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韦伯论文,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到哈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6-0065-05
伴随经济技术理性的张扬，人类克服外在力量束缚的能力迅速提升。现代性通过对传统权威、观念和制度的强势压迫，带来物质的丰裕和思想的绽放。然而，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孕育了背叛理想目标的对立物，理性在僭越中不断将自己推向极端。现代性同样没有摆脱历史的悖论，冲突、战争甚至罪恶对人类文明的销蚀使其正逐步演变为异化的现代性。
一、现代性异化批判
异化的现代性，简单地说，就是现代性日益展示了强大的理性，却丧失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意义追求。当人类揭开上帝神秘的面纱之后，理性从此也摆脱了论证上帝崇高、压制个体感性欲望的奴仆地位。可是，在理性驱使下，人类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欲望的不断满足和实现，而欲望本质的无限性却使人类的这一“理想”陷入了恶性循环。于是，当欲望的是否满足成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时，社会进步也就带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虽然不是最早发现现代性异化的人，但是却是最早从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入手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人。在关于现代性的诊断中，他首先给出了现代性的异化征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现代性异化的表现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11](P120)。与启蒙运动以来从形而上学出发研究社会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不但指出了现代性异化的病症，而且给出了现代性异化的病因。他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从三个批判视角揭示了现代性异化的原因：(a)现代性的制度性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马克思首先从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的商品关系入手，从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得出了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结论。接着又从剩余价值规律出发，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积累的实质和一般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形式及其不可克服性。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虽然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提出的，但资产阶级所有制所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却成了阻抑现代性的潜力得以实现的最根本障碍，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根源。(b)现代性的历史性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资本全球化的一种结果，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变动不居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他看来，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因此，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运动，异化的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逻辑也就成为必然。(c)现代性的合法性批判。现代性的宏大话语体系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绝对有效。在现代性话语霸权的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自我标榜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话语专制。
对于现代性异化现象，马克斯·韦伯从“天职观念”世俗化的视角解释了现代性异化的形成。在他看来，作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思想，“天职观念”的世俗化使得世俗生活日益趋于条理化和系统化，“职业劳动领域内部的互动在道德层面上变得中立了，以致社会行为可以脱离规范和价值，转而从工具理性出发各自追逐自己的利益”[2](P216)。于是，这种“道德层面的中立化”成为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的根本区别，“工具理性”逐步制度化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诚如韦伯分析的那样，在劳动生产方面，“工具理性”要求有计划地分配和运用资源，以成本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生产不再只是为了维持必要的生活，而是经过有效的计算与管理来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在政治法律方面，“工具理性”的绩效原则摒弃了政治和法律的道德立场，把政治和法律理解为纯粹中立的实证性系统，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仅仅建立在纯粹功利计算的基础之上，不再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因此，韦伯得出结论，合理化在使“工具理性”获得解放与扩张的同时，也使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被抛弃了。“工具理性”的绝对化造成了对新教伦理的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体现在道德实践的合理性在它得以发生的社会中无法获得制度化。“工具理性对道德生活领域的侵袭与宰制”，最终导致意义和自由的丧失。
哈贝马斯承继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对道德生活领域的侵袭与宰制”的命题，提出现代性异化的根本成因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论断。他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在现代生活世界之内，首先反映为物化，就是说，社会系统明确地突破了生活世界的视野，脱离了日常交往的实践”[3](P229)。在他看来，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从进化的角度看，“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现代社会系统都指向有效率的运作和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利益的意图，都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时，问题就出现了。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工具理性”无所不在地控制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非经济效益层面的东西为工具理性所控制；金钱和权力演变为主要控制力量；原是生活世界不可替代的整合媒介——语言也被纳入报酬与惩罚的单向度思考手段中。这样，系统的过度膨胀导致生活世界减少了以交往行动的符号互动为中介的再生产，人们习惯以“工具理性”作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原则，并开始把周围的环境甚至他人当作一种工具和手段。于是，生活世界逐渐在系统机制的日益膨胀中萎缩成子系统，系统机制形成了独立的操纵能力。因此，哈贝马斯断言：当今威胁人类和社会的，主要不是经济剥削或者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和行政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生活世界的结构受到破坏并由此推动其独特的人性，这就是通过交往行动而形成的生活世界不断屈服于独立自主的、严密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二、现代性异化反思
