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多育——对多育的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物学论文,社会学论文,贫困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多育”。对这一统计规律，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到马克思都有表述。而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多”，除一些学者从食物与生育的关系作过说明外，则少有专门的论述。但对生育，却有不同学科的、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只要将这些研究与贫困联系起来，便可以很大程度上对“贫困是生育的温床”作出合理的解释。
生存危机与补偿生育
为了生存，每一个物种都须具有无限扩充自己数量之势。而由于食物、种群密度、被捉食（食物链）或捕杀（人类）等原因，将其数量维持在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此即生命与环境相协调的“平衡原理”；每一个物种，为了生存，都必须维持一定的种群数量。此即生命的“最小数量原理”。
当一个种群由于繁殖过度而种群过密（超过个体之间允许的最小空间距离），或食物缺乏时，“平衡原理”遭到破坏。而饥饿，密度过高（造成个体内分泌紊乱、紧张，攻击性增强，或通过馈传反馈机制）造成群体死亡率上升，甚至出现“集体自杀”现象①。群体数量的减少和迁移，使种群与环境恢复新状态下的平衡。物种通过提高死亡率或迁移以维持与环境平衡的现象，可称为生命的“抑制反应”。
当一个种群因被捉食或被捕杀而数量急剧减少时，存留个体的出生率则上升，大量繁殖，甚至出现非育龄期生育②（生育年龄下降和上升），从而使种群数量得以恢复。物种通过提高出生率以保存自己的现象，可称作生命的“补偿反应”（补偿生育）。
“抑制反应”和“补偿反应”都是在生存危机时，生物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即“生存本能”。“补偿反应”是由信息（同伴的死亡）引起的生理反应，“抑制反应”则是由物质（饥饿、过密）引起的生理反应（死亡率上升）和行为反应（集体自杀）。在生物进化的长期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刺激，“抑制反应”和“补偿反应”作为一种本能而被遗传下来。
“生存本能”和“平衡原理”作用的另一结果是生殖力同生存力成反比：生存力强的生物生殖力低，生存力弱的生物生殖力高。生存力强的生物在低生殖力的情况下，即可保有一定的种群数量——这对它来说是经济的——如果生殖力高，种群数量即会超过环境限制而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数量；而生存力弱的生物在高生殖力的情况下，才能保有一定的种数量——这对它来说是必须的——如果生殖力低，便不能维持一定的种群数量。
人类的进化和发展，使自己远离了动物界——生物属性减弱，社会属性增强。人类以外的其它生物，在数量过多时借助“抑制反应”——或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或迁往另外的栖息地。而人类在数量过多时，则借助于提高生产，增加食物来解决——克服自然的限制，扩大“生存空间”。除保留迁移外，人类已不必通过“抑制反应”——减少出生，增加死亡来维持与环境的平衡。不断发展的生产和增多的食物，弱化了人类的“抑制反应”。而伴随着人类历史的高死亡率，却使“补偿反应”——高出生保留了下来。“抑制反应”的弱化和“补偿反应”的保留，既是人类进化的文明之果，又是人类庞大数量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庞大的数量，则埋藏着人类困境，乃至可能导致文明毁灭的种子。
人是社会的人，也是生物的人，而且首先是生物的人。所以，对多育的讨论，既要重视经济和社会原因，又不能对生物学角度的探讨持排斥态度。
关于贫困与多育的生物学考察，一是补偿生育。作为对高死亡补偿的高出生，既见之于一个高死亡率的人口，也见之于一个死亡率高的阶层；既是社会人有意识的生育行为，又是生物人在生存面临危机时的本能反应——“补偿反应”。现代的贫困人口、死亡率虽由于医学的发展而有所下降，但贫穷、饥饿、营养不良仍然是对生存的一种威胁。“补偿反应”——多育在贫困阶层中的延续，乃是出于人类的本能。
二是食物与多育的关系。即生育同营养成反比例关系，饥饿、营养不良的人口生育率高。对此，不少学者都有描述。亚当·斯密曾写道，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20人以上，约·卡斯特罗指出，蛋白质缺乏，出生率高；傅立叶也看到，强健的妇女有生育能力减弱的倾向，好的食品起着限制怀胎的作用。马克思则概括道，生育和死亡，家庭人口数量都同生活资料成反比例。多育与食物的这种反比例关系，可被看作食物缺乏引起的生存危机（高死亡率）所导致的“补偿反应”在个体生理上的一种反应（蛋白质缺乏，肝脏受到损害，控制雌激素分泌的调节功能下降，妇女生殖力增强）③。
对于死亡率较高，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生存危机感重的贫困人口或阶层来说，其出生率高乃是一种必然。
影响生育的社会经济因素
从经济、社会角度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以下诸多方面。
生产对劳动的需求
