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苏州大学论文,来源论文,社会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①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本文利用一所中央直属精英大学和一所省属精英大学的数据来证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子女受惠于国家政策开始成比例进入两所精英大学，进入改革时期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两所学校中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1949年以前，普通民众只在理论上有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终能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基本是有条件的少数人。如明清的科举制，其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比例，②参加科考还需经历长期知识准备，一般家庭子女很难做到。这导致绝大多数科举成功者都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③目前主流学界认为，由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④科举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近代以来大学成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权势、财力所垄断的局面并未改变。高等教育规模有限，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⑤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⑥略低于清代举人的比例。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数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学门外。1929年有研究者对中央大学182名大学生调查后感慨道：试问一般工人和农民家庭，哪有这种剩余财富供儿女们上这样的大学？⑦多项社会调查和学人回忆也都表明民国大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⑧
1949年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国教育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是基础教育得到大力扩展。此前中国仅有3％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教育，成为大学选材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21世纪初已有超过50％的适龄人口能接受高中教育，比例提升了十多倍。全国人口接受大学教育的几率也从0.1％提升到15％左右，⑨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只能从极小比例人口中选拔高等人才的传统。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努力，体现了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理念。⑩
其次，国家制定统一标准，组织大学考录工作。考生不用出本区县就能参加考试，大大降低了应试成本，方便普通考生的参与。高校长期不收费或低收费，甚至给予学生补贴，使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农子女不仅能考上大学，还能上得起大学。
最后，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了各种“出身照顾”政策，要求大学优先招收工农等阶层子女，加快推动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化，工农群体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成规模出现。(11)
考察1949年以来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社会影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高等精英教育的开放与公平受到社会和学界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定期公布大学生源的分布状况，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通常做法。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自1966年起，每年都会整理公布大量有关美国高校新生的家庭状况资料，(12)这些做法在中国还付诸阙如。有效数据的缺乏，给研究和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社会来源带来了困难。
二、研究资料描述
从2003年起，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两校的数据库共有约15万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北京大学的数据库有64510个个案，包括1952—1955年、1972—1987年以及1989—1999年各年的学籍材料；(13)苏州大学的数据库有86393个个案，包括1933—1965年和1972—2003年各年的学籍材料，(14)本文的分析计算只包括1952—2002年的数据。
在这两所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将两校共约15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两校共有数百个不同的院系专业、8000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学生父母(家长)职业，5万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入学前学校。此外，家庭居住地址约有12万9千多个，由于数量太大，因此编写了相应程序来区别学生居住地的城乡属性。
根据学籍卡数统计，两校在1952—2002年间，招生规模有所扩展。早期学籍卡可能有少部分缺失，但基本可以反映各时期学校招生量的变化情况。北京大学1952年的数据包括院系合并后从其他学校转入的学生；“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每年招生数在1000—2300人左右；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数为1000多人；除了1989年、1993年受特定社会事件影响，北京大学每年招生量基本在2000人左右；19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在2500人左右；1999年全国大学扩招，但北京大学当年招生数没有明显增长。苏州大学在1977年以前，每年基本只招几百人。1977年起，每年招生人数在2000人左右；自1995年起，苏州大学先后合并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学院，1996年开始招生数量明显增加。1999年扩招和2000年合并苏州医学院，苏州大学招生数量一度超过6000人/年。如果扣除学校合并带来的招生增加，苏州大学实际增加的招生量约在1000人/年。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内，中国精英大学入学规模的增加幅度一直不大，远低于全国人口自1950年以来约3倍左右的增长。
