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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07）05—0018-3
在媒介日益普及的今天，人们普遍在技能上熟练掌握了媒介，但却未必能够在心智上同样自如地驾驭它，大众媒介以其无所不及的扩张和重构现实的作用进而强化了现代人对它的依赖、迷信和盲从，从而导致一种媒介崇拜心理。与早期对媒介敬畏或符号崇拜不同，新的崇拜更加隐而不察，反映出现代人与大众传媒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一、媒介崇拜：现代人与媒介的异态关系
在人类传播发展的早期，新的传播媒介或符号出现往往让人感到震惊和敬畏。如文字出现之初，古埃及文化中将其归功于智慧之神，巴比伦文化中将其归功于命运之神，古希腊文化中将其归功于神的使者赫尔墨斯，而中国则传下“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1] 的神话。在当时，人们受到认识水平的限制而作出这种带有一定神灵崇拜或宗教崇拜色彩的解释是很自然的，这是媒介崇拜的原始形态。
随着新媒介不断涌现，人们逐渐掌握了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能够对新媒介的来龙去脉作出科学的解释，甚至可以推测未来媒介的样式和可能带来的变化，使得新媒介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色彩。同时，传播媒介迅速大众化、普及化，各种新媒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媒介崇拜是不是已成为一种过时的现象或者一个伪问题呢？先不妨看以下几个例子：
在美国“9·11事件”中，世贸大厦中的许多职员在第一次撞击发生后准备撤离，却从广播中得知消息，大厦不会有危险，于是不少人停止撤出，又返回了办公室，最终出现重大的伤亡[2]。在大众传媒时代，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动而呈现非常态的状况时，现代人几乎完全依靠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作出判断和决策，表现出极强的媒介依赖心理。
1999年5月11日，新英格兰有线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邀请几名学者就“中国盗窃美国核技术案”等问题进行一场辩论，当中国学者提出：“你们有何证据”时，其他学者异口同声地回答：“你有没有看昨天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了。”[3] 无疑，这是多数人面对传媒时的真实反应和惯性思维：权威媒介报道过了难道还不可信？还值得怀疑吗？从传播的角度看，它反映出媒介具有很强的支配力，媒介使用者可能主动认可媒介对人的主体性的替代。
现代人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对媒介的深度依赖心理和非理性的盲从心理。如果给它一个定义，可以这样归纳：媒介崇拜是人们使用媒介时表现出的一种对媒介过分依赖、认同、轻信和盲从的心理状态，行为上把接触媒介作为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和日常仪式；心理上将媒介作为极其可靠的经验代理，几乎完全依靠传播媒介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把媒介内容看作不容置疑的现实再现、权威发言和真理表达，进而将媒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它反映了人与媒介的一种异态关系。
二、媒介化生存中的人与媒介
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媒介化的进程。随着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现代人被各种媒介重重包围，人们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接触各种媒介，常常按照传媒的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日常时间和生活程序。从购物、休闲、娱乐、游戏到大众教育、政治选举甚至宗教布道，都越来越多地经由传媒来实施，大众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效能在不断扩大，媒介化生存成为现代人不可逾越的生存状态。大众媒介不仅充当了现代人的生存手段，甚至无形中悄然置换了生存本身。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其实对现代人而言，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它就是人体本身，它能够代替人去看、听、说、想，人们依据它去行动。传播媒介担当了保持现代人心理平衡、见多识广、生活有序必不可少的“环境装置”，从对世界的指引中完成了对世界的构建。这种情形下，人与媒介的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依赖。现代社会是一个因为高度分工而将人们分离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和信息极度膨胀的社会，人们要应付如此多样和多变的环境，需要依靠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大众传播媒介就充当了这种途径和手段。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弗勒在《媒介系统依赖论》中将个人层次的媒介依赖关系区分为理解依赖（理解自我、理解社会）、导向依赖（行为导向、互动导向）、娱乐依赖（单独娱乐、社交娱乐）三大方面。[4]
