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初论文,国民党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孙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作为武汉时期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孙科，在步蒋介石后尘走上公开反共道路后，仍然位居国民党非主流派的地位。为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权力，从1927年到1931年，孙科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呼吁“再造”国民党和高唱“以党治国”，就是他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政治诉求。伴随着孙科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分裂到合作，从再分裂到再合作的戏剧性的变化。孙科的上述言论与行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民党内部政见分歧与权力消长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孙科作为一个温和改良派在国民党主流派强势压力下的脆弱性。
一.孙科与《再造旬刊》
《再造旬刊》是一份得到孙科与胡汉民支持、由一批青年国民党员于1928-1929年在上海创办的政论刊物。它集中反映了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孙科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占据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引起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斗愈演愈烈。此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潮开始逐步蔓延，而这种思潮又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步产生了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之为“再造派”。
《再造旬刊》是孙科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遭到失败的背景下创刊的。1927年“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立刻消除。为了促成国民党各派力量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一有利地位，孙科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积极奔走于宁、汉、沪之间。经过孙科的斡旋，并在孙的提议下，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9月17日，新的国民政府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天，国民党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特委会”是国民党内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原武汉方面的谭延闿、孙科为中心，在排斥了蒋介石，剥夺了汪精卫“合法”领袖地位后结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因此，“特委会”遭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的抵制和反对。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结束了三个月的下野生活，自日本返回。为了达到复职和全面控制国民党的目的，他采取了联汪制桂的策略，决定取消“特委会”，以扫清复职的障碍。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沪举行。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届时“特委会”正式宣告结束。由蒋介石操纵所通过的这些决定，对“特委会”主要策划者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192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再次改组，蒋介石安排宋子文代替孙科出任财政部长，孙科仅担任一个新成立的、空有虚名的建设部部长虚职。对此，孙科拒不受命，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抗议。
1928年1月25日，孙科、傅秉常与也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胡汉民、伍朝枢等，以赴欧考察为由，结伴自上海乘船西行。在孙、胡临行前，他们曾要求当时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拨出一笔经费给孙、胡的追随者在沪创办一个杂志，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再造旬刊》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
《再造旬刊》系统地反映了孙科走“第三条道路”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当国民党统治集团陶醉在“胜利”的狂欢时，孙科和“再造派”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党内的严重危机。他们提出“再造”国民党的口号，试图以此为国民党开辟一条“新路”。孙科和“再造派”在《再造旬刊》上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已造成“全党大失信仰于国人”。（注：孙科：《八十述略》，载《孙科文集》第1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出版。）“再造派”对国民党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原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太阳就要出来了”。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现实却是“冰冷、黑暗”，“阴沉沉死灰一片”。（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再造派”开始认识到，“所谓‘统一’无非是维持暂时的均势”，（注：钟天心：《东方未明》，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他们批评“党的领袖”为了取得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只顾忙于争执法统，把所有的精神都移来对内，造成国民党内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趋势。党的领袖以“是不是我的嫡系”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一般党员“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或则依草附木，各树派别，作党内斗争之工具”。这样，在国民党内“只剩下一群混水摸鱼的人兴高采烈”。（注：《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对此孙科大为不满，他惊呼，国民党已“危机四伏，在在堪虞”，他慨叹由于党的腐败，社会动荡加剧，产生种种“可怖的现象”，致使“民生凋敝，人心骚动”，“失业青年之充塞于社会，饥饿农民之遍布各省”。