战略的建议》，斯德哥尔摩1999年版。)此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芬兰等国也纷纷出台亚洲政策或召开亚洲问题研讨会，设立“东亚中心”，以加强与亚洲的经贸关系。
在此基础上，欧盟调整其全球战略，在立足欧洲的前提下，对外关系重点从大西洋两岸扩展到亚欧大陆两端。1994年7月13日欧盟正式宣布“东进宣言”——《走向亚洲新战略》。其内容为：加强欧盟在亚洲的存在，促进亚洲的稳定，推动亚洲贫困地区和国家的积极发展，促进亚洲的民主、法制、人权等；在经济方面，废除某些歧视性贸易和投资法规，设立开发亚洲的欧洲商业委员会、欧洲技术中心等，为欧盟企业提供咨询。继1995年3月公布《欧洲与日本：未来阶段》之后，7月5日欧盟委员会又发布《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首次把对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欧盟调整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被称为“欧洲对外关系包括亚洲和全球关系中一块基石”的战略指导文件，以经济为核心，并涉及到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社会和教育学术等多项领域。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国际格局大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东亚国家也认识到加强亚欧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3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新加坡最早提出召开亚欧会议，举行东亚与欧洲“最高层对话”的设想，获得东盟国家的赞同，泰国主动提出担当首届会议的东道国。1994年10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法国时又重申这一建议，获得欧盟的积极支持。随后，欧盟先后在两次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上通过决议，再三敦促欧盟各成员国全力促成此事。1996年3月1日—2日，欧盟15国和东亚10国(东盟7国加韩、日、中)在泰国曼谷顺利召开首届亚欧首脑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表达了发展两大洲相互间关系，推动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良好愿望；通过了加强政治对话、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蓝图，包括亚欧投资促进行动计划，成立亚欧工商论坛及专门工作小组，在泰国和新加坡分别设立亚欧环保中心和亚欧基金等。会议还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同时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和制度化联系，以在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全面的伙伴关系”。(注：参见亚欧基金会：《连接亚洲与欧洲1997—2000》，新加坡2000年版。)首届亚欧会议的成功举行理所当然地引起全球注目，获得世界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过去，东西方的碰头都在不平等的角逐场上，今天，历史上头一次，让人们看到亚洲和欧洲在平等的关系上，共同谋求繁荣和成功。”(注：许通美、李曹圆：《亚欧两洲的第三类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3月2日。)的确，曼谷会议宣告了亚欧之间一种新型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亚欧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
世纪之交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决非偶然，是多方面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世界格局的转换，全球迈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为亚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大环境。80、90年代之交以来，随着雅尔塔体制崩溃、冷战结束，各国都面临对外战略的大调整，亚欧双方由冷战时期的冷漠隔阂转变为重新审视与互相接近，而和平与发展下的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经济的相互交织与融合。对欧洲而言，走出夹缝，扫视欧洲以外的世界，深刻感到亚洲地位的上升和与亚洲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发起向亚洲的经贸攻势。对亚洲而言，结束意识形态的纷争更有利于加大经济发展力度。东亚诸国经济正由“规模型”向“效益型”升级，西欧的“屈尊”正为东亚可持续发展扩大资金和技术来源。有利的国际氛围和双方自然而然的接近，促成了亚欧关系向平等、互利、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发展。
其次，世界经济处于西欧、北美、东亚三足鼎立状态，迫切需要一种亚欧合作机制弥补东亚与西欧之间的联系空白。通过西方七国集团、经合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渠道，北美已与西欧、东亚分别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形成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和环大西洋经济合作圈。相形之下，“在欧盟与东亚之间，却没出现过同样有成规的联系。”于是填补这一缺陷、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愈来愈突出。当亚太地区日夜被视为新世纪世界经济梯度增长中心时，欧盟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却远远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显然美日已从东亚经济发展中捞取了大量机会和实利，并试图垄断亚洲市场，欧盟有被美国排斥在亚洲之外的危险。为此，“欧盟视这次聚会为进军亚洲市场，与美国抗衡的良机”(注：《亚欧共谱协奏曲》，《亚洲周刊》1996年3月10日。)。不仅欧盟要扭转这一不利状况，而且东盟、韩国和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也期望在美日之外，扩大经济合作范围，通过增强与欧盟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打入欧洲市场，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亚欧双方加强合作交往的共识有力地促进了亚欧新型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建立。
再者，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缩小了双边经济差距，东亚和西欧经济互补日益增强，东亚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西欧资金技术优势拉动了亚欧两端的合作依存。进入90年代，东亚地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东亚11国的GDP总值由1980年33000亿美元上升至1993年的58600亿美元，接近欧盟12国61000亿美元的数值。与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相反，处于调整中的欧盟经济呈现结构性经济危机，产品成本偏高，市场疲软，财政赤字和国债超出警戒线，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回升乏力。为此，欧盟需要扩大出口、增加对外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东亚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投资环境改善，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容量巨大，投资收益丰厚，自然成为欧盟积极扩大海外市场的重点目标。西欧与东亚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扩大，经济互补性的增强，经济利益的趋同，显然为欧亚合作的发展提供最强劲的动力。
