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数字时代的青年——钟表发展与青年研究的文化意象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意象论文,钟表论文,数字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有这样的一段诗文：“就像树叶会发芽会枯萎，人也会走完自己的一生。当森林繁荣茂盛时，树叶有了生命。它们在春天里生机勃勃地生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而当寒冷的秋风来临时，它们黯然凋落。人生也是如此：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正如此诗文所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的一生也好似四季交替，折射着社会的变迁。
一、生命时间的构建
我们很难用一般的学术语言，详述社会文化结构历史的演变，比如每个社会由生命周期和一代代人的关系组成，因为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概念和价值的深层变化。②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上述过程人们更愿意用一些比喻来解释，从动态的图像及其比较中看到现实，如同一部部生动的电影而不是一张张平面图片。为此，笔者用时钟作比喻来帮助理解不同时间、地点的人从青年期进入成人期的各种机制。钟表用来测量时间的先后顺序，但也可以用来象征生物时间，尤其是社会时间。既然年龄可以表示由文化构成的人生阶段，那么，在通过人生某阶段时年龄就或多或少能成为大致的边界或惯常的通道，因此可以把钟表想象为这些边界和通道的象征。在这个前提下，钟表的演化历程就能用来说明生命周期的演化历史了。
钟表，可以反映浓缩的历史文明。古埃及人把一天划分为24个小时，并发明了日晷和沙漏。起源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60进位制数学体系，又把一小时划分为60分钟。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发明了复杂发条驱动的表盘和指针，并不断地去完善。钟表被广泛地工业化生产，则要归功于美国和瑞士工匠的劳动。20世纪下半叶，以电子回路为基础的数字手表开始出现，并在日本厂商的推动下风靡全球。上述三种不同的钟表——沙漏、模拟钟表、数字表，象征着三种文化模式。沙漏从自然的或循环的时间概念衍生出来，主导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模拟钟表源自线性的或累进的时间概念，主导工业社会；数字表基于虚拟和相对的时间，出现于后工业社会。三种不同钟表能与社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三种不同方式相连。③
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经典论文《文化和承诺》中，根据代与代之间的交流模式假设了一个个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后喻文化，对应于早期社会和小宗教派系或思想团体，遵循“年轻人基本上向年长者学习”，时间是反复的，社会变化是缓慢的；并喻文化，对应于大国文明，遵循“年轻人和成年人都向同辈学习”，时间变得开放起来，社会变化加快；前喻文化，（直到米德写该论文时才刚出现）遵循“成年人也向年轻人学习”，“青年人以其对未知未来的前瞻性而肩负了一种新的权力”。米德的“拟”进化论模式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但当我们把时钟作为隐喻来思考时则很有意义：后喻文化好比沙漏，用一种循环的眼光看待生命周期的延续，每一代人都从前辈身上传承文化；并喻文化好比模拟钟表，是一种线性视野的延续，每一代人都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范畴；前喻文化就好比数字表，以一种虚拟的视野看待跨代关系，不同年龄群体的联系被颠覆，传承结构相互交叠。
如果钟表象征个人对时间的测量，那么我们可以把跨代关系想象成社会时间。也就是说，每个社会在不同年龄间用来构筑人生各阶段的方法，会成为改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指针。笔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可以用两个互补的观点来分析青年文化的内容：社会条件和文化意象。在社会条件中，青年文化由辈分、性别、阶级、种族和地域因素构成，被理解为一种权利和义务，界定了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在文化意象中，青年文化是一种对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元素的整合，包括语言、行为模式、音乐、文化创作和焦点活动，被理解为具有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的属性，分属个人或社会团体。