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产业三大政策并用的宏观调控——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模式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三大论文,亚洲论文,中国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66(2012)08-0001-10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同时，经济政策体系也开始了深刻的转变。产业政策在经济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持续上升，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甚至深入到了产业内部、企业经营管理等微观层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计划逐步由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的经济规划，产业政策逐步成为政府进行日常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业政策实际上成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的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三大政策并用，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管理经济的重要特征。
本文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特点，基于实证研究的经验。至于这种调控方式存在的内在深刻的理论问题，则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产业政策在经济宏观调控中作用的经验分析
1、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据笔者牵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21世纪初中国产业政策变动趋势”课题组，对2000-2010年中国产业政策进行的系统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中央政府陆续出台的产业政策数量上呈增加之势，涉及第二产业各主要产业，并且扩展到第一、第三产业(例如，针对文化产业发展，推出了系统的产业政策)。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2000-2010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运用更加频繁，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更加重视。课题组对2000-2010年间产业政策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一项问答题是：产业政策的作用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何变化？(共四个选项：作用增强；没有变化；作用减弱；作用明显减弱)。对此做出回答的363人中，认为作用增强的人有168人，占46%；认为没有变化的人有84人，占23%；认为作用减弱的人有93人，占26%；认为作用明显减弱的人有18人，占5%。可见，进入21世纪后，产业政策的地位和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提高。
课题组对2000-2010年颁布的165个重要产业政策文件进行分析，根据各个政府管理部门主导和参与产业政策文件的数量确定其对产业政策的影响力排名，依次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税务总局、央行、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科技部、质检总局、交通部等。多数政策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多个经济管理综合部门协调会商的结果。虽然参与程度不同，但是参与部委囊括了国务院所有经济管理部门、科技管理部门。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至今，产业政策逐步成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实际已成为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
2、产业政策应用领域发生很大变化
在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与布局方面，产业政策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经济计划的政策手段。尽管这种政策替代是一定程度上的，但是，在主要方面起到了原来计划经济试图达到的作用。例如，产业结构升级，新兴产业的扶植，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等。以产业政策替代系统的指令性经济计划，是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给企业自主经营权后，又试图保持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和影响力的合乎逻辑的选择。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受到政府重视后，主要用于解决产业结构调整、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促进技术水平提高等中长期问题。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运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政策逐步由影响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转变为兼顾经济中长期发展与经济周期调控、经济危机管理的政策。产业政策作为短期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作用，逐步显现。
本文扼要地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经济增长过热调整及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及经济周期调节时，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并用的，三大政策并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特点；产业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对经济周期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工具；产业政策正在由进行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升级的政策工具，转变为短期内应对经济过度波动，调节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尽管产业政策在平时较广泛地用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水平的管理，但是，在应对危机时，仍然具有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同的刺激经济需求总量的特点，这与产业政策平时运用的重点与目标是相悖的。产业政策作为抑制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其重点是基础设施领域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兼顾了未来产业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迅速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应对危机的产业政策表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有广阔的、效果比较明显的投资空间。由于我国基础设施尚不发达，产业实力明显薄弱，因此，财政资金投入方向的选择比较容易。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则进一步引导了金融企业的投入方向，并为危机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增加了后劲。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危机时期的产业政策相结合，成为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危机及对经济周期逆向调节时的政策特点。
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及经济周期调节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并用。可以看成是政府三大政策应用的特例。从整体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的经济宏观管理，可以说已进入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并用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政策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干预、引导实体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向的政策途径，是政府以一种相对适应市场经济的、较有弹性的政策，取代了过去的指令性计划。