（注：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1929年3月），载《孙科文集》，第23页。）“在革命力量未到长江一带的时候，长江人民无不大旱云霓般的仰望；现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近一年了，人民对党的政治逐渐由失望而冷淡……他们觉得革命政治的西洋镜拆穿了，任凭你建设呀，北伐呀，他们都觉得漠不关心”。（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第二、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使国民党“生命力已经将迫中断”。（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孙科和再造派自视为国民党党权的化身，把造成“党国的忧患已达到极点”的原因归结于“党的制度既不集权又不民主”。（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所谓“不集权”，指党权操纵于军权之下；所谓“不民主”，蒋介石手握兵符一人独裁也。孙科和“再造派”批评蒋介石迷信“军事万能”，以手中掌握的军队，操纵党务，以派办党，“把以前对敌人之方法在党内运用来取得党权”。（注：《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他想从‘我’或‘我们’用力把‘非我’和‘非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由‘我’、‘我们’做党的重心”。“谁不赞助‘我’、‘我们’，就认为他是破坏革命力量之集中，当他反革命不可”。（注：孙科：《建设大纲及其说明》，载《再造旬刊》第21期，1928年10月7日。）孙科和“再造派”指责蒋介石的独裁已造成党权衰落的严重恶果。“国民党不但没有控制一切政治军事的力量，反时常受到军事政治的转移，政治军事既失去党的统驭……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党的本身既已麻痹疯瘫……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第三、标榜“重振改组精神，再造国民党”。（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孙科和“再造派”认为，造成国民党腐败的原因是党的“历史过于悠久、范围过于扩大，内中的分子逐渐复杂”。（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只有重振改组精神，对国民党实行“再造”。孙科鼓吹：“再造”不是“从主义更换起，另组新党”，（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因为国民党与其“社会阶级背景并无冲突”，“国民党各派对政治理论并无争执”。（注：《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他并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指责中共的各项政策，对“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也百般非难。“再造派”批评“改组派”关于国民党应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是“一种共产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用的两栖学理”，攻击第三党“脱离今日的中国国民党，却以本党的主义为主义，本党的政纲为政纲，给国民党带来党脉中绝的极大危险”。孙科和“再造派”坚决反对从国民党内分离出去，另起炉灶，认定救中国唯一的组织仍是中国国民党。（注：《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
孙科和“再造派”一方面否定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及“改组派”、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他们所鼓吹的“再造”只能是一种空洞无力的空谈。孙科提出“再造”国民党具体目标是，用淘汰党员及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方法，打破国民党的各种派系，“彻底革除国民党目前一切不良的现状”，实现“以党训政、以党训国”。以此限制蒋介石的一部分权力，从而结束国民党内的“派别争执”。孙科和再造派的主张声明，他们是想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实行某些温和的改良，而这恰恰背离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精神。孙科等的主张和同一时期改组派的主张有某些接近之处，但比改组派主张更加软弱，改组派的“激进”姿态在孙科和“再造派”那儿几乎无存。因此，孙科与“再造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像改组派主张那样，在国民党内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孙科等的主张，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围绕国民党权力再分配问题上孙科与蒋介石间的矛盾，但是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孙科等从自己的立场观察了国民党内的矛盾，批评了蒋介石的独裁，固然与蒋介石的立场存在差异，但由于这种批评之肤浅和表象，所以当孙科、胡汉民拟定的关于“实施训政”、“建立五院制政府”的建议被蒋介石认为可资利用时，孙科、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就暂时得到缓解，而孙、胡与蒋的新的政治联盟也就建立了，于是《再造旬刊》也就宣布关门大吉。
二.“以党治国”与孙、蒋合作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孙科是“党治”的积极拥护者，但孙科的党治观与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主流派的党治观有重要区别。他的有关“党治”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比较模糊到比较系统的变化过程。孙科企图以自己的党治观，建立开明、温和的社会形象，从而向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资本。
“以党治国”是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用以抵抗蒋介石的一面政治旗帜。192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将游离于国民党主流势力的孙科、胡汉民等吸纳进国民党上层集团，并且正式宣布国家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这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旨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防止个人独裁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个口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孙中山希望吸取苏联一党制经验，用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实践来防止个人独裁倾向，以国民党领导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把中国推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严重的消极倾向。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它并不能保证这个“党”能否实现它对民主制的承诺，换言之，它本身并不具有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正因为孙中山“以党治国”口号具有复杂的内涵，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子，并自封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孙科迅速将“以党治国”的口号转变为抗衡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武器。1928年6月，孙科、胡汉民旅次巴黎，即是本着这个想法，由孙起草了一份《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方法》，电陈南京国民党中央，要求迅速成立五院制政府，实施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规定的建国步骤，从军政阶段转入到训政阶段。
