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中的指挥艺术
□ 杨颖奇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胜利已届70周年，回顾毛泽东当年对淮海战役的指挥，无不为他高超与精湛的指挥艺术所叹服。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将之前所总结概括的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结合淮海战役各阶段的实际情况，予以灵活运用，终使在整体军事力量上并不占优势的我人民解放军，取得歼敌55.5万人的重大胜利。
集思擘画，运筹帷幄，确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重心
作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影响重大且意义深远的战役。
战前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加上以后前来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总兵力达80多万人，其中还包括南京政府仅存的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第5、第18军，这是敌人在兵力上的优势，外加控制着交通线。同时，敌人吸取以往被解放军各个歼灭的教训，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上，采取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的重兵团聚布局。解放军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附近援兵将迅速到达，我军要能够歼灭敌人，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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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回到以前的状况。那个丢人的解决办法行之无效，哥俩都经不住诱惑，干了欺骗的勾当。该隐的幽灵在游荡——但是尼尔森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有谁说得清他们共同经历过的艰难危险！——他们宁愿把激怒发泄在别人头上。发泄在一个陌生人，在狗，在替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安娜身上。
与敌军的优势兵力相比，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少数，其中有华东野战军的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的7个纵队，以及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约60多万人，而且在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上，更是不如对方。
按照国民党军统帅部的谋划，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布下重兵，既可寻求同解放军主力决战，不利时又可退抵长江一线，屏保南京和上海；再不利时，还可将主力撤至江南，利用天堑阻止解放军过江。在蒋介石看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周密计划。
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如果不能抓住战机，在徐州地区先消灭国民党军主力，让其回撤江南，必将给以后我军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带来诸多困难，这势必会延长解放全中国、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在发出复电后，仍从全局的角度继续观察和深入思考着淮海战役的方方面面。他很快觉察到，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此前预想的要大很多。9月28日，他在致粟裕等的电文中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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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毛泽东继两天前作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基本判断外，又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中野、华野等部电报中，明确指出：淮海战役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为适应淮海战役越打越大，参战部队越来越多的情势，军委决定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进行统筹领导，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从粟裕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复电可以看出几点：一是当时所说的淮海战役，还只是局限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并非后来所称的作为南线决战的淮海战役；二是粟裕首先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是经过认真思考并展现其巨大勇气的；三是毛泽东虽是采纳了粟裕所提建议，但却是从更高的层面上指明战役重点，是歼灭国民党军之重要兵团——黄百韬兵团，这是不同于粟裕建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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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发起淮海战役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1948年9月24日清晨，当济南战役已进入尾声之际，粟裕就下一步作战计划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济南战役后部队暂不休整，即进行旨在夺取两淮，攻占海州、连云港为主要目的的淮海战役。次日中午，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亦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此建议甚为重要，如能实现，可打通山东与苏北两解放区的联系，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我军渡江南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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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当辽沈战役紧张进行之时，毛泽东再次电示华东野战军，就淮海战役的部署，提出指导性意见：“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且更强调指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电报中还就当时的情况，对淮海战役的第二与第三阶段作战的地域、时间与方略，及其之后的渡江作战，做了基本的部署。
东西呼应，完善作战方针，布重兵打援敌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各个战场激战正酣，作为战略决战首役的辽沈战役已胜券在握。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与华东战场形势，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徐州及其相邻地区敌我双方对峙的情况，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于是他立刻考虑到在徐州以东地区之华东野战军，与徐州以西地区之中原野战军的协同行动与并肩作战问题。他在前述10月11日那个电报中提出：正在徐州以西之豫东地区的孙元良（国民党军第13兵团司令官）3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州至徐州间的铁路线牵制孙兵团。同日，他再电中原野战军，强调牵制孙兵团于淮海战役大局的重要性，称：孙兵团若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我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的新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中央军委部署，中原野战军在10月22日以突然动作攻克郑州，消灭敌1万多人。以攻克郑州、东西首次呼应为标志，此时的淮海战役，在中央军委总的领导下，已成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执行的重大战略任务。对此，毛泽东有个点评：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占郑州的同一天，即10月22日，毛泽东电示亲赴前线指挥的陈毅、邓小平，称：“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当日，毛泽东又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要求：“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全军于孤立地位。”由此两电可见，不但华野、中野两军的战略配合已实质性地进一步向前推动，而且已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集团。
11月2日，随着辽沈战役结束，中国军事形势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越国民党军，而且有了东北地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于是，毛泽东及时做出判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在此有利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再度审视着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问题。他觉得之前所定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主力转向两淮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有必要做出适当的改变。因此，他于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即11月7日，致电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22个师，之后“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11月9日，他再电明确提出：“应该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毛泽东根据不断发展着的形势，逐步地明确了淮海战役在总体上的作战方针，即第一步重兵打援，歼灭黄百韬兵团（正在进行中）；第二步迫近并切断徐蚌线，歼灭黄维、孙元良兵团；第三步孤立徐州之敌，力争全部歼灭之。这三步构想，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总的作战方针，已经明晰和确立。
