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的历史回眸与学术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音乐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09)01-0061-08
引语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THE MUSIC SOCIETY FOR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后文简称“学会”）是中国各民族音乐工作者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学会始终坚持以“二为”方针（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其宗旨，团结和组织中国各民族音乐工作者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保护、研究、开发工作。
回眸学会自萌芽、成立、壮大所历经的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使人感慨良多；综观学会自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学术发展、学术建树，令人无比欣慰。本文即是对学会历届学术年会（后文简称“年会”）的历史回眸与学术评介。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的历史回眸
学会自1986年召开的“第二届学术年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成立以来，组织、开展了许多重大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举办或联合举办了各种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学术会议，为促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者之间的团结与联系等，均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学会建会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推介，对国内外学者学术交流、实地考察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学会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实施具体的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发现和扶持少数民族音乐理论人才等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
（一）学术年会萌动期
学术年会萌动期。此以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至1984年7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学术年会”（后文简称“学术年会”）为起讫。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先后从多种角度介入。自此以后，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原始资料收集、调查、积累、分析和研究逐步深入。其集中表现在各种学术会议的密集召开以及与此类会议密切相关的学理溯源、价值取域、研究方法等方面。众所周知，由于研究工作的进展与需求，一种相对疏散、但求相对固定的民间学术团体渐次产生（此时期笔者谓其“萌动期”），最终产生了当时音乐界的两大学术组织。为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期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与研究取域，可以从纵向的“多学科理论及方法介入”和横向的“多视角研究课题选项”两方面加以概括。①本节即是对这一时期音乐研究（仅涉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历史的简要归纳、梳理和评述。
1.南京会议（即“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
1980年6月13日至21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聚集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②此次会议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民族音乐学学术会议”，由高厚永先生牵头，由沈洽、赵后起、杜亚雄等共同参与，历经一年半筹备后的产物。③大会首日，此次会议的发起人高厚永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长篇报告，该报告分为音乐学的历史回顾、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民族音乐学的教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社会处境四个部分。④
此次学术讨论会“是包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在内的开拓视野、接受西方音乐学理论而深入进行学科学理思考的前奏。……召开的意义在于：它首先宣告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新兴分支学科，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界得以传播和运用；其次，由于这一传播和运用很快即促成‘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两个全国性学术组织诞生，以及由这两个学会发起、主持的音乐学术讨论年会的定期举行。”⑤南京会议以后，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先后开设了民族音乐学概论课程，向学生介绍民族音乐学这门新兴学科。⑥
此次会议，代表们还一致决议，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筹建小组”。经过协商，筹建小组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湖北艺术学院、贵州艺术学校九个单位组成。并准备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于1982年在更大范围内召开“第二次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大会商定，中央音乐学院为下次会议的联络点。⑦
2.北京会议（即“第二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
1982年8月10-19日，“第二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此次会议是1980年6月“南京会议”的继续。会议有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艺术院校、学术机关和有关单位的近150名专业研究和教学人员。与会代表的论文选题除汉族传统音乐外，还涉及满、壮、苗、侗、傣、瑶、彝、高山、裕固、布依、维吾尔、哈萨克、达斡尔等10多个少数民族音乐。