北大(北京大学简称)和苏大(苏州大学简称)分别是全国和江苏省的精英大学。北大历来是全国最好的文理综合性大学之一，也是历年高考招揽各地优秀学生最多、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之一。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按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内地大学排名，苏州大学基本在40名以内，呈逐年上升趋势。扩招前的1998年，全国共有大学1022所，到2006年，也就是实行扩招7年后，全国共有大学1867所，以此计算，苏州大学的位置处在前4％。
两校隶属关系不同，招生范围存在明显区别。北大是教育部属高校，招生面向全国，实行配额制，但各省市配额并不均衡，比如北京的配额远高于外地。总共64500多名的北大学生中有57628人可确定其来源省，其中，北京生源15561人，占可识别来源省区学生数的27％以上，排第二位的江苏省生源仅占5.3％。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大学，省外学生比例不高。在苏大可识别来源省区的学生中，80.6％的学生来自江苏省，来自四川省的学生排名第二，仅有2.4％。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名苏州大学之前，江苏省生源占到96.2％。苏州大学是比较地方化的院校。
两校招生分数线也不同，能够进入两所学校的学生在整个考生中所处位置存在较大差距。2003年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分数线为文科590，理科600分。当年北京理科高考成绩600分以上的有760人，处在全体北京理科考生的前1.45％，文科600分以上的有89人，处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0.31％，加上590分以上的，当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0.4％左右，综合起来约在全体考生的前1％。同年北大在江苏理科录取线为636分，当年江苏630分以上的理科考生约有307人，处在江苏全体理科310082名考生的前1‰以内，竞争程度远高于北京考生。2003年苏大在江苏理科招生分数线为522分，当年江苏考生成绩在520以上的有28083人，处于江苏全体理科考生的前9％左右。(15)
北大和苏大存在着诸多差异，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两校的差别形成互补，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
尽管只有两个样本，本研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总体状况，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招生明显受相关政策制约。50年来高校招生政策虽然有很大变动，但学校通常总是在主管教育部门指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挑选符合要求的学生。(16)中国各所大学虽然差别很大，但同档次的学校由于招生分数线或招生标准相似，在同一省区内的新生来源具有相似性。从这个角度，北大和苏大的学生来源，不仅能代表各自学校类型的特点，还可以代表全国或江苏同等分数段考生的情况。两所学校学生来源的社会构成的任何变化不仅反映两所学校自身招生政策或学生来源的变化，也会反映全国或江苏高考考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某些整体性变化。
三、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分析了两所学校学生社会来源在1952年到2002年间的变化。首先描述历年两所学校学生的城乡比例与变动趋势，然后分析两校学生父母的职业构成与变化，最后，探讨两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与分布，包括来自重点与非重点中学学生的比例。
(一)城乡比例及其变动趋势：对家庭居住地的分析
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本文区分城乡的标准不是户籍而是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家庭地址。这是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户籍对城乡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户籍地长期居住在城镇，在江苏省尤其明显。所以，用户籍区分学生的城乡来源没有用居住地址区分符合实际。1950年以来两校共有学籍卡145312张，其中填写了家庭地址的共127378份，占总体的87.7％。我们设计了相应程序，将这些地址分为城市、乡镇与农村三类。(17)本文对农村的定义偏严格，对乡镇和城市的定义偏松，可能会导致农村生稍少于实际人数，乡镇和城市人数略多于实际人数。
填写城市地址的学生占所有填写地址学生的比例，在北大是79.91％；在苏大是46.33％。图1是1952年以来两校学生地址分城、镇、村的比例变化。
图1 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每年新生的城乡分布(1952—200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1950年代初，近9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全国约80万个村庄中，(18)但两校几乎没有学生来自农村，来自县镇的也很少。1952—1955年间，北大农村地址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8％，1985年更是一度达到19.4％。19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19)乡镇地址的学生比例超过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20％上下。
苏大农村学生的比例要高于北大，增长的速度也快得多。1952—1955年间，苏大农村地址的学生比例从3.6％增长到11.4％，到1965年，经过10来年的增加，农村学生的比例突破60％。“文革”中，农村和城市学生比例出现震荡和调整，农村生比例有所下降。恢复高考之初，城市学生的优势得到体现，比例超过一半，农村生则下降到30％左右。但这一现象维持的时间很短。1980年开始，农村学生比例又迅速增加。1984年后的20多年中，农村生比例与城市生基本持平，稳定保持在40％多的水平，没有出现太大波动。最近30年以来，苏州大学的乡镇学生比例也基本稳定在10％左右，如果将其与农村学生比例相加，最近30年苏州大学城市以外的学生比例一直高于城市学生。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江苏的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校学生的城乡分布。如1990年，北大农村生比例是17.7％，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为73.77％；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下降到63.91％，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为12％。不考虑人口分布的变化，北大农村生比例下降了5.7％，而考虑人口分布变化后，农村生比例下降的幅度只在3.3％左右。1990年苏大的江苏农村生比例为47.54％，江苏农村人口比例为78.76％；2000年苏大农村生比例是42.09％，江苏农村人口却下降到58.51％。农村生的人口比重实际提升了约6.8％。(20)
