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视域下广东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探讨*
——基于智库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视角
郑 晓 林晓雯 刘慧婵
摘 要： 教育智库是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智力支持，国际上先后出现的不同类型教育智库推动了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依据《2017年全球智库报告》，从政府性质、公司性质、社团性质、附属大学性质四个维度，分别选取四个知名教育智库，对比分析它们的特征，并从人员管理机制、资金管理机制、合作交流机制、监督评价机制、成果转化机制五个方面对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运行机制进行论述，尝试对广东省建设“本土化、科学化、专业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 教育智库；运行机制；广东；智库建设
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组织，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能够就公共政策作出明智的决策。[1]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在2015年1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促进我国智库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教育作为公共事务中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领域，其发展改革同样需要获得智力支持，而提供这种支持的机构被称之为教育智库。教育部也高度重视新型教育智库的构建，在2014年2月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教育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新时代教育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要支撑。为推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教育智库作为一个由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教育研究机构，应不断从专业化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对教育领域出现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2]
1.1 业务资料维护模块。因为当前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么就是同一个人可能会有多个险种，但是这不同的险种可能并不是归属于一个单位进行管理，所以将企业的信息管理归纳进入业务信息维护模块。
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需要，2017年7月在香港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指出构建新型教育智库是有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治理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需要。本文参考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7年全球智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顶级教育政策类智库的排名和教育智库的特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教育智库，对它们的类型、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与归纳，并结合广东省教育智库的建设情况，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区域教育智库建设的重点与路径。
一、教育智库的分类
国内学者在研究时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智库进行了分类。穆晓莉和黄忠敬根据隶属关系、经费来源和研究风格等因素将美国教育智库分成四类：政府性质的智库、公司性质的智库、社团性质的智库、大学的智库。[3]谷贤林等人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将美国教育智库分为三类：一是关注教育问题的综合性质的智库；二是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三是由高等学校结成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或政策联合体。[4]佘妍文等人提到将美国教育智库分为三类：官方性质的教育智库、半官方性质的教育智库、民间性质的教育智库。[5]而我国有学者根据主体不同将教育智库分为官方教育智库、高校教育智库、民间教育智库。
本文依据上述穆晓莉和黄忠敬对教育智库的分类，即政府性质的智库、公司性质的智库、社团性质的智库、大学的智库，分析了这四种教育智库类型的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教育智库的分类
二、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概况及组织体系
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报告》共有61个全球顶尖教育智库上榜，排名第一的是日本的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美国共有15家教育智库上榜，并且有12所排名在前20，英国有4所上榜，中国有1所上榜。[6]中国智库总体数量虽然位居全球第二，然而在教育智库当中仅有1家上榜，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发展、建设新型教育智库刻不容缓。
相对于民族唱法而言，美声唱法更具科学性。因为美声唱法是在良好气息的支持下，充分运用人体各个部位的共鸣，使声音通畅、洪亮、浑厚、圆润、松弛自如、音色优美。它有着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发声训练方法。强调声音的连贯、通畅、柔美；讲究整体共鸣，充分调动人声的共鸣腔体达到统一，音域宽广，音乐幅度大。
表2是几家知名国际教育智库的基本情况。本文将根据国别、智库的类型、近三年的排名情况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四家教育智库进行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的分析。这四家教育智库分别是近三年排名不断上升的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被誉为美国第一智库的兰德公司，作为慈善机构的海外发展研究院和教育专业排名世界第一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表2 各类型代表智库的基本情况