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的经济宏观调节模式，有利于在经济周期的波峰与谷底进行选择性调控，用政策语言说即“有保有压”。对不同产业运用不同的产业政策，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以计划行政手段“一刀切”，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弊病，也是我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能够较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平时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性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危机及经济周期处于谷底时，决策效率较高，有利于引导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方向，有利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进行有效调节，有利于危机后经济的成长。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引导资源投向公路等基础设施，使中国高速公路网迅速发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又引导资金投向铁路。2011年上半年，建行铁路贷款余额1100多亿元；中行对铁道部信贷总额807亿元，其中贷款余额578亿元，债券214亿元，另外还有十几亿元的贸易融资；截至7月末，农行的铁路贷款余额700亿元，持有铁路债券余额600亿元左右。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201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都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充分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继续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继续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①。”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和配合，意味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仍采取了三大政策共同调节的宏观经济调节方式，也意味着中央明确地把三大政策协调运用，作为经济宏观调节的指针与路径。
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不够及时有力。”“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②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明确了三大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即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服务于实体经济，明确指出了金融政策如果不与产业政策结合，可能出现的问题。
从中国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20余年的实践看，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逐步向民主化、公开化演进，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反映，博弈规则逐步法制化，决策依据逐步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③。从这一演化角度看，产业政策只要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尽量减少政府行政部门的单方面、主观干预，充分反映、协调政府与企业，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看法与利益，其与市场的兼容性就可能逐步提高，不应把产业政策视为政府盲目、过度干预经济的手段，与市场机制截然对立。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官僚、学者也逐步认识到这一点：“现实是政府不能回避产业政策。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选择和政策是否将由某种全局的战略和原则所指导，还是只由某种古怪的行为以及政治平衡所主导。美国的思想家、领导人和媒介必须要清楚这些产业政策选择的必要性，这一点是刻不容缓的④”。
从上面的经验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进行经济宏观调控，是一个持续观察到的客观进程与经验概括⑤，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府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相对稳定的模式。
二、三大政策并用的经济宏观调控模式存在的体制弱点
中国政府采取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并用的经济宏观管理方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要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机制也有必须予以重视的弱点，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首先要看到中国的财政、货币体制均受到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强大干预，存在着“软财政”与“软金融”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尤其要警惕目前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对财政、金融资源使用有较大影响力。在外部力量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体制下，可能出现财政资源的误用、滥用，可能出现行政权力对金融企业的强制、误导乃至诱发系统性金融问题。
所谓“软财政”指的是政府缺乏宪政体制下的严格法律制约，导致财政收支、预算平衡受到行政部门乃至官僚个人决策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确定地方经济发展规模与计划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应对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时，许多地方的政府不顾本地财政能力，透支政府信用，过度举债，过度使用国有土地等政府资源，使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所欠债务，需要后面几届政府才能偿还。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换届前后尤其突出。
“软财政”的另一表现是，财政挤压金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际存在的很大影响力，迫使银行为风险较大项目或政绩工程贷款；以财政担保、政府信用进行融资，最后导致风险向金融企业转嫁。
“软财政”的一个特点是，中央政府在目前财政税收体制下，难以有效监控地方政府投资行为，难以了解其实际投资总规模，也难以控制其投向与产业相符合。以本次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为例，地方政府固然从中央政府刺激经济的4万亿元总规模中收益，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大干快上”的合法性，实际地方开工项目的规模，要大大高于4万亿元总规模。每一级政府都面对着下级政府实际动工规模超过原来预想的情况。全球金融危机中，为防止地方政府挪用中央专项财政资金，中央不得不派出副部级干部率领的督察组，监督财政资金使用。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2010年度地方政府违规债务高达5308亿元，其中351亿元被用于投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和“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项目⑥。2011年中央政府不得不允许某些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实际是中央政府被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扩大建设规模胁迫，不得不为之收拾局面。
所谓“软金融”指的是金融体系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缺乏足够的法律法规保护，使其难以抗拒行政权力的干预，难以基本上遵照金融企业运行规律从事运营。
正是由于存在着“软财政”与“软金融”的问题，在目前体制下，容易出现行政权力过度运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绑架金融政策的情况。2009年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承担为政府政策性融资的任务，同时又通过一般性金融路径进行融资，目标与操作手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严重冲突，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挤压金融的工具。全国融资平台贷款中，项目贷款余额近5万亿元，占全部融资平台贷款比例已超过80%⑦。地方融资平台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98%。到2011年6月末，五大银行地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中行5315亿元；建行5800亿元；工行9310亿元；农行5301亿元；交行3083亿元。其中，平台贷款余额最大的为工行。四大银行占全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27%左右⑧。四大银行融资平台贷款80%投放于地级市，依靠地方财政还款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中，银行融资占比过高，因而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挤压成为影响银行状况的重要因素。