现代性意味着人的理性能力的增强，宗教和迷信权威的式微，但是当反思和批判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时，理性又体现了现代人在根本的生存信念面前的脆弱和无能。面对理性力量带给人类的不安全感，人类的意义与价值所依赖的根基遭到了瓦解，曾经以为永恒的“绝对精神”，也成了人类自我幻想和自我欺骗的假象。在获得现代性异化的知性理解之后，人类的反思意识逐渐觉醒了。
哲学家们开始认识到，理性并不是万能的，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康德）。从这时候起，哲学家们对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发生了转向，由批判转向反思，寻求克服现代性异化的各种方案。马克思知道，仅仅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能解决异化问题，正像吉登斯对马克思的评价所言：“马克思大概比他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清醒，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地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怪物是可以驯服的，……人类总是能够对其加以控制。”[4](P122)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张扬不是为了体现一个虚幻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人自身，是为了一个个更加丰富、自由的生命的实现。因此，马克思主张在对现代性的异化现象进行扬弃的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关注人及其命运。于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诉求。他认为，要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就必须终结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霸权地位，摧毁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架构，释放被它所束缚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社会中，人的生命才能从非人的资本力量的绝对掌握之中解放出来，“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123)，与人的生命相敌对的“现代性”将得到彻底的超越，一种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得以实现的新的“现代性”将真正生成。
与马克思的乐观主义情结不同，韦伯对克服现代性的异化则表示了悲观看法。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工具理性的运用和推广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是现代社会生存的基本动力。因此，尽管韦伯主要关注的是实践合理性，集中研究的是理性行为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并且认为完整的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力图从整体上理解合理性，故而坚决反对合理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但在分析具体社会的时候，工具理性却逐步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将工具理性与合理性一般地等同起来，仅仅从目的工具合理性这个单向度剖析现代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化”所衍生的意义与自由的丧失问题是必然的。韦伯从“理性化”最直接的结果——官僚体制入手，论证了现代性异化的不可克服性。韦伯认为，官僚体制必然伴随着自由和意义的缺失，但是官僚体制又具有任何社会组织形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资本主义需要它，社会主义也同样需要它。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自由和意义的丧失问题，而他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不但如此，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官僚体制可能以最合理形式赖以存在的最合理的经济基础，每一个个人被束缚在企业里，将来也许还会被束缚在职业上，官僚体制将会更加牢不可破。因为在他看来，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的优越性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而专业知识的不可或缺，是受物质财富生产所需的现代技术和经济制约的，不管这种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还是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的，只要想达到同样的技术效率，那么只能是意味着极大地提高专业官僚体制水平[5](P309～310)。因此，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冲突，现代性的异化现象是不可消除的。
哈贝马斯虽然继承了韦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理论，但他并没有采纳韦伯的消极态度，而是在消解现代性异化的批判性分析中，独辟蹊径，提出了以“交往行为理论”来解决现代性病症的论断。他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价值认同的基础已经由原来人们共享的传统转向个人的道德权利。任何行为、制度规范只有得到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理性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规范论证的交往前提和论证规则就取代了传统的道德，成为价值合法性的基础。在他看来，消解现代性的异化现象，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来实现。但是，要想把个体层面对规范和价值的理解变成有约束力的制度威慑力量，关键是设定符合合理交往行为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强调了交往资质的概念。他认为，交往行为作为自由地相互理解和无强制的批判实践，不仅依赖参与各方是否具有交往能力，还取决于社会是否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和平等的交往环境，交往者是否具有真诚的交往意愿[6](P381)。在这种情境下，人类不应该诉诸任何外在于言语行为以理服人的力量，完全靠自由、开放的讨论去决定个人和集体如何生存。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才能在互为主体的条件下开展平等对话，摆脱权力和工具理性的限制，重建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实现从文化合理化走向社会合理化。
三、消解现代性异化的文化语境
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和反思，为我们揭示了现代性的异化形态，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消解现代性异化的方案，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在摒弃现代性异化过程中尊重人的存在价值的观点，为我们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性异化问题提供了可能。实际上，现代性的异化在深层次上不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化的文化预设。齐美尔就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戏剧性来自于“文化的悲剧”，来自于人类缺乏消化吸收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所产生的过量的文化产品的能力。文化本来是人类所创造的产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文化的进程一旦起动，便获得了自身的推动力，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并成倍地生产出新的现实，它是如此的强大，如此地难以接近，从而根本无法“重新掌握它”[7](P28)。