生产通过对劳动的需求调节人口再生产，是一般的人口经济规律。(1)在生产率低，人口相对少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赖于劳动力数量，从而人口增加。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增长呈一致性。就业容易，人多劳动力多的家庭比人少劳动力少的家庭具明显的经济优势。生产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刺激多育。(2)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对劳动的需求由数量转向质量。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增长呈非一致性。就业困难，“大家庭”（数量）优势减弱。生产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制约生育。
经济活动方式与就业
生产对生育的调节，是借助就业（市场）实现的，而就业状况又与经济活动方式密切相关。(1)农业社会：农业及手工业经济，是一种以自然分工为特征的小生产。自然分工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刺激生育，而其就业所具有的高弹性（橡皮口袋），在以低生产率为代价的“隐性失业”背景下，又能吸收较多的劳动人口；(2)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减少了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其就业呈现的刚性特征（铁盒子）又难以吸收剩余的劳动力，由此构成对人口增长的制约。
孩子成本与养老
孩子成本和养老，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首要原因。美国的贝克尔、舒尔芡和莱宾斯坦对此已有很深入的研究④。(1)在孩子抚养费低，并能给家庭带来明显经济收入，父母，特别是母亲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或时间的影子价格）小，养老靠子女的背景下，家庭生育决策多以“多育”为特征；(2)孩子抚养费增加，经济效益下降甚至为负，父母机会成本上升，家庭（子女）养老转向靠养老金和储蓄养老时，家庭生育决策则由“多育”转变为“少育”。
死亡率与补偿生育
在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高的情况下，人们为“保险”而多育；当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下降，补偿生育动机减弱，生育率下降。
妇女就业
职业妇女为不影响工作或怕失去工作，则节制生育以减少家庭拖累。由此，妇女就业（从事有现金收入的工作）率与生育率成反比变化，就业率低，生育率高，就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
妇女文化
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率成反比变化；文盲、半文盲和低文化层次妇女一般多育，中等以上文化层次妇女倾向少育。
妇女地位
社会和家庭地位低的妇女，其生育决策往往由父母或丈夫作出，生育率高；在社会和家庭有一定地位的妇女，则倾向少育。
性别偏好
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导致多育（非生男孩才肯停止生育）。性别偏好弱或无性别偏好妇女的生育率相对为低。
生育观念
“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强的地区、人口和阶层，妇女生育率高；传统生育观念淡化的地区、人口和阶层，生育率则低。
节育知识传播
节育知识的传播，从地区看，循大城市→中、小城镇→农村途径，从阶层看，则是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富裕阶层到文化水平较低的贫困阶层。由此，城市和富裕阶层生育率的下降先于农村和贫困阶层。此即卡尔逊和霍雷宣传的关于节育知识传播的“文化时间差距论”⑤。
发展机会
影响发展愿望和群体行为的发展机会，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1)在文化教育落后，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设施差的农村和城市社区，升学、就业等发展机会少，发展愿望受到限制，使居住在这里的人口、阶层产生无助感和被抛弃感，形成较强的“宿命论”思想，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下降，对节育思想、知识接受程度差；(2)反之，发展机会多的人口和阶层，生育率则低。生育同发展机会、社会福利成反比，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发展愿望
在自我发展机会多的工业社会，自我发展愿望强的个人和阶层，为了向上奋斗便必须减少拖累，从而减少家庭人口。此即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现象”⑥；在自我发展机会少的农业社会，发展愿望受阻，“社会毛细管作用”弱，出生率高。
个体发展
重视个体发展的人口和阶层生育率低。斯宾塞的“社会人口有机论”即表述了“个体发展同种族增殖力成反比变化”的思想⑦。廖仲恺先生也看到了这一客观存在，他说，用脑筋研究学问的人，生殖力一般是比较弱的。
需求层次