根据孙中山的设计，在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实际上即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民党手中。孙科等企图套用孙中山这一主张，提高党权的地位，以党权统辖军权、政权，并用分权的方法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蒋介石则认为，孙、胡的建议并不能真正限制他的权力；相反他还可以利用“以党治国”口号和“五院制”政府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蒋介石接受了孙、胡的建议，同意建立“五权政府”，堂而皇之地把“以党治国”的口号，改造成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符。
自1928年9月，孙科返国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孙科和蒋介石就实现了新的政治合作。孙蒋合作是以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为前提的。孙科和胡汉民之间，因胡汉民与孙中山存有悠久关系，来往一直比较密切，在政治观点上也比较接近。1928年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孙科、胡汉民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蒋介石都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态度。然而，胡、孙与蒋介石的合作，并不能消除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改变孙科之成为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现实。孙科在历史上曾与蒋介石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科曾与中共密切合作，公开谴责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领袖。1927年宁汉合流后，孙科虽然支持反共，但与蒋介石仍貌合神离。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的这些活动，使一向高喊“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孙科、胡汉民极为不满。对孙科而言，在蒋介石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维持和蒋的合作自然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他声称，1928年“到了南京以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自己原先在广州、武汉时“精神兴奋、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注：《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尽管孙科对蒋深为不满，然而彼此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孙科解释其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由统一和平到训政建设，以克慰举国喁喁望治之情”。（注：《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但实际上，孙科之所以勉强维持与蒋氏合作，实与其缺少政治资本相关。孙科在国民党内无雄厚的革命历史，其唯一凭借的仅是其特殊的家世背景。1927年后原聚集在孙科周围的所谓“太子派”、“再造派”，在蒋介石的分化拉拢下早已溃不成军。孙科与蒋介石的合作，蒋是主导者，孙是从属者。由于孙科不能彻底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表面的合作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1931年初，孙蒋合作开始出现危机，此时，围绕“约法”问题，胡蒋矛盾爆发，2月28日，蒋介石扣压胡汉民，引起全国政局极大震
动，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内一场大规模反蒋斗争的爆发。胡之被扣，使孙科原来对蒋所抱的希望全成为泡影。此时孙科对蒋已“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注：《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随着胡案发生，孙科顿时成为时局中心人物。4月，孙科离开南京，经上海前往广州参加反蒋阵营，遂成宁粤分裂时期粤方重要领袖。既是政治分裂，即应有政见主张。孙科的反蒋旗帜就是“以党治国”。
三.宁粤分裂时期孙科的“党治”主张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发表了大量的言论，猛烈抨击蒋介石假“党治”行独裁的行径，继续发展了1928年创办《再造旬刊》时期的反蒋精神，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党治”主张。
(1)抨击蒋介石歪曲“以党治国”原则，实际上是行“党专政”。
孙科援引孙中山的话，强调“以党治国”，不是以党员治国，而是以党的主义——三民主义来治理国家。他说，“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是一个‘训’字，即训导人民参加政治，养成人民有参政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向宪政阶段过渡。孙科批评蒋介石“利用训政名义”，“遂其独断专行，包办党国大权的欲望”，以军事独裁代替民主政治，不仅“对于训政时期的设施，没有一点诚意去准备”，而且处处限制人民的自由，把“以党治国”变成了“党专政”。孙科指出，“党专政是和本党以党治国的精神绝对不同的”。“党专政”是“个人主义的横暴性之尽量发展”，它的“精神是一个‘专’字，它的方法是取人民之权利而专之”，“和民主精神……自然是势不两立”。“故其结果永远是一党专政”。（注：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声称，任何人“要在中国政治上建筑一个地位，维持一个局面”，最重要的，即是“要确立民主基础”。而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则在于贯彻“以党治国”的原则。
