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梯度转移理论与政策在我国的实践_梯度转移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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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广阔,差别明显,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每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建国以后我国政府曾实施重内地轻沿海的区域发展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生产力畸形分布状态,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东部地区经济优势削弱西部地区投资效益低下的两败俱伤局面。经济改革以来,以发展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为特点的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中国区域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其重心已从内地转向沿海。随着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对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的责难与非议日渐俱增,政府面临着协调地区利益矛盾和稳定社会的压力,也忙于调整政策。那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正确与否?它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如何?沿海地区政策向何处发展?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课题。

一、梯度推移:生产力地区分布的客观规律

1980年8月,我国政府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定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优惠政策。1984年开始先后制定发展特区、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其内容涉及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比例、进口先进设备的财政贴息等特殊待遇。与此同时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环勃海地区,形成南北连片的约30万平方公里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带。上述政策表明,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从内地转向沿海。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从区域经济角度证明这一政策转变的正确性,证明了梯度推移理论所揭示的生产力地区分布的客观规律的正确性。

我国沿海地区种种优惠经济政策的全部出发点,在于保持中国原发达地区的经济优势,使该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保持足够的推动力,显然这一政策以梯度推移理论为依据,是遵循了生产力在地区分布的客观规律。

梯度推移理论是一种区域经济理论,指无论在世界或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一国的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梯度推移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以工业生命循环论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力在地区间转移的动态过程。以美国哈佛大学弗农教授等人创立的工业生命循环论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经历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区域经济学者进一步认为,创新时期的新产品,新兴工业部门往往集中于高梯度地区,原因是高梯度地区集中了具有地理位置、信息、人才与科研机构、交通与协作、销售市场等综合优势的城市群,是新产品、新兴部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有利地带。当产品进入发展时期,开始以少量生产转向批量的规模经营,高梯度地区因地租高工资成本高,离开原料产地远等因素逐步失去竞争优势,需要转移该部分生产力。相反中梯度地区则因离原料产地近、工资成本相对低,特别是因批量生产后产品价格有所下降为中度地区消费水平所接受,同时中度地区具备批量生产所要求的一定生产技术、科技力量,所有这些使中梯度地区具备接受推移的种种条件。最后,当产品进入成熟时期,生产工艺开始通用化、标准化,技术要求相对简单,落后地区可凭借更低的地租、工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等条件接受成熟产品生产,并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可见梯度推移论科学地揭示生产力由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推移的趋势,并为国际上资源性大国和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推移的事实所证实。经济改革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以梯度推移论为依据的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是我国区域改革的正确选择。

概括起来,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的成就是:

(1)这一政策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加快了该地区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升级换代,扭转了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优势逐年丧失的趋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带动地区。

在传统体制下由于重内地轻沿海政策,东部投资始终低于西部,自1953—1980年,东部投资比重未能超过40.6%,致使该地区工业设备的更新改造、扩建、新建受到严重影响。改革初期,上海工业中三、四十年代的设备约占一半以上,五、六十年代接近一半,七十年代的只占少数。而中西部地区虽得到50%的投资比重,但因基础设施、综合配套能力差,投资效益低下。据资料反映,东中西的资金利税率为4∶2∶1。可见旧体制下的区域经济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落后地区的资源,加快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缩小了东西部的地区差距,但这种均衡布局是以牺牲东部经济效益和全国整体经济效益为前提,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因此经济改革一开始,这种低效益基础上的均衡政策当然地被否定,而代之有重点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实施下,东部地区一改昔日经济逐年萧条衰退趋势,出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景象。自1979年以来,东部地区投资开始超过50%以上,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加快。近几年华东各省的年增长速度达20%以上。该地区大力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发展高科技高技术行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高级化等等,充分发挥高梯度地区潜在优势,使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支配性地区。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充分发挥地区主动性积极性,并通过部分地接受东部生产力转移,使经济发展明显高于改革之前,出现了一些发展较快的省市。所有这些表明,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它及时纠正传统体制下区域政策上的失误,恢复和保持了中国发达地区的增长势头,对中西部乃至全国经济起到积极的长远的推动作用。

二、分化和趋近:梯度推移的动态过程

人们注意到,随着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的实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正在扩大。具体体现为:(1)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经济改革以来地区经济普遍迅猛发展,但增长速度有快慢。1995年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华东地区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各省年增长速度在20%以上,中西部省区在10%以下。1995年与1980年相比,广东省工业产值增长14倍,西藏增长2倍。(2)基础设施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正在进入光纤通讯、高速公路、现代化城市建设,西北西南地区则还处于人挑马驮、毛驴独轮车的交通工具时代。(3)经济收入差距。经济发展速度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1992年东中西部人均收入水平为1.59∶1.02∶1。整个“八五”期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扩大。以上海和贵州相比,两者差距为9.5倍。