对生活企望程度高，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强烈的个体，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节制生育；反之，节育动机弱化。贫困人口和阶层，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为长期的贫困所压抑以至泯灭。需求层次低，易于满足，节育动机弱；富裕人口和阶层，需求层次为富裕所刺激而升高，节育动机则强。由此，生育率与需求层次成正比变化。
家庭形式
在复合、直系的大家庭中，生育决策多由传统生育观念浓的长辈作出，妇女生育率一般较高；在家庭规模小的“核心型”家庭中，妇女生育决策权增强，生育率一般较低，故大家庭多育，小家庭少育。
离婚率
家庭关系不稳定，离婚率高的人口和阶层，出生率较低；反之，则较高。农村出生率较高与其较低的离婚率也有一定关系。
经济收入
出生率与经济收入，尤其是妇女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经济收入成反比变化。
生存环境
生存环境与生育率密切相关。(1)自然环境：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劳动强度一般较大，对男孩的需求导致多育。由于闭塞，节育知识传播受阻，多育观念浓厚，也造成了高的出生率；(2)社会环境：在宗教势力盛行的地区，对“数量就是力量”的崇拜，充分就业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宗教意识强等，构成了多育的社会环境。反之，自然条件较好，社会崇尚教育、人才和节育的地区，生育率则较低。
开放程度
信息闭塞的地区，保守的人口和阶层，其生育率高；开放的社会，进取的人口和阶层，其生育率则低。
城市化
人口的出生率同城市化水平成反比。
贫困与多育
（一）贫困与多育
贫困是多育的土壤。
在贫困的地区、人口和阶层中，存在着几乎所有导致多育的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物学因素。
从地域看，贫困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差，资源贫乏，生态环境退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开放程度小，社会发育程度低，收入低，死亡率高，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落后，服务设施缺乏的农村，以及城市的“贫困区”；从产业看，贫困多分布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和服务设施（灌溉、农业机械、农业服务和咨询等）缺乏的农业部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在农村和传统的农业部门，手工劳动和自然分工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与高死亡相对应的补偿生育，劳动力数量进而大家庭在分配中的优势，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只有男孩才能继承财产等，构成了对多育的客观需求。而抚养费用低，孩子经济、社会价值高，父母机会成本低等，使多育的客观需求转变为有利于家庭的选择。以隐性失业为代价的农业多就业机制，则保证了多育背景下人口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对多育的客观需求和有利于家庭的选择，以及农业弹性就业对这一多育机制的保障，经漫长的历史重复，便形成一种凝固的生育模式并导致人们“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生育观。贫困导致多育，多育又成为贫困的支柱。多育的观念，也成为人们传统观念的重要内容。
随着人口数量的日趋庞大和资源对发展的制约，多育已愈来愈成为摆脱贫困的重大障碍；补偿生育（社会性，人们求保险的意识）也由于医学进步，死亡率的下降而淡化。但在贫困的地区、人口和阶层中，多育的观念仍然浓厚，多育的行为仍在继续。其原因在于，在贫困地区，在贫穷的人口和阶层中，多育的社会、经济和生物学基础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有所减少和削弱，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社会保障水平低，上学、就业等发展机会缺乏，个体发展受阻，收入水平低，造成贫困阶层的无助感、被抛弃感和相应的低社会责任感；信息闭塞，文化水平低，观念守旧，宿命论和多育观念浓厚；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低，对家庭经济乃至生育决策少有或没有决定权，生育决策多由多育观念强的长辈（如公婆）或夫权思想浓的丈夫做出；营养状况差、蛋白质（尤其是动物性）缺乏；多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通不便，传播媒介缺乏，以及贫困地区、人口和阶层的各种特征，阻碍着节育思想、知识的传播和节育的推行。
（二）节育与脱贫
贫困导致多育，多育又成为贫困家庭的支柱——多一个孩子，多一份保险；多一个孩子，多一份收入；多一个孩子，多一份力量（社会地位）；多一个孩子，多一个养老者。从保有一定数量的子女，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晚年保障出发，穷人的孩子又重复着上一代人的多育行为。由此，形成代复一代的贫困→多育→贫困的循环。