由于产业政策内在的弱点，也存在着应当注意的问题：一是产业政策主要目标转变为应对经济不景气，启动市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短期目标，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等中长期目标相矛盾，如何处理好既刺激经济，又尽量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不产生重复建设、过剩生产能力，影响将来的经济增长，是危机时运用产业政策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许这是危机时使用产业政策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权衡利害予以抉择；二是危机时产业政策的推出，容易导致各个利益相关方积极博弈，获得政府财政资源及通过政府获得金融资源，同时由于决策仓促，导致资源浪费；三是准确判断何为值得支持的产业和产品，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对地方政府则是更加艰巨的任务。产业政策的失误，可能误导财政资源、金融资源的投入，因为产业政策的推出，实际上宣示了政府政策倾向，会引导财政资源、金融资源(包括社会资金)流向相关产业、企业，一旦失误，连带影响很大；四是由于我国主要产业已全球化，如果不加分析地对有关产业予以支持，可能受益者并非本土企业；五是过度运用产业政策，尤其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或通过下属机构插手产业政策具体执行，可能导致行政权力不当使用产生的腐败、低效率。
产业政策作为经济宏观调节的三大政策之一，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不断完善。从更加一般意义上分析，产业政策作为政府政策同样具有可能被政府部门及官员个人偏好所左右的内在问题，而政府机构和官员同样也是受“有限理性”制约。从制定公共政策角度，不断完善、优化产业政策制定的程序，使之成为更能反映市场趋向，更能集合政府机构(包括为其服务的研究机构)、生产企业、消费者个人理性的政策，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鉴于上述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并用的经济宏观管理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在财政、金融政策的运用方面，与发达国家政府相比，经验还不足。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机制还有些内在的弱点需要克服。我国产业政策如何使用及与财政、货币政策相契合，也有待深入研究。
从既往实践看，在危机时通过三大政策调节经济，有三条经验值得吸取：一是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要考虑目前财政税收体制、地方政府利益及动员能力，财政资源投入规模，可低于实际推动国内投资、消费的预想规模。因为地方政府实际投入一般要远远大于中央预想；二是货币政策也可做同样考虑，在降低利率、准备金，进行政策性金融投入时，要比预想适当降低。货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与冲击；三是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进行权衡，刺激市场需求的同时，要与淘汰落后产生能力相结合，这样可以尽量减少盲目过度扩大生产能力，同时又有利于刺激需求。
三、对三大政策并用的经济宏观调控模式的思考
1、从经济发展进程的角度进行思考
从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作为后发国家，政府在工业化启动和现代经济体系形成中居于发起者、组织者的地位，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是非常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府逐步解除对经济的一般干预，同时又保留对战略领域的干预，产业政策便大行其道。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工业水平、产业竞争力难以和发达国家抗衡，需要政府保护与扶植，也是产业政策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即便是在现阶段，中国工业规模已经很庞大，但从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等方面看仍难以称为工业强国，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仍处于中下游。中国自身的“二元经济结构”、地域间的巨大差异、工业化进程中的“外部性问题”，从国家利益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出发，不得不在政府层面进行的国际博弈，仅仅依靠市场是难以调节的。政府在工业化阶段的历史使命仍未完成。因此，产业政策仍是政府介入经济发展具体进程的“抓手”，也是各级政府在失去指令性计划之后，仍然能够借重干预经济的、尚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抓手”。
如果说后发国家政府采用产业政策进行经济宏观调节具有强烈的“国家战略需求”牵引，那么发达国家实际也一直在进行经济宏观调节(尤其应对危机)，把产业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就更加发人深省了。
实际上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西方国家在每次经济危机、经济周期低谷时，都是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并用的。“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以为经济发展打造所期望的总体结构和方向为目标的战略性产业政策为指导。尽管美国回避一个正式的经济战略，以及任何类型明确的产业政策，但我们是有类似的政策的。实际上我们无法回避这些政策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日欧推出的挽救经济的政策中都有产业政策，不过他们没有将其称为“产业政策”，其政策也不具有中国产业政策所具有的力度罢了。例如，美国奥巴马政权挽救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软件；化学、制药；农业；教育；医疗；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使美国重新走上产业立国的道路。实际上是推出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欧洲、日本等也都推出了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政策。美国政府向福特、日产以及加州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了数十亿美元低息贷款，生产新一代电动车和其他低能耗汽车，国家财政投入三大汽车公司控制大部分股份。实际上也是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应对金融危机。
经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政府认识到实体经济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多数国家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举措中，前沿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大多数国家加大了政府对R&D的支持，出台激励企业增加R&D投入的政策措施，同时推出了一些旨在支持重点高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2009年各国政府对R&D的投入看，基本保持稳定。2009年美国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直接用于研究开发的投资为1654亿美元，同比增加12.5%。占总投资的2.3%。据OECD对其成员国应对危机举措调查指出，欧盟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中，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处于优先地位。德国计划投入9亿欧元用于中小企业2009-2010年的R&D，5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汽车技术发展。英国专门设立了1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新兴技术，如先进制造业、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的创新。韩国知识经济部则投资500亿韩元用于生物技术产业⑩。2008年5月，俄罗斯政府批准2011年前创新经济发展方案，拟将未来几年创新经济在俄罗斯工业中的比重从5.8%提高到6.7%。
