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派对论文,民主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民主义”最早产生于岭南，主要得力于岭南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然在孙中山的周围还有一大群岭南人，他们与孙中山意气相投，最早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讲解和发挥。可以说，“三民主义”并不单单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创造，除了孙中山之外，其他的岭南革命分子对“三民主义”的创立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
一
地处岭南的香港，是反清思想的一个发源地。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清政府便不能把它的统治力量伸展到这个小岛。许多不甘臣清的岭南人便把这里作为他们暂时脱离清朝统治的避难所。而西方政治的开放和自由不但使得人们自然地把香港和中国内地进行对比，也使得人们可以在此大胆地表达他们对清廷的不满。对此，英人呤唎很有感触。他记道：“我正在看精彩的戏法表演时，一个身材魁伟显然有钱的中国人走到我面前，向我说了一句‘洋泾浜英语’。……我告诉这些中国人关于铁路、气球、海底电线等等的情况。他们也告诉我许多香港的生意经和中国政治的消息。我的朋友们一致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刮刮叫，但对自己的国家的情况和清朝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香港深得中国人的欢心，他们为了逃脱清朝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①“自从香港殖民地建立以来，本地人跟外国人有了来往，熟悉了所谓‘外夷’的优越的法律、政体等等，这使他们更不满意自己的国家制度。”②
呤唎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清廷正是因为害怕对外开放会导致不满清朝统治的沿海人民与外国势力相结合而共同反清。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反清革命沉寂了几十年，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由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引发的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才又发展成为新的反清革命高潮。其时岭南的反清革命思想先于全国出现，标志是1894年的兴中会成立和次年在广州策划的起义。
在岭南，聚集了反清的精英人物。
孙中山与郑士良，是较早萌发反清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郑士良从小仰慕太平天国的英雄，不满清廷的腐败，他在1883年加入家乡惠阳淡水的三合会组织，常到会馆练武，“渐具反清复汉思想”。③在广州，他又结识了许多三合会员，孙中山因是他的挚友，与会党自然也有所接触。1888年，郑士良返回家乡专门从事联络会员，被推为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的主导思想是反清，他在探讨中国复兴的道路时，十分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和他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在思想上互有影响。
兴中会的四大寇——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也是因为具有共同的反清思想而走到一起的。“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④在乙未广州起义时牺牲的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亦是关心国事之人。他在牺牲前的“供词”中说到自己反清思想的来源，一是“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二是受到孙中山反清思想的影响。他说：“吾……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吾方以外患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仇满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⑤
香港的另一新学团体辅仁文社，也是由具有共同反清思想的人组织起来的。其骨干分子杨衢云，对西方作品有广泛的阅读，他在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时，以权威自居，据说他在这些题目的讨论中处于支配地位。杨衢云的性格、抱负和所受的教育，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另一骨干分子谢缵泰，1890年在香港认识了杨衢云，“知衢云蓄志反清复汉，遂与订交，极为相得”。当时民智闭塞，不能公开谈论革命之事，他们便以开通民智为号召，1892年2月在香港组织了辅仁文社，在研究社会和文学的幌子下讨论反清革命问题。辅仁文社的座右铭是“尽心爱国”。⑥加入者有刘燕宾、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周超岳、温宗尧、胡干之等十六人。
三民主义中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民族主义，便是由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等一批革命分子最早提出来的。
反清民族主义思想除了在香港和广东地区最早发生和传播外，同时在檀香山、日本的广东籍华侨中也找到了响应者。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重游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举，得同志数十人，于是成立了檀香山兴中会。这在当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视中山反清言论为作乱谋反，足以导致破家灭族之灾”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1894年冬，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途经日本。船在横滨停泊时，孙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亡命日本，在日本组织了横滨兴中会。在横滨的华人，逐渐接受了反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对孙中山的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响应。
兴中会成立后便准备利用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局势在广州发动起义。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各种具有反清动机和思想的人如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等，在兴中会的大旗下集拢。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国的思想，而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又对《兴中会章程》进行了修订，更为鲜明地揭橥反清的旗帜。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民族主义以反清仇满为主要内容，它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和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观念，但又比它们进步，因为它的兴起与中国近代面临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反清的直接目的是避免被瓜分命运，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建立强大国家。这个特点在兴中会的章程中表达得很清楚，章程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但要把中国从外国欺凌中拯救出来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它直指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反清是为了“兴中”，振兴中华。这与单纯的复兴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支配地位和改朝换代是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它一开始便具有了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鲜明色彩，这是洪秀全和朱元璋的民族观念中没有的东西。
