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角色与时代的精神状况——评刘心武长篇新作《飘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论文,新作论文,刘心武论文,角色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位昔日名满天下的当代作家，刘心武的文学名号近年来已日渐没落，鲜有小说问世的他，似乎正在被当代文学日新月异的局势所淡忘。在这个“媒介为王”的时代，年代过于久远的丰功伟绩早已难觅踪迹。人们对于这位创作过《班主任》、《钟鼓楼》等新时期文学“奠基性文本”的重要角色，更多的印象已被刷新为前两年“红楼揭秘”的巨大争议所带来的轰动效应。现在看来，那些消耗着作者别样执著的探秘工作虽琐碎而无聊，却也挑起了观众隐蔽的无穷欲望，因而虽不乏争议，但终究获得了广泛影响，以及更为实在的名与利。然而，就在人们似乎更加确凿地忘却了这位以现实主义笔墨见长的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之时，一度乐不思蜀的刘心武又颇为郑重地重拾旧业了。阔别已久的他终于携新作《飘窗》①强势回归，为读者奉上了这部据说是“二十年来”的“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一直以来，刘心武的小说都有一种呈现众生的野心，他似乎很早就敏感意识到，单一叙事的典型化结构早已不能概括当下的生活，因而竭力寻求将零散的市井图像归拢一处，用一种丰富的局部与碎片化的群像，来映照现实斑驳的整体。这种破碎的整体感，构成了如今这部并不厚重的长篇新作《飘窗》的基本结构。 其实早在二○一一年，刘心武便有一篇题为“飘窗台上”的文章，预言了如今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在那篇散文中，他坦言，“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当然，我有时会走出书房，下楼到飘窗外的空间，使自己也成为‘图’中一分子。”②事实上，小说《飘窗》正是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呈现了“飘窗”台下复杂的社会全貌。为了表现这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有意选取了各种阶层的不同人物，一时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纷出场，除了贯穿性的人物高级工程师薛去疾和保镖庞奇之外，作者还生动刻画了歌厅“妈咪”、势力超群的神秘人物“麻爷”、“文革”造反司令、大都会城管、台湾老板、进城卖水果谋生的农村夫妇等众多人物，作者利用意想不到的巧合，让他们的生活彼此纠葛，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在此情形之下，小说虽免不了有些情节“狗血”的毛病，但也终究能够显现出社会“有机整体”的面目。 对于刘心武来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并非《飘窗》首创。早在一九八○年代初他的首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我们就曾领略过这种破碎的“清明上河图”式写作的妙处。用作者的话说，那是一部“企图向读者展示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斑斓画卷。或者说，是企图显示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态景观”的小说。小说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时间被集中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天的十二个小时里，而空间则在北京北城钟鼓楼一带，其人物极为芜杂，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副部长，下到小流氓，当然，其主体还是最普通的人物，比如售货员、卡车司机、园林工人、厨师、修鞋师傅、搬运工；以及一般的工程师、编辑、教师、大学生、青年翻译；也写到京剧演员、“浪漫女性”、拾破烂儿的老头、来自农村的姑娘，甚至江青也作为一个有言有行的人物，被巧妙地安置在话语的缝隙之间。小说也正是要通过这些不同的人物，来呈现社会丰富的侧面。就像评论者所言，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凝聚着过去，萌生着未来，有眼力、有笔力的作家，能从一天的生活中发现厚重的内容，能使小说中的一天的生活映现一个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心武在这部小说的题辞里写道：“谨将此作星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他要通过小院里的一天，写出北京的文化史，同时写出北京一部分市民的心理史。 