社会条件由社会主流文化和家长文化的相互作用构成。主流文化反映了更大社会范围内文化力量的分布；家长文化可以视为青年从父母和他们最初接触的社会环境那里所得到的一般的传统文化。同时，文化意象由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的相互作用构成。宏观文化，在社会中是塑造和晓谕个体的依托，就像教堂和媒体。微观文化，是将塑造和晓谕策略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筛选并话语化的小群体，就像志愿团体和朋友圈。
对每一种钟表而言，时间的测量揭示了社会条件和文化意象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为各年龄阶段边界和通道的不同转换模式作出一定的解释。于是就有了三种不同的仪式来象征这些转换：“通过仪式”（Passage Rites，指“自然”循环，校者注），基于前现代社会，以社会再生产机制为基础；第二种可以称为“线性仪式”（Rope Rites，指“流水线”发展状态，校者注），基于现代社会，以社会的转型机制为基础；最后一种，笔者建议可称为“全息仪式”（Holosection Rites，指真实虚拟，校者注），基于后现代社会，以社会性游牧机制为基础。④
二、沙漏：“有机”的青年
沙漏作为时间测量工具已经使用了数个世纪，它起源于古埃及。继日晷和水钟的发明和使用之后，埃及又有了精密漏壶，这三种类型的时钟后来传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沙漏的优势在于，不像日晷那样无法在夜间测量时间，也不像水钟那样要受温度影响。尽管也有设计上的弱点，如使用时易引起摩擦而不够精确和只能测量较短一段时间，但沙漏因其小巧实用而续存于世。⑤
时间以自然为本，沙漏的功能得益于自然法则：地球重力使沙子落下，等所有沙子落到瓶底，再人为地把沙漏颠倒过来。日晷的原理反映了时间的自然循环，演绎了日与夜，光与影，起与落的交替。在早期社会和国度里，大多数时间概念基于一种循环的视角，将四季变化、星球运行与生命阶段相比较，这是一种生物时间所传递的感受。季节的变化对应着不同的年龄阶段，婴儿期是生命的春天，青年期是夏天，成年期是秋天，老年期是冬天。古希腊将时间之神称为柯罗诺斯，他是一位拿着镰刀和滴漏或水钟或沙漏的老人，最后吞噬了自己所有的孩子。据此寓意，时间好像由年份堆积成的一个人，正高举农具砍掉了已经结出果实的作物。沙漏代表一种循环的视角，可以用来比喻一代代人的生命循环，每代人都重复着前一代人的行为模式。这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部落、国家和农业社会都有过的年龄文化结构的类型。其显著之处对应的是低水平经济的重商主义。青年阶段，人的这一生命阶段通常不被社会认知，因此青年不仅没有出现在文化消费中——因为在供求关系中青年没有反馈，而且被社会有效地压抑而对文化创新几乎没有贡献。
每个人都会建立自己动态的沙漏（见图1），也都是从下面一系列最初较为严格的社会条件出发的：年龄（时间顺序）、性别（生物性）、阶层（社会）、遗传（家庭）和生活的地方（地区）。这些条件的特征通过家庭、团体和权力机构三个主要的社会领域来传递——协调父母文化（最初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亲属关系网找到共同点）和主流文化（使人想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模式，被军队、宗教或政治组织施加影响）之间或多或少的冲突性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集中在“通过仪式”那一刻，通常伴随身体的或社会性的青春期同时发生，并意味着进入了成人期，虽然这往往局限于男子，甚至仅对特权阶级而言。“通过仪式”后，接踵而来的是有着先后顺序的三个阶段——分离、过渡和回归——个体经历一种重生并且以新的状态（职业、婚姻、生育、政治和欢庆的状态）回归社会。每个年龄阶段对应的角色地位系统，通过一系列文化意象变得合法和合理，以神秘仪式般的系统来表达，并经过不同的宏观文化领域（指社会层面，通常标示为宗教）和微观文化领域（指亚社会范围，通常标示为平等群体）的调和而内化，于是就有了那种早期社会里的年龄层级系统。这样，沙漏所蕴含的社会能量就是那个叫做“通过仪式”的各种典礼——身体发育、结婚、获取公民身份，象征着在社会尺度方面有了确立一代人的牢固机制。
关于这个比喻最有趣的是，当循环关闭时，人们会把沙漏倒过来。这表明，文化意象再次被加注到社会条件中，每代人之间的车轮式循环就此完成。循环时间的概念——就好像一个神圣、神话般或神秘的概念，在当地部落、乡村或城市里重演。根据米德的理论，孩子们向父母和祖父母学习，这种唯一的权威参考，以后喻方式不断重复。生命阶段、“通过仪式”和生平条件就像他们父辈一样几乎没有变化。这就是年龄的“有机”观，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机制正在发挥作用：生命周期成了社会延续——一种以比喻形式出现的简单印象。⑥