（一）政府性质的教育智库——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简称NIEPR）在全球智库报告之全球顶尖教育智库排行中，从2013年的全球第九到2017年的全球第一，综合排名逐年上升。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是一所隶属于文部科学省的公务机关机构，成立于1949年6月，成立之初以“国立教育研究所”命名。2001年，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加强整个国家的教育规划与教育政策的整体推进，对其进行了重大重组和结构调整，增设了课程研究中心和指导与咨询研究中心，名称改为“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7]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自身定位为：国家教育政策的研究机构，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规划提供支持。其职能有以下5点：（1）基于中长期的视角，对日本的教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与预测未来的教育形势，对日本教育政策决策提供有效建议；（2）基于国家利益，响应社会需求，灵活地对紧急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调查与调整；（3）向教育领域的相关人员及时提供建议与支持；（4）收集整理有关教育的信息、数据及文献，为国内外的教育研究人员提供参考；（5）通过组织会议、开展国际教育合作活动促进国内外教育研究的交流。[8]
由此可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作为日本官方的教育智库，它的作用与服务辐射到日本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在学校教育层面需要进行实证调研，为教育人员提供帮助与支持；在国家政府层面需要大量的研究成果服务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内是日本教育的智囊团，为各行政级的教育机构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对外是日本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机构的代表，既是国家教育资源信息库，又是国际教育交流的平台。
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包含一个评议会、一个总务部、六个研究部、五个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包括教育行政与财务、初等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终身学习。六个研究部针对学校层面进行调查研究，在政策上与国际紧密合作，同时直接服务于日本教育政策的制定，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直接对话，提高交流效率。而五个研究中心则针对各类不同的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机构研究人员组成方面，截至2018年4月，研究所共有140名在职员工，其中所长1名，研究员55名，调查员55名，事务议员29名。其中29名事务议员来自日本各个教育研究机构，如东京大学、大阪大学等。
（二）公司性质的教育智库——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RAND Coporation）被誉为美国第一智库，正式成立于1948年11月，创立70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成为享誉世界的咨询机构。在《报告》中，兰德公司在各个研究领域的顶级智库中均名列前茅，在全球顶尖教育政策类智库中排名第四。
兰德公司的组织架构采取“二元矩阵式组织架构”，即所有研究人员按专业学科隶属行政系统中的管理学部，同时又按研究业务隶属研究系统下的常设研究部；纵向按照学科和专业分为四大学部，横向则按照研究项目或应用领域分为十六个不同的研究单元( 研究中心或项目组),各个研究项目被归入不同的研究单元。[9]
IOE负责英国25%的教育研究活动，研究资金来源丰富。其官网显示资金来源包括英国研究理事会、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和国际机构等。政府方面的赞助占比最高，以2013-2014财政年度为例，英国研究理事会和英国中央政府资金投入占资金来源的70%。同时不同的研究中心也会有相关的机构进行赞助，例如刑事司法教育中心的资金来源于城市行业协会技能发展中心、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约翰卡斯爵士基金会。
兰德公司的一大特色是每年会发布大量的研究报告并且免费向公众提供研究成果及分析报告，同时可以向学者和记者免费提供兰德公司档案库中的材料。在过去十年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研究报告有大家熟知的由州和地方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研究报告。兰德公司一直对该法案的实施进行追踪，不断提出改善报告的建议。如：2007年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该法案问责制度已到位，但是法案的承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2009年兰德公司提出根据《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建议采取政策行动和投资，以增加行使学校选择权的家庭比例。这些举措提升了兰德公司的社会影响力，显示了其作为一家教育智库的社会责任感。
（三）社团性质的教育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
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简称ODI）成立于1960年，是英国一家独立的非盈利智库，也是一家全球性质的慈善机构，在全球50多个国家拥有员工、合作伙伴和专业的研究员。2013-2017年在全球智库教育报告之全球顶尖教育政策排名中稳定在前25名。
ODI将自身的工作使命定为：致力于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促进全球进步和繁荣；研究的主题有气候、自然与环境资源，世界冲突与人道主义，经济金融与援助，贫穷、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等。他们将教育这一领域归属于“贫穷、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因此ODI在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更多的是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性别平等问题、人权问题、少女儿童的教育问题、社会保护和性教育问题，以及教育与经济的问题。
