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新论
君子之学的历史演变和超越性 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蔡利民1,崔维锋2,解紫桐1
(1.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君子之学是儒家人格修养思想的核心,既具有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层次的价值,又突破了一般道德教化的局限,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君子之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人格修养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具有大众化、平民化、生活化的价值。在全球化和民族复兴的背景下,重新探讨君子之学的历史演变和超越性意义及其价值十分必要。
关键词: 君子之学; 历史演变; 超越性意义; 当代价值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大地文化灿烂,历经沧桑。在一代代传承中,儒学薪尽火传,慧命相续,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在历代仁人志士甚至于任何一位普通民众的身上,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窥探到其人格中的清朗骨气,这是千年来儒家视野下的典范人格——君子型人格融入在中国人骨血中的结果。经过不同时期的历史嬗变,“君子”已成为儒家进行社会道德教化的人格典范的代名词,而且具有大众化、平民化、生活化的价值。在全球化和民族复兴的背景下,在超越性逐渐丧失和国民道德水准亟待提高的情况和迫切要求下,重新探讨君子之学的历史演变和超越性意义及其价值十分必要。
一、君子与君子之学
探究君子之学的超越性及当代价值,对“君子”一词的源流发展的考辩是无可回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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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词最早散见于先秦各种典籍当中。对其最早出现的典籍,目前尚无定论。从文字学的角度,依《说文解字》“君,从尹从口。”字形中采用“尹”字做边旁,表示掌管万千事物,同时采用“口”字作边旁,表示发号施令,而更古老的君子,本身就象征君主端坐的样子。而“子”在先秦时代,除去其基本义幼子之外,一般表示对人的尊称,诸如“老子”,“孔子”,“孟子”等等。很明显,“君子”一词带有尊贵的含义。
作为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词汇,在发展过程中,词义总是会在本意之外发生偏移或增减,更因文化的因素,可能被赋予超越出词语本意之外的含义。对于“君子”一词,其发展同样如此。其在历史演化中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意思:
(一) 君侯之子或贵族男子
《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二) 有德有位的人,即“君上位,子下民”
《虞书·大禹谟》: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日:“济济有众,成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英克有勋。”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再看《中庸》的开篇,子思将君子及其慎独与天命、天道、天性的关系更是表达得完整而透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
(三) 有才有德的人,主要见于孔子的论述
《礼记·曲礼上》:“君子恭敬撙节, 退让以明礼。”孔颖达疏 “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称。王肃云:“君上位, 子下民。” 又康成注《少仪》云:“君子, 卿大夫。”
由此可以看出,君子以此从最初的强调身份地位的贵族男子到“君上位,子下民”再到注重德性的人,这一词汇中“位”与“德”的矛盾中德在含义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位”的意义显然已经逐渐被淡化,这一淡化很多表现在孔子的论述中。我们不妨推断:孔子作为“士”这一阶层,在春秋末期身份地位显然已经不再受重视,而在孔子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平民,诸如颜回之类,那么孔子的教化很多是为了“修德以取位”,传统有德有位的人格型君子显然不适用于弟子的修身目标,所以孔子在君子这一概念中更强调“德”这一显性含义。当然,孔子不是首个强调这一词汇德性的人。比如《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对君子含义的扩展,其中包括德性。过常宝在《春秋君子文化与立言传统》中认为:《诗经》中“君子”一词’扩展为四个方面的含义:一,天子、君王;二,贵族、官员、富人、主人;三,情人或丈夫;四,有才有德的人。导致这一扩展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发展,二是《诗经》所表达的社会面更为广泛。但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是使得“君子”词义德性突出的重要人物。
而儒家为使个体达到君子型人格的高度,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修养方法,逐渐形成了君子之学的系统思想。这在孔子的《论语》中有相当集中的体现,如: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君子有三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
君子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这些论述从君子立身修心等方面对君子的修养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此外还有包括中庸,慎独等一些列的概念为君子所设,这些统一为君子人格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而在儒学也为君子提供了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如: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从君子这一词义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词汇由最初的强调身份地位的贵族男子到“君上位,子下民”的德位一体者再到有德性的人,位与德是其中两个关键性因素。而孔子以后,贵族地位的消亡以及学术下移带来下层士子崛起导致了“位”这一因素的退缩,甚至说是人们只要求“德”,因为儒家其实也有“君子德时则大行,不德时则龙蛇”的观念。即哪怕无法获得位但是自身德性修养得当也是可以成为君子的。这实际上摆脱了“位”这一身份地位因素对于君子人格的束缚,完成了第一重超越;而在早期人们的认识中,君子指代贵族男子,这显然是一种具体的指称。诸如诸侯贵族之子特指某一类人,因为这种具体性,那时人们也始终无法将其抽象出来成为一种人格性形象被人们所敬重和欣赏。但是发展到后来,直至今天,谈论君子这一人格概念,不再是联想到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体现着高尚的人格、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个人修养,它不是具体的形象,而是一种理想化的个体修养的目标。这里,君子也完成了第二重突破,及从具象到抽象的突破。
