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城市的阶梯——20世纪后期一个苏北村庄的教育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阶梯论文,村庄论文,后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4-0034-08
在当代中国，教育无疑是作为“现代化”的一环和实施强国战略的手段而推进的，从毛泽东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邓小平时代“三个面向”和“四有新人”的指向，都始终遵循着这一逻辑。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教育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预期与国家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教育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选拔”机制，又怎样具体地影响着位于乡村一隅的农民的需求？
对于这一重要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未能给予满意的解释。那些报告式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80年代以来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及其背后的制度和政策弊端，而鲜见的比较规范的研究，也主要限于对学校这一“建置”的制度层面和实际展开形态的考察。其价值固然需要充分肯定，但是对于教育的提供者（政府抑或国家）和教育者的研究显然不能代替对于教育的接受者的研究，而民众视角的欠缺必然造成对于乡村教育难以形成系统而实在的认识。
本文意在通过对1949年后一个苏北村庄的农民接受教育的过程和某种结果的考察，力求在上述方面有所补缺。研究重点将置于农民的受教育机会、成本，以及能够予以实际把握的社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来透视“现代化”语境里的乡村教育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中的现实归结。本项研究主要依据2002-2003年对一个名叫燕鸣坊的村庄的实地调查结果，以及一些地方性的史、志资料。
一、燕鸣坊人的就学空间与受教育机会
燕鸣坊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50公里左右的一个自然村落，它在行政序列中的位置是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朱湾村九组。村东紧靠京杭运河，北有一条名为不老河的地域性河流自西向东穿过。这个由明朝初年来自山西的两户移民建立的村庄，经过600多年的繁衍，目前已有116户、397人。村庄的人均耕地由50年代初的二亩多减至目前的八分，农业原以种植小麦、玉米和红薯、高粱等旱地作物为主，自70年代水利设施改善后，水稻成为与小麦并肩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外兼种棉花、大豆、蔬菜等。所在镇范围内成规模的企业只有一家污染较重的水泥厂，大部分人家的收入依然主要来自于农业，一些人在本地做“小买卖”，年轻人则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外出打工。2002年所在行政村上报人均收入3320元。但村民们认为该数值至少含有三分之一的水分。如果这种指责是准确的，那么这个村庄富有或贫穷的程度接近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
燕鸣坊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可以称为“乡绅”的读书人。1949年前，成人中的识字者只有两位，一位念过几年私塾，春节期间可以帮助族人写写春联；另一位在为邻村基督教堂打杂时粗识了些文字，据说能够读信。这种与教育近乎隔绝的状态主要与周围教育设施的缺乏有关。民国初年，全乡所辖的46个自然村内仅有4处私塾。直至40年代末，全乡也只有4所小“学屋”，学生不满三百。“在旧社会，全镇99%以上的人都是文盲，贫苦农民几乎100%是文盲，有的村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过年、办红白事，要跑几个庄才能请到人写对联。”[1](p.1)
大约在1944年左右，燕鸣坊的教育出现了短暂的转机。一位姓吴的山东人来到村里，办起了只有他一人任教师的燕鸣坊小学。本村及邻村有8个男孩入学。但学校只存在了年余就解散了。小学解散后，村里原先上学的孩子大多就此辍学，只有两人转学到不老河北岸的一所高级小学堂。二人都读到高小毕业，从而成了目前村中70岁以上老人中仅有的两个“文化人”。（注：二人自50年代起皆长期在村里担任公职，目前还常被村人请去“问事儿”，主持纠纷的调解和婚丧事务的办理。）
