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公平、向上流动与“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发展——以湖南的分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为例论文,职业发展论文,公平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概念与理论视角
（一）“富二代”与“中二代”
所谓“富二代”（Rich second generation）是1980年后出生，继承了或即将继承父辈丰厚家产的富家子女，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和创业者“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已有家产，拥有丰厚财富，靠父辈的经济资本而获得的优越地位和奢华生活的青年。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引入了“中二代”（“中间阶层二代”）概念，泛指家庭生活条件、经济状况一般，其父母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青年群体。据此，我们把大学生群体宽泛地分成“富二代”（本研究把“官二代”等强势群体也归于此类）、“中二代”和“穷二代”大学生。
（二）“穷二代”与“穷二代”大学生
“穷二代”（Poor second generation），是相对“富二代”而言的，是指在改革开放环境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分层，在改革开放中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财富的部分人依然贫困，将这类人称之为“穷一代”，他们的子女（称之为“穷二代”）由于成长环境差，发展机会少仍未摆脱贫穷，仍属于弱势群体，“穷二代”群体广泛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
本文研究的“穷二代”大学生，是泛指家庭贫困、父母社会地位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大学生。“穷二代”大学毕业生一般在21－32岁之间，本文重点调查了八年来的毕业生，即2003－2010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2003年是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其就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选择），他们有大专或本科文凭，在校时是贫困生（来自城乡贫困家庭，但不含因父母残缺、离异或天灾人祸导致的特殊贫困家庭类型），难以负担学费，进入了学校的贫困生档案，一般获过贫困奖助学金，大多数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从事过校内外兼职，毕业后不在党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大型外资企业工作，年收入低于2万。他们的父母处于较低社会阶层（中下层或下层），主要从事服务业、工业、个体业、农业或自由职业，父母两人年收入低于3万。
（三）公平理论、分层理论和流动理论视角中的“穷二代”大学生
为了更好地理解“穷二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借鉴公平理论、社会流动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
“穷二代”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社会公正理论（Social justice）所关注的问题，该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经由什么形式的政府来分配以及如何分配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综合当代国内外公正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有几个要点：一是“最大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约翰·罗尔斯，1998:1－20）；三是基于人的差异性正义要与基于人的同一性正义相结合，双重正义共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易小明认为，对于正义的追问最终要归结到对于人的理解上，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现实统一，所以对于正义的理解也就包括从人的差异性着眼和从人的同一性着眼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从而产生了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这两种正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易小明，2005:115－119）。用公正理论反思“穷二代”大学生的发展问题，要求减少先赋性因素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过大差距，实现代际公平（不同年代的人）和代内（相同年代的人）公平，所有成员享有充分的发展机会，共享社会改革成果。
流动理论认为：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是开放型社会的特质，是实现社会地位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个体改变职业、获取社会地位、财富和声望的必要途径。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体依赖自致性地位的程度大大超过依赖先赋性地位的程度，能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交换、消费进行良性调节，能弱化和消除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差异，缓解社会隔阂与冲突，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向上流动（指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晋升，流动主体的社会地位、收入、社会声望、权力等发生质的好转）指标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表现为代内向上流动（社会个体一生中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代际向上流动（家庭中两代人即子辈较父辈的社会职业、社会地位有较大提高）。“穷二代”青年群体的大量存在，实质上属于代际的平行流动甚至向下流动，即子辈继承了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父辈对子辈的地位提升产生了明显阻力作用。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封闭式分层体系状况未根本改变，由于机会不均等，阻碍了社会下层人士通过努力进入中上层社会，难以破除“仕之子恒为仕，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的僵硬社会结构层次，使个体容易安于宿命或心理极度失衡，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社会风险。近年来我们非常关注的农民工群体和大学毕业生群体，根本问题是要实现他们的向上社会流动（陈成文，2005:224－236）。
