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瞿秋白的国情观——读《瞿秋白论文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瞿秋白论文,论文集论文,国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4月，为纪念瞿秋白就义60周年， 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瞿秋白于1927年初亲自编定的《瞿秋白论文集》，共收入瞿秋白从1923年初至1926年底的文章174篇，附录6篇，歌曲1首，共计915000字。 这是瞿秋白生平自己编集的唯一一部综合性论文集。
瞿秋白编定这本论文集的指导思想，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是要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情，“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以利于革命实践〔1〕。笔者以为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 是我们开启这一思想理论宝库的钥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这部著作的意义所在。
瞿秋白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非常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他明确指出：“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然而实行革命运动而没有理论，也就要变成盲目的妄动，不相适应，绝无全盘规划的行动而已。”〔2〕
在瞿秋白一生的革命活动中，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他一再引用列宁的教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决不能有革命运动。”〔3〕“只有先进的理论所指导的政党， 能尽革命运动中先进的斗争者之责。”〔4〕强调掌握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懈努力。
瞿秋白在宣传研究马列主义的同时，更强调应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早在瞿秋白旅苏俄期间，他就根据列宁的教导，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注意和研究中国国情。他说要用“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并去努力奋斗，才能求得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5〕1927年初， 他又一次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6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7〕。基于这种认识， 他对中国国情进行了不懈的动态研究，从而对中国的国情由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一度偏颇到逐渐加深全面的认识。
瞿秋白国情观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8 〕可以看出，他是从四个方面入手剖析中国国情的：即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与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
一、中国社会的性质
社会的发展水准与性质是考察一国国情的重要方面。瞿秋白指出：旧时的中国，对外受许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因而成为列强共管的“国际殖民地”，即半殖民地。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完全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9〕“列强互相排挤，而结果反维持均势， 中国得以苟延残喘。”“实际上中国的所以不亡，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制罢了。”中国的“宗主国不止一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其政治权“并未完全归于帝国主义的某国，所以成其为半殖民地。”〔10〕瞿秋白进而指出：正由于中国是列强共管的“国际殖民地”，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内统治阶级的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激烈，因而中国成为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他说：“所谓国际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说中国没有成为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之直接统治地，而是列强互争的对象，这中间包含着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的原素。因此，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11〕这就是瞿秋白分析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所作出的结论。
瞿秋白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且是一个“畸形的封建制度国家”，它久停于封建宗法社会半宗法社会的状态，所以虽号称“大一统”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半自然经济’的区域，生生的粘合起来罢了，——那里是整个完全的中国？”〔12〕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广大农民，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一定发展，引起中国阶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虽然它们很弱，但改变了中国单纯的封建社会的性质，成为“畸形”的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二、中国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济状况是中国国情的重要内容。瞿秋白说：“凡是一种政治势力，必定有他的经济地位，这是一个原则。”〔13〕又说：“马克思主义重视分析宏观的经济环境，能够以社会科学的公律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14〕经济是了解国情的基础，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是随着经济的变动而改变的。因此，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进行了多方面考察，阐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特点。
首先，瞿秋白分析了中国的旧式经济。他认为中国在很长的时间中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自然表演，便是宗法社会制度和封建制度。”〔15〕封建地主占有土地，残酷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占统治地位。他说：农业“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但是，“地主绅士等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他们得到了很多利益，农民却因此更加痛苦，因为地主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的受兼并破产失业的景况真正可怕”。〔16〕而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彻底摧毁封建的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17〕