二、君子之学的重要概念
君子之学影响深远,从曾子、子思到孟子到周敦颐、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从社会精英到民间大众,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从上到下,莫不如是。关于君子的文学作品的广泛流传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无论是刘禹锡脍炙人口的《陋室铭》、周敦颐人皆称诵的《爱莲说》,还是欧阳修妇孺皆知的《醉翁亭记》、范仲淹响绝千古的《岳阳楼记》,都能看出君子之学、君子之道的深刻影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孔子曰:何陋之有?”君子之叹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之喻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君子之旷达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君子之忧乐也;而王阳明的《君子亭记》则以文学的形式对君子之学、君子之道作了最完整、最全面的描述和阐发:
(一)忠恕之道
君子修养中核心观念是“仁”,它渗透在孔子学说当中,而忠恕之道,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以至于冯友兰先生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而《中庸》中也有“忠恕违道不远的论述”,可见其在孔子思想的地位。
作为规范人际道德的重要概念,后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和阐发相当丰富。忠恕之道明确出现在孔子语录中: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那么何谓忠恕?钱穆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将其阐释为“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待人谓之恕。人心有相同,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所欲所恶,无大悬殊。故尽己心以待人,不以己恶者施于人。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而言忠恕,则较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功夫,人人可以尽力。”[1]在后世学者的探讨中,一般认为忠恕之道有两层含义:其一就是追求仁的实践功夫,其二是表现为一种根植于人格教养,进而成己成物的道德精神,即通常意义上的内圣外王之道。偏向于“忠”的保持内心道德情感之真实和道德理智之觉醒。
(二)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也是君子修养方法中不断被提及的概念。其基本意思是君子不要做器具那种用途的人。字面意思比较简单,但是经过后世不断阐发其含义十分丰富。一般来说,器具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狭”,用途具体而有限;二是“浅”,用途浅显,一目了然;三是“俗”,以形状来显示用途,缺乏含蓄;四是“陋”,制作工艺一般比较简单,即便复杂也容易仿制和批量制作,往往不是稀缺之物[2]。所谓的“君子不器”,就是在提醒追求君子型人格的人:一忌狭隘,要胸怀远大,视野开阔,才识卓越,能为大任;二忌浅显,要善于学习,深入钻研,积累浑厚,见解深刻,不要随意地展示或者说显露自己的才学,自我炫耀;三忌简陋,要有独特气质,独立人格,独特才干,拥有不断开发的潜力和游刃有余的从容;四忌世俗之气,甘于平庸之志,要有高雅的气质,端正的态度和方正的仪态,等等。概括起来讲,就是君子把格局放大,不要只专注于某一方面,要敢于去做大才。王船山就曾有过“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据器而道存,器道相须不相离”(《周易外传》)的论辩,宋明理学中的“道器”、“理器”一直是探讨的重要内容,“道’和“理”指一般规律,“器”指具体事物。“君子不器”,就是讲君子志向高远,胸怀宇宙大道。这是君子修养中的又一重要方面。
(三)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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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学在千年的发展中其内容经过阐发与再阐发已经变得十分丰富,诸如“三戒”、“九思”、“三乐”等等一些列的概念都包含在内,无法一一列举阐述。但是通过对上面三个重要概念命题的阐发,我们应当明白君子之学就是围绕如何修养君子型人格的学问,从礼崩乐坏的春秋到日新月异的当下,君子型人格已经成为中国不同阶层的人追求的理想型人格。
三、君子之学的突破及其特点
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君子这一人格较其他人格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历史上不是没有其他完美人格的提出。比如庄子就曾经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庄子心中的理想型人格,这三者的境界在庄子看来是由高到低,而圣人却是儒家推崇的最高理想人格。孔子曾对五种人格做了详细的论述: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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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思想显然是探讨君子及君子之学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有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的慎独,意为君子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谨慎。是个人对于自己的内在要求。我行即吾愿即“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孔子崇尚“郁郁乎文哉”的周道,同时对周公的礼乐有所损益,将外在的礼落实为主体的仁德,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为仁由己的精神可以说是慎独思想的原始表达。春秋战国时期,慎独思想逐渐成型化和明朗化。郑玄注中庸时阐释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说:“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其人恒慎其独居,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南宋的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学说,在《中庸章句》中将其解释为“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己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人所不知处)——从独处状态到知觉体验。而刘宗周则以其天道与心性,本体与功夫并举成为“慎独论”的集大成者。