两校学生家庭地址的历史分析表明，1949年以来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城乡来源具有多样性特点，两校农村学生保持着一定比例。北大在1980—1999年间，至少保持在10％以上；苏大基本保持在40％以上。在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两所学校的农村生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在19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城乡生源是多样化的，甚至到21世纪初，农村生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下降。
(二)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对父母职业的分析
这里将探讨父母职业对子女精英教育获得的影响。按照《国家职业大典》分类标准，将两校15万多学籍卡中记录的家长职业整理归类为八大种类：(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商业服务业人员；(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7)军人；(8)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两校学籍卡设计的差异，苏大学生一般只填写一个家长职业，且基本是父亲职业。北大学生要填写父母双方的职业，因此，本文表格中有关北大学生父母职业的数字是基于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从事某职业的数量。
统计发现，从1952年到1999年，26.2％的北大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干部，37.46％的学生有家长是专业技术人员，19.97％的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有家长是工人，也有6.38％的学生有家长是办事人员，4.80％的有家长是商业服务业人员。(21)在苏大，1952—2002年间，26.43％的学生家长是干部，16.77％的家长是专业技术人员，合计43.20％。5.06％的学生家长是办事人员，3.90％的学生家长是商业服务业人员，25.37％的家长是农民，16.77％的家长是工人。工农合计42.14％。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最大的差别在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26.2％比16.77％)和农民比例(15.01％比25.37％)。(22)下面将两所大学学生家长职业每年的变迁情况制成曲线图(图2、图3)，并对主要职业变动情况逐一进行分析说明。
图2 北大学生父母职业分布(1952—1999)
说明：大多数年份北大学生父母职业可识别的比率在70％—80％之间，但1976—1979年间偏低，分别为44％、48％、44％和25％，这也可能是1979年农民职业为零的主要原因。偏低的原因可能是恢复高考初期学生的年纪普遍较大，很多人已经结婚成家，学籍卡亲属栏中只填写了妻子(或丈夫)而不是父母信息。
图3 苏州大学学生父亲职业分布(1952—2002)
第一，1949年后农民子女数在精英大学的增长非常迅速。苏大的数据表明，这种增长一直持续，高潮出现在“文革”前而非“文革”时代。北大1952年时农民子女的比例已经达到8％，(23)1954年迅速提升到1.7％。苏大农民子女增长更明显。1952年农民子女比例已接近17％，1955年增长到28％。北大档案馆1956-1966年学籍卡缺失，无法得知该时段情况。苏大的情况表明直到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前，农民子女的比例都在快速持续上升。到1964年几乎接近60％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比例非常高。农民子女明显减少，并非是恢复高考后而是“文革”时期的现象。1972年，北大农民子女的比例高达30％以上，1973年下滑到20％以上。苏大情况也类似，农民比例从高达近60％，很快降低到20％左右。邓贤认为“文革”时期70％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有政治背景。(24)周雪光的研究也采信了这一说法。(25)这表明取消较为客观的考试，推行推荐制并不利于工农等群体，即便是在极端“革命”的社会环境下也行不通。
苏大数据还表明(见图4)，在农民子女内部，贫下中农子女比例不断上升，富农地主子女逐步从农民子女中的主体地位转变为边缘。1956年以前，富农地主子女占农民子女群体的一半以上。1957年到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富农地主子女比例迅速下降，“瞬间”跌到10％以内。贫下中农子女数猛烈增长(1956年46人，1957年22人，1958年242人)，比例超过一半。“文革”时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富农地主子女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中农子女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只有贫下中农子女“一骑绝尘”，几乎成为农民群体的垄断者。
图4 苏州大学农民学生家庭出身情况(1952—1978)
说明：有极少数学生的家庭出身填写为农民，无法区分者没有纳入此图。我们将雇农、贫农、下中农等归为贫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归为中上中农；富农、地主、富裕中农(根据1950年政务院农村阶级划分决定，富裕中农也具有剥削性质)等归为富农地主。
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的比例有了新变化，北大的比例有所下降，苏大则比较稳定。高考刚恢复时，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如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相比之下，苏大农民子女的比例要高很多并且较为稳定，一直维持在25％左右，199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略微上升趋势。1982年以来，父辈职业中，“农民”在苏大更是仅次于“干部”的第二高职业。
第二，工人子女比例在两校都呈持续增长趋势。1949年后受惠于向工农倾斜的大学招生政策以及基础教育的推广，两校的工人子弟比例都在不断上升，1950年代中期，比例均达10％。此后，苏大比例继续增长，1958年达到约20％。在“文革”和高考恢复后，两校工人子女比例在经历两次波峰的同时，1989年后都持续增长，并都成为位居第三位的父辈职业。虽然两校多年来学生父辈为工人的在比例上有一些差别，但在变动趋势上比较一致，全国和江苏地方精英大学工人子弟变动的因素应该一样。这可能是因为1949年后，城市及其居民基本都归国家体制管理，存在多方面的类似，不同地区城市间的差距小于农村。