1950年，燕鸣坊所在的朱湾村（当时为乡）建起了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小学——朱湾小学。在新制度的天空下，作为农村社会主人的子女，燕鸣坊的孩子们（主要是男孩）开始被动员入学。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小学实行扩招，村里的一些女孩也开始被送进学校。与此同时，7里外的公社驻地设立了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村里有三位高小毕业的少年入学。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建起了初级中学，但随后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又使公社初中于1964年停办，学生分流到相邻的公社就读。
1970年左右，基于“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指导思想，全公社范围内的学校开始扩张和升级：朱湾小学附设了初中班，称为“戴帽初中”；而“文革”后新办的公社初中则设立了高中部。与小学的扩张相应，为解决教室不足的问题，朱湾小学在燕鸣坊办起了教学点，招收一、二年级学生各一个班，由该村的两个民办教师担任所有课程。
70年代末期，随着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开始支配中国，农村教育再次出现了“整顿”名义下的压缩。公社高中恢复为初中，朱湾小学的附设初中班和设在燕鸣坊的教学点也被砍掉。为了解决初中规模大量压缩后造成的入学困难，朱湾大队与另外三个大队合作在5里之外建立了联合初中。此后，燕鸣坊周围的学校作为一种教育设置才基本稳固。
回顾1949年之后燕鸣坊周围学校建制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村民的就学空间即“教育圈”的变化。本文对教育圈的关注在于它与村民的受教育机会存在着直接关系，与市场圈和婚姻圈一样，是构成生活圈的重要方面。在当代中国，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事实是，决定着农民是否或能否将子女送入学校的因素，除了经济负担的高低、对教育的必要性的认识以及教育内容和方式本身魅力的大小之外，还有距学校路途的远近等因素。而就学距离又决定着教育费用的支出，从而影响就学行为。进一步的思考可以发现，在学校的兴废主要由国家掌控的计划体制下，农民对教育的“需求”未必产生国家的“供给”。相反，供给可以刺激需求，一所学校的诞生会吸引附近的农民将其子女送入学校。同样地，供给的撤退也可以造成“需求”的减少。
从20世纪后期燕鸣坊人的就学空间来看，由于所在行政村较早设立了小学，距离没有成为其接受初等教育的限制因素。村里60岁以下的男性大都读过小学，而女性较少入学可能主要受制于“重男轻女”的观念。距离的阻碍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1958年之前，燕鸣坊周围20公里内没有一所中学，读初中必须到东边40里外的邳县或更远的台儿庄，这对于当时只能以步当车的农家少年来说过于遥远。因此，当时没有一位村民接受过初中教育。1958年后，本公社办起的农业中学和随后改建的初中使距离缩短至3.5公里，但由于运河的阻隔，客观上要求学生必须住校，故而得以读初中的人数也很少。而1964年公社初中取消后距离扩大到7公里以远，进一步加大了求学的困难。在整个60年代，村里得以读初中的只有7人，不及适龄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全部为男性。至于高中，由于最近的学校也在30公里之外，读书的机会就更少，至60年代末，村中读过高中的只有1人。
中学阶段教育机会的显著增加是在70年代农村地区学校急剧扩张之后。村小学初中班的附设使村内的绝大部分少年得以在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书，而公社高中部的建立则使得大部分男性初中毕业生能够继续上学。这一阶段，村里的初中毕业生多数进入了高中。
70年代末教育的压缩减少了中学特别是高中的入学机会。虽然初中阶段就学距离扩大造成的困难可能被自行车的普及消化了，但招生人数的减少导致小学毕业生要通过考试竞争才能进入初中，因而入学比例降低。至于高中阶段，本公社高中的取消使就学距离扩大到8公里以远，这意味着必须住校和更多的开支，加上招生数量的压缩，80年代燕鸣坊的多数初中毕业生只得回家务农。而1994年行政区域调整（燕鸣坊所属的乡从铜山县调整为贾汪区）引起的学区变化使高中远在20公里之外，加大了就学的困难。直至90年代中期，这一状况没有明显改观。
二、学费：就学成本及其对教育机会的影响
50年代初，学费不付现金，而是每学期交纳25斤小麦和若干柴草，这与1949年之前的私塾时代相同。到50年代中期，学杂费改交现金，根据江苏省教育厅1956年2月的规定，从当年起公立中小学的学费一律改名为杂费，并按照农村低于城市、小学低于中学的原则和各地的经济条件拟定相应标准，燕鸣坊所在的徐州地区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收费标准分别为每学期6元、4.5元、3元（高小）、1.8元（初小）[2](p.1104)。虽然这只及较发达的苏南无锡市的二分之一，但考虑到1957年燕鸣坊所在县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为55.6元，[3](p.891)仍然给人沉甸甸的感觉，这无疑会限制那些“重男轻女”的家长将其女儿送入学校。据对1965年之前的15年间处于学龄期的20多位女性（大致在1940-1955年间出生，均已嫁出本村）的间接调查发现，上过学的只有7人，且均没有人读完四年制的初小。同时，留在村内的男性中，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未曾入学，而上过学的人也多是初小毕业。