ODI的研究区域主要包括孟加拉国、乌干达、印度、埃塞俄比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等不发达地区。如：2008年发布的讨论文件《惨痛的教训——在学校预防性暴力和欺凌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学校暴力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制定实行计划、撰写法律文书等；201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童工和教育——关于达卡贫民窟的调查》介绍了孟加拉国贫民窟最大的童工和教育调查结果。由此可见，ODI的教育研究更倾向于解决人道主义的问题。
海外发展研究院运行机制的突出之处是在成果转化、宣传等方面。其拥有自行建立的新闻发布室，可通过网络媒体发声，同时还出版一些研究成果、政策文件，广泛传播ODI的观点。
另外，在资金管理方面，ODI注重加强问责制与透明度。由于ODI是一家注册的慈善机构，因此受慈善委员会的监管，可以在相应的监督平台找到其财务情况。在加强透明度上，ODI要求在研究工作中对资金的使用情况有所说明，其全资贸易子公司每年会公开ODI的财务报表。为了能够符合以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的标准发布数据，ODI也在不断地提升自身系统。
（四）大学的智库——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智库的运转需要资金的支撑，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捐助以及发售出版物的收入。不同类型智库的不同资金来源所占比重也有所不同。政府性质和大学性质的教育智库的资金来源更多是政府拨款，如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公司性质和社团性质的教育智库中资金来源更加丰富，如兰德公司作为非营利性的机构，资金来源非常多样，包括政府机构、基金会以及私营部门组织，还可以与委托方签订合同获得项目的研究经费。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智库的独立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委托方不可因为自己的资金支持而对智库研究进行干预，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上便明确对这一点进行了强调。
兰德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展教育方面的研究，部门名称为兰德教育[10]，是美国第一所对学校改革计划进行研究和评估的机构。目前兰德公司在教育方面的研究人员有来自不同学科和背景的共70多位专家，包含经济学家、行为科学家、组织分析师、政治学家、心理测量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等。在教育方面主要关注的领域包括：K-12阶段教育问题调查与政策研究、早期儿童教育、高等教育、学生校外活动时间的调查以及中学毕业以后学生的职业教育。[11]
三、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运行机制分析
不同国家、不同性质的教育智库的运行机制与其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经济情况有着紧密联系。通过分类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知名教育智库的突出特点，有利于学习与借鉴。
（一）人员管理机制
一个优质的智库取决于它的研究成果以及影响力，而研究成果的产生与研究人员是分不开的，因此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对于一个智库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对以上选取的国际知名教育智库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尽管由于国别不同、性质不同，智库自身的人员管理机制也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招聘、录用、管理、考核、培训等一系列合理和科学的流程。
在酸醚比3:1、小单体总量和丙烯酸用量不变、引发剂用量为1%、链转移剂用量为0.9%，考察了疏水单体醋酸乙烯酯(VAc)用量对减水剂性能的影响，结果见图3。
1.智库招聘人才的方式主要是公开招聘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将荧光DNA或肽核酸探针与标本组织细菌16S rRNA或耐药性基因片段进行杂交，并于荧光显微镜或共焦显微镜下对荧光标记细菌进行观察。FISH可对离体的或假体表面的细菌提供良好的空间分辨率，使细菌生物膜的物理结构可视化［24］。虽然目前还缺乏直接将FISH与细菌培养技术诊断PJI病原菌的对比研究，但FISH已经在血液样本的研究中显示出至少不低于细菌培养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此外，即使细菌被包裹在生物膜内FISH技术仍可以确定PJI培养阴性的细菌种类［25］。
其中，Eff是运营效率；size为企业规模，用总资产对数衡量；ms为市场份额，由公司销售额占该行业企业总收入的比例表示；cfi表示自由现金流，用企业自由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div为经营多样化，用营业收入来源中不同行业数量来表示；age表示上市年限；e为残差，即为所求的管理者能力变量。
在第一象限对式(6)进行分析，当m≥3时可保证过渡曲线与正交直线的曲率连续，但m越大，过渡曲线的图像越近似于两条正交直线，因此，综合考虑选择满足曲率条件中m值最小的曲线，即详细轨迹表达计算可参考文献[4-5]。
气雾化法作为生产打印粉体的主要方式，按照设备加热元件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真空感应熔炼惰性气体雾化法(VIGA法)、等离子熔炼感应气体雾化法(PIGA法)、无坩埚电极感应熔化气体雾化法(EIGA 法)和等离子火炬雾化法(PA 法)。[5]气体雾化法相较于其它的球形粉体制备方法，其优点在于工艺技术成熟、成粉率高和成本相对较低。
2.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多元化、专业化
研究人员的多元化构成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不同类型教育智库研究人员的组成各有特色。美国教育政策联盟、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这类专门性的教育智库，多数的研究人员都具有深厚的教育学背景及经验。这种倾向于专业化背景的人员构成使教育研究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深入性。而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海外发展研究院这种综合性的智库，教育方面的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十分多元，如有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的研究人员。这样的优势在于对教育问题有多方资源的融合和多视角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科研人员的交流与相互促进，也有利于成果产出。