贫困→多育→贫困循环的持续，除贫困阶层所具有的诸多多育特征外，穷人试图摆脱贫困决策的“误区”，也是重要的原因。
“误区”之一是“隔离偏见”。一个家庭试图通过多育摆脱贫困并假定别的家庭不会这样做——增加劳动力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劳动投入提高产量；家庭收入增加，购买土地（或其它生产资料），使自己和子女过上较好的生活⑧。而在收入水平低，数量优势明显，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份收入的背景下，多育以摆脱贫困几乎是每一个家庭的“明智”选择。在隔离状态下作出的多育决策，导致了各个家庭的生育竞争，结果是人口和劳动力迅速增加，生活资料缺乏，隐性失业进一步严重。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收入的份额由于劳动力增加而增加了，但每一份额由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却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了。由于人口增多，消费也扩大了，虽然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停地进步，但贫困依旧存在，而且穷人比过去更多了。
误区之二是“公地的悲剧”⑨。即使人们在明白多育无法消除贫困的情况下，不少家庭仍想通过多育在社会分配中多得到一份“蛋糕”，虽然是相对小的一份。“公地的悲剧”的结果依旧是多育→贫困的循环。国家决策与家庭利益矛盾难以解决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决策误区打破了人们摆脱贫困的梦想。多育也使全球性的反贫困斗争处于困境——在投入大量资金、物力和人力的背景下，全世界的穷人却由1970年的6.5亿，戏剧地增加到当前的13亿。
节育与脱贫
贫困是多育的土壤，贫困导致多育，要减少生育，便须消除贫困。人口革命的发生，便是以经济的发展为背景的。对节育而言，脱贫是节育的基础。“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即是指此而言。
贫困导致多育，多育又维持着贫困，成为发展的重大障碍。要消除贫困，便须减少生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障碍，即是反面的例证。对脱贫来说，节育是脱贫的前提。由此得知，“节育是发展的前提。”
贫困导致多育，要减少生育便须消除贫困；多育维持贫困，要消除贫困便须减少生育。互为因果的循环，导致了决策的困难。“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与“节育是发展的前提”之争，即是决策困难的反映。
跳出“贫困→多育→贫困”循环的基本途径是脱贫和节制生育一起抓——缓解贫困以削弱多育的基础，节制生育以减轻脱贫的压力。(1)强化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节制生育的措施，并把计划生育与扶贫有机地结合起来。(2)在贫困地区大力发展温饱工程，缓解和消除贫困，增加收入，改善营养状况，降低婴儿死亡率，消除多育的经济和生物学基础。(3)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搞好社区建设，消除“边缘感”，提高社会责任感，弱化多育的社会基础。(4)发展社会保险事业，促使养儿防老向储蓄养老的转变。(5)加强节育传播，改进节育手段。(6)在扶持贫困地区的同时，增加妇女就业机会，改善妇女社会和家庭地位。(7)发展交通、邮电事业，改变闭塞落后状况，增加开放程度，促进社会发育，淡化传统观念，加快多育观念向少生优育的转变。(8)摒弃“充分就业”的神话，实行“适度就业”，发挥经济——社会杠杆对生育的调节作用。(9)改革婚嫁制度，提倡“女婚男嫁”，解决为财产继承而导致的多育。(10)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贫困，乃是人类的痼疾之一。在贫困背景下，多育向少育的转变，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所以，对于消除贫困和多育，既要有正确的战略部署，可行的得力措施，又要有信心和勇气，乃至长期战斗的耐心和毅力——“脱贫未有穷期”，节制生育也是如此。
注释：
①孙儒泳：《动物生态学原理》。376-38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北京。
②《动物生态学原理》。376-385页。
③《巴西》约·卡斯特罗：《饥饿地理》。68、146、1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黄秉镛译），1959，北京。
④李竟能等：《当代西方人口学说》。31-35、75-7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太原。
⑤刘铮等：《人口理论教程》。445页，人民出版社，1985，北京。
⑥《人口理论教程》。443页。
⑦《人口理论教程》。442页。
⑧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5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北京。
⑨〔美〕G·O·巴尼：《公元2000年环境》（尚忆初等译校）。6-7页，科学出版社，1986，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