《钟鼓楼》发表之后，刘心武曾对自己所采取的结构方式有着自觉的理性分析。在他看来，自己正是“力图通过文献式的叙述与心理剖析，使读者能对貌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和人物有所发现，促进读者对各种人物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为了完全地呈现一种生活的“自然流动感”，他对小说叙述结构的追求可谓煞费苦心，“从总体构想上说，我采取的是类似中国古典绘画中的那种‘散点透视法’，整个长篇的结构不是‘穿珠式’，‘阶梯式’，而是‘花瓣式’，即从一个‘花心’出发，生出五个花瓣，再在五个外面生出十个花瓣……或者又可比喻为‘剥桔式’，即将一只桔子(生活)剥开，解剖为一瓣又一瓣的桔肉(个体及个体的生活史)，貌似各自离分，却又能吻合为一个整体。”③因而《钟鼓楼》全书并没有呈现一条明显的、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如同生活本身那样，让许多流动的、偶然的、片断的事件，或相互交织或自行发展。其无尽的意蕴也包含在作品的历史感和哲理性之中：在众多人物的命运和情节演进之中，时间默默地流逝，社会历史与个人命运在这流逝中不断交织，而岿然屹立的钟鼓楼则成了时间永存的见证。 《钟鼓楼》另一个独具的特色在于，书中包含着大量有关“文献掌故式”的叙事元素。比如，它写到了前清流传下来的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传奇故事；写到了北京当年“丐帮”的行乞方式；写到了北京市民结婚仪式的历史演变；写到了建国初期北京平板运输业的发展状况；甚至还谈到日本人在北京火车站地下道尽头设立的精工表灯光告示箱；除此，读者还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某些集邮和武术方面的知识”。如此便在“京味”小说的意义上，展现了一种丰富的文化认知功能。到了此后的小说《风过耳》，刘心武开始有意去除当年《钟鼓楼》“文献掌故式的叙述”所包含的文化认知意义。不同于一九八○年代文化意义上的北京叙述，那个一九九○年代的文本，更多呈现出特定年代所普遍具有的文化挽歌意味，甚至其小说本身便是某种文化危机的尖锐表征。有评论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风过耳》“这部看上去平实无华的作品，其实凝聚着某种历史的象征意味”，它既是“新时期”的“历史主体衰亡的表征”，同时又“始终流荡着‘新时期’的理想化情调”。④这种去“京味”的叙述延续到了如今这部《飘窗》之中。《飘窗》无疑也具有社会认识的功能，它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讲述这个平淡无奇的时代令人惊悚的文化现实，然而它更多还是像那部《风过耳》一般，在一种文化颓败的意义之中展开别样的叙事怀抱，它顽强地讲述这个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呈现那些匪夷所思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足以让人思索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 像《钟鼓楼》、《风过耳》一样，《飘窗》也选择了大量似乎并不值得重视的细小的、片断的故事，这些故事漫无边际地连缀在一起，以此呈现这个时代斑驳的面貌。小说之中，人物之间匪夷所思的扭结，那些松散的关联，并不突出的核心人物，以及诸多巧合的连缀，也只是为了将故事全盘穿起，营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整体形象。在此，小说唯一可以肯定的中心在于两个贯穿性的人物，薛去疾和庞奇，以及那个暧昧不明的标题“飘窗”。 作为小说的“题眼”，“飘窗”的意义无疑意味深长。这是一个简单但却意旨含混的文学意象，“薛工住的那栋楼，卧房飘窗外，正是那条街最繁华的地段。说繁华，是指商铺林林总总，铺面也都浓妆艳抹，但真要准确形容，却只能谥以三个字：脏、乱、差”。事实上，整个世界的脏、乱、差与“飘窗”的主人毫无关系，惬意的薛去疾大多数时候保持着他的旁观者的姿态。这位优雅的男士，“没事就坐到飘窗台上依着大靠枕欣赏他所谓的‘清明上河图’，也常常下楼，爽性进入到那世俗画卷里，成为其中的一个芥豆”。就像小说所说的，“他很喜欢这个高度，既有一定的安全感，又可以很方便地观察外面街道的动态。脏、乱、差固然也令他愤愤然，但也给他和楼盘里的一般中产阶级人士带来许多方便”，对于这位旁观者而言，那些来往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所构成的风景，恰恰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正是因为这许多的‘社会填充物’，我们的生活才如此丰富多彩、粘合难拆”。