广州起义虽未成功，但表达了岭南革命派的反满情绪，南中国最早举起了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大旗，震动了中外社会。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主义几乎与民族主义同时产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入会盟书的内容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⑦
在中国，把反清思想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便是由兴中会的誓词最早提出的。对于革命后建立民国的目标，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明确。
据孙中山自己的回忆，杨衢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杨衢云坚定的主张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曾对《大同日报》的编辑刘成禺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成民国，帝制自为，予必讨之。”⑧又据陈少白的回忆，杨衢云的确曾因为孙中山对创立民国的目标不够明确而与他大吵了一通。陈少白说：“孙先生学医，后坚决排满，于共和制度尚有出入，与衢云交，既莫逆，衢云则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日议论有出入，衢云持先生辫，盛气欲殴之。予在旁，分开两人。”⑨
这个早产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时只是在岭南少数革命党人中有清楚的认识，而大多数群众则仍是“反清复明”或“反清兴汉”。1903-1905年，反满的革命思潮勃然兴起，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思潮，则相对比较薄弱。著名革命宣传家章太炎的文章里，反满言论俯拾即是，而民主共和思想则难以找到。有的革命刊物，排满言论激烈，民主言论不足。如《浙江潮》第9期上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认为，只要把满人的政权换成汉人政权，革命便完成了，建立什么政体关系不大：“果为中国人之中国，立宪可，专制亦未尝不可。”《中国白话报》第3期林獬的文章说，若是汉种人做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江苏》第6期柳亚子的文章说：“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因此，可以说不少人并不是“三民主义”者，甚至连“二民主义”也不是，只是个“一民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岭南革命派对于民权主义的认识和宣传便显得极为难能可贵了。他们由于多为华侨或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或在香港等地接触过西方政治制度，对于民主政治了解和研究比内地的革命分子更多一些，而反对专制统治也更为坚定一些。
对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的设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是逐步明确起来的。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向一俄国人推荐他的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当时，该俄国人与其他几个外国人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孙中山回答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又问：“换句话说，您是希望中国大体上能出现日本那样的变化了？”答：“对。不过，日本的文明其实就是中国的文明，它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但又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政制。他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的概念还是不十分明确的。
同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把共和与“人群自治”联系起来，认为人民自议、自理的制度，便是共和的精神。他说，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治”以及当时僻地荒村的“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它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便是共和的“神髓”了。
1900年6月，孙中山和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日本横滨乘船赴香港，在行前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11)这是最为明确的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公开表述。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在访问了孙中山后报道说：“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12)
直到1903年，孙中山才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后要建立的是“民国”，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同盟会的宣言中明确规定“国体”必须变革，并对共和政体作出扼要的概述。
鉴于中国广大人民，甚至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共和”的认识很肤浅，孙中山等岭南革命派在1905年前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多说明，主要观点如下：
1.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来论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落后到进步，由野蛮到文明的。它经历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现在已进化到“民权时代”了。所以我们应该推翻君权，建立民权。
2.批驳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谬论。改良派认为，民权使权倾于下，君权则使权倾于上，只有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最为适中，而且社会进化要一步步来，不可躐等。革命派则认为，学外国要取法乎上，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中国。而民主共和制度是现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制度，我们不要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亦步亦趋；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发挥人的主观努力，其进步方速。
3.论述民主革命是改造中国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岭南革命派认为，民族革命可以去掉恶劣政府，但单纯的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去掉恶劣政府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政体不好，国家不能富强，即使推倒了满清统治者，外人一样来欺负我们，民族危亡何日可了？要去掉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推翻清朝政府之后，要同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便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使中国避免亡国厄运的根本。
4.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步骤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国方案，这个思想和方案要在中国成功地实行，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于是，孙中山设计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具体程序和保障国民权益的五权宪法。即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上，把考选权和纠察权也分立出来。这样，民主制度便更加完美了。
孙中山与岭南革命志士们是最早和最自觉地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建立民国的革命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使中国近代的群众运动进入了“自觉的民主运动”的阶段。
三