金融危机前，依赖金融产业(约占GDP的40%)支持经济增长的美国，发生了明显战略转变。美国总统科技委员会的报告《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系统提出了振兴美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美国自1895-2009年一直是世界制成品生产的领导者。制造业依然是美国经济生产力的支柱产业，2009年制造业的国内生产总值近1.6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2%)。美国制造业厂商协会领导着美国的出口：2010年美国制成品出口1.1万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6%；制造业部门雇用1150万工人，占总就业人数的9%，而且支持了非制造业就业的供应链，如金融服务。尽管美国制造业在历史上具有强大实力，但目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美国在制造业的领导权和竞争力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制造业GDP占比从1957年的27%，下降到2009的11%，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由1998年1760万个下降到2010年的1160万个。几十年来，美国的离岸商品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从家具、服装和纺织品扩展到许多其他商品。与此并行的一个趋势是：美国的平均周工资自1980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意味着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人的生活标准没有提高(11)。重视实体经济，通过产业政策振兴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趋向。
既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如此重视产业政策，那么产业政策存在和被广泛运用的原因一定存在于经济发展内部，与经济发展规律有较大的契合度。
从历史角度看，大经济危机总是促使落后产业、落后产能、落后工艺装备、落后产品加速淘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推动新产业、新产品、新企业的诞生。从经济发展的中长周期(尤其是康德拉捷夫周期)看，尤其如此。在创新大量涌现阶段，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做出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以保证新技术发明投入获得足够回报与激励，承担产业化初期的风险。从这一角度看，产业政策的使用，与产业兴替内在规律是吻合的；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比，更加重要；产业政策参与经济宏观调节具有长期的合理性。
2、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思考
从经济理论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盲目生产，广大生产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消费能力低下，导致生产相对过剩。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一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宏观调节、经济危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存在着所谓“流动性陷阱”，因而导致生产过剩，市场需求不足。为解决经济危机，应对经济周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总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广泛政策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是难以进行有效的经济调节的。
值得思考的是，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一凯恩斯学派，都认为解决生产过剩、实现经济总体均衡，是解决经济危机、调节经济周期的总体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通过剥夺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权力(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通过两大部类产业均衡发展，使劳动者获得与其付出劳动相匹配的劳动报酬，从而释放消费力，可以使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
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通过政府介入投资，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业，扩大消费，从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可以避免危机。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承认政府干预经济周期宏观调节是必要的；承认市场自身调节的失灵；寻求经济的均衡发展。
两者的不同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通过调整所有制、产业结构，来获得经济的均衡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主张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均衡。显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着眼点是，政府干预下实现经济短期均衡，不涉及经济深层矛盾的调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为主要手段，其潜在前提是市场能够自行解决货币资源的正确配置。然而，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引导，财政与金融政策释放出的大量货币，往往导致出现滞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从技术上、工具意义上讲是可以兼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介入，影响经济结构，影响经济中长期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已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宏观调节的政策工具，尽管有其局限性。两者都强调私人投资与市场需求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需要政府公共投资出动予以弥补或干预。实际上都是以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公共投资领域，有效地引导产业投资为假定前提。两种宏观经济调节思路的融合，就是通过财政、货币、产业三大政策，进行经济宏观调控。通过产业政策参与宏观调节，既是对以指令性计划简单平衡两大部类的宏观经济调节方式的改革，也是对西方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方式的改进。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存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情况下，产业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新的观点则提出了战略部门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当今经济规模、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则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竞争而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在一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因为技术越来越重要，某些产业将产生重要外部性经济的观点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报酬。所有这些都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即市场已经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对它做如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的(1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分析实际市场运行基础上，对里根政府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修正，对产业政策存在合理性进行了探讨。这些修正表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内，产业政策也正在获得其地位。
从全球经济发展实际进程看，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相对独立地运行，不仅可以搞乱实体经济，还可以使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变形、扭曲。由于金融系统日益全球化，金融机构运作日益脱离政府有效监管；金融机构裹胁了公众利益，并且可要挟政府，因此，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内在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货币政策如果远离产业政策，金融资本如果远离产业资本，就可能导致金融市场过度依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成为投机之地，甚至成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途径，导致市场信号失真，难以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作用。财政政策受制于国家的财税状况，而且取决于政治博弈。货币政策则受制于基础货币难以直接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或消费，而是以超额储备的形式沉淀或进行投机。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进行经济调节，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不了明显影响，反而会使大量流动性出现在虚拟经济中，推高通货膨胀，影响实体经济复苏，甚至产生滞胀。目前在西方国家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场景。