⑤ 在此，“飘窗”正是宅居一隅的知识分子窥视世界(现实)的通道，它清楚地表明了知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当然也同时展现出这种联系的局限性。它极富意味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呈现了“现实的风景”，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呈现风景的方式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因而小说固然是为了展现这个时代有趣的“现实”，但更多还是要表达知识分子与这个“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后一话题，《飘窗》其实不乏细致的刻画。作为知识者，除了主人公薛去疾之外，另一个多次出现的人物，那个靠报告文学起家，无比庸俗的夏家骏，也值得人物重视。这个形象不断让人想起《风过耳》中的匡二秋、宫自悦、鲍管谊之流，在那部带着强烈的一九九○年代气息的小说中，那些堕落的闹剧不断上演。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市侩小人变成德行高洁的人，但问题在于，匡二秋们卑污的灵魂偏偏颇有市场。因而作家的隐忧其实在于，通过刻画匡二秋等人的市侩嘴脸，写出一种绝非少见的文化现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一批白蚁式的蛀虫正在蛀蚀着社会的栋梁。因此，如果说《风过耳》正是一部一九九○年代知识分子的哀痛史，那么《飘窗》则意在通过这个时代知识者惬意的“观看”和无可奈何的“参与”，来切入并试图诊断这个时代最为内在的精神肌理。 确实，小说《飘窗》惊人地呈现了现实生活诸多有趣的侧面，让人领略了“清明上河图”式的世俗面向，但究其根本旨归，却是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与精神背景的深入勘探。因而小说“浮世绘”式的巨大社会含量中，其实蕴含着不凡的批判性。当然，作者的批判也并非止于社会表象的分析，而是切入问题的根本，呈现出当下社会的“真相”，即社会阶层的固化所形成的密不透风的格局，以及特权网络的盘根错节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积重难返的状态。小说中，人群熙来攘往，那些“孤独”的个人无不利用错综的关系，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则颇有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意味。比如卖水果的顺顺夫妇在“铁人”的庇护下，从流动摊贩变成了占道经营的无照水果摊；倒卖火车票的老黄牛二磙子，发财开起了打卤面馆；送啤酒的赵聪发为了抢占地盘特意到监狱“拔份儿”；准备移民国外的官二代钟力力，请报告文学作家当硕士论文的“枪手”；而作家夏家骏则因一心希望拥有副部级待遇而奔波于酒桌之间。即便是小说中神秘莫测的麻爷这个黑白通吃、一手遮天的人物，也如小说所谈到的，“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草根人物，因为某一机缘，有人不好自己出面，就让他当法人，他其实只是更厉害的主儿的‘白手套’罢了”，尽管在其背后，隐而不彰的“大老虎”才是最令人震惊的腐败之源，但事实上，浮出水面的麻爷就足以令人惊心了。用小说的话说，麻爷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填充物”，这个社会的多少黑箱操作，都有他的参与，实际上已经是社会恶性肿瘤，是“社会之癌”。 作为小说现实批判力的重要表征，作者在运用自己敏锐洞察力，展现出令人难以释怀的时代“真相”的同时，也没有刻意回避那些人们已然熟知的阶级差异，比如小说以诚挚的笔墨描述“洗车野战军”的卑微生活，一次次不经意地让人领略了底层社会的现实场景，以此让人体会“为什么人世间到如今，还是如此地贫富悬殊？”尽管小说也感叹，“贪官奸商占有那么多社会空间，底层民众却在如此的蚁穴里蜷着，腐败不除，何来公正！”但让薛去疾真正感到困惑和难过的是，畅快地表达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的不满和叹息固然容易，但每个人却又在极为分裂地制造种种特权和不公，甚至包括他自己。因而真正的讽刺在于，当棘手的问题货真价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所有的正义和尊严都会极为脆弱地沦为不名一钱的“高调”，而知识者角色所内在包含的悲剧感也由此可见一斑。 因而，社会最大的问题固然在于各种“关系”和“潜规则”的肆意横行，官商勾结所形成的强大稳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在这严密的腐败结构中，个体无处可逃，更无力对抗的现实；但事实上，更为严峻的危机恰恰在于，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融入其中，无奈而颇为自得地分一杯羹，这种颓败感所折射的精神背景，深切表征了当下社会的畸形面貌：人人痛恨特权，憎恶腐败，然而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却往往条件反射地竭力寻求特权的庇护。