在儒家本身的人格层级中,显然比君子型人格更完满的还有贤人,圣人,而把道家的分级也纳入比较,还有更高级的神人和至人。那君子这一人格为何在其发展中从诸多人格中超脱出来而被人们所推崇呢?笔者认为,这首先在于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使得儒家人格分类对后世志士的影响更大,其次,与更高的贤人和圣人相比,君子有更加强烈的大众化、平民化的品格和现实性、可行性的特点。贤人,“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圣人,“明并日月,化行若神”,是很高的追求和境界,虽然可以志在尧舜,志在圣贤,但一般人达不到。另外,与“士人”和“愚人”相比,君子“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要求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水平和认知能力,并且君子型人格的关键是“笃行信道,自强不息”,自我努力不懈就能不断接近,而“愚人”则“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缺乏对生命自我的意义和价值的自觉和践行,基本上是一片混沌。“士人”虽然“心有所定,计有所守,……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值得肯定,但不如君子那样理想而具有引领性的价值。从庸人、士人,经由君子,到贤人、圣人,从下到上,由低到高,君子承上启下,是从庸人、士人走向贤人、圣人的转折和关键。“人皆可以成尧舜”是儒家崇高的文化和社会理想,但容易落空,而君子人人皆应做,人人皆能做。将欲成圣贤,必先做君子。不能做君子,焉能作圣贤?这是君子之学在后世得以广泛普及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总体来看,从孔子起,君子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儒家视野下的典范型人格,儒家从早期的政论性的君子过渡带德性意义上的君子,极大地扩大了君子这一人格的使用范畴,从最开始的贵族到后来有德性的仕人再到后来转化为中国士人精神上的理想人格。在这一演化中,君子逐渐在成为理想型人格的过程中被后世所丰富,发展为君子之学。
在第一种突破下,“位”这一含义被淡化,看似词义被缩小,但“君子”这一词汇的适用范围极大地扩展了。事实上,实现这一突破的原因在于贵族文化的逐渐消失,我们很难给出这一消失的具体时间,毕竟这一论争也一直在持续,有观点认为这是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贵族身份的消亡,也有观点认为随魏晋朝代消亡的九品中正制导致士这一阶层的最终消亡,甚至有人认为是土改时期乡绅这一阶层的消失意味着贵族文化的彻底消失。但我们需要强调,富与贵显然不是一个概念,位这一含义对应的是先天意义上的贵,这因为先天因素被淡化,所以君子这一概念才逐渐被普及。在另一方面,君子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不单单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在现代人的认知当中,我们可以说某个人或某类人是君子,但却很少说君子就是谁,这种日常习惯的表达显示出我们潜意识中实质上认为君子不再是被具体化为某个人,这一概念从千千万万的具体形象中抽象出来,有着众多的修养方法,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人人格修养的哲学,在从具象到抽象这一转化中,君子之学完成了第二次突破,成为人格修养的普遍代表。
从最高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的敬天知命,因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的戒慎恐惧,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危急绝境中人格独立、坚贞不变的坚守,再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顺势应变,安时处顺的进退自如和“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居夷处困时的达观,一直到君子三戒、君子三乐、君子五行、君子九思……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君子?如何做一个君子?从形上到形下,从超验到经验,从神圣到世俗,一敬一畏,一言一行,孔子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晰全面。圣贤之学是心性之学,是为己之学,也是人人皆可学可做可践行,并足可安身立命的君子之学。
在君子之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也诞生了一些重要的修身养性的方法。从这些修身之法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窥见君子之学的肌理。
“阳明子既为何陋轩,复因轩之前营,驾楹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玉声珊然,中采齐而协肆夏,揖逊俯仰,……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
门人曰:‘夫子盖自道也。吾见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慑,处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时乎?其交翼翼,其处雍雍,意适而匪懈,气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3]
阳明以竹子喻君子,从四个角度阐述竹子之道与君子之道的相似相同之处,即君子之道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志道正直的德行,处厄不变的操守,安时处顺的通达和谦和恭让的举止。
正如前文所言,尿素价格重回高位使下游的心态在逐渐转变,市场涨势也确有放缓,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市场仍是利好因素居多。
由此可见,从贵族男子政治地位的标准到个体德性品行修养的突破,再从具体指称到抽象的理想人格的嬗变,君子之学显示了其民间性、普遍性和社会化、生活化的显著特点和巨大潜力,君子逐步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受到普遍认同的人格修养的目标。