严格地说，财政、货币政策是事后对经济危机、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政策。其政策前提是市场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按照基本正确的方向运行，政府只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进行适当干预。但是，即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已经证明了“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企业家通常是在有限理性状态下决策的。在对利润疯狂追求的诱惑下，生产的盲目性，生产能力的过剩，实际是常态。在市场资源被非对称占有(包括市场信息资源，就如这次金融危机中，强大的金融寡头投机势力那样)的情况下，极少数人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的决策，既严重影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也使这种资源配置扭曲难以仅仅通过市场来调节。这也是此次危机中，发达国家政府扮演了主要经济危机调节角色的原因(13)。
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对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调整、衰退产业的有序推出、新兴产业的启动与发展、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也是作用有限，效果迟缓的。
前苏联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体制，也是一种试图解决经济危机和调节经济周期的方案，这种方案假定政府全知全能，可提供最优生产、需求安排，使资源配置最优化。实践证明，这是乌托邦。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问题是：抑制了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积极性；假定政府机构与官僚可以脱离自身利益诱惑，全心全意地为公共利益制定决策，同时又具有全知全能地预测经济发展走向和高效地组织生产、需求对接的能力。
实际上，目前全球的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已在不同程度上演变为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不过，计划与市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进行经济宏观调节，意味着除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外，又增加了某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于产业政策包括对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退出等方面的干预，因此，使经济宏观调节体系增加了一定的事前调节成分，增加了某些“计划”成分，使政府宏观经济调节政策更加积极，同时又可发挥市场基础作用。以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推出的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为例，除物流外的九大产业，2007年企业上缴税金1.7万元，占全部税金的37.4%；直接就业人员3615.6万人，占30%(14)。显然，对这些产业予以支持就抓住了从实体经济层面应对危机的关键，全面地对消费、供给、就业、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从而引导了财政、金融的资源配置。如果把目前中国的经济规划也理解为广义的产业政策(15)，就会使我们对产业政策的事前调节、弹性较大的计划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中国宏观经济调节方式有更深刻的认识。
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进行经济宏观调节，还意味着政府政策可以比较有效地介入实体经济，引导财政、货币政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
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进行经济宏观调节，从技术上看，需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以产业总体发展、产业结构及支柱产业状况的若干定性、定量指标为参数，确定财政、金融政策的方向与规模。产业政策在危机时的出动，要建立在平时对产业状况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要突出结构调整重点，战略性发展方向，不能再搞“普惠”的、单纯以刺激经济总量增长为目标的产业政策。
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进行经济宏观调节，自然包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第三产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也予以适度管理。从广义的产业政策(不仅考虑第二产业，而且包括第三产业)角度看，产业政策自然包括了政府对金融产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从而有利于协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服务业由于其特殊性(替民众管理财富)应当由政府通过政策予以监督、引导，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从本文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从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宏观调控的经验概括，发达国家政府经济宏观调节的具体操作看，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经济进程，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不是偶然的、个别国家政府随意的选择。
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看，依托于目前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产业政策，会不会随着经济体制、机制的演变，而逐步丧失其经济宏观调节重要工具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观察与研究。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业化逐步向中后期过渡，政府公共投资的有效空间、边际效率将逐步缩小，准确选择予以支持产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将逐步增加，届时仍把产业政策作为经济宏观调节重要工具的有效性也有待观察。
如何从经济理论入手深入认识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共同进行经济宏观调节的模式；如何进一步地总结我国政府通过三大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经验与不足；如何从更加一般意义上使之上升为理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显然是本文难以完成的。本文只是在此提出和粗浅地进行分析，以期引发广泛的讨论。
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2日～14日在北京举行[N].新华社,2012-12-14.
②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新京报,2012-1-8.
③赵英.21世纪初中国产业变动趋势实证分析[R].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1.
④[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经济繁荣的代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产业政策实证研究”课题组，在前后两次对此课题进行研究，持续20年跟踪基础上得出了这一结论。参见赵英.21世纪初中国产业变动趋势实证分析[R].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1.
⑥2010年地方问题债达5308亿[N].东方早报，2012-1-4.
⑦政府融资平台贷款6万亿地方金融风险积聚[N].华夏时报，2009-11-20.
⑧半年业绩发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半年净赚逾3300亿元[N].新浪财经,2011-8-25.
⑨[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经济繁荣的代价[M].北京：中信出版社.
⑩科技部调研室.科技发展重大问题研究[R].2010.
(11)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R].2011.
(12)[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3)2011年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多数人反对极少数金融寡头对市场的操纵与财富的掠夺。
(14)《中国开发区》2009年第3期，第41页。
(15)根据“十二五”规划制定的产业规划，实际就是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及区域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中，产业发展也是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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