按照淮海战役的基本作战方案，第一仗指向黄百韬兵团。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慎重初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亦十分重视淮海战役的第一仗。战前，他即于10月27日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叮嘱：“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10月30日，他复电粟裕等，除同意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与部署，并望其“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外，还提议：“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该电亦提请中野陈、邓方面“同时动作”。第二天，中央军委即批准粟裕电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要求，以适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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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华野部队以迅猛果敢的动作，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将其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此时，蒋介石虽命令黄“固守待援”，但他并未料到华东野战军竟敢用一半以上兵力打援，致急急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行进严重受阻，无法对处于危境的黄兵团施以援手。22日，黄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指挥艺术中，特别强调敌变我变，一切都要从战争实际出发，反对教条、僵化的战争思维模式。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中，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得到充分体现。
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主力遵中央军委电令，于11月16日攻占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亦为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宿县，从而一举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此项大举动，不但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牵制敌之兵力，并且为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1月6日，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正式开始。次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望其坚决执行所定之攻击部署：“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在大的方针确定与需要注意的重大事项指明后，毛泽东充分信任前方将领的指挥能力，并赋予其“机断专行”的临事处置权，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知人善任、放手使用的指挥作风。
敌变我变，捕捉战机，夺取歼灭黄维兵团最佳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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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1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并且明确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个作战以歼灭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三个作战以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目标。
当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还在紧张进行之时，毛泽东于11月7日就预计下一步的作战方向，是打从河南赶来淮北的黄维兵团。但时至11月16日至18日，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同时由徐州东援的邱、李两兵团依旧被阻，另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则仍位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亦正由阜阳沙河以西东进。据此敌情变化情况，毛泽东即同刘陈邓和粟裕商定：在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就势转兵歼灭邱、李兵团；或以华野一部南下协同中野打黄维兵团。11月19日，新的情况是：黄百韬兵团仍未歼灭，而黄维兵团已进抵蒙城东西地区。于是，根据战局新的进展，毛泽东当日发电同意刘陈邓之中野“决心先打黄维”的意见，并指示华野除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外，抽出必要兵力对付南线之李延年兵团，以保障中野侧翼不受威胁。11月24日，鉴于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而黄维兵团则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的敌情进展，毛泽东发电同意刘陈邓抓住“甚好”的有利时机，聚歼黄维兵团之所请，并指示华野方面派必要兵力参加聚歼黄维兵团，并告以“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黄维所率第12兵团大部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精锐之师，其中第18军又是陈诚的很有战斗力的嫡系部队。当淮海战场局势危急之时，该兵团从豫西匆忙东调，但因受沿途我军小部队袭扰，行动迟缓，其先头部队至11月下旬才进至蒙城地区，企图协同自徐州南下的邱、李两兵团和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重占宿县，恢复徐蚌线。岂料在11月25日，黄维兵团已被我中原野战军团团包围于双堆集地区。26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要“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之后，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经过激战，至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南北联动，瓦解敌军，谱写战略决战精彩华章
黄维兵团被歼，淮海战役进入收官的第三阶段。还在我军围歼黄维兵团的时候，毛泽东即于11月28日向中野、华野领导先后致电，一是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二是提示他们歼灭黄维兵团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
是时敌方也在窥测形势，调整部署。当黄维兵团即将被歼灭而尚未被歼灭之际，11月30日，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眼见徐州已成“孤岛”，而外援无望，遂得蒋介石批准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邱、李、孙兵团共30万人，向徐州西南之永城方向撤逃。
鉴于预料之中的敌军行动，12月2日，毛泽东紧紧把握时机，及时致电华野领导：“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4日，歼灭黄百韬兵团后迅速转兵的华东野战军，将撤退中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所率各部，合围于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另外，孙元良兵团则在单独突围时被歼。此时，我华野部队采取南面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12月16日，随着先一天黄维兵团被歼，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全国战局进一步发展变化，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从整个战局考虑，在华北战场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之敌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3) 若Uα,取V=[α],则对任意的(x,z)V∘V,存在L,使得(x,y)V, (y,z)V。由[α]的定义知(x→y)⊗(y→z)≥α,同时(y→z)⊗(z→y)≥α。
处于我华野强大部队紧密包围中的杜聿明集团，被歼灭只是时间问题，煮熟的“鸭子”定然不会飞走了。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令，曾连续作战的华野部队自12月10起，停止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17日，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杜聿明部官兵反复广播，敦促杜聿明等：“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毛泽东起草的这份广播稿，以其身边事实作为规劝，同时又情真意切地为其指明出路，这充分发挥了我军政治工作中瓦解敌军的强大威力，在削弱敌军战斗力，特别是在争取其中下层官兵放下武器，投向人民方面，产生了大的影响。
1949年1月6日，在完成与平津战役战略协同任务后，我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10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55.5万多人，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我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此役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为中外军事家所称道。当然，淮海战役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与前线指挥员们的胆略、智慧和勇气密不可分。他们能够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动提出建议，坚决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实际情况机断处置，实在是整个战役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毛泽东又能够在科学决策和指挥中，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正确意见，再加上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援，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淮海战役终能获得伟大胜利，就是历史的必然。
（编辑 韩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