针对这一现状,不少学者与省区领导人对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政策“以少部分地区的繁荣掩盖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东中西地带的梯度关系,从而不存在梯度推移的逻辑前提”等等,以此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可见如何分析梯度推移中的地区经济分化,成为决定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关键。

据梯度推移动态分析最具权威者迈达尔认为,梯度推移中的地区分化根源于三种效应力量对比。这三种效应是极化效应、回程效应和扩散效应。其中前两种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后一种促使地区差距缩小。迈达尔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因此梯度推移中的地区分化是经常性现象。

首先,极化效应使高梯度地区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发达地区集中了各种经济优势,因而最能吸收代表世界经济潮流的兴旺部门,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生物技术、高级材料等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这些产业的产品日趋轻型化、小型化,对原料、燃料产地的依赖逐步减小;其次工业布局指向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大型联合企业如宝钢、金山石化总厂厂址选择从产地转向消费地。这些都使发达地区可以脱离低梯度地区的资源制约而独立发展。此外与新兴部门相关的生产性行业,如运输、公用事业、商业、银行、保险等部门发展形成一轮又一轮乘数效应,扩大了极化效应,发达地区梯度进一步上升。

而回程效应则削弱低梯度经济力量,加强高梯度经济实力。在资金形成方面,因不发达地区投资机会少,当地企业居民将储蓄从不同渠道流向发达地带。中国1993年就出现内地大量资金流向沿海地区参予炒房产、炒股票现象。北海开发热潮中一个四川流入北海资金达30亿元。所谓“一江金钱向东流”,客观上增强了高梯度地区资金力量。移民方面,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包括一些技术人才流向发达地带,1994年中国“民工潮”达2000万人。

相反,由于全国性大市场发展极慢,加之交通运输等各种条件制约,高梯度地区扩散效应受到阻碍,无法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

迈达尔关于梯度推移中地区分化的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早期得到了证实。

然而遵循梯度推移规律并不必然导致地区贫富分化。区域经济学者的动态分析理论认为,生产力从高梯度向低梯度推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本身是一个运动过程,其基本状态是从地区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认为梯度推移必然导致地区贫富分化是一种静态定位分析方法,即把推移的动态过程静止化凝固化,认为富者永远富、穷者永远穷,永远静止在固定的梯度状态。而战后后起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国的出现,证明了这一静态分析方法是错误的。

按照迈达尔理论,在梯度推移中,回程效应弱的地区完全可能超越发达地区。(1)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石油国。(2)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如战后西德、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这些均属回程效应弱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短短二、三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赶上发达国,有些正从原来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发达国行列。

因此根据上述迈达尔“累积因果论”,中国中西部地区超越发展极具可能。其依据是:(1)中国中西部基本具备回程效应弱地区的第一条件,是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岂不说已探明的正在开采的矿藏占世界储量主要比重,就新发现的矿源也不计其数。著名煤省山西最近采明320个新矿区,新疆大油田储量不可数等等。而这些地区长期富不起来,有能源政策的失误,也由于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病,使得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本地区经济利益。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地区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专业特色,通过区际平等贸易往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从而逐步赶上和超越东部发达地区。(2)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大市场大流通正在形成,如太原煤炭市场,郑州粮食市场等。与此同时以从事远期交易为主的全国性商品交易所和大型批发市场已达50多家。特别是通过“七·五”“八·五”规划,国家加强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投资,铁路公路的兴建,海陆空运输网络的形成,表明中国东西部之间加强经济交往经济联系的物质条件日益成熟。这必将有利于高梯度地区通过市场、运输、信息等各种渠道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资金、技术、信息、设备,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扩散作用和辐射作用,加快区际交流贸易,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经济水准将逐渐趋近。

三、区域政策的选择:合理使用集权和分权者政策

综上所述,梯度推移理论与政策存在着科学性合理性,它在中国的实践中正发生着巨大作用和影响。鉴于梯度推移中出现的地区分化现象,高层决策者面临的选择是,如急于解决地区差距,把重心移向内地,就会弃东补西,重蹈传统体制区域政策覆辙;如对地区分化问题熟视无睹,就会导致地区矛盾突出,影响政局稳定。如何选择现阶段区域政策?政策选择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经济政策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政策制定规律的科学,认为在一个集权与分权并存的体制中,必须遵循集权分权者合理使用政策原则。

按经济政策学观点,区域经济政策具有四种不同性质,在集权和分权者中使用后果不同。

(1)资助性政策:该政策实施后不仅对某一地区,而且对其他地区都有利的政策。集权者偏好于资助性政策。因为集权者从全局出发,希望一项政策实施后对几个地区同时有利。相反分权者则从本地区利益出发,虽然了解资助性政策对本地区有利,但其他地区因此得益,该地区分权者会使用不足。

(2)抵触性政策:该政策对本地区有利,但对外区不利甚至对整体目标也不利。例如国家限制的长线产品,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采用各种政策排挤其他地区优质产品,造成全国性产业结构比例失调。显而易见,分权者偏好于抵触性政策,而且常出现使用过度倾向。集权者较少使用,怕引起地区间利益矛盾。