孙科指责蒋介石“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神”，“胸襟狭隘卑鄙”，“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制的党”和“蒋中正私人的党”。（注：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其专制“比袁世凯和满清260余年的专制还有过而无不及”，使“党不成党，国不成国”。（注：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8日。）他揭露蒋介石“一向胡言乱说，自称曾受总理之付托，而为党的领袖”，“此事绝对是假的”。（注：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指出，蒋“惟知权谋术数，武力、金钱以为万能”，（注：《孙科致孔祥熙、宋子文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其“领袖”地位，全是“这几年来用阴谋暴力攘夺篡窃的结果”。（注：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控诉蒋介石以“武力劫持”国民党中枢机构，（注：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使之“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蒋“淫威”下，“仅存招牌”，“对于国家大事，无一提及，所讨论者均为一种极无聊的鸡虫小事”。（注：《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孙科还斥责蒋介石重用亲信使之高据要津。他说：陈果夫“原不过是交易所的伙计”，“在党内毫无历史和信仰”，却被蒋擢升。陈果夫等“排斥忠实自爱的青年同志，以金钱利禄引诱无知无耻等为走狗的青年为其爪牙”，“利用党部干涉行政，包揽词讼”，（注：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把“中国政治愈弄愈糟”。孙科斥责蒋口称三民主义，“以总理唯一信徒自居”，然而其“革命论调，实与事实背道相驰”，蒋已使“全国几乎无一片净土”，（注：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否则中国统一以后四、五年，训政早已成功了”，因此蒋介石“适为三民主义之仇敌”。（注：《孙科致蔡元培等四监委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孙科惊呼，“今日南京的党，实系‘蒋家党’”，“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一个“脸黄肌瘦的躯壳”，“蒋氏已使我辈入一条不通的穷途”*
“一切希望都断绝了”。（注：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2)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使国家建设无望。
孙科谴责蒋介石“是国家和平建设最大的障碍”。他说，“蒋氏在位一日，战祸一日难免，相安一时都不可能，更不必做长治久安的梦了”。（注：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孙科揭露蒋自1928年“大权在握后”，其控制的南京财政部已整整发了“七万万”的公债，（注：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除了一千万用于赈济西北的灾荒外，“其余六万万九千万元全都做了残杀同胞的战费”。（注：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他斥责蒋介石“把江浙、上海等地的财源搜括净尽”。孙科说，“南京伪政府每月税收不及一千万，而每月的军饷，却曾用三千万”，所亏空的余额，“都是靠发行公债以维持”，（注：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使“国家的财力亦消耗在乌烟瘴气的炮火声中”。孙科怒责道，在蒋“独夫统治”下，中央政府“财政更不公开，数年来于国家预算，无一公布，财政部已成为蒋氏可以‘任意携取’的私库”。（注：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实在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出来”。他断言，在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下，“和平成为梦想，建设等于空言”，“中国之进步和发展，实为绝不可能”。（注：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3)指责蒋介石使国民党失去人民“信仰”。
孙科声称，“国民革命运行，其始发展迅速，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是在有民众之拥护，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然而由于蒋介石已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一概束之高阁”，“南京政府已日渐离开了民众，愈趋而愈远”。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高压的、威胁的政治日日增加，层出不穷，驯至人民都要被禁止言论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老百姓“几乎无一事不受干涉”，“民众不惟没有得到革命利益，并且原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注：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因此“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且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了怀疑，甚至有了敌视的态度”。孙科说，他本人就“屡次亲闻，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也抱怨“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孙科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大量事实后指出，由于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腐败之极”，社会上“几年前拥护三民主义，爱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更有甚者，民众已视“本党的宣传，是行一种哄骗的伎俩”。虽然“我们所唱的口号”“极其漂亮”，“但所见所为事事相反”，所以全国民众“对于本党当然有了仇恨心理”。（注：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试看今日全国各大中小学，无一不拒绝蒋家的国民党分子之侵入”，“各地民众对各地党部无不怨声载道”，“党外洁身自爱的青年皆以入党为可耻、为畏途”，“至视党部为万恶之渊薮”。孙科斥蒋，“简直把本党先烈以头颅碧血换来的光荣历史和民众同情都摧毁完了”，（注：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声称：“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心之公敌”。（注：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孙科对蒋介石的抨击是尖锐和凌厉的，他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为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而痛心疾首。在宁粤分裂期间，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全部释放出来。他用了许多诸如“专制魔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最鲜明的反革命东西”等词形容蒋介石。孙科甚至大骂蒋介石是一只“传染甚速的疫鼠”，呼吁全国“急扑杀之”。（注：《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虽然孙科与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然而这只是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孙科的温和改良主义和蒋介石军事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它并不能使孙科的反共态度有所改变，因此，孙科在鼓吹反蒋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共的立场。