三、模拟钟表：“机械”的青年
1934年美国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说：“近代工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手表。”
机械计时器诞生于18世纪末期，由一位不知名的欧洲工匠发明，是第一个全自动机械。它的齿轮成为日后所有机器的样本，从而成就了工业时代。由于能按时自鸣以及指针能在划分为12个小时的表面上转动的复杂机械原理，它们曾被制作成大型的公共时钟。很多世纪以来，时钟神奇地被安装在了当地的钟楼上，每天显示着该地区的时间，通报着工作、祷告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时间。随着资产主义贸易的兴起，私人怀表填补了公共时钟的不足。17世纪，更普通、易加工钟摆的发明，促进了钟表的个性化，而与新型城市文明诞生有密切联系的需求的扩大，又使钟表从大教堂时代进入了市场时代。⑦
19世纪初，工业化的城市文明到来了，人们开始广泛使用机械表。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按照计件原则结算报酬，但此时的工厂制造业已要求按照计时原则来结算工资。由于时间被分成精确的单位进行计算，这样，钟表也就能用来协调人和机器的工作。时间无处不在，并和工人的工资息息相关，人们的理念开始由出卖劳动力转变为出卖时间。正如“时间就是金钱”说的那样，金钱和时间（包括闲暇时间）都可以被计算、挣取、节省和消耗。钟表普及的另一个意义是时区的普遍化。此前所有的时间测量工具，都只测量本地的时间，到19世纪末人们已就格林尼治（平均）时为基础的世界时间网络达成了共识，时间的测量成为一件国际化的事情。在这一背景下，手表也成为一项更加现代化的发明。虽然资产阶级女性先戴上手表，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士兵们发现把表佩戴在可以看到的地方多么有用，才使手表广泛地流传开来。如今佩戴手表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化。也许未来的考古学家研究文化遗产时，会将我们命名为“手表人”（Barnett，2000：298）。⑧
机械钟表也称模拟钟表，其计时方式是一种连续的数控系统，这个系统把一天分为24个小时——这是由时间的线性和累进的特征派生而来的，它象征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模拟钟表的出现是这个时期一种机械（发条）发明的结果。它需要周期性地上发条，就好像蒸汽机需要持续加煤炭才能维持其持续前进一样。由此，时间不断流动起来，恰如社会不间断地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取代过去是自信的源泉，人们去展望地平线那端的未来，像展望新的平民化宗教那样有着不断增长的信心。如果把这个概念转换成年龄系统，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一代人都跟上一代人一样，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且不再重复上一代的文化模式。一代一代的延续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但也带来了代沟和冲突。出于对时间概念的不同理解，不同的年龄团体对过去和未来就有着不同的期望。如同机械钟表把“时间”从与它联系在一起的自然节奏中分离开来，还将其提炼为一个自主的存在。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有着自主趋势并期待创造自己世界的青年，作为一个新年龄阶段的发现，意味着“人为”划分年龄的进程得到了巩固。⑨
模拟钟表的运作原理如下页图2所示，以人工或机械上发条的功能为基础。这就象征了一种社会切入的过程，个人均需通过一系列社会角色和社会定位来完成其社会化。人们在生命的各阶段，如婴儿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相对应的特定角色活动通常是玩耍、学习、工作、居家和退休等，受其影响并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这些社会状况所构成的内在机制，往往看不见，却能作用于整个系统。前工业社会起源的清晰边界，逐渐淡化但远未消失，且在实际上变得更加鲜明了。