1964年，出于“让更多的贫下中农子女能够上学”的目的，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各地适当降低农村中小学学杂费标准，增大减免比例。到“文革”期间，省定标准进一步被各地自行降低，在燕鸣坊所在的铜山县，小学生每学期的学杂费仅为5毛钱，初中和高中分别为2元和5元。对于一般的农家来说，为子女交纳学杂费不再成为求学的障碍因素。
70年代末的教育整顿清算了“文革”的教育遗产，也提高了学杂费的收取标准（参见表1）。不过，鉴于当时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都处于上升时期，学杂费的倍增似乎并没有让燕鸣坊的多数家长感到重压。
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出现在80年代后期。“分级办学”的实施使县级政府不再承担乡村学校的办学经费，而是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加上学校本身正规化建设的需求，造成教育经费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一些学校开始“擅自提高学杂费标准，巧立名目，增加学生负担”[4](p.82)。90年代初，当地的一些学校开始在杂费和代办费之外收取各种名目的“杂费”来转移其压力：校服费、班费、课桌维修费、统考费、补考费、茶水费、自行车停放费……于是燕鸣坊读书的孩子们交纳的费用便一路攀升。一个小学生的年间学费由1981年的4-6元，增加到1999年的180-210元；初中生由8元增加到300-350元，高中生则由12元增加到1000元以上。（注：高中生交纳的学杂费只是正常情况下的费用。自90年代中期开始，燕鸣坊人通常就学的4所高中一般都会按照成绩将被录取者划分为“线上生”和“线下生”，后者在入学时还要交纳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扩招费”或“赞助费”。）从表1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的学杂费都上涨了至少35倍以上，而高中阶段的学费则上涨了100倍左右，远远超出农民收入的增长。
表1 燕鸣坊人的求学费用（学杂费／学年）
时期（年） 小学（元） 初中（元） 高中（元） 农民人均收入（元）
1956-1964
3.6-6
9
12
73-107
1970-1976 1
4
10 110-117
19814-6 8
10-12
223
19844-8 12 14 355
1990
30-40
60-80
180-240
686
1995
80-100
160-240
600-900
1577
1999
180-210
300-350
1000-1600 2210
资料来源：本表依据笔者的调查结果制作。同一教育阶段金额的差异源于学校和年级的不同；农民收入数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收录的全国平均数，作为参考。
比较一下学杂费支出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出，在70年代初期到中期，学费一般不会成为家长们的经济负担，一个小学生的学杂费开支不到农民收入的1%，初中生未及4%，高中生也不超过10%。而到了90年代末，则分别超过8%、13%和40%。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现金部分通常只占6-7成，农家实际感受到的压力自然较为沉重。
要强调的是，上述费用并不包括文具费和交通、住宿、膳食费。已有的研究表明，后几项费用将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而增加。一个在本村就读的小学生这方面的开支可能微乎其微，但一个离家数十里而住校的初中和高中生所要支付的后几项费用，则可能超过学杂费。[5]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农家在上述学杂费之外，还要统一交纳“第二份”和“第三份”学费。前者为国务院1985年规定的乡村“办学经费”，交纳标准为农民人均收入的1.5-2%，实际征收额也随着收入上报数的增长而增加。在80年代末期的燕鸣坊，这种费用每年大致在人均15-20元，10年后则上升到40-50元。至于“第三份学费”，则是较难把握的“教育集资”。
在此可以对燕鸣坊人的教育费用支出作出最保守的估算。一个四口之家，假定有一个小学生读书，那么即便不算入“教育集资”，在90年代末，其教育开支至少也要达到350元。这笔费用在一般的城里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在燕鸣坊却有着不一般的分量：它大致等于当时当地600斤小麦或700-800斤水稻（恰好是1亩地的产出量）的市场价格，也相当于这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土地（3.2亩）一年间的纯收入。如果这个家庭只靠种地为生，那么它一年间的收入就要被那个小学生用尽了。假如再有一个初中生或高中生读书，这个家庭就只好称之为“不幸”了，很有可能“因学致贫”。
