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皇帝的海洋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皇帝论文,海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言
清朝政权兴起于东北，于1644年通过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开始支配中国全域。但一直到康熙朝初期，清朝政权仍未对中国大陆地区取得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当时天山南路仍有准噶尔部落与其对峙，而华南沿海的部分地区也在郑成功的支配之下。
对清朝来说，不仅准噶尔是与其对立的陆上霸权之一，与南明、朝鲜、蒙古等势力的陆上争霸也持续了较长时间。而在海洋这个舞台上，在入关之前，就曾受到活跃在辽东半岛附近海域岛屿中的毛文龙①的威胁；而在入关之后，又开始面对华南沿海的郑成功势力。可以说，郑氏集团是清朝作为全国性政府，所面临的最初海上对手。
之后，清朝平定了海洋势力，乾隆时代又收复了准噶尔部落，清代的版图才算稳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是如何应对来自海洋势力的威胁，又是如何进行海洋贸易的呢?这些问题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顺治帝与海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是顺治帝，他所面临的抵抗势力主要是南明政权。但随着清军的南下，中国大陆上的各种抵抗力量被逐次消灭。之后，最大的对手就成了以福建沿海为据点进行抵抗的郑成功。
顺治九年(1652年)，漂流到朝鲜的中国商人被朝鲜送回。《世祖实录》卷六八，顺治九年九月甲申(十五日)条中可以看出顺治帝对商人的处理态度。
户部奏言，有商人二十八名，往日本国贸易，回时遇飓风飘至朝鲜，被朝鲜国人执之，并货物俱解送前来。细讯商人，皆言明末前往贸易，非本朝私行飘海者，请旨定夺。得旨，朝鲜送来二十八人，皆系朕之赤子，漂流外国，殊可悯念，着发回原籍，其原货俱着本人领去。②
明朝实行禁海令，严禁海外航行。对这些秘密出国“前往贸易”的人，清朝的顺治帝没有沿用明朝的法令对其严加惩治，反而对这些从朝鲜归来的漂流难民以“朕之赤子”相称，并归还货物，准其回归乡里。可见，顺治帝对难民持有比较怜悯的态度。
顺治帝对于福建沿海的抵抗势力则持有与此不同的态度，可以参见《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癸巳(十六日)的勅谕。
勅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官曰：朕惟自古帝王底定万邦，皆恩威并用，讨贰怀服，乃能使人心乐于归往，蚤享太平。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从海逆郑成功者，实繁有徒。或系啸聚有年，未经归化；或系被贼迫胁，反正无由；或系偶陷贼中，力难自拔。原其本念，未必甘心从逆。此辈皆朕赤子，迷罔无知，深可悯恻，今欲大开生路，许其自新。该督抚镇即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倘仍执迷不悟，郑逆所据，不过海滨穷岛，波上游魂，势不能久，一旦绝其粮饷，阻其出没，遣发大兵，直捣巢穴，必至玉石俱焚，虽悔亦何及乎?其前此陷贼官民及新归人等，该地方官问明来历，尽心安插，原有田产，速行察给。即无田产，亦设法周恤，务令得所。尔等即遵谕行。③
顺治帝即位之初，摄政王多尔衮以血腥手段逐渐攻取了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但即位十三年后仍然没有攻下的是“郑逆所据的海滨穷岛”。对于陆上骑射出身的清朝政权而言，这些盘踞海滨穷岛中的抵抗势力是最棘手的。
对来自西欧的荷兰访问团，清朝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十三年七月戊申(二日)条载：
礼部奏言，荷兰国从未入贡，今重译来朝，诚朝廷德化所致。念其道路险远，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至。海上贸易已经题明不准，应听在馆交易，照例严饬违禁等物。得旨，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着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④
清朝将荷兰看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而且因其“航海修贡”、“道路险远”，规定荷兰八年一贡。
对于荷兰提出的贸易要求，《世祖实录》卷一○三，顺治十三年八月甲辰(二十九日)条载：
荷兰国贡使归国，特降敕谕赐其国王，敕谕曰：惟尔荷兰国墨投为也甲必丹物马绥掘，僻在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声教不及，乃能缅怀德化，効慕尊亲，择尔贡使杯突高啮惹诺皆色等，赴阙来朝，虔修职贡，地逾万里，怀忠抱义，朕甚嘉之。用是优加锡赉：大蟒缎二疋、粧缎二疋、倭缎二疋、闪缎四疋、蓝花缎四疋、青花缎四疋、芦素缎四疋、帽缎四疋、衣素缎四疋、绫十疋、纺丝十疋、罗十疋、银三百两，以报孚忱。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勚可悯，若贡期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职，祇承宠命。⑤
“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规定了荷兰商人可以在会同馆等馆舍中进行贸易，不准许他们在广州等地直接进行海上贸易。
由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顺治帝对于海洋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依然保持着陆上最高权力者的姿态。