工人子女增加的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文革”时期和20世纪末本世纪初。“文革”时期实行工农兵推荐制，工人子女自然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来源。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女比例几乎都在1973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一度接近30％。此后工人子女比例有所收缩。高考恢复后，与农民子女情况类似，工人子女比例出现较大下降。甚至在整个1980年代，北大的工人子女比例处于下降中。苏大工人子女比例尽管有过短时间的增长，但基本也在下滑。直到1989年以后，工人子女的比例才再次持续上升。到20世纪末，北大和苏大的工人子女比例都已超过20％。这种现象应该与1990年代以来工人群体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农民子女比例的下降与工人子女比例的上升，部分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转变了职业，成为工人，农民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下降，而工人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上升。工人子女比例的增加说明了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到21世纪初，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实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的“开门”。
第三，有关干部身份。近50年来干部的定义和性质一直在变化，干部自身教育水平也在提高。图2和图3表明，两所大学干部子女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从开始差不多最低发展到近期的最高。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1952年的11％上升到1973年的22％。1974年到1976年间，干部比例下跌至10％。此后干部子女比例持续上升，从1980年代的20％以上，到1990年代初期的30％以上，到1997年更是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达到39.76％，成为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26)苏大干部子女比例在“文革”前基本在8％以下，1972年后一下蹿升到20％以上。恢复高考后，干部子女比例从1980年代的20％以上达到90年代的30％以上，干部成为苏大学生来源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改革开放以后，干部子女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对苏大学生父亲的干部职业内容的详细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而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图5 苏州大学学生干部家庭分布情况(1952—2002)
需要指出，企业干部、经理人员的子女与党政干部的子女所占比例的变化状况有所不同。图5是根据苏大学籍卡中父亲职业及工作信息制作的历年苏大干部家长类别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干部比例迅速下降，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比例则在不断上升。党政干部比例在“大跃进”时期而不是“文革”时期达到顶峰。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这一方面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很多政府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下海或转到企业任职，增加了企业干部的比例。传统意义上的“官”(包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众多乡镇企业、合资外资企业，使得各种企业干部增加迅猛。因此，干部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第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在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一直较高。1952—1955年间，专业技术人员是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是干部子女的2-3倍。但在1972-1976年工农兵学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曾低至6％。高考恢复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迅速蹿升到35％。此后不断提升，1980年代基本在50％左右，198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62％。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又开始出现下滑趋势，1997—1999年三年均低于40％，稍稍低于干部子女比例。(27)苏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在50年代也是最高的。1972—1976年工农兵学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有所下降。1978年，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从1977年的18％蹿升到32％。此后则基本保持在25％—30％之间。但从1990年代开始，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开始下滑，1998年以后甚至低至10％以下。(28)
1990年代以来，两校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都出现了连续下降趋势。在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已经低于干部，在苏大，其比例不仅低于干部子女，甚至在20世纪末低于农民和工人子女比例。这与通常所认为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子女有更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更适应考试制度，具备取得好成绩的能力的情况较为矛盾。对此，尽管尚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但至少应该和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由于社会的发展，1990年代以来，大量中年专业技术人员都具有一定职务。如各级学校校长、研究单位大小领导等。在我们的分类中，这些人基本都被归入干部类型，从而降低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子女比例排位的交换，可能就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二是1990年代初经商热席卷全国，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纷纷“下海”，改变了身份。这种情况在全国包括江苏都较多。三是90年代以来四五十岁左右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对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影响有限。最后，也可能与1990年代以来私人出国留学热有关。(29)基于视野和知识背景的关系，可能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职业群体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促成子女留学海外而不参加高考。这也会导致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的下降。