“代”的社会概念取代了生物学上的年龄；性别作为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代替了“性”；阶级基于促进社会前进或后退的“生产系统”的地位，取代了十分僵化的等级和阶层系统；民族政策的概念取代了基于亲属系统的家族或氏族；国家领土作为人们共存地域的概念，取代了部落领地、村庄和都市。同时，家庭变得更加核心化，邻里变得更加城市化，但他们仍维持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由社会阶层划分而来的家长文化的原状。主流文化主要通过学校——摩登时代高度普及的发明而大规模地传播。与年龄阶段和劳动力市场（赋予社会角色的一种机制）相对应，学校的优势则完全依赖于经济资源和政治力量的配置，它们受到市场体制（无论竞争还是僵化）与国家（无论民主还是专制）的制约。
文化意象表达的社会变化就好像时钟指针表达的时间。它们揭示了原本铁板一块的后喻文化开始分崩离析，如不同年龄群体独特代码的出现：语言——口头或非口头，审美——形体或外在，音乐——流行或大众，文化产品——视觉或书面，焦点活动——既前卫又以闲暇时间为导向，等等，这些不仅为新的年龄阶段（如青春期）的发现，而且为“代”文化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代沟”现象）逐渐创造了条件。虽然青年文化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多，但是还有两个特殊的领域：一方面是“宏观文化”——涉及青年人但超越了他们所在地域的那些一般和普遍范围的文化网络，伴随大众文化出现，休闲市场和摇滚音乐成为第一代国际化的流行语言；另一方面是“微观文化”——在青年日常互动交流中影响他们的、本地化了的文化网络，例如20世纪初期出现并在整个世纪不断增加的青年协会，以及从帮派到都市部落的非正式团体。
这样，在模拟钟表里喻意的那种压倒性的社会能量，可以被象征性地演绎为所谓的“终结仪式”。以同一代人为基础的活动和仪式，例如军队服役、首次就业和青少年抗议，都是像上了发条般的社会变迁的反馈。线性时间概念——前进、有序、持续——在这样的仪式中随处可见，也在一个地区、国家和国际性的民族生存空间中显示出来。按照米德使用的术语，孩子们向他们的同龄人学习，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参照权威，创新了一种并喻文化的模式，同时不断完善生命的各个阶段、“通过仪式”和所要传承的父母经验。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机械”看待作为社会切入机制的年龄和代沟的视角，就好像现代时钟的指针运作的原理那样。在此，生命循环变成一个简明的形象，隐喻了社会的变迁。⑩
四、数字表：“虚拟”的青年
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精度（不再依赖于外部因素）的要求，电子表开始引领潮流。其能源是由电子回路供电的电池。与过去模拟钟表相比，如今的电子表系统不再分为由数字表示的12个小时，而是二进制，也就是数字。石英晶体振荡的发现使电子表成为可能，铯原子使其对调节时间的测量具有非凡的精度。第一只石英钟诞生于1928年，第一只原子钟诞生于1953年。然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电子表才真正开始流行，日本品牌与当今很多知名手表一起，在全球市场中如潮水般涌现。有作者把这个全球扩散的现象，看作全球化的迹象之一。
数字表是后工业或后现代文明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在此我们把时间的概念称为“虚拟”。时间不再局限于地区而是变得更加全球化。随着飞机航班时刻表取代火车时刻表而成为时间统一的代言人，全球数字电子网络——电视机、电话和计算机软件系统——为带给我们生活于同一时间，感知所有实时发生的事件作出了贡献，如视频会议和网上聊天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时间的数字概念在许多游戏器材里（视频游戏、虚拟实景游戏、模拟装置和全息照相等）有充分体现，在家庭电脑及其替代器材中也比比皆是。所有这些设备创造了“同步”，而不是持续的时间；创造了人为的“同时性”，里面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现在。正如美国学者柯斯特（Castells）说的那样，“网络社会的特点是打破了与生命周期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步伐”。
在图3中，数字表通过个人计算机的概念来呈现，它们是后现代社会一种靠微晶片运作的新兴工具。在这个比喻中，计算机的“硬盘”由社会条件组成，小型化和整体化并没有导致这些条件的消失。相反，由于人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日渐加剧，能表现它们的外部迹象已经开始消失，这也使差异变得更加微妙和潜移默化。例如，一代人的差别不再总是以穿着的差别和说话方式的不同来解释。成年人穿得像青年人，成人和青少年一样共享着审美和玩乐的体验。由于标志每代人身份认同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1917年在俄国、1968年在欧洲所发生的事件，从集体记忆中慢慢消失，一代代人的“世俗化”使他们失去了时间的维度，结果“无事件”（Balardini，2000）的出现等同于“无地点”（Augé，1993），等同于真正的“社会边缘”，他们就像离开飞机场或火车站之后却没有了目的地。总之，社会阶级变得模糊，不再仅仅取决于财富或者权力，而是更多取决于无形的文化资本（Bourdieu，1980）。