如果教育系统存在着宽松的学费减免制度，农家的教育负担无疑会有所减轻。但遗憾的是，在学杂费增加的同时，减免制度却弱化了。虽然省教育厅在1987年规定一般农村地区（以县为单位）中小学的减免比例可以达到15%，但这比50-70年代的30%大大降低了[2](p.1104)。由于杂费的减免意味着学校收入的减少和办公经费的更加紧张，因此校方总是趋向于尽量控制减免人数，最终被减免的可能是一些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在朱湾小学，600名学生中每年享受减免的大概在30人左右，也即比例只有5%。至于另外得到资助的“助学金”制度，则更是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注：笔者未能查阅到燕鸣坊所在县、区助学金的发放数据，但邻县邳县的资料表明，助学金在80年代以后反而减少了，其金额在1975-1981年间为每年20-29万元，其后则在10-18.3万元之间波动。见邳县教育局：《邳县教育志1911-1990》（内部发行），1991年，第290页。）
就学费用的急剧上升和救助制度的弱化，导致那些贫困人家的孩子很有可能失学。在燕鸣坊，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辍学的就有16人，其中小学阶段5人，初中阶段11人，另外高中阶段退学的有3人。虽然厌学情绪也是需要考虑的个中缘由，但从“厌学”到退学通常也与经济因素有关。在学费的重压下，一旦遇上子女学习不好，家长们很容易产生让其退学的念头。
从对就学圈和学费两个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自50年代开始，教育系统呈现出开放的趋势，无论是学校的设置还是学费负担，都趋向于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而自“文革”开始到整个70年代，撇开“阶级斗争”主旋律下那些阶级成份不好的家庭子女受排斥的情况，可能是农家子女受教育最为宽松的时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70年代末的教育改革抛弃了这一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遗产，特别是80年代中期“分级办学”实施之后，随着各种费用的大幅度上升，学费的交纳经常令家长们感到窘迫。在90年代的10年间，燕鸣坊有子女读书的家庭中曾经为交纳学费而借款或贷款的高达80%，少数家庭则几乎每学期开学之前都要为筹集学费而奔波。上学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三、教育的功效：社会的收益
尽管燕鸣坊人的就学空间和机会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学校本身的存在和上学经常是外部力量安排的结果，但是从乡村社会的长期演变过程来看，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在两到三代人之间实现了从几乎都是文盲到年轻一代全部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的转变，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与那些已经走进另一个世界的50年前的先人们相比，今天的燕鸣坊人的确普遍成了有文化的人（参见表2）。
表2 燕鸣坊各年龄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年龄组（岁） 人数（人）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15-19
34 0
14.7
73.5
11.8
10-19 57 0
31.6 54.4
14.0
30-39 682.9
33.8 55.9
7.4
40-49 427.1
38.1 40.5
14.3
50-59 4533.3
40.0
20.0
6.7
60-69
3060.0
23.3
13.3
3.3
70-89 1888.9
11.1
0
0
合计 294
18.4
30.2 42.2
9.2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2003年2月的调查结果制作。表中未反映各教育阶段中途退学的情况。小学组89人中有13位男性和15位女性没有读完小学；初中组的124人也有31人中途辍学；高中部分则包括3名失学者。
自然，由受教育程度指代的“文化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是在统计上才有意义，它无疑会影响到村民对于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程度和把握方式。村中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会问调查者：“电视里成天说美国美国，美国在哪里？美国人也说咱这儿的话吗？”同样的提问自然不会发自一个初中生。进而，它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无疑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风景，提高了农民某些方面的技能。“进城认得出男女厕所”之类的愿望自然是实现了，能写“对联”和认识自己名字的人多了，千里之外的来信可以阅读了，甚至可以说，教育之于燕鸣坊的影响是无声且无形的，在某些方面正如江河的流水。
然而，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收获”显然不是注重实际的村民们在付出超常代价之后的最大期望。他们的期望是什么呢？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学好”。“学好”的内涵既包括知识和技能的习得、道德情操的向上（即“知书达理”），也许还有民间意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成功：“升官”和“发财”。