第五，商业服务业人员。他们在全国职业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高，但在1952年，其子女在北大和苏大占20％—25％的比例。这个时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基本都是各类商业资本家或大小业主，是具有相当物质条件的人群。此后，由于各类政治运动的展开，商业资本家几乎消失，商业服务业人员主体基本是各类营业服务人员，他们拥有的教育文化资源水平降低了很多，其子女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总体上，50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在改革开放后也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工人子女的比例在1990年代还上升了。考虑到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工人。因此，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女。也因此，农民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持续增长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达。学生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30)苏大自1981年以来只有3年是低于39％的；1994年以后则超过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2002年甚至达到56％。因此，工农子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苏大则已成为多数群体。
可以借助职业辈出率进一步考察两校学生家长职业的变化情况。(31)这一指标能更为精确地反映各职业群体在精英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变化。表1给出了1985年以来两所大学学生家长职业辈出率的变化。
干部子女在这两所精英大学的辈出率远高于其他职业子女。在1995—1999年间，干部子女在北大的辈出率为23.04，即是本职业总人口比例的约23倍。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辈出率在北大和苏大均居第二位，且都有所下降。北大从9.04降到6.88；苏大从4.43降到1.59。相比之下，两所大学中农民子女的比例远低于农民职业人口在全国或江苏人口中的比例。两个时期相比，北大农民子女的辈出率有所下降，苏大则有所上升；北大工人子女的比重迅速增长，突破20％，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从1.04增加到1.31，苏大的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有所上升。由于工人子女辈出率的提升，北大工农总体的辈出率略有增长，苏大工农总体的辈出率则有较明显增长。
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因素。(32)近50年，社会学界都承认并强调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影响。科尔曼1966年通过对美国学校的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33)中国学者的研究则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这一现象，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模式。(34)
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根据两校学生填报的父母职业，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多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绝大多数。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女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30％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女比例在40％左右。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三)学生来源的多样性：对来源中学的分析
截至2002年，有7000多所中学给苏州大学提供过学生。给北京大学提供过学生的中学，截至1999年有6000多所。但为两校输送过学生的中学在全国数量众多的中学中只占很小比重。同时，少数中学为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而50多年来只提供过1个学生的学校占据了绝大多数。来源中学的集中程度非常高，这是两所高校的共同特点。
表2给出了两校的来源中学及其输送学生比例的情况。北大的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7.39％的北大本科生来自前5所中学，这5所中学只占所有向北大输送过学生学校的0.08％。占来源中学前3.08％的中学(计200所)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35)在全部约6500所来源中学中，各中学向北大输送学生的能力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苏大的情形类似。
考虑到这些中学在全国数量众多的中学中只占到很小的比重，精英大学来源中学的集中特征就愈发明显。图6是北大分年的来源中学数占全国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比例。1950年代前半期，全国整体教育状况有待发展，普通中学数量不多，北大每年400—500所的来源中学数量，能够占到全国普通中学总数的1/3到1/2。在经历了高考恢复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后，北大每年来源中学数量基本保持在1000所左右，但是，这一数字却只占到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数量的不及8％。即恢复高考之后，每年只有占全国比重很少的中学有机会和能力为北大提供生源。