“北京会议”是在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和领导下，由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和中国音乐学院共同筹办的，此次会议将“学术讨论会”改为“年会”，这意味着这一旨在振兴中华的、两年一度的学术活动被正式固定下来。
3.贵阳会议（即“第三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
1984年7月12-20日，“第三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就“民族与民族间音乐关系”、“民族与民族间音乐与多学科理论的关系”、“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少数民族音乐志撰写”等问题，向年会提交了130余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全国30余个少数民族的多种传统音乐内容。
“贵阳会议”可以说是其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各自独立召开学术年会的起点。由于这届年会聚集的学者众多，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逐渐复杂与深入，因而经执行组成员的广泛商议，决定从下一届年会起，将分“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两个会议主题，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举行。
4.其他会议
自1980年“南京会议”至学会成立的4年间，除前述会议外，全国还先后召开了内容与形式各异的各级各类学术会议多次。通过各种讨论会、交流会，以及个人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加速了学会的成立。综观此类学术会议，较有代表性的专题研讨会有以下两个。
(1)广东会议（即“广东音乐专题学术研讨会”）
1981年8月19-27日，由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牵头，召开了该省建国以来的首次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会。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20余篇，范围涉及广东音乐的历史、艺术特点、创作、演奏以及推陈出新等方方面面。会议以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等形式展开。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广东音乐新作品试奏和传统曲目演奏。⑧
(2)南宁会议（即“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
1982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此次会议，壮、侗、苗、瑶、彝、畲、景颇、纳西、布依、仫佬、毛南、傈僳等民族的民间歌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一道，通过观摩、研讨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切磋，并且取得了积极、广泛的研究成果。
客观地看，上述学术会议的召开，与同时期中国音协所举办的两次“中国音乐史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南京的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⑨这些会议的召开，为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交流与年会的形成，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萌动”作用。
（二）学术年会成型期
学术年会成型期。此以1984年7月在贵州贵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学术年会”至2005年在云南玉溪“第十届学术年会”为起讫。此以历届学术年会时间为序，简要分述如后：
第一届学术年会：1984年7月12-20日，即“第三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年会；即其后追认的“第一届学术年会”）分贵阳、沈阳两个片区分别召开。
贵阳片区的与会者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他们中有蒙、藏、回、满、汉、苗、白、壮、侗、彝、达斡尔、朝鲜、布依、锡伯等民族的近200人。大会共提交、宣讲论文130余篇。主要议题涉及“民族与民族间音乐关系与多学科理论探讨音乐发展规律”、“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少数民族音乐志撰写”等研究专题。
沈阳片区则于1984年8月5-13日召开，此次会议以民族音乐形态学为中心议题。与会者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5个单位从事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的80位研究者参加，共宣讲、提交论文70余篇。
第二届学术年会：1986年7月24-8月6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
此次会议有来自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11个民族的代表共计70余人，提交论文60篇，其内容涉及中国24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
大会期间，通过了学会领导机构和组织名单，并且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考查期间，举行了第一次理事扩大会。与此同时，此次年会也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本人谓其“齐齐哈尔共识”）：争取出版年会论文集；建立学术资料室；聘请或吸收些舞蹈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者参加学会，以便深化研究工作，加强学科间的联系；积极配合音乐教学工作，为中小学提供一套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录音材料；建立会员学术档案和学会学术档案；重视基层会员的发展工作等等。
第三届学术年会：1988年11月26-12月2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
会议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与未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志的体例和撰写方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学会于1991年将这届年会43篇论文，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未来”、“少数民族音乐志的编写体例和方法”、“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少数民族乐器和器乐研究”、“其它研究”五部分，由云南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
第四届学术年会：1990年8月18-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伊克昭盟巡回举行。