对于反清势力郑成功，顺治帝则采取非常严厉的讨伐措施，并颁布了一系列的“迁界令”。⑥如《申严海禁勒谕》曰：
皇帝勅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曰：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着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尔等即遵谕力行，特谕。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⑦
可见，在北起天津、南至广东的大陆沿海地区，清政府均采取了断绝该地域民众与郑成功势力相接触的政策。
半年后，顺治帝又针对郑成功势力颁布了新的政策。《严禁通海勒谕》载：
皇帝勅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处地方王公、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沿海地方文武各官：逆贼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向因滨海各处奸民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故严立通海之禁，久经徧行、晓谕。近闻海逆郑成功下洪姓贼徒，身附逆贼于福建沙城等处滨海地方，立有贸易生理。内地商民作奸射利，与为互市。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恣行贩卖，供送海贼郑成功贼党于滨海各地方，私通商贩如此类者，实繁有徒。又闻滨海居民商贾，任意乘船，与贼通同，狎昵贸易。海逆系逆命之徒，商民乃朕之赤子，朕轸念生民，设立官兵防守，今商民不念朝廷德意，背恩通逆，与贼交易，该管官兵亦不尽心职守，明知奸弊佯为不知。故纵商民交通贸易，揆之法纪，岂宜宽宥?……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⑧
由于郑成功的经济基础系“陆地所产”，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封锁物资流通的政策。这是经济上断绝郑成功财源的关键举措。
在对郑成功的征讨上，《世祖实录》卷一三八，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壬午(二十九日)条载：
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统领将士征剿海寇郑成功。赐之敕谕曰：逆贼郑成功窃踞海隅，逋诛日久，宜加扑剿，以靖地方。兹命尔罗托为安南将军，同尚书车克、内大臣达素、都统索浑等统领大军，前往征剿。与该省领兵主将、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勠力，多设方略，相机除剿。若贼扑灭，当取厦门；傥贼未靖，即取厦门，不准论功。凡事与诸将佐等会议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务，须严禁兵将。凡我人民勿得扰害，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⑨
可见，顺治帝作战的主旨是消灭郑成功的有生力量，打击其势力。
《世祖实录》卷一四三，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丙申(十五日)条载：
山西道御史余缙奏言：浙省三面环海，宁波一郡尤孤悬海隅。往时以舟山为外藩，设师镇守，俾贼不敢扬帆直指，策至善也。迩来行间诸臣，忽倡捐弃之议。倘形胜之地，逆贼一旦据而有之，非近犯宁波，则远窥江左，为虑匪轻。应设一忠勇之将，重其事权，随机措置。更徙内地之兵，增益营垒，以固疆圉。至杭绍两境相对处，地名小门，其间江流狭隘，若于此严设防戍，安置炮台，令贼舟不能溯江入犯，则会城永无风鹤矣。疏下部议。⑩
可见，清朝官吏对海洋的认识仍然是以陆地为基础的，从陆地去看海洋。虽然将宁波看作沿海海洋活动的重要地区，但却将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看作外藩。
通过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顺治帝在清朝入关后，依然是一个“大陆统治者”，还没有将大陆本土和海洋纳入到一个视野来看待的意识。
三、康熙帝与海洋
与顺治帝基于陆地看待海洋的态度相比，康熙皇帝对海洋又有怎样的思考呢?对此，可以通过康熙帝对待海洋的一系列政策来分析。
康熙帝即位的时候，占据台湾的是郑成功的子孙，他们并没有改变与清朝对峙的局面。据《圣祖实录》卷七七，康熙十七年(1678年)九月乙丑(二十七日)条载：
平南王尚之信疏言：剿除海逆亟须船艘，其如军需浩繁，势难营造，请暂开海禁，许商民造船，由广州至琼州，贸易自便。则臣得借商船，由广海、海陵、龙门一带进取，以收捣巢之功。得旨，向因平南王尚之信言，粤东虽已底定，郑逆仍踞厦门，宜申海禁，以绝乱萌，故准旧界严行禁戢。今若复开海禁，令商民贸易自便，恐奸徒乘此与贼交通，侵扰边海人民，亦未可定。海禁不可轻开。其鼓励地方官员捐助造船，以备征剿之用。(11)
这一时期，平南王尚之信上奏，希望朝廷开海禁，准许民间造船，并准许广州到海南岛的航行，以及从广东东部开始，在郑氏据点厦门及其他沿海地区对其采取镇压措施。康熙帝认为其条件还不成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戊辰(二十九日)，台湾的郑氏降于清朝，(12)两广总督吴兴祚提出上奏，以广州开始，广东省沿海缓和海禁。据《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丙辰条载：
两广总督吴兴祚请以广州等七府沿海地亩招民耕种，户部议准事。上曰：前因海寇未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吴兴祚所奏极是。其浙、闽等处地方，亦有此等事情。尔衙门所贮本章关系海岛事宜甚多，此等事不可稽迟。着遣大臣一员，前往展立界限。应于何处起止，应于何地设兵防守，着详阅确议，勿误来春耕种之期。尔等可速行酌议来奏。(13)