四、君子之学的超越性
在儒家的视野里,人是一个生命,人是一个灵明,人是一个有灵的生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是人,人非神,人非物。人有物性又超越物性,人非神又具有神性。人在天与地之间,人在物与神之间。只有人能够俯仰天地,贯通万物。人各有命,这个命既是生理之命、肉体之命、生物之命,但又绝非仅仅科学、生物学、生理学之经验之命,更是秉承灵明和天命的超验之命。《周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卦》)“中国文化智慧最原初的根源就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4]13“天地万物都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是儒家的灵魂。”[5]14这个天、天命尽管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个世界的神,但却同样赋予了个体生命的终极来源、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这个命与天相通、与天相关,人命关天,人命在天。天人不二,神人不二,体用不二。“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宇宙客体即生命主体、道德主体,生命主体、道德主体与宇宙客体同源同本就是“仁”。人既是宇宙的生命,也是道德的自我,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与宇宙本体、大化流行息息相通。天是道德的天,人是道德的人,自我是道德的自我。道德的人是天的目的,践行道德是道德自我的使命;道德的天是道德自我的终极起源,也是道德的人、道德自我的终极归宿。“立德”就是“尽性”,“尽性”就是“立命”,“立命”就是“事天”,“事天”就当“践仁”、“立德”,这是儒家君子之学超越性最根本的依据。
《论语》开篇即论君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自省自足,知命安命,可谓开宗明义。《论语》中还有著名的“君子三畏”,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君子之敬畏,首先是要敬畏天命。《论语》结尾部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也是从命(天命)的高度,直指君子之道的超越性。钱穆先生指出:“知命,即知天。有浅言之者,如云‘富贵在天,死生有命’是也。有深言之,又积极言之者,如云‘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之类是也。亦有消极言之者,如云‘道之不行,吾知之矣’,‘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之类是也。此皆深言之。《韩诗外传》云:‘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为小人。’惟知命,乃知己之所当然。孔子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亦是其知命之学。”[5]
针对研究组实施钙剂缓慢静脉滴注补钙给药治疗,要将剂量为4.00nl/(kg·d)的质量分数为10.00%的葡萄糖酸钙药物制剂溶解到总体积为150.00ml的质量分数为10.00%的葡萄糖注射液之中为患者完成静脉滴注补钙给药治疗过程,要在患者具体开展静脉滴注给药治疗过程中,严格做好滴速控制工作,支持和保障患者的持续给药治疗时间在3.00-4.00时间区间之内,该组患者的每天给药次数为两次,持续给药治疗时间为7天。
而《大学》论述诚意、慎独的部分则与君子的自警、自省紧密结合。“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孟子著名的“君子之乐”,既超越世俗功利,又蕴含儒学亲情之无限价值,更拥有俯仰无愧的超越意义。“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
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巍巍乎!惟天为大!”(《论语·泰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观念,人命即天命、人性即天性、人道即天道、人心即天理、人伦即天伦——即人与天之间息息相通的神圣性、终极性的内在关联,天对于个体(此在Dasein)生存的神圣性、终极性、超越性的核心价值和统摄地位,这是儒学宗教性、精神性的中心内容和本质特点,也是儒家君子之学超越性最重要的来源和表现。
五是要有强壮的身体。磨杵是个力气活,又是在野外,可能腰酸,可能背痛,可能刮风,可能下雨,可能阳光暴晒,可能寒风劲吹。一般的老太太,肯定干不了。
早期中国一直有着“巫文化”的痕迹。在中国美学起源中,对“美”这一汉字一直有着两种理解:一种是“羊大为美”的实用美学观点,另一种则是“羊人为美”的和谐美观念。近年来“羊人为美”逐渐成为解释中国早期美学的主流,其中的“人”就是早期的“巫”的形象,而显而易见的是“巫”作为媒介,沟通的神秘对象其实就是“天”。
许多多糖对病毒通过多糖大分子机械性和化学性竞争病毒与细胞结合位点起抑制作用,从而抑制病毒吸附细胞。EOP对天性免疫缺陷性病毒细胞的吸附与增殖有抑制作用,因此EOP具有防治艾滋病感染的作用,且无副作用[14]。辛晓明等[17]考察EOP的抗肿瘤活性,表明EOP对肿瘤S-180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能提高动物脾脏和胸腺指数,还能增加外周血白细胞和骨髓有核细胞数量。
殷商已经有了天的观念,其受重视程度相对较轻。此种情况到殷周之际有改变。周灭商后,周代统治者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念,试图解释其政治合法性。在他们的理解中,天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格神,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在于商王无德,故天收回了赋殷之命,改赋有德的周王。周人将德与天联系起来的思想影响巨大而深远,天道被人格化为有意识的“神”,它在运行中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威严,庇佑着它的践行者,有着重大的精神性意义。理解君子之学,践行君子之道,往往最容易从伦理学层面理解从而受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局限,从而使君子之学失去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杜维明先生再三强调,如果对儒学的宗教性缺乏理解,则我们对儒家的“君子”的鉴赏将因此而浅薄。