会议就“新时期中如何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内蒙古各民族音乐专题研究”、“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学会于1993年将这届年会论文汇编，按“少数民族音乐总体性研究”、“少数民族音乐乐曲、种类及形态结构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溯源及风俗音乐研究”等排序结集出版。
第五届学术年会：1993年8月11-15日在辽宁省抚顺市召开。
此次会上，宣读了扎木苏《蒙古族音乐史》、杨民康《布朗族音乐史》、吴荣发《苗族音乐史》、范西姆、赵毅《壮族音乐史》、石光伟、刘桂腾《满族音乐史》，以及朝鲜、鄂伦春、土家等九个民族音乐史论文提纲，会后有部分论文结集出版。⑩
第六届学术年会：1995年8月20-26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
这届年会由学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国家民委文宣司、文化部民文司、国家教委艺教委员会、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文联、广西文化厅、广西教委、广西民委联合主办，由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文联承办。会议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壮、侗、苗、土家、哈尼、白、藏、回、土、锡伯、蒙、满、达斡尔、朝鲜、汉等15个民族成份的代表，以及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学者共87人参加。
第七届学术年会：1997年8月15-20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
学会与贵州音协于1999年将这届年会论文94篇（其中含29篇提要），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为题，按“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创作与技法研究”、“其他”六部分，由贵州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
第八届学术年会：2000年8月10-2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合办）召开。
大陆及台湾地区共1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年会，并向会议提交了相关学术论文101篇。这些论文选题广泛、视野开阔，总体上被评价为“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此次会议，共有98位学者在分组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同时进行了学术研讨，气氛热烈、发言踊跃，代表们畅所欲言，见仁见智。
第九届学术年会：2002年10月03-06日在贵州省黎平县召开。
这届年会是由广西艺术学院、贵州省音乐家协会、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政府与学会联合主办，黎平县人民政府与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联合承办的。会议共收到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属音乐院校以及韩国代表的论文共计50余篇，提要近30篇，与会代表100余人。广西艺术学院、贵州音乐家协会与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还分别向大会提交了《侗族大歌研究专题文集》（含论文13篇）、《侗族大歌研究在贵州》（含论文19篇）两本文集。会议结合大会发言、论文宣读、主题宣讲、自主辩论、民俗音乐实地考察等议程，就“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新探索”、“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侗族大歌与壮侗族群音乐专题研究”三大专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与争鸣。与此同时，大会还就侗族大歌拟申报“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需的准备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会后，此次会议论文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结集出版。
第十届学术年会：2005年7月17-20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人数共100人，列席人数34人。共提交学术论文102篇。会议期间，大会还组织全体代表参加了聂耳文化广场剪彩仪式，瞻仰了聂耳故居，观摩了“聂耳故乡全国歌手唱云南”、“生态玉溪礼赞”（群众花灯歌舞晚会）、“聂耳民族乐团与竹乐团”等三场音乐、戏剧演出。并前往新平县漠沙镇和江川县抚仙湖，实地考察了花腰傣与彝族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俗风情。参观了玉溪红塔企业文化、江川县青铜器博物馆。这些活动使代表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11)
二、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的学术评介
学会自成立以来，共独立召开学术年会九届，出版年会学术文集6部。联合召开学术年会二届，出版以学会主导或牵头的学术著作6部。为中国音乐学的历史发展，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调查、分析、研究、运用等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就基本确立。笔者赞同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一文之观点：“衡量一项科学领域得以创建的标准，一是要看它是否已具备比较规范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个基础也可以说是它必具的学术理念或学术背景；二是要看它的研究取域是否体现出应有的独立学科特色；三是要看它是否已完成一批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科研成果；四是要看它是否已凝聚一批专门从事此项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也就是说，上述学科理念与背景的形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地调查资料、实地调查方法和学术理念初期积累等方面，做好前期准备和铺垫的判断。”(12)
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会的成立，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期，相关的研究内容、学术取域、价值理念、研究手法等，均可从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历届年会的大会议题、提交论文中得到充分说明。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起步较晚，研究力量分散，国家没有制订全面规划，因此，截止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大民族研究者多，小民族研究者少。第二，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第三，介绍性文章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少。第四，民歌、乐器的研究文章多，曲艺、戏曲的研究文章少。第五，对传统音乐研究较多，对音乐现状研究较少。”(13)现对历届年会简单评介如下。