对两广总督提出的解除广东沿海迁界的请求，康熙认为废除迁界，实行“展界”，对民众多有裨益。不仅限于广东沿海，还可以扩大到浙江、福建沿海。准许迅速进行实地调查，以赶在来年春天实行。
《圣祖实录》卷一一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朔条载：
谕大学士等，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赪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赡养，故令开海贸易。今若照奉差郎中伊尔格图所奏，给与各关定例款项，于桥道渡口等处，概行征税，何以异于原无税课之地，反增设一关科敛乎?此事恐致扰害民生，尔等传谕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14)
可见，此时清政府对民众进行海外贸易的态度已经较为缓和。福建、广东沿海的人们通过海上贸易可以使当地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并对增加福建、广东两省的军饷也是有利的。
有关康熙开海禁的态度，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十一日乙亥条中有具体的记载：
上问学士石柱曰：“尔曾到广东几府?”石柱奏曰：“臣曾到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广州、惠州、潮州等府，自潮州入福建境。臣奉命往开海界，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恩无尽矣。’皆拥聚马前稽首欢呼，沿途陆续不绝。”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上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石柱曰：“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15)
为了开海禁，康熙帝派遣大学士石柱前往广东省。石柱从广东沿海由南往北行，又由潮州进入福建。广东、福建沿海的人们在“迁界令”实行后，离开故乡二十余年，不能回归故里，由于康熙帝逐步放开海禁，才得以返乡。因此，人们对石柱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康熙帝清楚地知道，沿海地区的人们希望通过海上贸易和渔业获得收益。因此，下达命令解除海禁，但当时的大臣们对此仍然持谨慎态度，这在起居注中也提到了。
之后，如十月乙丑(二十八日)的《诏沿海迁民复归田里》(16)中记载，“迁界令”被废除，颁布“展界令”，承认了沿海民众的经营活动。
康熙帝还专门设税务官，以提高海洋贸易的税收。《圣祖实录》卷一一五，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己亥(五日)条载：
九卿等议覆，户科给事中孙蕙疏言：“海洋贸易宜设立专官收税”，应如所请。得旨，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17)
可见，在认同海外贸易有利于人民生计的同时，还将设专门的官员征收税金，并逐步将“收税”常规化。
《圣祖实录》卷一二五，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癸巳条载：
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吴兴祚疏言：潮州水师官兵船只，先经裁并潮镇统辖。今值开洋贸易，恐海岛中宵小潜踪，乘机窃劫。应将澄海协、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就近统辖。其南澳与碣石、海汛相连，应令互相联络，时加巡防。至潮阳等处水汛，令文武各官修造快船二十只，照旧巡查。应如所请，从之。(18)
在承认海外贸易的同时，沿海贸易的安全问题也提上日程。因此，康熙帝同意了当地官员的提请，将海上防卫的任务交南澳(19)水师管辖。
康熙帝颁布展界令之后，出现了一批利用海上贸易进行投机的人。《圣祖实录》卷二三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庚午(二十二日)条载：
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所致，请申严海禁，暂彻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贩绝，而米价平。”上谕大学士等曰：“闻内地之米贩往外洋者甚多，劳之辨条陈甚善，但未有禁之法，其出海商船，何必禁止?洋船行走，俱有一定之路，当严守上海、乍浦及南通州等处海口，如查获私贩之米，姑免治罪，米俱入官，则贩米出洋者自少矣。”(20)
可见，由于一些奸商将中国国内的大量米谷运往海外，导致江南和浙江等地的米价暴涨。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辛亥条载：
海外有吕宋、噶喇吧两处地方。噶喇吧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21)
沿海民众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常常用船载米运送到吕宋、噶喇吧两处，连船带米一起卖出，甚至有民众留在当地不再返回的。
《圣祖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二十六日)，有一段关于康熙帝对海外贸易认识的记载：
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且有人条奏海船龙骨必用铁梨竻木，此种不产于外国，惟广东有之。故商人射利偷卖，即加查讯，俱捏称遭风打坏，此中情弊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官兵出哨或遇贼船四五只，官兵船止一二只，势不能敌。舵工又不奋力向前，将领亦无可如何，不过尾追而已，何能剿灭耶?