图6 北京大学来源中学占全国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比例(1952—1999)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向两校输送学生较多的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重点中学。教育部1981年底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36)统计结果显示，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54％来自首批办好的696所重点中学。根据数据可以推测，来自4016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各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可以占全部北大本科学生(除去“文革”时期)的90％以上。江苏1981年确定了95所省重点中学，其中26所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0年代，省重点中学数量开始增加，2002年最后一次评选后达到249所。苏大学生中有14％来自教育部确定的首批办好的26所重点中学，近30％来自教育部1981年确定的95所省重点中学，近50％的学生来自2002年江苏省评定的249所省重点中学。如果再考虑各市县重点中学，苏大学生的重点中学比例很可能在70％左右。重点中学无疑是中国精英大学的主要生源输送基地。(37)
偶尔提供学生的中学基本都是普通中学，其地理分布非常集中。北大生源校中普通中学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大则主要集中在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通等部分教育发达的区县。前者是因为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额比例很高；同时，北京的中学师资相对较好，普通中学也能培养出少数高考高分学生。后者则是因为苏州周边地区的中学教育在江苏是最发达的，不仅苏州、无锡等城市中学条件好，就连周边的江阴、常熟、海安的县镇中学也有较高的办学质量，能够培养出可以考入苏大的学生。
这表明，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一定要上重点中学，才有机会进入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北大数据显示，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
苏大数据显示，“县中”(县重点中学)是农村、小城镇学生进入大学的最重要途径。为了保证优质中学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提高城市外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江苏全省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中学进入1981年划定的95所省重点中学名单，这些中学即通常所谓的“县中”。这些县中提供给苏大的学生比例在各县全部中学中均排名第一，除一些教育比较发达、优势中学较多的县外，各县的一两所“县中”几乎提供了绝大部分学生。换句话说，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总之，重点中学是进入精英大学的重要途径，保持和提高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即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是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保证。
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领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与国外学校相比，中国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是突出的两个特点。许多中学，特别是县镇中学对学生实行住校制度。学生入校后，除了周末回家外，其余时间都在校内学习生活。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气氛有效地增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例如江苏南通所辖六县一市的主要中学中80％的学生是农家子女，大多数寄宿在学校。他们进入精英大学的分数能力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强化训练是另一重要方法。江苏很多中学，特别是以南通各“县中”为代表的中学，为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学生早6时左右起床早读，上完一天8节课后，晚上6时至10时进行由老师“坐堂”的晚自修，每个月只放一天假。虽然这种教育方式可能存在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中国现行体制内，这种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从这个意义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教育革命不仅体现在工农子女能够在精英大学中保持一定比例，更体现在他们首先能在优质的中学保持相当比例。
四、小结与讨论
借助两所精英高校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本文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现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38)
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场无声革命，可以看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声”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巩固了“有声”革命成果。无声革命虽然平缓，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转变，不仅相对于自身的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二战以后，美国也曾在精英教育领域内努力促进生源多样化，但所取得的成效与中国的无声革命相比尚有差距。例如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受女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弟处于边缘。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39)2004年，146所精英大学(40)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74％。(41)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 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学生。(42)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竟占到1/3强。(43)这说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否则容易使得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政府多年来在基础教育普及和扩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普及基础教育是提高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前提。其他影响因素在当下中国则有一定争议，例如高考的作用。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至于在高校招生中照顾工农子弟的政策，在“文革”后已经不复存在，假如高考分数不再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在艺术、语言甚至阅历等方面增加其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另外就是重点中学作用。