第一届学术年会（第一次贵阳会议）
大会议题：民族音乐形态学研究
学术评介：“贵阳会议”是中国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少数民族音乐专题学术研讨会，因而此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沈阳会议”则以民族音乐形态学为中心议题，围绕民族音乐的节奏、旋律、音阶、调式、乐律以及曲体结构，民歌的风格、色彩和“色彩区”划分，民族音乐学的概念、范畴、对象、任务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后会议还就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学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14)
学术关照点：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任务、目的，研究的方法、内容等方面。关照点亦涉及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与社会、语言以及美学观念、音乐形态分类、音律等多个角度。(15)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对中国少数民族乐曲、舞曲、歌曲、说唱、歌剧及唱法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探讨。(16)
第二届学术年会（齐齐哈尔会议）
大会议题：第一，亚洲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音乐的专题研究。第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生活与教育状况的调查以及继承、发展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建议。
学术评介：本次会议是学会历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并产生了学会首届领导集体(17)、达成“齐齐哈尔共识”、开启了学会集体采风的先例。与第一届年会相比，此届年会论文的研究题材与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更加深入。这些论文中，既着眼于宏观全面的探讨，又有对个别少数民族音乐的传统和现状细致、深入研究的论文。令人可喜的是，有的论文还突破了以前单一、封闭的研究局限，把氏族音乐研究与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结合起来，并且运用多层次、多侧面的方法，使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深入发掘、收集和整理少数民族音乐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18)
学术关照点：亚洲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生活与音乐教育现状；第一次组织代表进行实地调查、采风。(19)
第三届学术年会（第一次玉溪会议）
大会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和未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志的撰写提纲。
学术评介：此次会议，代表们共提交论文71篇，内容涉及37个民族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的侧重于理论探索，有的侧重于实际分析，思路与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少数民族音乐学科日趋发展的新面貌。会议期间，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又临时增加了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问题。
学术关照点：民族音乐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民族的关系、民族音乐教育、民族音乐志的编撰方法、民族音乐研究的方法与范围。(20)
第四届学术年会（包头会议）
大会议题：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学术评介：本次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所处的有利态势，指出继承和发展优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积极措施。此外，研讨会的论文同时展示了这几方面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各地学者交流了信息，总结了经验，它对各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学术关照点：内蒙古各民族音乐的专题研究；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的专题研究。
第五届学术年会（抚顺会议）
大会议题：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纂。
学术评介：此次会议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的，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史的专题研讨会。(21)会议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纂问题”、“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旋律在文化比较和文化识别研究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歌唱技法和风格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的14个民族以及德、韩、日等国学者50余位代表，向年会提交了近40篇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学会于1997年将此届年会的28篇论文和1篇综述、3篇致词结集，由赵毅主编出版。
学术关照点：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方面的议题。
第六届学术年会（南宁会议）
大会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少数民族宗教、祭祀音乐研究；壮侗语族诸民族音乐研究。
学术评介：此届年会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撰写全面“丰收”的大会。截止此届年会，已有壮族、蒙古族、裕固族、白族、回族、水族、鄂伦春族、京族、土族、土家族、藏族、侗族、傣族、赫哲族、德昂族、朝鲜族、维吾尔族。仡佬族、彝族、畲族等20余个民族的音乐史已全部完成或基本上完成；西夏、辽、金三个在历史上已消逝的民族的音乐史稿也完成交稿。预计下一年完稿的还有：瑶族、仫佬族、俄罗斯族、布依族、景颇族、傈僳族、苗族、布朗族等8个民族。此外，高山族、纳西族、保安族、东乡族、满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音乐史稿均在积极筹划中。(22)