知识和技能的取得不容否定，20世纪后期燕鸣坊上过学的人多少都收获了他们所受的教育能够提供的知识。至于道德的向上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论的话题。从现象上看，在这个百十来户的村庄，确实难以发现谁是传统价值观推崇的“谦谦君子”，也无从找到当代国家意识形态意在培养的“四有新人”。相反，经常不断的家庭和邻里纠纷，年轻人对于赡养父母义务的普遍放弃，偶尔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每天都会铺开场面的赌博的风习，以及90年代以来向国家输送的3个刑事犯罪者，都成了老一代村民叹息“世风日下”的素材。不能确证的是，这种并非为燕鸣坊独有的社会景观，究竟是乡村教育本身所致，还是由于遭受50年间急剧变动的社会潮流冲决之后，乡村教育远离乡村实际的道德说教（注：对朱湾小学2000年9月至2001年7月学年度共35次“国旗下的讲话”的分析表明，除了2001年4月23日系有关“校园安全”的内容之外，余者都是关于“爱党”、“爱国”的主题。）又并未能发挥有效的修补功能使然。
进而，对于村庄的政治“精英”们的考察发现，他们并不是那些拥有“最高学历”（高中）的人，而是只读过初中、小学的一般识字者乃至文盲和半文盲。以燕鸣坊所在的朱湾村（大队）1949-2000年间的9位书记和10位主任为例（二者有交叉，现任书记往往是前任主任），只有一位80年代前期任职的书记是“文革”后期的高中毕业生，余者只受过初中、小学教育，甚至是文盲（1958-1977年间的支部书记）。直至初中已基本普及的90年代末，仍然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担任主任。在村民们看来，能否当上干部关键看是否有“关系”，是否“会送”，而学历、知识、眼界和能力都是次要的。
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在村庄的经济活动中也看不出有明显的表现。在村人通认的6个“有钱人”（每年有5-6万元的收入）中，3人系初中毕业，2人未读完小学，1人为文盲，其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村人整体的水平。从职业来看，其中1人为镇电管站的副站长（初中文化，70年代初的退伍军人），1人在外地做生意，而另外4人皆从事木材贩卖。与此相反，20多位读过高中的人竟没有一位称得上“成功”，他们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在家务农，二是外出打工。从村人评价的家境情况来看，其中只有5人属于中上，有一位属村中的最贫者之列：其儿子读初中时因交不起学费而于1999年失学。
当然，从上述事实并不能引申出知识越多越无能的结论。它可能只是意味着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教育与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是隔离的，未能为本地培养出真正的政治、经济或技术人才，未能明显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
那么，教育之于村庄的最突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使年轻的一代离开村庄。即便这并非教育的初衷，却实在是使人们获得“成功”的途径。而从农民来看，他们对教育的最大期待似乎也只能集中于此：力图使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通过上大学的途径变为“城里人”，变成他们未必深明其情却对其优越性深信不疑的城市社会的一员。
对20世纪后期的燕鸣坊人来说，他们能够体面地走出村庄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参军，二是考学。当然，参军也要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在50-60年代是小学，到70年代则是初中。比较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一条路越来越窄，后一条路则越来越宽。
在1949年之后的50年间，村里总共有19人参军，其中80年代之前为12人。12人中转业至省级机关做干部的有1人，退伍后获得“非农业户口”、成为本地干部或外地“国家职工”的有7人。也即有8人因为其军队的背景而脱离了“农民”身份，另外的4人则回到村里务农。而80年代以后参军的7人，虽然都在部队入了党，但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使参军—提干—脱农的途径渐渐堵塞，所有人都回到村里继续做社会身份上的“农民”。其中的一人由于其叔父的关系到乡政府开小车，后来回村任党支部书记。余者则干起了村内同龄人通常从事的职业：种地、做小买卖、外出打工。
与这一途径相反，考学的路子则由窄变宽。“文革”之前，村里有3人于50年代后期分别考上了中专和中师，其中两人毕业后拥有了城市户口。（注：一人未能毕业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于1958年考上了中师，但在翌年批判彭德怀的运动中发表了支持彭的言论，在面临校方批斗的前夜逃离了学校，从此一直在家务农。1997年，在他63岁时由其大专毕业后当警察的儿子为他找了一份在南京一家工厂“看大门”的工作。）“文革”后期，虽然靠“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可以脱离农村，但本村无人有幸走上这条道路。