其次，瞿秋白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不是中国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外铄的”；“列强资本主义先入中国市场，然后才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农业破产，大量无业农民涌入城市，“造成空闲的无产阶级‘后备军’——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18〕瞿秋白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其表现为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两个部分。瞿秋白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经济问题时，就作了这样的区分，并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见解，对以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瞿秋白认为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买办化过程。一是“大地主阶级化成官僚买办阶级。”〔19〕二是大商人的买办化，即“洋场买办”〔20〕。这种资本主义“仅仅是军阀制度的政治及帝国主义的经济之副产品”。〔21〕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出世时的特异之处”有三：一曰军事工业先于民用工业；二曰“惯于与旧治者阶级妥协”，压制民间资本；三曰“媚外的军事性质”的“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22〕。军事工业先于和重于民用工业，恰造成武人割据的基础；官僚资本压制民间资本，使得官僚政客巨商与外资势力、军阀勾结借外债、买军火、“办洋务”，从中自肥，损害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交通资本先于工业资本，造成“偏于商业的发展，组织生产的能力非常之小。”“工业进步速度的较缓”，“弄得有‘资本’而无生产”，“使‘多余的’资本作政治投机，使‘多余的’工力变成兵匪。”“更促成内乱战争”。〔23〕所以，官僚买办阶级是“代理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的经济高权和政权的人”〔24〕，是革命的对象。
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最初是从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商业化的地主”中产生的，他们通过“家产工业”，“工厂手工业及工业”生产“国货”，在市场上“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民族资本是“由商业渐进手工业”（主要是轻工业）的〔25〕。这个发展过程极慢。直到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获得“暂时发展的机会”，于是“中国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跃登历史的舞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26〕但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受到“协定关税之限制”，机器设备和原料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操纵”、“财政权操于列强，一切信托事业为所挟持”，农业的凋敝和农民的破产，国内市场为外商控制。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27〕。正因为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恨帝国主义”，“反抗外国资本，必不可免”，他们“从辛亥革命直到五卅……至少客观上是赞助革命战争的”〔28〕。
三、中国的政治与阶级状况
瞿秋白认为中国近代旧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反动政治同盟，残暴地压迫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以军阀为工具”，军阀“借帝国主义作后盾”，这是“畸形的封建制度的恶现象。”〔29〕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或控制权，便各自收买和扶植一派军阀作自己的代理人；而作为封建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军阀，则借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互相“争权夺地”，“并在帝国主义者之前争宠。”这样“引起不断的内乱”，“酿成了无穷的冲突”〔30〕，使“全国各省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固然因此而日益破产，流离失所”，“弄得民穷财尽”，〔31〕使整个中国处于极端的混乱和危机状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瞿秋白还剖析了当时的所谓“共和”和“国会”制度的实质。他指出国会和代议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西方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各派之间实行权力分配，调节内部关系和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统治形式。中国工业不发达，辛亥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共和”徒有虚名，国会制不过是军阀政治的“机械”，“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军阀，中国国会就代表他们，压迫劳动人民”。“国会里亦常表现所谓皖派、直派、奉派等斗争。”所以，“中国国会，因其经济基础的畸形，自成为一种畸形的制度。”〔32〕瞿秋白进一步剖析道：封建军阀的本性是主张赤裸裸的专制独裁制，他们之所以要挂“民主”，“共和”，“议会”的招牌，玩弄“选举”的把戏，这是因为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有了变化，这时“中国已非旧式宗法的神权的纯粹小农经济的国家”，它已“陷入工业世界”，“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由于经过辛亥革命、反袁运动、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冲击，“共和”“民主”的概念深入人心，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所以，“历代乱世军阀的旧形式，不得不因其策源之点有异，而造成新局势”，封建军阀便由假借“天命”而改为假借“民意”，“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操纵，于是不得不有国会”，不得不假言“共和”。同时官僚资本主义急速生长，这种“无根之草”“极需‘如此的国会制’。”于是国会等“遂成军阀所必须之机械”〔33〕。
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政治状况是黑暗到了极点，他谴责军阀政府“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34〕这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政治根源，因此，打倒军阀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迫切任务。
瞿秋白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国情中的阶级关系、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作用。他指出，我们要进行革命斗争，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应当首先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这样的国情，“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35〕
瞿秋白从中国近代社会畸形的特殊的发展状况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说：“帝国主义者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坏，建立了‘帝国主义市场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无从建立。所以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建立，稍稍有一点工业的时期，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成为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是工农阶级，一方面是封建的余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掮客——买办阶级。”〔36〕从他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区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或官僚买办阶级，并对各阶级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提出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的反动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阶级。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最接近的同盟者。那“懦怯、畏惧、妥协、软弱”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害怕革命的一面，它不能充当国民革命的领袖。但它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争取这个不可靠的同盟者，但要经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破坏了革命的联合阵线。