学术关照点：此次会议共宣讲论文69篇，其中少数民族音乐史稿（史纲）15篇，宗教、祭祀音乐研究论文23篇，壮侗语族诸民族专题音乐研究论文23篇，其他方面的论文8篇。
第七届学术年会（第二次贵阳会议）
大会议题：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
学术评介：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是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卷）的编辑工作（其中包括侗族，水族、仫佬族音乐史在内的共22个民族的音乐史），共计70万字。此外，这次年会还收到布依、普米、傈僳、阿昌、景颇、基诺、东乡、保安、土家、达斡尔、羌等15部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初稿。
学术关照点：中外民俗音乐研究（内容涉及婚恋民俗，丧葬民俗、节日民俗、乐器民俗、宗教民俗等）；会议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研究，应注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二重性，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二重性，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二重性；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应坚持文化价值相对论。(23)
第八届学术年会（乌鲁木齐会议）
大会议题：“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外木卡姆比较研究”、“本土音乐教育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等中心议题。
学术评介：此次年会在世纪之交举行，又适逢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启动之时，因而受到国内外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此次会议有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台湾地区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其中，有2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1名博士研究生导师，42名教授、研究员，58名副教授、副研究员。此外，还有从美、英、日本、韩国、蒙古来的10名资深专家、教授和在读博士、硕士生也参加了此次年会，其人数之多，学术层次之高，是两个学会历届年会所未曾达到的。
学术关照点：此次会议，提出了如下倡议：第一，尽快制定并出台“无形文化资产保护法”。第二，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设立“中华民族无形文化资产保护基金会”。第三，在国务院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领导下，组建“中华民族无形文化资产保护专家委员会”。……(24)
第九届学术年会（黎平会议）
大会议题：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新探索；西部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学术评介：此次年会所提交的论文内容看，绝大部分均涉及传承、保护、发展、变异之类的议题，其中心可归纳为：机遇、挑战、希望、光明八个字。(25)
学术关照点：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新探索；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侗族大歌与壮侗族群音乐专题研究。
第十届学术年会（第二次玉溪会议）
大会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聂耳音乐研究。
学术评介：玉溪市是我国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在这里举办研究聂耳音乐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活动，其意义深远。此次会议共有代表100余人，列席人数34人。共提交学术论文102篇，所提交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26)
学术关照点：第一部分主题为：“聂耳音乐研究”，活动内容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玉溪市“聂耳音乐研究”课题组的专题报告。第二，聂耳音乐研讨会，各地学者提交了26篇论文；第二部分主题为：主题是“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究”、“民族音乐考察与辨析”、“民族音乐保护、传承及音乐教育”。
结语
综观学会年会的历史，它令我们惊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届年会都有新的学术亮点在闪烁；几乎每一届大会议题与学术关照点均令我们欢呼不已。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借此，本人有理由相信：学会将在未来中国音乐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传承、宣传、发展、弘扬等方方面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作用。
附录一：学会年会文集及其他出版物封面一览表
附录二：“学会”大事记（限于篇幅暂略）
收稿日期：2008-11-28
注释：
①详见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页）。
②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别具风格的江南丝竹》，《气势磅礴的吹打音乐》，湛亚选：《中国民族音乐学导论（以曲艺音乐为例），叶栋：《民族创作乐曲的发展（两个三十年）》，夏野：《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方妙英：《论楚宫体系民歌的音乐思想》，安禄兴：《民族音乐的形象思维探索》，铁军：《中西旋律运动的差别》、《调式研究和旋律写作》，黄锦培：《民族音乐教学问题的设想》，赵后起：《唐代变文浅论》，茅原：《试谈嵇康的音乐思想》，刘兰：《白居易与音乐》、《〈非乐〉浅释》，杜亚雄：《阿炳传略》，张振基：《阿炳音乐的艺术特点》，程茹辛：《二泉映月曲调渊源探索》，沈洽：《阿炳事考一二及其他》，曹正：《关于潮乐二四谱和二四谱与工尺谱关系的探讨》，冯亚兰：《陕北民歌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冯明洋：《论广西各族民歌在音乐风格上的分化融合与并存现象》、《论壮欢的音乐文学特色》、《论多民族地区民歌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广西民歌体裁述要——广西民间歌曲序》，耿生廉：《浅论民歌中的衬词和衬腔》，杨匡民：《湖北民歌的地方音调探索》、《湖北民歌的曲种腔调探索》，简其华：《王曾婉：论新疆伊犁维吾尔族民歌》，袁炳昌：《谈爱尼族民歌得波措》，樊家城：《左权民歌开花调分析》，李新学：《蓬莱套号简探》，易人：《孟姜女春调的流传及其影响》，卜锡文：《花儿的流传与体系》，张梅：《民族音乐的一束鲜花——广西二声部山歌简介》，刘俊礼、李新学：《胶东渔民号子概述》，罗传开：《上海田歌的体裁特点》，刘式昕：《介绍几首侗族多声部民歌》、《王凤贤：《论二人转音乐特性》，袁静芳：《鲁西南鼓吹乐初探》，王希彦：《鲁西南鼓吹乐试探》，