分层理论告诉我们，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划分通常是以一些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为标准的，马克思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韦伯以市场能力来划分阶级。其中，韦伯的三维分层理论很经典，他以经济资本、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他认为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社会阶层结构越稳定，其代际传承越明显；依据客观经济指标（人们在市场中的位置—市场能力）划分的阶级，与依据价值认同分类的身份群体，往往是不一致的；社会分层也受到其它身份归属（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李春玲，2004:108－112）。
国内学者陆学艺吸取了韦伯分层理论的精华，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主要标准，依据对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和权重，按其地位等级高低排列，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层（陆学艺，2002:55－63）。“穷二代”青年的父辈，一般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等级，属于后面四种具体阶层，又称为社会弱势阶层。“穷二代”青年与父辈相比，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阶层地位也较低，由于出身、受教育、家庭资本、发展机会有限，起点、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结果的不公平，出现了所谓的代际继承、代际复制现象。
二、调查方法和研究背景
我们于2010年9月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毕业于湖南省高校的“穷二代”大学生，且留在湖南城市工作的群体。湖南省是我国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2009年人口6845.2万，有14个市州，经济较发达，高等教育水平较高。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了经济发展好的城市长沙、株洲、湘潭，经济较好的城市岳阳、衡阳、益阳，经济较差的城市娄底、邵阳、吉首，再从抽中的9个城市中按高校数量等比例抽取了13所高校，然后在各高校（根据学校贫困学生数据库）抽取一定数量的往届毕业生，同时按专业、性别、年龄、毕业年份等变量，随机抽取了500名32岁以下（绝大多数是80后出生）的“穷二代”大学毕业生作为调查样本。
调查场所在被调查者的住所或工作单位，资料、信息的收集采用了访问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实际发放问卷550份，回收500份，有效回收率90.9％。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280人，占56％，女性220人，占44％；从年龄结构看，21－24岁占40％，25－28岁占36％，29－32岁占24％；从文化程度看，本科占65％，大专占35％；从生源地来看，70％是湖南本省学生，30％是外省学生；从来源地看，来自农村的占66％，城市的占34％（见表1）。由于样本数量与特征的有限性，调查获取的数据难以精确推论总体，但我们仍能从中了解“穷二代”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状况、职业发展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穷二代”大学生的生存状况和职业发展
（一）穷二代大学生的生存态势
1.规模庞大，居住条件差，居住区域边缘化，生活安居成本高
“穷二代”大学毕业生规模庞大，根据各年度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保守推算，这一群体比例占大学生总体的30％左右。统计得出近八年全国穷二代大学毕业生总人数达1010.3799万，湖南的数据是48.7585万。
这一群体的空间分布、居住状况具有一些明显特征。形成以房屋租赁方式为主导，以城郊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和拆迁安置片区为区位选择的居住模式。其分布特点是，主要集居于“校园周边”“城中村”“旧社区”“背街小巷”的场所。这些地方环境、治安、服务条件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市民。以省会长沙分析为例，渔湾市社区、天马安置小区、望月湖、高桥大市场、红星社区等地许多“穷二代”大学生租住其中，暂住人口多于本社区居民。调查数据表明，选择租房（个人或多人合租）居住的占63.5％，居住单位集体宿舍的占25.7％，二者合计达89.2％。在租房居住中，又以租赁私有房屋为主，占75.9％，租住公有房屋（一般是单位代租）占24.1％，其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而2010年长沙市民人均住房面积42平方米，住房成套率89％。
调查对象（调查样本500个）的年平均工资为22410元，月均收入1850元左右，这说明长沙市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较低，是正规就业者平均水平的70％左右，而长沙的消费水平却居全国城市前十位。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穷二代”大学生的生活、居住状况较差，其80％的收入要用来维持基本生活（见表2）。
更甚的是，“穷二代”大学生要真正成为长沙市民门槛很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需在市内购买65平米以上的商品房，按2010年10月市区商品房均价6500元/