很多学者对重点中学持批评态度，但我们认为重点中学对于工农子弟上大学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由于资料本身以及文章篇幅限制，暂时无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例如2009年《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内农村学生大量减少，这一情况非常令人担心。(44)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无声革命并不能解决全部的公平问题，从两所大学的材料看，无论是地理分布还是父母职业抑或社会性别等，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有人认为北大这样的部属大学在实行省区配额时，存在过度的本地化倾向，导致了地区间竞争的不公平，如少数省只有万分之几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多数省只有1‰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而北京却有1％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考上北大。只有按省区人口数分配名额才能实现地区水平，但是，按人口招生也忽视了职业辈出率的差异。两所学校中农民的职业辈出率最低，即便在苏州大学，江苏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与江苏职业人口中农民的比例相比，也还有一定距离。只是简单提高这些省份的名额，最后名额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没有帮助。
我们认为，保持并进一步扩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从长远看，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两所精英大学的材料表明，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这些来源中学的生源的多样性，基本保证了精英大学的生源多样性。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保持和增强大学开放性与多样性时，应优先侧重考虑、鼓励和推动重点中学提高学生来源的多样性。现阶段，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无疑会对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我们认为，加强精英教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自布劳和邓肯开创地位获得研究模型以来，学界就习惯按照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子女的教育成就，产生了精英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的看法。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职业间的代际传递。中国制度的一个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得精英和“革命”可以并存，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责任编审：冯小双
注释：
①国际上习惯将综合实力在一国所有大学中排名前10％的大学划为该国精英大学，本文采用相似的划分标准。
②何炳棣的经典研究认为，清末约有生员50万人，举人4万人，进士4千人，以1750年成年男性人口计算，生员约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0.01，举人约占0.001，进士仅约占0.0001。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Basic Books,1962,pp.173-189.
③艾尔曼认为，明清时期往往只有大家庭或家族，历经几代人努力，集中集体力量创办私塾学校，训练家中少数有资质的少年长期艰苦学习，才有可能取得科考功名(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239-294)。张杰认为，清代看似庞大的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僚队伍，主要集中在数百个科举家族(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④仓桥圭子：《科举世家的再生产——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3—194页。
⑤国家统计局编：《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
⑥1949年底全国人口5亿4167万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1页)，1947年全国成年人口占总人口50.03％(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2页)，人口男女比例粗略采用50％计算，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27083.5万人。因此，解放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占全部成年人口的比率为万分之七。目前对1949年前中国大学生性别比无准确统计，但女生比例很小已经是共识。按男性占80％的保守估计，男大学生占成年男子的比率为0.001左右，基本与清代举人比例接近。
⑦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20—733页。
⑧潘光旦、顾颉刚、邹韬奋等人的回忆以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都能印证这一点。潘光旦、顾颉刚相关回忆参见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1、69页)。邹韬奋回忆参见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69页)。民国各社会调查参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⑨《新中国60年教育成就展》(电子版)，第11页。中国教育统计网，http://www.stats.edu.cn/tjdt/60/新中国60年教育成就展．htm，2011年7月8日。
⑩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11)如1957年高校招生时少数民族学生、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工农以及转业、复员军人和烈士子女可以优先录取。《中央有关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指示通知》，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编号：3094—0616(长)。
(12)John Pryor,et al.,The American Freshman:National Norms for Fall 2009,Los Angeles,Californ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2009.