人们不仅依赖传播媒介控制的信息资源实现各种实际目标，而且还对媒介逐渐形成了某些非目标性的精神依赖。B.R.贝雷尔森总结过人们使用报纸的6种形态：获得外界消息的信息来源、日常生活的工具、休憩的手段、获得社会威信的手段、社交的手段和读报本身的目的化。[5] 其中“读报本身的目的化”反映的正是人们对媒介的非目标性的精神依赖，人们把接触媒介本身作为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和日常仪式，而不是出于对媒介内容的实际需要。近年来，网络正在成为人们新的依赖对象，离开网络就无法思考甚至无法生活的一代人正在出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许多人已经患上了“媒介依存症”。
2、沉溺。在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中，许多人将过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媒介营造的世界中，越来越习惯与媒介世界而不是与现实世界打交道，他们全身心地体验媒介世界的喜怒哀乐而对现实反应却显得迟钝，这是现代人使用媒介时表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沉溺。
大众传媒提供了消磨闲暇时光的现代方式，它奉行经验快感的原则，不断地奉献各种奇闻趣事，依托技术的支持，它让人产生亲身经历的幻觉，让人获得各种超越于现实经验的虚拟体验，光怪陆离的传媒世界让人流连忘返、难以自拔。网络时代，一些人缺乏理性和控制，“病态使用因特网症”（PIU）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疾患，一些网迷钟情于数字化的虚拟世界难以自拔，离开网络后他们会感到孤独、失意、不安、焦虑，只有在网上才能找回自我，最终陷入逃避现实——沉迷网络——进一步逃避现实——进一步沉迷于网络的循环圈中。
3、盲从。对传媒的深度依赖和沉溺，容易使人忽略理性判断和自由选择，形成以“非理性盲从”为特征的媒介接受心理。事实上媒介世界成为很多人生活的标准参照模板，他们不仅按照媒介的描述去感知世界，而且按照媒介的解释去理解世界和理解自我。以往由家庭、学校等传统机构所承担的使个人社会化的功能，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大众媒介身上。大众媒介铺天盖地地把大剂量的信息注入人们的感官，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出一种自发的信仰。被动的受众自主的意义空间被传媒的意义空间不断压缩，导致米德所谓的内省式思考的终结。高小康在《大众的梦》中指出：“大规模的追随、认同和仿效，使种种（流行）现象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说到底是以象征的方式寻求心理归属与依附，是一种显示出当代特点的大众图腾崇拜。”[7]
4、麻痹。处在媒介的严密包围中，人们一方面表现出媒介亢奋，乐此不疲地追逐媒介信息；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媒介麻痹，即对大众传媒深度依赖却又浑然不知媒介的存在。媒介被看做是像空气一样自然的存在，其中介属性和意义被全然遗忘，它所展现的世界被看做与现实世界是重叠的，甚至就是现实世界本身。施拉姆说过：“人住在传通的大海中，就像住在空气的大海中一样十分自然，不大察觉到传通活动的存在。”而对此，麦克卢汉形象比喻为“鱼儿知道它在水里吗？”“因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它们对人及其环境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与放大。无论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都要在受到影响的区域实行自我保护的麻醉机制，把它隔绝起来，使它麻醉，使它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东西。我们把这种独特的自我催眠形式叫做自恋式麻木（Narcisusnarcosis）。凭借这种综合征，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结果，就在新媒介诱发的新环境无所不在，并且使我们的感知平衡发生变化时，这个新环境也变得看不见了”。[8]“媒介麻痹症”反映了最深刻的“媒介化”。
就现代人与媒介的关系而言，媒介不再仅仅是一种传播中介和工具，技术、信息、权力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受到芸芸众生的集体仰视，进而形成对人的反支配、反控制，导致现代社会的媒介崇拜，其基本模式可以通过以下图表加以标示：
三、媒介崇拜的实质
1、诱惑与妥协。从根本上来说，媒介崇拜是对媒介快感的一种妥协，对媒介构建的幻觉的一种痴迷。寻求自由、解脱与快乐本是人类的本能心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更成为个体的内心渴求。这正是大众媒介发挥其诱惑力的心理契机。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快感制造者和传播者，它所展示的事件或信息的戏剧性、偶发性、煽情性总是被局部放大，变成奇闻趣谈，人们获取新闻的目的无形之中被转化为了快感追逐。充斥于媒体的各种娱乐节目、选秀节目更是掀起了集体狂欢的热浪，把人卷入到诱人的快感大餐中。对社会个体而言，抵御不了这种快感的诱惑，何况媒介提供的快感，唾手可得，既不用费力，更不必费心，不需刻意寻求，亦不烦艰辛探索。