随着缓慢但无法逆转的妇女解放和同性恋运动的出现，性别变得可以转换，促进了体征的和象征意义的性别倒错的进程。从年龄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人们在向成年和老年的过渡中，男性化和女性化的边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民族国家的危机，种族间开始通婚，仇外心理、种族冲突也与日俱增。随着全球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出现，地理环境影响在社会身份认同中作用的下降，领土已现“去领土化”特征。社会条件挑战了一切，它们是与计算机“硬盘”内连后，来开发社会参与者的挑战性“习性”的。这些过程得到日益复杂的主流文化的支持——最隐匿而无形的手所支配的超级权力，而父母文化——远程家庭父母的角色逐步代表了他们父母的职能。(11)
这里需要对个人计算机隐喻中的三个元素做进一步的解释。第一，在显示屏右下角的小时钟监控着整个系统的运作。系统的运行或者崩溃——如曾经的千年虫问题，制约了系统框架内所有社会主体的运作。第二，这种暂时性不是司空见惯的情况——作为某个行为者的决定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它们从属于每个程序的“开始”和“停顿”，从而使青春期的开始和结束能成为单纯的过程。第三，进入互联网时需要一个密码，提供系统包含或者排除的部分。这就产生一个二元社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无法进入系统。
数字表喻意中的社会能量可以解释为“全息仪式”(12)——一代人的仪式好像虚拟现实游戏，角色扮演游戏、“垃圾”合同、夜场舞会或者“新青年”暴力——代表无政府主义、独裁者，有时是过渡到成年人生活中的虚拟角色。数字时代那种摇摆、无序、不连续的概念存在于这样的仪式，在跨国的、网络化的但又不一定普遍的全球空间中展现出来。根据米德的理论，父母开始向他们的孩子学习新的权威资讯，以一种后喻方式，排除了传承阶段和界定了生命周期的各种条件，抑制或替换了大部分“通过仪式”而得以区分。这是一种相对地看待年龄的视角，主张“社会游牧”，也就是说，每一代人的角色和身份不断在转变和互换。
五、一代人的时间结构
在定义、改写和设计时间体验新模型的范围内，不仅时间构成了社会年龄，而且年龄也构成了社会时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在一粒沙子中看到世界，在一个小时中看到永恒。”阿根廷著名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说：“时间总是会被分成无数的未来。”如这两位有远见的作家所言，沙子和时间作为必然的且多形态的比喻，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和展望未来。在此引用这些说法，旨在反映千禧年末的青年文化及其转变。无论如何，上述模型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演化模式，而是一个用来研究当代时间概念复杂性的横向比喻。从这一点来看，它对分析与同一社会不同机构，或相同传承不同阶段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生命周期模型的互联和交织，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每个地区，不同的时间概念相互共存：不仅有祖父母使用沙漏、父母使用机械钟表而孩子们尝试数字时间，而且还有青年人生活在三种钟表交界的边缘。青年所在的机构、生活时段、个人体验，以及他们对“生活是一场游戏”、“重在参与胜过成功”的认知，在我们看来都是青年在游戏人生。当今社会，有序的时间在学校、军营、教堂和传统的专业组织中依然重要，等级和权力结构也根深蒂固，权力和知识水平仍然取决于年龄和资历。同时，模拟钟表在这些机构中同样出现，隐喻着休闲时间、青少年群体和市场协会，在那里权力结构被分享，年龄层次的影响被降低，然而年龄群体的身份依旧是决定社会分层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电子表在这类机构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如大众媒体、新兴信息技术和数字娱乐，在这里权力结构不复存在，年龄转化成为不断变化的象征性参照物，并不断得到反馈。(13)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比喻，笔者用电影产业来做比较，用三个主要模式或特征，鉴别所对应的三种类型的青年传说或青年故事。