现代性异化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现代性本身的理论主张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制度化的意识结构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话语背景下，要想消解现代性意识结构的刚性特征并不容易，而一些哲学家试图采取“借鸡下蛋”的方式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因此，重构一种文化语境，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成为有效抗拒或同化现代性异化的意识结构的制度化魔力的“理想预期”。能否形成这种文化力量，首要的一点决定于人类对于理性的态度。尽管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提高，但相对于复杂的宇宙，人们的认知领域毕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无论人类认识进步到何种程度，人类之所知相对人类所未知的世界奥秘都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永远存在着人类所无法驾驭的力量，人类对自然应该心存敬畏，而不能妄言彻底征服自然。这种态度并不等于让人类放弃对大自然的认识而退回泛灵主义，而是让人类形成对自身不断反思的基本态度。
人类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身首先是一种自然性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人类不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性存在。因为自然性的存在主要是一种当下性的存在，是与个体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在一起的存在，它不具有自我超越性的一面。人从自然性存在提升为社会性存在那天起，就具有了大写的“人”之属性：世界因人而改变，文化因人而创造，一切人之创造物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在异化的文化世界，人类恰恰没有摆正自己确切的位置，要么执着崇奉技术理性主义的“法力无边”，要么盲目地追求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无形之中把自身降格为自然性存在，委身为异化文化统治的对象。因此，雅斯贝尔斯提醒人类：“人原本就是非客体，他只有在他获得对自身的真正意识，他才知道这一点”[8](P43)。因此，人类应该经常处于一种反思状态中，对当下的生存模式或文化模式不断批判和扬弃，在批判和扬弃过程中，揭示人的实践本性并从中找到人超越现在的内在动力。人类实践的本性是不断地扬弃给定性（自然物的自在性和人之活动结果的异化），不断地按照人的精神重新创造出文化世界和人本身。这一扬弃给定性的本性正是反思意识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内涵。
如果说反思构成了新的文化力量形成的基本态度，那么不断地超越人类自身的文化惯性则构成了新的文化力量形成的基本动力。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昭示，人类不仅是自由和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同时也注定是有限的、有缺憾的和不完善的存在物。但这种有限和缺憾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在不同的扬弃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扬弃现在的有限性，还会产生新的有限性，人类不停地扬弃，有限性也不停地产生，人类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有限性的过程。可见，人之有限性不仅仅是人的否定性存在，同时它也为人类超越自我创造了条件。超越自我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来自人类内在的自由本性的冲动。只有在自我超越的路径上，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体现。“任何神或超人的实体与力量都不可能把人提升到神或超人的地位，都不可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帮助人们解决一切问题。正相反，这些代表人之乌托邦冲动的超人实体和力量都会在文化和历史演进中走向衰弱，而人之存在的真正根据只能在人自身，人类历史的真正依托只能在于人的生活本身”[9](P182)。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构成的是人类对待自身与世界的基本态度，而超越则实现了对原子化个人主义（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突出标志，它表明了现代社会对个人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高度认可）的超越，它的目标是构建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式关系。
因此，重构一种消解现代性异化的宏大文化语境，必须满足下面三个条件，条件一，是否符合人的存在要求。人的存在是人的价值最根本的体现。只有在人类存在的前提下，自然界才能成其为对象性存在，现代性才能成其为人的现代性。人类的存在不是单维性的，而是多维性的，即人类不但是肉体的感性存在，而且是能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存在；同时他不但是孤独的个体性存在，而且是普遍的类存在。因此，现代性既要满足人类的感性存在需要，也要满足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存在需要；既要满足人类的个性存在需要，也要满足人类的类存在需要。条件二，是否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发展是人类自我扬弃、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人类才能实现理想中的完全自由自觉，从而达到对自己本质力量的真正占有。同时，发展不但使人类自身的价值得到体现，而且持续赋予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意义，促进了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而在异化的现代世界，人类的发展受到来自异己力量的阻碍，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由于异化现代性对人类的这种排斥性，人类与现代性的“血缘关系”发生危机，从而引发人类存在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因此，弥合现代性与人类之间的裂痕，从整体上达到现代性与人类的合二为一，便成为重构文化语境的内在要求。条件三，是否以人的自由价值为最高原则。自由是人类的价值的最高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主体的自作主宰、自为理由而不牵累在他物中，亦即所谓依自不依他”[10](P260)。自由意味着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之为人完全实现的根本标志。在现代性起源、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创生、演变和推进都来自人类自由心灵的萌动，完全是人的“依自不依他”的创作。因此，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自觉，则预示着消解现代性异化现象的文化语境的真正生成。
收稿日期：200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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