孔子建立的君子之学则就是在培养这种践行者,将良心道德的根据上归为天,这样,君子之学也就具有了超越形而下的特征,达到了形而上。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钱穆先生的解释直接辨明了孔子人格修养中暗含天道的部分:“知命,即知天。有浅言之者,如云“富贵在天,死生有命”是也。有深言之,又积极言之者,如云“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之类是也。亦有消极言之者,如云“道之不行,吾知之矣”,“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之类是也。此皆深言之。《韩诗外传》云:“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为小人。”[5]惟知命,乃知己之所当然。孔子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亦是其知命之学。”所谓知命,命也即天命,即君子需要明确自身所承担的道义与责任。不仅如此,天具有神圣性和至上性,将道德指引下的一举一动的根据归到了天,也就大大增强了君子之学的感染力。天高高在上,不可欺,不可罔,由天而来的良心善性因此同样不可欺,不可罔。这就是说,一旦君子之学将孔子的仁、孟子的心推至天,良心善性同时也就带有了神圣性和至上性,具有了超越性意义。这种超越在大学中庸的论述中展露无遗。《大学》中明确提出个体生命修养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中庸》又自觉地将“平天下”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出“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更高追求,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功利层面,进入到对于天地“物性”的体认,即原文中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大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君子修养从最初的日常小事再到家国大事最后超越世俗契合天道,协助天地养育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实践理性高于纯粹理性,要认识宇宙本体必须通过人的道德实践,那么人和天的关系不像人和上帝那样完全是被动的等待的关系,而是人和天通过道德的一个互动(彼此忠诚)关系——德、性、命、天、人之间互动的关系,这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凭借道德实践而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终极的统一。儒学的超越性依据即是天、天命、天道,个体秉承天命、天性而践行君子之道,因此,君子之学也就既具有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层次的形而下的价值,又突破了一般道德教化的局限,达到了形而上,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
KANG Zi-jian, LIU Ya-qun, ZHANG Zhi-guo, LIU Yao-yang, XU Hu-ji
五、君子之学的现代价值
综上所述,君子之学是儒家人格修养思想的核心,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实现了由位到德的大众性突破,又从具体形象实现了抽象性突破,并且借由“天”这一超越存在,君子之学成为了超越形而下,达到形而上的一门学问,其中包含了人格修养的世界观,以及以忠恕,慎独,三畏,九思等为代表的方法论。
君子形象之所以一直能够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被推崇,除去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还在于其本身的魅力,包含着德性(向善)和智慧(求真)最重要的因素。君子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人格修养追求的目标,并且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君子之学如今对内对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着复兴,其中复兴的重要内容就是包含君子之学的儒家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挑战,魏晋时期佛学的传入,当时的盛况诗歌中多有记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然而,佛学并未能取代儒学成为人们心中单一的信仰,风盛之时也是“儒释道”三教并行,并且在后期的发展中,佛学不少内容为适应中国人的习惯而被儒学改造,渐趋本土化,而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却对儒家的君子之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学文化的批判,造成了人们对儒家学说的认同和继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当代,就是精神价值体系的缺失。而对君子之学的遗忘和废弃,则对个体生命的人格修养造成了很大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市场更加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不良思潮。同时,现代人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接受信息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青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在这种驳杂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不确定性相当之大。此时,作为已经符号化的形象,君子人格的魅力变的强大。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心理结构”,这里的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形象也一直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为中国人的人格修养指明正确的方向。
而君子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实际上对世界来说代表了中华文化人格。众所周知,儒学作为显学的影响范围,早已走出了中国,越过东南亚,影响到了世界。君子这一词,对于世界而言,早已不仅仅是单一形象,可以说是象征东方文化修养的一个显性符号。民族的复兴首先需要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则意味着本民族文化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一点要求我们在复兴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