计算（市中心均价约8000元/、二环附近约5900元/，三环附近约4800元/），购买最小面积的商品房要40万左右，加上最简单的装修约5万，则要45万左右。这相当于一个“穷二代”大学生20年的总收入（不花费）；另一条途径是要有稳定的工作（单位）、稳定的收入，即正规就业（正式职业），一般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私营企业。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难以逾越。
2.不太自信，敏感脆弱，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道德问题突出
调查得知，“穷二代”大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贫困，兄弟姐妹较多，其家庭（很多属于超生家庭）平均子女数为2.6个。在校时他们背负着过高的家庭期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很大，精神面貌不佳，不得不奔波于课堂、兼职单位和社会。他们自尊心强，敏感脆弱，不太自信，对未来缺乏憧憬。“贴标签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常常给某些群体贴上带有身份意义的特定标签，并对该群体形成思维定势、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常使这些群体成员由于得不到社会认可与社会支持，而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与自我认同，影响了群体内个体的机会获得与自由发展，如农民工群体、同性恋群体。
“穷二代”大学生工作后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发展不满意，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强烈，甚至有仇富心理，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表现出努力抗争或宿命心态，特别是男生群体，比较偏激，处理矛盾时容易冲动。调查与访谈得知，未顺利就业和就业质量不高的大学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评价较低，比例分别是62％、68％和61％，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和制度的因素导致了自己的困境。令人意外的是，就业质量较好的穷二代毕业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的评价也较低，缺乏感恩心，他们认为自己就业的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直接和间接了解得知，他们有很多潜在的道德问题和道德风险（如道德认知偏差、道德偏离行为、去道德倾向和道德冷漠），社会风险（如群体事件、社会越轨行为、反社会倾向、社会边缘化），其潜在的反社会秩序的能量很大。具体来说，其道德偏差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婚姻恋爱方面（游戏心态、颓废放纵和性行为开放）、为人处世方面（丧失原则、缺乏责任）、人际交往方面（自我封闭、不讲诚信、感性冲动）、理想信念方面（短视功利、目标缺失、兴趣低俗）和职业道德方面（对单位认可度低、敬业心不强、透露单位商业信息、擅自离岗、违反公司财务纪律等）。
（二）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地位
1.职业类型多样，但就业质量不高，职业地位较低，非正规就业居多
“穷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类型多样，分布在60多个行业和部门，但在高收入（优势）行业的比例占就业大学生总体的16.2％（“富二代”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38％），52％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还有31.8％的人没有正式工作（兼职或无业状态），反映了该群体的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职业地位较低。调查得知，近三年毕业的穷二代大学生年平均工资为21380元（只统计了在市州城市和县城工作的毕业生），低于湖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4625元（数据参考了《2009年湖南统计年鉴》），工作三年以上的“穷二代”大学生年平均工资为25382元；相比之下，“中间阶层”二代的数据分别是29400元和34280元；“富二代”的数据分别是34204元和42600元。这说明“穷二代”大学生在校时属于“弱势群体”，毕业后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困境，只有16.2％的人能在优势行业就业（职业地位、社会地位高），而大部分人在中低收入行业就业，年平均工资为22842元，比湖南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少1783元，反映了高校扩招后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就业冲击很大，而扩招前（2003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有56％能在优势行业就业，属于社会精英群体。
2.就业机会少，就业渠道不宽，变换工作频繁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很大，我们对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长沙商贸职业技术学院2010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统计得知，到7月中旬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2％，专科生是55％，“穷二代”本科毕业生是49％，专科生是45％，明显低于平均水平。除了少数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比较好外，大学生人均就业资源量（工作岗位数量）较少，为1.21个，“穷二代”毕业生是0.87个。这说明很多大学生没有太多的就业单位或就业岗位可供选择。而2002年，湖南省大学毕业生人均就业资源量为2.15个，即每个大学生有2个以上工作岗位可以选择，扩招前后对比发现大学生的就业资源较为缺乏，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冲击更大。