(3)中性政策:对本地区有利,对其他地区既无益处又无害处的政策,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只有近似中性政策。

(4)混合手段:对本地区有利,对外地区有益处又有害处的政策。

最后两种性质的政策是集权者分权者都能接受的。

根据以上政策性质以及使用结果的分析,为避免政策不良后果,必须合理使用。原则是:

(1)分权者应尽可能使用中性政策或近似中性政策,少用和不用资助性和抵触性政策。

(2)集权者则尽可能运用资助性抵触性政策权衡全局。

以梯度推移为依据的区域经济政策,既具有抵触性又具有资助性。

就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而言,在短期内具有较大的抵触性。这是由于高梯度地区本身的综合优势,加上国家各项政策支持,在较快时间内会获得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回程效应和极化效应,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但就长期而言,这项政策是一种资助性手段。这种资助性从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

(1)通过这一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恢复和保持了高梯度地区经济优势,有足够的力量推动中度、低度地区的经济。沿海地区传统的但属于近代工业近几年正向中度、低度地区大规模转移,继90年代初开始的上海纺织业向新疆产棉区转移之后,沿海地区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省市纷纷把纺织、轻工、建筑材料工业等向江西、湖北、安徽、陕西、山西、四川等地转移。深圳地区已出现剩余资金,从1992年起向内地其他地区输出资金。其主要原因是:①沿海地区严重缺乏原材料、燃料。原料、交通运输费用成本上涨。②工资成本上升。以百元产值工资成本递增率计算。全国平均递增率12.3%,江苏15.6%,浙江15.7%,山东14.5%,辽宁13.4%。因此沿海地区大部分传统行业已无法承受成本压力,失去传统行业的竞争优势,需要向资源距离近、工资成本相对低的地区转移。

而这些产业和资金的转移,客观上增强了中低度地区的经济实力。尤其是我国中部地区除山西以外,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西等第一产业人口比重高达70%,沿海工业大量转移到中部,扩大了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可大批转入第二产业。加上中部地区既有资源优势,又有发展加工工业的技术力量,完全具备接受推移的条件。因此行家们认为90年代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将有较大发展,轻纺、机械等将成为该地区主导产业。

(2)传统工业从沿海地区迁出,为高新技术、第三产业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有利于三大产业的地区合理分布。

自90年代以来,随传统工业的推移,沿海地区凭借高梯度地区的综合优势,使高科技和新技术行业获得迅速发展。①由于离原料燃料地远,一些体积小,材料含量低,能源消耗少的行业如电子、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在该地区成为支柱行业。电子计算机等行业已成为上海的主导行业。②由于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等条件,沿海地区的高新技术行业得到大量外资投资。据统计近几年我国开办的外资项目,85%以上投于广东、上海、福建、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区,为高新技术行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③由于历史因素,该地区聚集了强大的科研技术力量,上海计算机骨干企业华腾软件有限公司就是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美国企业合资而成。上海核电站设备制造厂拥有二万名员工,100多家相关研究单位企业等等。④该地区较高消费水平使高技术产品获得赖以生存的新产品市场。近几年486、586电脑正在进上海家庭。据调查上海某些中学50%学生家庭拥有电脑。此外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金融电子化、商用计算机、办公自动化,对电子计算机有着极大需求,所有这些表明高新技术行业在高梯度地区有着客观的发展条件和广阔前景。

此外传统行业的迁移,使第三产业在沿海地区有突破性发展。金融业、咨询业、信息业、商业、保险业等蓬勃兴起和拓展。以上可见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将成为沿海地区的主导产业,它将极大促进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生产力的合理分布,避免各地带争夺原料分割市场的矛盾的冲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专业特色和成本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基础上的地区均衡发展。

毫无疑问,以梯度推移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沿海地区政策,既是短期抵触性政策,又是一种更为长期的资助性政策,根据政策合理使用原则,应以集权者使用为宜。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央高层决策者应从全局和长期利益出发坚持梯度推移的区域经济政策,排除地方出于局部利益对政策的曲解和干扰。政府政策干预的全部目的在于,加快梯度推移进程,使中西部地区尽快成为梯度推移的直接受益者。围绕梯度推移发展战略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1)继续实施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鉴于大量外资进入沿海地区,但外资具有较大游动性、短期性,中央有必要对该地区高新技术、第三产业给予必要的政策优惠,尤其对创建大型创新基地等方面给予扶植。

(2)制订各种生产力转移政策,鼓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

(3)对资源丰富的地区给予充分的地方经济自主权,如一定的矿产开采权,争取西部地区的超越发展。

(4)加快连接东西部的全国大市场、大交通的建设,为加速生产力梯度推移创造条件。

(5)以发展各地区大中城市为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发展极——增长点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发挥多个主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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