另外，国际多极化发展趋势，增强了亚洲和欧洲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亚欧会议有利于欧盟和东亚国家在战略上抗衡美国霸权。东盟率先提出召开亚欧会议建议，反映了由小国组成的地区性组织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在多极化世界中作用的上升。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谋求与美平起平坐，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力图成为世界一极。欧盟意识到亚洲不仅是欧盟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场所，也是欧盟发挥一极角色的政治舞台。西欧和东亚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通过发展密切的洲际伙伴关系，欲以改变亚欧关系薄弱这一现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倚重，以抗衡美国的影响，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努力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如日本舆论所指出：“迄今主要的国际会议和磋商都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但这次亚欧会议‘撇开了美国’。如果亚洲和欧洲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亚欧会议就将宣告面向21世纪包括美国在内的三极新的权力竞争的到来。”(注：《亚欧会议将拉开建立“撇开美国”的新秩序的序幕》，日本《东京新闻》1996年2月28日。)
最后是文化观念的变化。一种既谋求主体性、独立性、平等性，又体现协调性、开放性的“亚洲主义”意识正在东亚地区形成，而欧洲则正在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的传统思维，以平等、友好姿态处理亚欧关系。亚洲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对外开放，吸收欧洲文明中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先进东西，使自身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不断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同时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东亚文明创造了举世惊讶的“东亚模式”，也使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受到动摇。欧洲有识人士认识到，东亚文明具有聪颖、勤劳、节俭和奋发进取的特质，东亚的崛起表明亚洲文明也有值得欧洲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亚欧会议召开前曾强调，希望欧洲各国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亚洲，现在已到了双方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候了。(注：新华社新加坡1994年10月14日电。)欧盟越来越注意在与亚洲的交往中克服传统的傲慢与偏见，把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次要地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接近东亚国家。亚欧双方努力认识、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寻找两种文明之间的共通性和交汇点，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显而易见，这是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得以建立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基础。
四
曼谷会议之后，虽然在东亚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依然于1998年4月3日在伦敦举行。合作缓解东亚金融危机自然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同时亚欧各国首脑们还就推进亚欧经贸技术合作及政治对话进行了建设性磋商。2000年10月20—21日又在汉城召开了第三届亚欧首脑会议。会上亚欧领导人就政治对话和社会经济领域合作、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信息化时代的经济、金融合作和科技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确定了新世纪头10年亚欧加强合作的指导性原则和目标，以及合作的优先领域和具体项目。
在亚欧双方高层首脑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6年来亚欧合作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充分体现了亚欧之间一种全新的平等伙伴合作关系。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对话渠道业已建立。这里不仅有政府间对话机制，如首脑会议、外交部长会议、财政部长会议等，还有企业界对话，如工商企业论坛、中小企业会议等，另外，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交流也正在发展。第二，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仍取得较大进展。曼谷会议后的4年里亚欧贸易年均增长1.3%，1995—1998年欧洲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年均增长27.7%。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进展良好。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已经开通，亚欧双方在水利发电、核能发电、天然气、洁净煤技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也呈上升趋势。第四，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也在迈进。1997年2月正式启动的亚欧基金在促进亚欧文化知识界交流、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技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1997年4月的亚欧技术合作专家会议和1999年10月亚欧科技部长会议也推动了亚欧科技合作的发展。此外，亚欧政治对话与安全合作也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包括各国海关合作，协力打击各种跨国犯罪活动。这些合作无疑有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对亚洲地位的提升，而且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今年第4届亚欧首脑会议已于9月22—24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这次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通过了本届亚欧会议主席声明和关于朝鲜半岛和平政治宣言，而且在“9·11”事件后国际反恐怖合作凸现的背景下，令人瞩目地推出了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合作宣言及合作计划。此外，还商议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合作的后续行动计划。总之，第4届亚欧首脑会议的成功召开，必将为新世纪亚欧合作的全面推进展示更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