调查得知，“穷二代”大学生“获得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学校获得信息”的占58.5％，“通过家庭、父母获得信息”的占10.4％，“通过人才市场获得信息”的占10.1％，“通过同学朋友获得信息”的占9.2％，“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占7.3％，选“其他渠道”的占4.5％。这说明“穷二代”大学生就业信息的获得渠道比较单一，他们更喜欢、更信任传统的渠道，其就业主要是依靠高校的力量，主动性不够。而家庭富裕的大学生“通过亲戚、父母获得就业信息”的比例达30.1％。特别是一些好的单位，如银行、电力行业、事业单位、大型国有单位，说明“富二代”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另外，我们对“穷二代”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方式（已签约）进行了调查，结果基本上与上述情况吻合（见表4）。
能获得较稳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就业的质量与正规就业的程度，如果初次就业单位好，大学生一般不会轻易跳槽。为此，我们对比了三组大学生的职业（工作）变换情况，“一直在原单位工作、没换过工作”的“穷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18％，“富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47％，“中间阶层二代”的比例是38％；“换过一次工作”的情况，三组大学生群体相差不大，都是35％左右；“换过两三次工作”的情况有较大差别，“穷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32％，“富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19％，“中间阶层二代”的比例是22％；“变换工作多于三次”的情况，其比例分别是14％、2％和6％。上述情形，反映了“穷二代”大学生变换工作频繁，特别是工作的前三年，其对工作期望值较高，跳槽的几率更大，对原工作单位不满意、对自己的命运不甘心，迫切想找寻更好的工作，也反映了他们没有很好地调整心态、没有很好地融入社会、单位。（见表5）
四、“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
（一）家庭因素影响大，职业发展呈“宿命”趋势
为了检验家庭资本、父母职业地位和家庭社会关系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否明显，我们依据500个调查样本的数据，运用社会统计学方法，建立了因变量的解释模型（见表6），计算出其回归系数为.256，即在所有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中，家庭因素的解释力最强，约有26％的正确率解释结果（原因与结果的关联度）；个人层面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学历、技能、专业、性别等）对总体的影响不明显，具体来说，学历（专科和本科）、个人能力、性别和专业因素对大学生的就业率无明显影响，但对就业质量有一定影响。调查得知，专科生更倾向于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本科生更倾向于较正规就业，导致其就业率相差不大。他们的工资期望值存在一定差异，2010年毕业的本科生工资期望值为每月1800元，专科生是1500元左右。另外，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社会供需状况对大学生的就业率有较大影响，如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低于2007和2009年度。
（二）子辈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特点明显，呈现出阶层平行流动倾向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的职业与父母职业的相关程度，父母职业地位对大学生职业的影响程度，子女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是否明显，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整理（见表7）。
由以上结果，我们可知父辈的职业地位与子辈的职业地位相关性很强，即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子辈职业地位的代际平行流动现象明显，即子辈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特点明显。并且这一抽样调查的结论，能够推及总体，即认为总体也具有样本的这一特征。
（三）向上流动的机制不畅，阶层提升机会不多，社会保障明显匮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村居民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主要是通过升学，参军途径。现在虽可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来改变社会地位，但这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实现的。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要想在特大、大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高学历（硕士、博士或博士后）、好专业、较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很重要，而这正是“穷二代”大学生所缺乏的。这也反映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结构日趋稳定，阶层自身出现了代际复制现象，特别是他们的职业地位、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现象（父辈的弱势地位严重影响了子辈地位的提升）明显。
“穷二代”大学生享受的福利待遇不全面，正规的社会保障匮乏，处于“保障缺位”状态，特别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亟须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生育保险方面的。由于这一群体现在还年轻，养老保障方面的需求矛盾不突出。他们除了能获取每月固定收入外，是否还享受企业、单位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我们做了统计（见表8）。
从表8可知，享受住房补贴（一般是租房补贴或提供住房：免租金或低租金）和用餐补贴的人数比较多，而享受其他福利待遇的人数少。一些企业在用人时能够考虑员工的吃住，主要与企业性质有关，所调查的企业、单位很多属于家族企业、个体户、私营单位，福利待遇根据雇主、企业、单位的需要和经济状况而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大学生在第一份工作中享受的各项福利待遇的人数普遍高于目前工作享受的福利待遇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