君子之学的现代性还表现在它本身所具有的普适价值。首先就是“忠恕之道”的现代价值。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包容通达。如果我们把这一处世原则扩大,忠恕又何尝不对现代的大国崛起之路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人类同生活于一片土地上,本质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同呼吸,共命运。而忠恕之道作为夫子的思想精粹,其现代的价值还在于给我们所有人提供提供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即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但是,由于原子光谱的波长太短,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复现的精度仍受限制。科学家发现,用激光代替氪(86Kr)谱线可进一步提高长度测量的精度。1983年10月,第十七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米”的新定义:米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所经路程的长度。
从回归效果看,0.653为决定系数,0.636为调整决定系数,商品配送价格等五个影响因素共解释了网购物流配送客户满意度59.13%的方差,F=103.342,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所有各项的t检验值结果良好,包括常数项在内,均应出现在回归方程中。采用普通回归系数,回归方程为:物流配送客户满意度=A×0.113+B×0.117+C×0.198+D×0.215+E×0.163-4.602,其中回归标准化残差标准图如图,也表明回归过程中拟合效果较好,得到较好的回归效果。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经过不同时期的历史嬗变,“君子”逐步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普遍认同的人格修养的目标,是儒家进行社会道德教化的人格典范的代名词,君子型人格纵然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千百年来,君子之学显示了超越性基础上的普遍性、社会化、生活化的巨大潜力,具有极大的大众化、生活化的价值。圣人是学以成人的最高理想,贤人也有很高的要求,但是一个人,你做不了圣人、贤人,但最起码应当做一个君子,君子之学有浓厚的大众化、平民化、生活化的品格和强烈的现实可行性和普遍性。君子之学,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目前恢复对于超越性的信仰和敬畏,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改变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状况的重要精神资源,应当更加全面充分地阐述其意义,发挥其价值。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幼儿的最大优势,也是其最应当保持下去的优秀特质。电子白板则不同于传统的黑白板,而且借助相关软件的支持,在电子白板上学生甚至可以为自己的描绘添加动态特效。为此教师必须更积极地运用电子白板去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如可以让学生根据教师口述的故事在白板上画出相应的画面,也可以根据教师所描述的动作或是效果在白板上添加相应的特效,如淅淅沥沥的小雨,在夜空中忽明忽灭的繁星等。这会让学生感受到想象的神奇之处,将自己平时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画面真正体现在白板上,不但会让学生的想象力发展下去,同时会让学生有更大的成就感[2]。
(5)专家组。一是专家的选取制度不全面。专家选聘:评审专家是水行政主管部门选聘的。目前虽然有专家选聘的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规定还需细化。如对于不同等级的论证会议,专家的资质无明确的要求,不同部门和行业的专家选聘原则比例不确定;管理部门在选聘专家是否选本部门的人员做专家有顾虑,既担心企业会在评审前后干扰管理人员,影响评审的结果,又担心其他部门人员对论证的管理工作方面缺乏了解等等。评审费用标准:目前关于水资源论证专家评审费用标准没有统一的指导。评审标准的不确定性既不利于邀请评审专家,又不利于与企业评审费用支出,容易产生误解,进而影响到论证管理工作。评审方式、标准需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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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Study of Junzi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CAI Li-min1,CUI Wei-feng2,XIE Zi-tong1
(1.School of Marxism,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2.School of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 The study of Junzi is the core of Confucian family′s self-cultivation thought. It not only has the values od ethic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etc, but also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general moral education, and has sacredness and transcendence. The study of Junzi is not only the goal pursued by the Chinese people′s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with the value of popularization, civilianization and lif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study of Junzi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 the study of Junzi ; historical evolution; transcendence; contemporary value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2603( 2019) 04- 0087- 09
收稿日期: 2019-05-02
作者简介: 蔡利民,男,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崔维锋,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解紫桐,女,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 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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