这样的发现当然显示出作家的敏锐、道义和良知，但细究之余，也能从中感受到更为复杂的况味。 小说《飘窗》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成功地塑造了庞奇这个决绝的复仇者形象。小说一开头就预先撂下了他的那句誓言：“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那一定是来杀人的。”这是一个绝妙的文本悬疑，所制造的紧张感贯穿故事的始终，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又是一次有关底层反抗的寓言。这个抛弃一切的决绝的反叛者，这个来自底层的“旷世英雄”，逃脱了一切传统文学对他的设定。他原本可以在他人的制度里安然体面地讨生活，但为了高贵的尊严，他终于孤注一掷地走上了那条不归之路。小说的魅力也在于他最后的惊人转变，他成功逃离了社会所派定的位置，并以对于上访者的解救，来维护了一种文本的“诗性正义”，然而这种“虚张的正义”终究令人心悸，因为这种“文本的可能”似乎恰恰印证的是现实的虚妄。事实上，他终究是一个无比脆弱的决绝者，尽管他是按照启蒙的理想原则构造的一个完美的底层形象，但却也是以反讽的姿态被灌注了活力和希望的所在。 作为庞奇的精神导师，薛去疾曾不遗余力地对这位粗鄙的底层莽夫讲述有关狄更斯的《孤星血泪》、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文学知识，这是“十九世纪的幽灵”中最可宝贵的人性财富。随着一次次交谈的深入，他们之间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灌输，终于上升到平等、公正、尊严等启蒙理念的价值呈现，并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价值理念融入到他与努努的爱情故事之中，这便使得庞奇原本冷酷而空虚的保镖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他恍然明白了尊严的价值所在。小说最后，可怜的庞奇已然认识到“人活一世，尊严为上”的道理，而这一切恰是薛去疾所给与的教育，如其所言，“是薛伯给了我启蒙，让我懂得什么是尊严，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博爱”，事实上，也是薛去疾让他明白了自己和麻爷所代表的势力之间所构成的结构性矛盾。因为正是后者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波及到了庞奇原本宁静的生活世界，而这恰是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图景。 然而故事最具讽刺性的地方在于，薛去疾这位伟大的启蒙者，并没有言行合一地恪守自己的价值立场。在现实的压迫之下，他痛苦却颇为无奈地做出了妥协，进而沦为这个时代的笑柄。因此，当庞奇这个心有不甘的挑战者，带着他的满腔义愤，向这个社会反戈一击之时，才赫然发现自己赖以行动的价值其实如此脆弱。在这个意义上，薛去疾这位傲然的知识者，或许只是一个蛊惑者，他扰乱了庞奇原有的生活，将他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而小说在此提出的问题也在于，究竟需不需要，为了尊严，向社会隐匿的权威勇敢宣战，重新寻找一种价值和社会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其实隐藏着希区柯克《后窗》式的欲望图景，在那部为人称道的经典电影中，伤腿的杰弗瑞颇为无聊而又无比惬意地从自家的后窗观察邻居们的生活，直到真正的凶险“如约而至”。而在《飘窗》中，薛去疾这个无能的知识者，也只是通过“飘窗”来与丰富复杂的生活发生联系，他如无聊的“窥淫者”一般，渴望获悉现实的一切，渴望参与其中但却无能为力。于是索性将飘窗台下的一切视作独一无二的风景，心安理得地欣赏这一切，这也似乎隐喻了知识者在现实中的位置：他们总是习惯将自己摆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观察周遭的世界，他们只是惬意地欣赏，哪怕环境是如此“脏乱差”，也是自得其乐，心安理得，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他们基于这种公允与客观，为社会开出药方，给他人提供指导。然而，当真正的凶险从风景中“逸出”，席卷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便迅速地缴械投降了。因而，“飘窗”其实恰如一道意识形态的伤口，知识者从中看到自我的欲望，而他也终将被这道伤口所俘获，被这道“实在界”的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没。 