第一种模式，“泰山”综合症，在18世纪末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Rousseau）发明，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根据这个模式，青少年必须是文明的、高贵的野蛮人，他们作为人类种群的潜力尚未被开发，因为他们保留了纯真和清廉。面对迎面而来的成年人，青年人显示出了和“泰山”面对文明时一样的迷茫、恐惧和兴奋。青少年是要隔绝于成人世界（即生活在只有小孩的世界里，如同“泰山”不愿离开丛林深处回到人类社会一样——校者注），还是要融合于成人的文明之中？从玩耍到工作的快速转变，初涉职场或者结婚，参加了“通过仪式”（如服兵役），都勾勒出了“有机”地进入成人社会的青春期模型的特点。这个青年故事，是一部原文本的奥德赛(14)，解释了古登伯格（Gutenberg，即Johannes Gutenberg，他是一名德国铁匠、金匠和出版商，将印刷术引进到欧洲；1439年，他成为欧洲运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校者注）星系中从口头文化通向书面文化的路径。
第二种模式，“彼得潘”综合症，由快乐的战后少年发明，借助消费社会和成熟资本主义的潜力，在20世纪下半叶具有统治地位。根据这个模式，青少年是新的革命主体，新的消费英雄。他们叛逆地对抗成年人社会，抗拒成为这一综合症架构中的一部分——年轻或表现得年轻，总比年长或看起来年长更好。他们步入学校的进程加快，而向成年人过渡的速度放慢，青少年微型社会诞生，在学习或休闲中年轻人购买能力增加，通向成人期“通过仪式”的消失，“部落”和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勾勒出了“机械”地切入社会的模型特点。这个青年故事，是一部有内在联系的奥德赛，阐述了传播学巨匠麦克卢汉（McLuhan）星系中从书面文化通向视觉文化的路径。(15)
第三种模式，“银翼杀手”模式，出现在世纪之交并注定会在未来社会中成为主导的模式。就像英国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复制人，青少年是“类人物种”，即半是人类半是机器人——他们对已经是成年人的自己的服从，以及他们从内心要对父母管束的挣脱，在这两者之间他们是分裂的。由于没有记忆，没有意识，因此他们没有创建自己未来的自由。而他们被“编程”后却能发挥其所有的潜能，因此又能更好地适应变化，去面对没有父母偏见的未来。但是，他们的反抗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能进行无效的偶尔的“造反”，他们在等待自己终究有一天会拥有成年意识。作为复制人，青少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拥有整个世界，但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就像银翼杀手那样，成年人在对自己后代的宠爱和阻止后代偏离规范的责任之间犹豫。这样的结果是一个混合体，一个青春期的矛盾模型，处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性幼稚（表现为经济上的依赖，缺少责任感）和越来越成熟的凭理智办事（表现为获得新的信息技术、审美标准和思想准则等）的夹缝中。向成年期过渡的间断，青少年的社会性幼稚，进入职场和居留权的永久延迟，“网络冲浪者社区”那样的虚拟世界的出现，全球范围青少年网络的布局，所有这些勾勒出切入社会的“虚拟性”模型特征。这成为又一个青年故事，是一部超越文本的奥德赛，阐述了微软创始人盖茨（Gates）星系中视觉文化通向多媒体文化的路径。(16)
这三种模式不应该被理解为演变模型中的反面类型，而应该被解释为它们是在体现青少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能在决定青年生活的不同机构中，共存于同一个时空。
当然，笔者建议将今天的青年人定义为“@代”，并不是强调数字表的主导地位或时间的虚拟概念，而是说社会、地理和每一代人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随着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青年人会在反对全球化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会到世界各处的中心地区去参加示威游行。如同米德所指出的那样，青年人的时间概念在这一转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成为新的文化消费模式的符号和象征。今天，我们正处于时间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如同早期的工厂工人，有着生活一开始就被时钟统治的际遇。视听商品的消费，尤其是青年人在这方面的消费，可能是市场领域中最能反映这些变化趋势的部分。这些实践也许还依旧模糊、暧昧和矛盾，然而我们却好像处在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一个“软”时钟中，从过去看到了遗忘，从现在看到了矛盾，从未来看到了不确定性。