同时，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幻觉制造者，大众媒介为现代人构筑了幻觉化的拟态空间。传播媒介源源不断地输出供人自我安慰、自我满足、自我欺骗的幻象，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吸引人投入并浸淫其中，以一种非强制的手段囚禁了现代人。“幻觉并不出现在知的那个方面，它已经出现在现实之中，出现在人们正在做的事物和人们的行为之中。……他们所忽略和误认的，并非现实，而是幻觉在构建他们的现实，他们真实的社会行为。他们明明很清楚事物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仿佛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幻觉是双重性的：它寄身于对幻觉的视而不见之中，这样的幻觉正在构建我们与现实之间的真实、有效的关系”。[9]
然而，快感和幻觉背后是权力和利益群体通过大众媒介对社会和个体的控制。人们被快感和幻觉紧紧地束缚在感官与经验现实层面，丧失了批评与否定的意识和智慧，丧失了超验追求。人的个体性已经在不由自主的条件下被社会所驯化与操纵，成为屈从社会需要而又麻木地感到幸福的“单面人”（马尔库塞语）。
2、异化与同化。异化与同化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连贯的两个方面。
“异化”可以解释为“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10] 这一概念体系用以解释现代传播媒介与社会人的关系是十分恰当的。媒介本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物，是人们用以传播信息的工具性存在，但媒介的发展使其不满足于自身的工具性存在，而且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联系的多元化，使得媒介有了独立的可能。这样，媒介就不再是从属于人的工具了，而成为外在于人的独立的、异己的客体，并进而借助其掌握的信息流通的优势与垄断资源等，获得了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地位，反过来形成对人的压制与束缚。
但是这种压制与束缚并不是媒介预先设定的目标，也不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恰恰是人们的工具理性，促成了媒介对人的支配关系。所谓工具理性，是与价值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1] 工具理性并不关注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人们只注重目的，不注重手段的价值意义，放弃了手段对人性的影响作用的关怀。作为工具的传播媒介，由此而获得了泛化的空间与可能性。媒介渗透入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对主体的侵扰甚至压抑。
作为客体的媒介不但异化成为压抑人的主体，而且还进一步成为同化人的主体。这种同化有两个层面，一是人的媒介化，一是媒介的人化。
保罗·维利里奥提出“内部殖民化”概念，认为“技术正被用来对人类的身体进行殖民，这种殖民已经替代了以往的殖民焦点（即对世界进行殖民），也就是说，殖民的焦点已经从领土转移到了肉体。与内部殖民化相关联的是‘技术对内部组织的入侵和它进入生活核心之中的微型机器’。”[12] 现代传播媒介拥有无与伦比的技术力量，媒介可以通过技术力量直接联系每一个体，从内部进行着控制，从而实现对思想的绝对统治，人们不再需要自由地形成自己的神经意象。这正是媒介通过技术能力进行身体殖民和意识殖民，将人媒介化。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也进一步促成这种同化。
人在媒介化的过程中也在促成媒介的人化。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从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得出“媒体等同”理论：媒体等同，即把媒体等同于现实生活，这是经常出现且合乎情理的，并适用于任何人。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与计算机、电视和新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样”，“媒体被看成了真实的人和地点，适用于社会关系和交往的那些规则决定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13] 透过人的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和心理，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正在呈现媒介人化的趋势。
人的媒介化与媒介的人化说明了媒介与人在发生同化，甚至可以说媒介崇拜的最终指向亦不外乎此。
四、结语
顺服和盲从并不是现代人与大众传媒关系的全部内容，斯图尔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提出的协商和对抗的解码立场同样存在，但现代媒介的强大攻势和生活方式的媒介化使人们难以总是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对媒介的深度依赖极易导致对媒介的沉溺和非理性盲从，并最终指向媒介崇拜。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社会心理和媒介行为，是人对媒介的误用。与媒介运作中不当的运作方式、不良的传播内容相比，这种误用所产生的影响更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