张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贩卖，斯言未可尽信，然不可不为预防。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耳。且出南洋，必从海坛经过，此处截留不放，岂能飞渡乎?又沿海炮台足资防守，明代即有之，应令各地方设立。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预为措置。凡福建、广东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师者，尔等可加细询。(22)
康熙帝南巡时，曾参观了苏州的造船厂，并做了一些调查。船厂的人说，每年在中国造船并出海进行海外贸易的人数很多，但回国的只有五成到六成左右。很多人在国外从事贸易，将白银带回中国。官府每造海船数十艘，都需要数万金，民众造船花费也很巨大。海船的龙骨部分必须使用“铁梨竻木”，这种木材国外没有，只在广东一地出产，有些商人为了获利，而将此木材秘密贩卖到海外。因此，有必要断绝海外贸易，尤其要断绝与吕宋、噶喇吧等地的民间贸易。明代以来，这些地区就是海盗聚集之地。有时负责海防的官兵会一次遭遇四五只海盗船，对这些只有一两只船的巡逻队来说，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此外，张伯行曾提出防止江浙米的海外卖出。商船在海外贸易时，其搭载的米谷只允许在适当范围内，禁止大量运往海外，尤其是东洋，即日本方面。另外，对商船前往南洋地区进行贸易也持否定态度。
以上主要论述了清朝入关以来，顺治帝和康熙帝的海洋观念。通过上谕等资料，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特点。
顺治帝由中国的东北入主中原，大概基于这个原因，顺治帝对于海洋持有较为审慎的态度。对于盘踞沿海和岛屿的郑成功势力采取了“迁界”的政策予以封锁。其根本思想是通过断绝海上贸易以动摇其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断绝郑成功势力的生命线。但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当时的东亚首屈一指，东亚各国都极其渴望得到中国的高档商品和丝绸制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也扼住了中国商品与东亚进行贸易的咽喉。顺治帝认为，阻断这些商品由大陆输出的通路，可以给郑成功势力的海上贸易活动以致命打击。但这样的措施，同时也给沿海地区的民众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与此相对，顺治帝之后的康熙帝，对海洋的认识较有远见，他能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的价值。平定台湾的郑氏势力后，他开始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民众的海外贸易活动。从文中引用的上谕等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康熙帝认为，如果对民众正常的海外贸易加以限制，海盗等势力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康熙帝实行推进民众海上活动及海外贸易的政策，中国民众的海上活动呈现出积极和活跃的局面。据道光二年(1822年)阮元所编的道光《广东通志》记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23)在广东沿海东北部的潮州地区从事海洋活动的人，沿海北上可以很顺利地到达浙江乍浦、江苏苏州府和松江府。可见，康熙帝实行展海政策以后，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道光年间，沿海航行活动非常活跃。
此时，由于东亚岛屿国家多实行闭关政策，东亚海域的船舶活动，主要靠中
杨蕾，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注释：
①[日]松浦章著，郑洁西等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120页。
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37页。
③《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789～790页。
④同上书，第793页。
⑤《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803～804页。
⑥田中克己：《清初の支那沿海》(一)、(二)，《历史学研究》第六卷第一号，1936年，第73～81页；同书第六卷第三号，1936年，第83～94页。
⑦《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一五五丁表《申严海禁勅谕》；参见《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789页。
⑧《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二五七丁表《严禁通海勅谕》。
⑨《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0页。
⑩同上书，第1101～1102页。
(11)《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984～985页。
(12)《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44页。
(13)《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086页；参见《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丙辰(十九日)，《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56页。
(14)《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页。
(15)《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8110～8113页；参见《圣祖实录》卷一一六，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十一日)，《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
(1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中华书局，第213页。
(17)《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00页。
(18)同上书，第330页。
(19)关于南澳，见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二三，“南澳，东悬海岛，为闽粤海洋适中之要隘。其外洋有小岛三，曰北澎、中澎、南澎。南风起时为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其内洋自黄冈大澳而及澄海之放鸡广澳、潮阳之钱澳靖海以至于赤澳，皆贼艘出没之区”。
(20)《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21)《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324页；参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二十五日)条，《圣祖实录》卷二○七。
(22)《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650页。
(23)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九三，清道光二年(1822年)刻本。
标签：郑成功论文; 清实录论文; 康熙起居注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海禁论文; 历史论文; 康熙帝论文; 顺治帝论文; 广东通志论文; 南明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剃发易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