孙科鼓吹粤方“非常会议”的使命，“头一个是倒蒋，第二个是剿共”。（注：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他认为，“欲求中国和平统一，必先倒蒋”，“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兴”，“端在打倒蒋中正”。蒋若不倒，“全国皆亡不可”。但是，他却把共产党和蒋介石相提并论，同指为“和平统一”的障碍，而提出“讨蒋必剿共、剿共必讨蒋”的口号。（注：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他声称，“救中国、求和平、求统一、从事革命建设”，非把“倒蒋”、“剿共”并行，“非此中国是无出路的”。孙科站在反共立场指责“蒋是造成共产党的罪魁”，（注：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借刀杀人”。孙还攻击蒋“剿共不力”、“大言夸功”。他说，江西红军以前只有“几千枝枪”，而“现在已有了十几万”，“其增加的数量，完全由剿共军送给他们”。孙科挖苦蒋介石“剿共军”，“实在是红军的运输队”，声称“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蒋中正的枪要全给（红军）去了”。“我想要迟十年，他也是剿共不成”。（注：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假党治”、真独裁的同时，亮出了他自己的“党治”主张。孙科认为，实行“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就是：
（一）以“分权代替集权”，促成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孙科把蒋介石军事独裁势力膨胀的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党权的衰落，因而竭力主张“把党权恢复起来”。他提出，为了“坚固同志的团结”，防止有人包办党务，必须“把政府与党部关系划清”，“将治权整个地归之于政府”，使“各级党部纯粹居于指导监督者地位”。（注：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认为，如此才“不仅可以推倒今日之蒋中正，而且可以抑制来日无数之蒋中正使其不能产生”，使全党“跟着三民主义走”。（注：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二）鼓吹推行地方自治
孙科认为，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训政时期一个重要工作是推行地方自治，它的目标不仅在于“训练”掌握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是达到民生主义、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断不能因为“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流毒造成地方自治的基础异常薄弱”而“因噎废食”。他鼓吹国民党应象“‘保姆’教儿童走路一样”，“对人民加以指导训练”，“培养”人民具有完成地方自治所必须的“心理基础”、“人才基础”、“教育基础”、“伦理基础”。他鼓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民党除了在农村加紧“修筑道路”，还必须推广“识字运动”，使人民能够了解法令文告，改变“少数土豪劣绅”对基层政权的“把持操纵”的局面。在孙科眼中，只要采取这些改良主义的方法，不仅国民党统治基础可以得到巩固，而且中国“很容易的就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可以超过他们的成绩”。（注：孙科：《地方自治的基础》，载《中央导报》（广州）第2期。）
（三）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
孙科鼓吹，为了改变“青白旗之势力日蹙一日”的局面，（注：《孙科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方）的开幕词》（1931年11月18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22期。）“挽回本党已失去之信仰”，国民党必须设法“改良人民地位，增加人民福利”。他声称，国民党“不是少数人的党，而是全国人民的党”，要求国民党员“千万不要向人民作福作威”，务必使“人民对党发生好感，不要使他们以为本党是特殊阶级”。（注：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对蒋介石的“党专政”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幻想通过提高党权、抑制日益膨胀的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调节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并主张采用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缓和国民党与广大人民的尖锐对立。于是他只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去反对同样扛着孙中山旗帜的蒋介石。然而，在不根本改变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前提下，无论谁鼓吹“以党治国”，都不能挽回国民党在人民中早已丧失的声誉，也不可能使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真正得到缓和。
国共分裂后，孙科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这一点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蒋介石一意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使国民党陷入了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引起孙科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孙科由于长期受到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一直企望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家的各项建设，但是在蒋的独裁统治下，经济建设不仅无从开展，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壮大却日甚一日，这又和孙科所主张的用经济建设防范共产主义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反共方法上，孙科虽曾同意用军事力量反共，但却更强调采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以和共产党对抗。虽然孙科在思想上和蒋介石存在严重分歧并发展到政治上的公开对立，但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双方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因此，一旦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孙、蒋就完全有可能在共同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各自作出一定的妥协，重新开始政治上的合作。1931年底宁粤对立结束，孙科返回南京。1933年，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新一轮的孙蒋合作又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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