3.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学校是教育政策落实的重要部门，与学校交流合作是教育智库进行调查和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同时部分教育智库也承担着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的任务，因此与学校保持交流合作十分重要。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保持长期往来协作的中小学合作对象就超过600所。
教育智库也十分注重机构内部的人才培养，部分教育智库建立了奖学金计划，有专项资金用于智库人才培养。例如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奖学金项目为研究生提供了为期两年的在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工作的机会，一方面是为了让研究生能够参与实践，以便培养优秀的智库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予发展中国家人才支持。布鲁金斯学会近年设立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奖学金，招募杰出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目的是为学会解决国内外前沿公共政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促进学会内部人员交流，拓展学会人员的视野，从而加强学会在学术界的影响。 [13]
（二）资金管理机制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简称IOE）成立于1902年，前身是伦敦日间培训学院（London Day Training College，LDTC），1979年成为伦敦大学的一个完全主权式学院，即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院拥有300多名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组织架构上分成6个学术部门，每个学术部门有下设的部门研究中心，共有30多个。其中6个学术部门分别是：（1）文化传播与媒体部，负责语言教师、音乐教师专业领域学习，下设有学术写作中心、应用语言学中心、数字艺术教育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中心。（2）课程、教育学与评估部：负责开展数学、化学、地理的课程制定，教师教育的课程制定与评估，下设有发展教育研究中心、穆斯林教育研究和评估中心。（3）教育、实践与社会部：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研究，对个人发展、专业领域和实践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下设有重大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全球高等教育中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育与公平社会学中心等13个研究中心。（4）学习和领导部：为教育者、领导者、决策者提供培训与咨询，下设有教育改革科学中心、教育评估和问责中心、国际扫盲中心等5个研究中心。（5）心理学与人类发展部：主要研究从幼儿到成年期人的学习行为和心理发展，下设有教育神经科学中心、伦敦大学全纳教育中心等5个中心。（6）社会科学部：侧重于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多为研究教育、健康、劳动力市场、人类发展方面的福利政策，下设有社会科学研究组等5个研究中心。[12]
而对于资金使用上的监督管理，许多教育智库均建立规章制度，以保证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海外发展研究院注重加强资金问责制与使用透明度，有严格的资金管理系统，同时也受上级监管部门的监督。
大部分国际知名教育智库对于应聘者的要求是具有该领域相关的专业背景或者有咨询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卓越的科研能力。如果在行业内有资源背景，将会更受欢迎，这种隐性条件也会增加应聘者的优势。例如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在招聘要求中明确提出，一方面需要有杰出的研究成果或是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经历，另一方面从事过决策咨询工作的经历以及应聘者所带来的资源都成为参考依据。
（三）合作交流机制
对于智库来说，保持对外合作交流是促进学术进步、推动研究的有效方式。智库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学校、其他智库进行交流与合作，同时还会通过国际交流来拓展视野。
对社会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公众对官员的高度信任。有人认为，官员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凡为官者应当是社会的精英。近年来，政府官员的公信力频频受到质疑，引起人们的关注。官员要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以民为本，真正做到为百姓谋福利，这样才能使国家保持和谐的状态。对此，在现实生活中，地方官员应学会为官之道，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具体应做到一下几点：
不同的教育智库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资源优势。通过开展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其他同行智库或组织机构进行合作交流是智库促进发展的机会。
一般进入智库工作的人员有高校毕业的硕士、博士生，行业资深的研究人员，也有政府官员。智库的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之间流通最典型的是美国教育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布鲁金斯学会的多任学会主席在进入学会以前便在政府身居要职，如第三任主席曾担任过美国预算局局长，第六任主席则是前任副国务卿；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阿恩·邓肯（Arne Duncan）曾是美国第九任教育部部长，前主任怀特赫斯特(R. Whitehurst)也曾在政府任职。这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作为国家政府的智囊团，智库的国际交流也十分重要，国际知名教育智库也在积极地进行国际交流。例如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设有“国际研究合作经费”用于对外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上诸如PISA、TALIS的教育测试与调查，与中国、韩国定期举办中日韩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会议；2007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等发起并成立全球第一教育智库“国际顶尖教育学院联盟”，成员包括目前国际上最为知名的10所高等院校教育学院。[14]这些合作交流都为智库的资源及研究提供了保障。