王震亚：《吴氏〈潇湘〉初析》，周宗汉：《我国少数民族器乐发展问题》，王直：《关于民乐队的建设和编制问题的探讨》，孙从音：《戏曲唱腔与语言的关系》，刘国杰：《论京剧皮黄腔旋律的发展和变化》，连波：《论吟诵性唱腔节奏处理》，郭强：《京剧〈四郎探母〉的音乐分析》，安禄兴：《论戏曲唱腔的“基本调”》，冯光钰：《川剧高腔音乐改革刍议》，陈维伦：《西洋乐器能不能奏好戏曲音乐》，张淑霞：《吉林汉族民歌调式分析》，阎定文：《祁太秧歌调式初探》，黄凌：《论民族音乐中的调式思维因素》，钟善祥：《对川剧高腔音乐中调性和调式的初步探索》，武俊达：《谈戏曲唱腔的旋律和宫调》，姜元禄：《刘天华二胡曲的旋律特征》，薛金炎：《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曲式》，黄凌：《论民族音调的旋律线》，李民雄：《传统民族器乐的旋律发展手法》、《民族打击乐的特征构成和写作手法》，甘涛：《江南丝竹的演奏特点》，高铁军：《陕北音乐分析》，阎定文：《祁太秧歌句式结构初探》，叶栋：《民族器乐曲中的八板体》，陆华柏：《广西壮、瑶、侗、仫佬族、毛南族二声部民歌的多声音乐构成初探》，胡登跳：《民族乐队的规范化问题》，易人：《运用江苏民歌进行改编创新的探讨》，徐荣坤：《民歌创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谈民歌的演变创新与几点体会》。转引自佚名：《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第151页）。
③参见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第14页）。
④参见杜亚雄：《回忆和思考——纪念南京会议二十周年》，中国音乐，2001年第3期（第15页）。
⑤转引自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2页）。
⑥参见杜亚雄：《回忆和思考——纪念南京会议二十周年》，中国音乐，2001年第3期（第16页）。
⑦参见袁静芳：《记在南京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第64页）。
⑧参见冯光钰：《广东召开广东音乐专题学术讨论会》，人民音乐，1982年第2期（第55页）。
⑨参见苗晶：《民族音乐理论工作的可喜进展——福建、广东、山东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述评》，人民音乐，1982年第3期（第38页）。
⑩欣立：《中国第五届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在抚顺召开》，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
(11)详见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聂耳音乐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2)转引自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3期（第13页）。
(13)转引自袁炳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2期（第93页）。
(14)参见梵明：《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分片在贵阳、沈阳召开》，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
(15)其中，杜亚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杨士清《黑龙江流域四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民间歌曲的比较分析》、伍国栋《从侗寨鼓楼坐唱管窥侗族大歌的历史渊源》、赵润波《满族民间音乐调查报告》、东丹甘《关于芦笙》、吕光辉《彝族的古代“曲各”形成的探索》、黄镇方《云南民族民间传统歌舞音乐的原始风貌》、蒋小风《第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分音在少数民族音乐中的应用——少数民族音乐中的半音体系和微分音体系》、卜锡文《河徨花儿纵论》、雪康·达吉《论西藏堆协、朗玛音乐的历史来源》、陈自明《外国民族音乐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范西姆《广西花山古崖乐舞考》、崔顺德《中世纪以来我国朝鲜族音乐的发展》、李惟白《民族文化色块论——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形成与发展管见》、杨秀昭《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中立音与中立调》、玉赛因·克里木《关于维吾尔族音乐史之我见》、曹汝群《傣剧音乐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等论文做了大会宣读。
(16)参见梵明：《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分片在贵阳、沈阳召开》，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第80页）。
(17)学会名誉会长吕骥、顾问关鹤童（锡伯族）、杜矢甲（回族）、万桐书，会长刘烽、副会长牟耕、符盛松（苗族）、冯光钰、杨放（哈尼族）、艾买提江（维吾尔族）、杨士清（达斡尔族）、关也维（锡伯族），秘书长袁炳昌、副秘书长赵润波（满族）、毛继增。
(18)参见邓如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讨论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民族艺术，1986年第4期（第222页）。
(19)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坤河等少数民族乡，对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满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与民间音乐进行了实地考察。
(20)参见钱康宁：《聂耳故乡的盛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综述》，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第1期（第40页）；
(21)吕骥：《炎黄音乐文化之光——在中国第五届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第17页）。
(22)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三题——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总结发言》，艺术探索，1995年第3期（第3页）。
(23)详见张中笑：《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综述》，人民音乐，1997年第12期。（第21页）。
(24)张欢：《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2000年年会在乌鲁木齐闭幕》，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
(25)桑德诺瓦：《机遇与挑战共存希望与光明同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
(26)参见曾雪飞、杜方芳：《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聂耳音乐研究研讨会记实》，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