(13)北京大学1949—1951年、1956—1965年、1970—1971年以及1988年的学籍卡缺失。
(14)1966—1971年间，苏州大学没有招生，故没有学籍卡。
(15)2003年北京高考分数段分布见人民网教育动态：《历年高考北京考生分数段分布比较》，2003年6月24日，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1053/1932643.html，2011年4月13日。江苏分数段分布见搜狐教育：《江苏2003年高考普通类考生分数段详情》，2003年7月1日，http://learning.sohu.com/15/52/article210625215.shtml，2011年4月13日。
(16)不同时期的标准并不一致。新中国成立初期，录取时以成绩为主，兼顾出身和政治表现。“文革”时期，考试方式被取消，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成为选拔标准。恢复高考后，成绩再次成为主要选拔标准，出身等政治标准基本不再发挥主导作用。
(17)为了排除城市里也会出现使用村、庄为地名的现象，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等，程序的区分方法是地址中必须含有“村＋公社”、“村＋乡”、“村＋镇”、“队＋公社”、“队＋乡”、“队＋镇”、“庄＋公社”、“庄＋乡”、“庄＋镇”、“村＋队”、“村＋组”、“镇＋组”这些组合中有其中一项才归为“农村”；只有“公社”、“镇”或“乡”其中一项时归为“乡镇”，其他归为“城市”。
(18)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为13.26％。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6页。
(19)由于1989年的特定事件和1993年北大取消了此前实行的一年期外地军训，当年有两届新生同时入住，学校既有宿舍难以容纳。为此，这两年北大大幅减少了招生数，且选择在少数城市和省份招生。这导致在城乡、职业等多个指标方面学生来源突然出现很大变动。另外，李文胜以户口为标准计算出的1985—1996年间北大农村生比例要略高于本文数据，但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李文胜：《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20)计算公式为：北大：(17.7*63.91)/73.77－12＝3.3；苏大：(47.54*58.51)/78.76－42.09＝－6.77。各年农村人口数字分别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69页)；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41、55页)。
(21)若只看学生父亲职业，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是25.65％，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是26.20％，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合计超过50％。农民子女的比例是15.01％，工人子女的比例是12.35％，工农子女的比例合计是27.36％。北大只包括父亲职业的数字来源没有在本文出现的图表，如有需要请与李中清联系(jqljzl＠ust.hk)。
(22)北京大学的各职业比例是填写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从事该项职业的人数除以至少填写了父母其中一人职业信息的人数；苏州大学各职业的比例是填写父亲从事该项职业的人数除以填写了父亲职业信息的人数。
(23)1953年曾低至1.65％。
(24)邓贤：《中国知青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25)Xueguang Zhou and Liren Hou,"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4,no.1,1999,pp.12-36.
(26)我们也计算了只包括父亲职业的比例，与父母都包括的结果差异不太大。
(27)如果只看父亲职业，北大1976年以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要减少至少15％，但是北大学生父亲职业与父母任何一方职业两组数字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8)苏州大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绝对数变化不大，但由于招生人数增加很多，所以其比例下降了很多。
(29)1981年，美国开始在中国举办托福(TOEFL)考试。1984年，国务院颁布新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强调“个人通过合法手续，取得国外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件的，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到国外留学”。这一“完全开放”的自费留学政策导致了“出国热”，到1986年，每年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了1万多人。参见程希：《当代中国留学生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39页。
(30)北大只包括父亲职业的数字来源没有在文章中出现的表格，如有需要请联系李中清(jqljzl＠ust.hk)。
(31)职业辈出率的计算公式是：某个职业的子女的比例/该职业的人口比例。
(32)Donald J.Treiman and Kam-bor Yip,"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 Melvin L.Kohn,ed.,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Beverley Hill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89,pp.373-394.
(33)James S.Coleman,et al.,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1966.
(34)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5)数字来自没有在本文出现的表格，如有需要请与李中清联系(jqljzl＠ust.hk)。
(36)关于重点中学制度设立的基本过程以及1981年底确定的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名单，参见《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167—170、1096—1103页。
(37)超过90％的北大学生是从重点中学毕业的，而27％的北大学生的家长是工人或农民。从这个意义看，学生就学中学的特点比其父母的职业背景更重要。
(38)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民族和性别数据，限于篇幅，没有进行讨论。
(39)The JBHE Foundation,"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s Highest-ranked Universities in Enrolling Low-incom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vol.46,2005,pp.6-10.
(40)这146所学校构成《巴伦美国大学简介》中的最高两层，占全美四年制大学的1/10。(College Division of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Barron's Profiles of American Colleges,Woodbury,N.Y.: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2008)
(41)Anthony P.Carnevale and Stephen J.Rose,"Socioeconomic Status,Race/Ethnicity,and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s," in Richard D.Kahlenberg,ed.,America's Untapped Resource:Low-incom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New York:Century Foundation Press,2004.
(42)John Harvard,"Class-conscious Financial Aid," Harvard Magazine,no.5,2004,pp.62-63.
(43)2008年，全美家庭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处于全体家庭总数的后50％，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处于全体家庭的后2.5％。John Pryor,et al.,The American Freshman:National Norms for Fall 2008,Los Angeles,Californ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2008,p.117.
(44)赵阿娜、田豆豆：《重点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人民日报》2009年1月15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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