（四）监督评价机制
国际知名教育智库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十分重视，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除了做到保证智库的独立性，研究方法多元、严谨之外，还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价机制。美国的教育智库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2002年美国政府颁发的《教育科学改革法案》（ESRA）要求建立科学的同行评审机制，以确保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例如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作为官方教育智库是发布美国教育信息与教育研究成果的权威机构，设立了“同行评审机制”。同行评审员有来自各个大学的教授，也有来自其他智库的资深研究员，均是在业内有极高专业素质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评审员名单每年会在研究所的官网公布。由研究所开展或是支持的研究项目所得到的数据报告、评估报告必须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才能够公开发布。在同行评审的过程中尤其注意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中立性，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不含有种族、文化、性别和地域的偏见。
又如兰德公司设立“内部评审机制”，每一个研究项目都聘请两位未参与该项目的资深研究人员作为评审，负责中期检查和结项审查。此外，该公司还从社会上聘用了约600名各类资深专家作为特约顾问对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成果论证，以确保研究的高水平和权威性。
（五）成果推广与转化机制
各大教育智库都十分注重利用媒介发表教育观点、传播教育理念来提高自身在教育政策上的影响力。
一是合理利用线上平台。各大教育智库都注重网站的建设，各项活动的进度、结果都会在官方网站上呈现，数据透明、公开。而各大社交媒体也是教育智库宣传的标配，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平台。除此以外，部分智库会建立专门发表言论的平台，如布朗教育政策中心建立自己的“Brown Center Chalkboard ” 博客专栏，除了发布报告、数据，还对国内外重大的教育事件发表评论与观点；海外发展研究院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发布室；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所则建立了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这是全球最大的教育信息数据库，网站收录了几百种教育期刊，年均点击量达到了600万。
二是发展线下平台。大部分教育智库会发行和出版纸质读物。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院等教育智库均有各自的出版社。线下成果推广的方式还有开办讲座与学术会议等。
三是注重维护与媒体的关系。教育智库会通过媒体发布简评、专栏等，也会积极参与媒体的采访以及出版项目。英国的教育智库更重视这一点。英国政府认为，任何与教育智库有关的问题，无论其性质与发生机制如何, 如果不能得到广泛的关注, 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发展, 从而无法进入政策议程。[15]如海外发展研究院、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卫报、TES杂志等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四、基于国际知名教育智库探索广东省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运行机制有共同特征也有差异。差异一方面源于智库自身的定位以及辐射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源于智库所在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在借鉴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广东省的教育智库建设现状及建设广东省新型教育智库的需求对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优势与成功的经验转化吸收。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是新时期我国重要发展战略之一，要实现科技进步这一战略目标，必须要依托企业技术的进步。但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仍然缺乏核心技术，一些关键技术还无法做到自给。针对这种现状，必须要制定能够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活力的财税激励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和税收优惠，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逐步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建立灵活的人才聘任制度，完善教育智库人才结构体系
目前广东省已经逐步成立省级、市级教育智库体系，但各地在人才结构方面差异悬殊。省级教育智库、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教育智库的研究人员综合素质较高，人才引进福利政策较好；而欠发达地区教育智库的研究人员科研水平则相对有限。人才对于教育智库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因此地方教育智库的“人才荒”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尽管发达地区的研究人员专业水平较高，整体素质较好，但是学科背景相对单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涉及的问题是综合化的，因此需要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协作，组成背景多元化的研究团队，以提升教育智库的整体水平。同时，为智库的研究人员提供定期培训与科学的考核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进行273.75 K、273.85 K、273.95 K 3种反应温度下甲烷水合物的生成实验，采集甲烷水合反应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值，结合甲烷水合反应计算方法分析，结果表明:
603 术前糖类抗原 19-9 水平评估不同甲胎蛋白水平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患者的预后 李风伟，邹奇飞，薛 辉，项红军，夏 勇，李 俊，阎振林，沈 锋，王 葵
（二）丰富资金来源渠道，有效保障教育智库运行