当孙中山被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拥戴为他们共同的革命领袖时，正是反清的民族主义高涨之际。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目的，是他们联合的基础。而对于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什么政权，实行何种社会政策，大家是有分歧的。特别是对于“平均地权”一条，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或根本就不理会。虽经孙中山剀切讲解后大家表示同意，仍没有引起重视，有的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急之务”，用不着多加关注。有的同盟会本部干事，因觉得难以向入会者说清楚“平均地权”的涵意，干脆把其删去。欧洲同盟会成立后一年，有几位同志曾另组“公民党”为同盟会之预备会，而“公民党”的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事。东京同盟会成立后二年，会员张伯祥、焦达峰等在联络长江沿岸各会党时，又因嫌盟书中“平均地权”一项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的会员所能了解，而另组“共进会”，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可见，即使在革命队伍中，要确立民生主义，亦非易事。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逃亡海外后，专心研读各种政治经济书籍，比较深入地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而逐渐形成的。
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中对民生主义作了初步的定义，但由于忙于组织政党和筹划起义，对民生主义没有作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述。
1905年冬，香港《中国日报》发表了冯自由撰写的社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阐明民生主义学说的第一篇文字。文中，冯自由对土地私有和土地国有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进行了对比，鼓吹土地国有的好处：1.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居奇，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2.土地家屋的价格，由政府调整，以保其平准，使大多数人得脱地主专制之牢笼，实救治贫富不均之良法。3.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其矿山森林道路大都官有，故举行土地国有的政策，实较其他国家为易。
土地国有之后如何赋课租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性问题。冯自由经过研究各种税法之利弊认为：“其最适合于吾国政治社会之状态者，盖莫如单税论之切实易行矣”。因为单税法有四大好处：1.调和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税率确定后，可免贫民于地价腾涨之困厄。即使腾涨，也是损失与利益由国民共担，不会产生贫富不均。2.维持财产之增殖力。对工商业征税过多会减少生产力，对社会进化之前途不利，如果土地国有，而单向之课税，则其生产力，国家将有以维持之，其增殖的利益为一般社会共享，不会因害怕产生贫富悬殊而压抑财产增殖力。3.课税简单易行。税种单一，课税自然简单易行。4.收入确实。列国对于各事业之课税，以征集纷扰，咸有不确定之弊，若实行单税法，税率又已确定，则其收入将较为确定，于国家之预算十分利便。(13)
冯自由的文章把平均地权的理论来源、精神核心、原理原则、操作方法都讲得较为透切，是当时宣传民生主义的权威性论著。
1906年冬，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对三民主义又作了一番说明，其中特别对民生主义解说甚详。他说到民生主义是一种科学学说，具有理论基础；说到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在欧美已经积重难返，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说到中国人的眼光要看得远一些，要防患于未然；说到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说到解决土地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最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与革命目标联系起来，突出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宗旨，他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14)
另外，胡汉民在《民报》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一系列文章中也对民生主义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胡汉民认为，“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也。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其学说虽繁，而皆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指出民生主义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土地国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土地国有的目的和后果是消灭了地主阶级。因为土地国有“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惟得有其他权（如地土权、永小作权、地役权等），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佣，亦无永贷。如是，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国家成为地主以后，由国家决定地租的高低，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之课于地土上者，必经国会之承认，亦必无私有营利之弊，以重征以病农”。土地的收入为国民所共享，保证了经济上的平等：“吾国已为民权立宪政体之故，则地利所入虽丰，仍以为民政种种设施之用，其为益愈大”，“而民权立宪国家之富，尤共产也。夫均地之政，至平等耳”！
民生主义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它的土地方案将会消除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节制资本也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民生主义中蕴涵的对人民大众利益的关心也将有益于社会矛盾的调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最自觉的、最进步的中国近代化方案。
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革命派最早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水平。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革命团体能提出更为完整和更有远见的思想。如华兴会提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科学补习所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排满”，光复会提出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等等，都没有能把革命后如何建设一个源于欧美、优于欧美的新型国家制度的问题仔细地加以考虑，更没有提出可行的办法。可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革命派由于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点，也看得更远一点。对世界潮流的了解和关注，是他们比其他区域的革命思想家高明的原因。
注释：
①②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4页。
③④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9页。
⑤邹鲁：《乙未广州之役》。
⑥（美）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⑦《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⑧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转引自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⑨（台）《国史馆馆刊》创刊号，转引自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⑩(11)(12)(1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188、211、329页。
(13)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