故事的最后，薛去疾这个好为人师的启蒙者，终究被现实所吞没。为了维护自己那栋带有飘窗的单元房，他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尊严。知识者的背叛无疑令人震惊而绝望，因而当庞奇这个决绝的反叛者，在他的精神所在“一切都轰毁了，一切都勾销了”的时候，将首要的复仇目标锁定为自己曾经的精神导师便不足为奇了。就像他那句江湖传言所呈现的：“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那一定是来杀人的。”最后复仇指向的偏偏就是那个最不可能的目标，这种决绝的反叛与其说是指向整个社会的，不如说是指向知识分子自身的。 知识者的妥协，以及由此而来的启蒙者的变节，这种选择的最终结果当然意味着极为不义地将底层反叛者推到绝望的境地，然而《飘窗》的超越性在于，小说并没有顺势将批判的火力停留在知识者的角色之上，而是在必要的讽喻之后，迅速将思索的问题引向了整个时代，即它并非一味埋怨这个时代的思想者立场的不坚定，而是由此提出有关时代精神状况的宏大命题。 细心的读者大概没有忘记小说最后的那个细节，叙事者曾借薛去疾之眼，极为细致而繁复地描写了麻爷大宴宾客的奢华场景，其璀璨的气度，唯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豪宅可以媲美。而在此，其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空虚也恰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这个物质主义时代权力与欲望的刻骨病症的生动体现。也正是在此处，一种纵情狂欢的空虚感极为微妙地传达了出来，“麻爷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会醉，但永远不会烂醉，看到酒客们烂醉如泥，甚至呕吐得一塌糊涂，胡言乱语，疯疯癫癫，以至打斗，他就会以多储留的那几分清醒意识，享受审美般的满足”。这是一个盖茨比式的“当代英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自我欲望的镜像，因为就像小说所说的，每个人都渴望“跟麻爷一起在地狱里，陪他在最本真的欲望里狂欢”。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秘密所在。 正是在这个本真欲望的狂欢地狱里，薛去疾这位作者自况式的人物，这位多少有些傲气的知识者有了他的惊世一跪。确实，在这样的时代，谁又能够幸免呢？知识者最后的背叛固然带给人们长久的震惊，但轻易的指责又终究显得简单。对于知识者来说，当自己的生活也彼席卷，而倚卧飘窗台，欣赏风景的潇洒状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的丑态或许也将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这是刘心武颇为清醒地意识到的问题，因而小说并不因此一味指责知识者的堕落，而是敏锐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权力腐败的社会格局，由此上升到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尽管这一切也只是极为聪明地点到即止，没能做出更为深入的揭示。而对于知识者的价值坚守，小说也没有做出太多悲壮的承诺。一切都顺其自然，肯定人性的弱点和生命中必要的妥协是其第一要义。毕竟在这特权的阴影无所不在的时代，知识者的自傲早已成为问题，而谈论他们的“堕落”与“变节”，也愈发变得艰难。一切罪魁都可顺理成章地推到整个社会，因而对于故事的主人公薛去疾，反而显示出几分辩护的意味来。 总之，面对“堕落”的知识者与更加“堕落”的社会，批判也好，辩护也罢，似乎都不太重要，这或许正是犬儒时代的价值法则赐予我们的“知识”。而在一种无奈的反讽之中，艰难而心安理得地活着，似乎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生存原则。也就是这样，小说《飘窗》让我们领略了现实社会批判的强度和广度，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批判的限度与难度，并由此对于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有着更多的思索和追问。 ①刘心武：《飘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②刘心武：《飘窗台上》，《小说界》2011年第4期。 ③刘心武：《〈钟鼓楼〉的结构与叙述语言的选择》，《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④陈晓明：《挽歌悠唱——〈风过耳〉与“新时期”的终结》，《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6期。 ⑤刘心武：《飘窗》，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