①副标题系校者所加，译文略有删节。
②尽管文章中的论据是指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但所举例子和引用典故却专注于青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生变化更具戏剧性，更令人激动。
③本文将利用“暂时永恒的时间”及“真实虚拟的文化”这些概念，在信息社会里准确地描述时间的现实性。
④若想获得对这些概念的更多解释，请参考费萨（Feixa，1998）文章。“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概念是由法国学者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1909）在其一篇经典论文中提出的。“线性仪式”（Corda rite）概念的灵感来自类似卓别林“摩登时代”（1935），反映在工业机械化的电影中。“全息仪式”（Holoseetion rite）概念的灵感来自电视连续剧《星际旅行》，它推动了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比如星舰迷。
⑤艺术史上，作为对生命流逝的一种比喻，沙漏这种工具一直在被广泛应用。在那些浮华的绘画流派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⑥把“有机”的与“机械”的青年模型做比较，其灵感来源于埃米尔·涂尔干（
mile Durkheim）1893年创立的关于“社会稳定”的概念，尽管这种概念并不完全符合法国社会学家对它所做的原始定义。
⑦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高勒夫（Jacques Le Goff）的经典文章《中世纪的商业时代和教会时代》对这个问题有论述。该文章描绘了教会时代与商业时代的区别，前者由一种循环的、精神性的时间概念所定义，而后者则定义了一种世俗、常规和可预见的时间概念。
⑧1848年，英国首先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美国与西班牙分别在1883年和1901年也相继采用。英国学者巴尼特（J.E.Barnett）注意到这种应用趋势与铁路网络的迅速扩张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要一张统一的时间表（2000：139）。
⑨甚至今天某些成人的“通过仪式”，例如罗马天主教堂圣餐和坚信礼开始的仪式，以时钟的出现为标志，象征着一个人已经成人。
⑩这些观测可以被运用于群体和青年亚文化的传统研究，从芝加哥到伯明翰的一些学校，对青年和社会经常性的冲突关系都有一定研究，参看1983年霍尔和杰弗森（Hall and Jefferson）的论文和1998年费萨（Feixa）的论文。
(11)这些观察结果与“非停泊处”的概念有关，吉登斯（Giddens）用来描述“社会关系从地方环境和特定时空间隔重建中‘剥离’”（1999:32）。柯斯特（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的特点在于生活节奏的崩溃，社会与生物一样，与生命周期的概念相关联（1999:480）。
(12)《星际旅行》电视连续剧中“企业号”宇宙飞船里一个房间的名字是“Holosection”，该剧认为可以通过全息图像再现过去的景象和想象的时空，使人获得虚拟现实游戏的乐趣，而有些情节他们预示能成为现实。
(13)如今，青年人结合他们自己的世事来阐述三个钟表，其他社会成员也需要利用这些不同的时间体验。见诺伯特·埃利阿斯（Norbert Elias）的经典著作和安帕·纳森鲁（Amparo Lasén）阅读此书的评论。
(14)《奥德赛》是古希腊著名史诗，传荷马所作。说的是希腊半岛一些部落联合进攻特洛伊，而某部落首领奥德修斯刚得贵子，便别妻远征特洛伊。战争进入第十年，英雄奥德修斯用木马藏兵，里应外合，攻陷敌城，赢了战争。战后，希腊军队在凯旋途中，因奥德修斯激怒了海王波塞冬而遭遇海难。由于奥德修斯的机智和勇敢，军队最终逃过一劫，但因为海王的愤怒未息，导致奥德修斯找不到回家的航线而只能在大海里漂流。“奥德赛”一词在此特指“历尽沧桑、在智力（精神）上长期探索”的意思（校者注）。
(15)2001年恩利克·吉尔·卡夫（Enrique Gil Calvo）认为20世纪的典型特征是年龄的发明，尤其是青年期的发明，这个生命阶段的出现是平均寿命延长的结果，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以电影、音乐、时尚和运动为中心的青年文化的出现。
(16)有关“虚拟青年社区和网络空间的社会联系”的更多资料，请参考Finquilievich（2000）and Balardini（2000）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