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资金来源丰富，经费充裕。广东省、市的教育智库之所以形成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水平相比于粤东西北地区更高，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智库的经济支持力度更强。教育智库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资金，拓宽资金来源对于教育智库来说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政府层面需要对教育智库的建设引起重视，加大资金投入，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发展落后的教育智库加强扶持。其次，鼓励企业、个人对教育智库进行赞助。最后，提高智库研究质量，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出版发售报告、书籍，将运营收入投入智库的建设之中，形成资金良性循环，促进教育智库的发展。
（三）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优势，形成多维交流合作格局
广东省毗邻香港、澳门地区。沿海地区能够发挥国内外合作方面的智库人才优势和专业特色，可以促进地区之间以及国际之间的成果交流，在交流中凝聚多方智慧和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全方面的教育合作渠道。《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合作重点领域提到，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不断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水平和效率；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建设产业合作发展平台；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需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打造国际化教育高地，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16]这说明智库建设需要实现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重要功能。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需要进一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优势，促进人才的合作交流、资源的共用共享，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治理水平。
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何晏发明的这一套理论，荒腔走板，搁在哪个皇帝面前都不会吃香，即便他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在魏国也坐了很多年冷板凳。
（四）创新研究方法，建立常态化、动态化质量保障机制
国际知名教育智库十分注重实证研究，强调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需要加强定量研究、比较研究的应用，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实现“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运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模式，构建多元化的分析模型，在处理日常信息或者在实际调研中可节省研究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教育智库的运行更加完善。[17]广东省需要建立综合教育数据库，为教育研究和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提供支撑。目前广东省以“三通两平台”为抓手基本完成了覆盖全省各地的教育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模式尚未形成。[18]掌握与教育相关的各类数据是服务教育决策的保障。广东省各级教育智库应对现有的教育信息进行整合，与相关的政府部门达成合作，以更便利地获取所需的数据与信息，用跨学科、跨行业的大数据研究代替传统的经验分析，使教育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除此之外，还需要客观地监督与评价研究成果。正如国外的教育智库为确保科研成果的科学性建立严谨、科学、合理的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一样，广东省教育智库也应当建立起成果与计划之间的保障机制，从评价—反馈—修订—再评—再反馈—再修订中提升科研的成果成效。在研究人员方面，可以尝试从各个地域、各个层次中邀请相关专题领域的专家组成团队，对成果进行多次评价，形成科学、高水平的成果。
选取不含氯的汽油样品定容，配制成100×10-6，50×10-6，10×10-6，5×10-6，2×10-6，1×10-6的标准工作溶液系列。并用10mg·kg-1的氯标准物质测定其转化率为105%。在表1的优化条件下，分别测定不同浓度的氯标准工作液的RSD，测定结果见表2。
（五）加强研究成果转化，提高教育智库影响力
国外知名教育智库都十分注重研究成果转化，通过媒体提高其自身的影响力。线上部分，教育智库应重视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智库的信息，充分利用新兴的网络传播技术、网络交流平台，如微博、微信、QQ等平台发表观点与报告。线下部分，各教育智库要通过举办或者参加高端论坛、学术会议、发行出版物的形式进行交流，例如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广东省教育蓝皮书、深圳市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深圳市教育蓝皮书和《教育观察》杂志。与媒体合作方面，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一直与《南方日报》《中国教育报》、网易新闻等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合作，对研究院最新的调研、活动、成果发布情况进行报道，加大宣传，得到了良好的反响。而其他教育智库在这一方面依旧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参考文献:
[1]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 Routledge 2007 and in The Fifth Estate: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M].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2]王建梁，郭万婷．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4(9):1-6.
