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他的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竟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入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我把康有为的主张归纳为三不：不要暴力；不求社会骤变；不改变皇帝的姓氏。
他在《论语注》中对三不做了如是的诠释：“进化有渐进，……欲骤变而不能也”“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这些思想之深邃，也许百年之后人们才能充分理解。
不要暴力并非康氏的杜撰，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世界上存在暴力与非暴力两种社会变革模式，前者以法兰西为代表；后者以英国、日本为楷模。法兰西在断头台断头时发出的咔嚓声中完成了推翻路易王朝的革命。断头台被发明之后的使用效率极高，最后竟然把其原来的主人罗伯斯比尔的头颅也给切了下来。一时间，某某被断头，成为当时法国最入时的谈料。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国的光荣革命，以非暴力的手段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其后就再未因争夺权力动过干戈；日本以非暴力的形式完成了明治维新，成千上万的武士转投了他业，在平稳中过渡到现代社会。而后，备受列强欺凌的日本，旋即跨进了列强的行列。康有为是看到这些之后，提出不要暴力的。但这丝毫抹煞不了他的功绩。因为在当时，暴力比非暴力更具蛊惑力。
不求社会骤变乃是不要暴力的必然结果。非暴力的场合，渐变有助于变革的成功。日本如果搞骤变，一下子就剥夺武士的特权，肯定会引起武士的群起反抗，变革的成功概率就要大大下降。渐变的实质，就是以延缓对既得利益的剥夺为代价，赢得新秩序就绪所需要的时间。
不改变皇帝的姓氏又是渐变的要求与必然结果。保留君主，实立宪而假君主，就能缓和守旧与变革之间的矛盾。况且保留名义上的君主并没有太多的弊害，相反，倒是很有利于民族的认同，有利于历史的统一，有利于不同阶层利益的平衡。我想，康有为主张一姓皇帝，主要是想走出改朝换代的怪圈。如果一姓皇帝被广泛地认可了，再有人揭竿而起，就不会有人响应。这样才好渐渐地将“宪”立于君主之上。这不是中国之大幸吗？
康有为提出的这个社会变革思路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与接受。康有为不惟是社会变革的设计师，他还是制造悖论的大师：康有为是尊儒的，而儒家的政治学说恰恰又是主张革命的。《易经》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儒家的经典作家虽然文心宛曲，但还是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君主有德行并勤于政务，忤逆谋反即大逆不道；君主无德并疏于政务，取而代之亦未尝不可。儒学是中国怪圈转动的动能。康有为反对革命，却又尊崇儒学，这又作何解释呢？
可以理解为：康有为在托古改制，他想借用儒学中有关伦理的部分，以为他所设计的社会蓝图服务，康有为所说的“儒”，并不涉及儒学中的政治观。但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弱点还是暴露无遗。他实际上是把儒学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接受了。他的《大同书》清楚无误地对此做了注解。看来，在康有为的心中，孔子所乐道的上古社会，其分量未见得比现代文明国家轻。乌托邦思想给他理性的双翅系上了重重的金子。他想把儒学糅合到他的政治理念中去，这本是非常好的想法，但他做得有些过分，对儒学及孔子有些过于爱屋及乌了。当然，这与康有为经济学的功底欠缺不无关系。很有可能，他从未了解（哪怕是间接了解）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明确地树立“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支配”、“支撑这些规律的是人的利己本性”等意识。因此，他在思考问题时，缺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可能康有为自己也有所觉察，所以他才在写完《大同书》之后，忧心忡忡，迟迟不愿让它面世。
透过康有为的弱点，足可断定：康有为是普通人，不是圣人。他有比一般人更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他在写《大同书》时，心态已然超出了一个学者或改革家应持的心态，让人感觉出，他是在把自己当成圣人。他要固执地设计一幅比上古还要宏伟的社会蓝图。这种心态，使他只顾重笔浓彩，而忽视了景物之间的关系。终究一幅图画的美，主要不是取决于色彩，而是取决于协调。
康有为的弱点，许多其它知识分子也有，但康有为的那些深不可及的思想，以及他所开创的伟业却是一般人没有的。我想说：康有为是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先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