高考制度恢复后，当可以凭借学业上的努力取得向上的机会，燕鸣坊人开始向子女灌输起执著的城市志向。“上大学”这根弦贯穿在家教中。“看人家××，考上了大学，将来爹娘都跟着沾光。”甚至有家长为新生的儿子冠名“清华”——据说是因为上了“清华”就可以带父母“进北京”。一位语文教师则用农家少年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激励学生：“你们要好好学呀！学好了就能考上重点高中，上大学，进城去端铁饭碗、住高楼、娶漂亮媳妇。要不就只有回家修地球！”
在家长和教师以及广泛的社会舆论的浸润下，“上大学”就成了少年们有志气和成功的标志。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学生本人的苦读之外，家长的努力往往也是必需的。在80年代初，当山东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明显低于江苏时，村里两位“有门路”的家长便将孩子的户口转到了邻近的枣庄，到那里参加高考；而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当感到自己难以在将来的高考中取胜的时候，就通过关系退回初三复习，以便考取要求较低的中师。他们最终都如愿以偿。于是我们看到，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先后有10个被认为是“有志气”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燕鸣坊。这是这个村庄600多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令村人感到骄傲的现象。（注：从燕鸣坊走出的大学生人数和占村庄人口的比例都远高于邻村。以至于村里一位70岁的老人自豪地说：“人家都说咱村风水好，不然咋出了那么多大学生？”老人的独子也是“大学生”，中师毕业后靠自学成了律师。）
四、讨论
站在燕鸣坊人的角度，应该说20世纪后期的乡村教育在这个微观世界取得了两方面的明显成功。第一，使70%的人基本读完了小学或初中、近10%的人进入了高中，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村民的受教育程度；第二，它改变了十多位村人的命运，使其变成了“城里人”。虽然进了城的人未必就拥有了传统读书人都曾梦想的“黄金屋”和“颜如玉”，但他们离开村庄时无不带有解放的感觉。与那些继续留在村里的同伴们相比，他们确实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能够切实感受到国家关怀的世界。
然而，难以断定村人受教育程度的整体提高已经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或者在健康的意义上改变了燕鸣坊。同时，有限的教育并没有使他们比起普遍是“文盲”的先人们更加自信，反倒是在急剧变化的城市和突飞猛进的信息化时代面前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坚守田园将没有出路，流入城市又难寻归宿。另一方面，十多位获得了“城里人”身份的成功者虽然也会以某种形式对村庄进行着反哺，成为其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比如介绍年轻人到城市去打工，但从总体上看，村庄因此失去的并不比得到的更多。它实际上成了乡村的“漏斗”，使村庄倾力培育的“人才”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流走，从而也就以隐蔽的方式陷村庄于不利的境地。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早期乡村教育运动的先驱者陶行知1927年写下的那段著名话语：“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6]从结局来看，陶氏所批判的现象在20世纪后期被更加普遍地复制着，甚至可以断言，1949之后的乡村教育所表现出的最大功能就是选拔“城里人”，就是教育村庄的孩子离开村庄。这样，它在实质上就成了村庄的异己力量。
关于乡村教育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信马由缰的结构性原因，可能并不限于“乡村教育”本身，也在于中国整体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在此难以详论。要强调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乡村教育及其母系统都并无明显改变迹象的前提下，燕鸣坊的以培养城里人为主线的琐细的教育史，还将沿着既往的轨迹演绎下去。当然，也有可能改变。那就是，一部分通过了高考这一千百万人人生和命运之赌场的青年，在进了城上了大学之后，很有可能因为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而回到燕鸣坊。那又将带来何等结果呢？它在使燕鸣坊人失掉那半是虚幻的自豪而感到切实的悲哀的同时，会带来村庄历史的“螺旋式的上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