[3]穆晓莉，黄忠敬．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运行机制研究——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为例[J]．现代教育科学，2009(3):87-90．
[4]谷贤林，邢欢.美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与功能 [J].比较教育研究，2014(12):1-6.
[5]佘妍文，朴钟鹤. 美国教育智库运行机制研究——以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例[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1): 102-106.
[6]James G. Mc Gann.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2&context=think_tanks.
[7]NIER departments and center[EB /OL].http://www.nier.go.jp/English/aboutus/menu_2.html.
[8]Mission[EB /OL].http://www.nier.go.jp/English/aboutus/menu_4.html.
[9]宋忠惠,王璐.兰德公司产品概览及产出策略启示[J].情报杂志,2018,37(6):27-32.
[10]About Rand Education[EB /OL]. https://www.rand.org/education/about.html.
[11]Research Priority[EB /OL]. https://www.rand.org/education.html.
[12]Department and Centre[EB/OL]. http://www.ucl.ac.uk/ioe/departments-centres.
[13]Introducing the david m. Rubenstein Fellows[EB /OL]. https://www.brookings.edu/david-m-rubenstein-fellowship-program/.
[14]郭婧.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研究——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4(9):71-76.
[15]谭玉,张涛.教育智库建设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情报杂志,2017,36(9):106-111.
[16]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EB /OL].(2017-07-04)[2018-07-27].http://www.pprd.org.cn/fzgk/hzgh/201707/t20170704_460601.htm.
[17]郭军,张涛.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智库:特质、责任与未来[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2):101-105.
[18]耿丹青,刘慧婵,贺蓓蓓,等.广东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现状与发展路径[J].高教探索,2017(12):109-11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Horizon, Guangdong New Education Think-tank Construction Discussion——Based on Think-tank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ZHENG Xiao & LIN Xiaowen & LIU Huichan
Abstract: Educational think-tanks are important intellectual support in education reform.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al think-tanks in the world to promote the scienti 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of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four well-known educational think-tanks were sele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government class, company class, community class, and affiliated university class to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from personnel management mechanism, fund management mechanism,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result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re used to discus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ducational think-tanks, and try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educational think-tank for “localization,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Key Words: education think-tank；operation mechanism；Guangdong；construction of think-tank
中图分类号： G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19)02-0008-9
收稿日期： 2018-12-30
作者简介： 郑晓（1994-），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1）；林晓雯（1995-），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1）；刘慧婵（1980-），女，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广东广州，510035）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研究课题“新媒体环境下广东教育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2018YQJK3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陈海娃）
标签：教育智库论文; 运行机制论文; 广东论文; 智库建设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办公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