瞿秋白对中国政治和阶级状况的分析是其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重要内容，对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总政策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性质、部署、领导权和前途）
瞿秋白详细研究分析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与社会性质，其目的在于正确地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历史特点，阐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
瞿秋白在分析中国国情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既是他研究国情的结果，又是构成瞿秋白国情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将“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略问题”列入他观察国情的范围之中。
瞿秋白认为，依当时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争取人民民主。中国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首先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即“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37〕的“民族革命”。而封建主义及其上层建筑的军阀，是阻止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另一个严重障碍，也是革命对象。因此，中国的革命是“民族民主（民权）革命”，即“国民革命”。
瞿秋白依据当时中国的国内环境，指出中国革命在部署上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其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使中国“摆脱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争得“民权主义”的自由和民族经济的解放；第二步才能行向或“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根据列宁的《两个策略》思想，分析中国国情后确定：“中国客观的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因为就中国的社会关系来说，革命的根本是“农地革命”，革命的“经济要求，是以土地革命为中枢，而农民的革命要求，自然是彻底的民权主义，推翻地主阶级……”〔39〕。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不能“因为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40〕而把现时的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41〕。
瞿秋白根据中国国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可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性革命，非有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权不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彻底革命”，“能彻底的扫尽旧统治阶级”。所以，在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
瞿秋白指出，现代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后的，国内外的条件使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变化。在国际上“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当然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已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2〕在国内五四运动使“中国无产阶级也跃登政治舞台”，“已经处于革命先锋的地位，”〔43〕“中国国民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44〕。所以，“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45〕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五、在对形形色色的错误国情观的批判中，宣传科学的国情观
笔者以为瞿秋白的国情观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说他是静态的，就是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性质、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和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有他固定的看法，直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完成之前，决无改变的可能。说他是动态的，就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革命呈现出阶段性，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有了变动，导致中国国情的某些变化，对此瞿秋白作了阶段性的分析，得出了合乎历史发展的结论。例如，瞿秋白在分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情时指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没有解放，没有实现。”〔45〕瞿秋白认为大革命之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叛变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因而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同时也应看出在不变中有变，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加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更加尖锐。静态中有动态，动态中有静态。这就启发我们在分析把握国情时既要掌握其基本的方面；又要注意其阶段性的变化发展，这样更有利于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瞿秋白动态的国情分析，还表现在他与形形色色的错误国情观的斗争、批评中阐明与宣传了自己的科学的国情观。
（一）对戴季陶等人“民生主义国情观”的剖析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戴季陶等人为了反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民生主义的中国国情观”，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斗争。瞿秋白对此批驳道：这种国情观不但不能解释最近发生的中国革命的事实，而且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因为如果中国向来只有大贫小贫，无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太平天国革命又为何有农民群众广泛的参加？那时总还没有什么“共产党故意挑拨阶级斗争”（这是戴季陶等人的谬论）吧？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方法，他可以分析一切种种人类社会，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斗争，无不反映平民反抗士绅地主巨商阶级的剥削的斗争。“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
（二）对梁启超等人歪曲中国国情中阶级构成言论的批驳
为了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发表演说，说中国社会只有“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其后，在1926年他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章，鼓吹中国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同时沈玄庐等人还提出中国只有“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有权兼有钱阶级”和“无权兼无钱阶级”。瞿秋白以《向导》记者的名义批评了这些错误的国情观。他指出阶级区分的标准在于对“生产机关的占有”，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程度，占有目的，如何占有，这些就成为区分不同阶级的准则。“占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自然要剥削没有生产机关的阶级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有枪”、“无枪”；“有业”、“无业”；’“有闲”、“有闲”“有权”、“无权”；“有钱”、“无钱”，这些仅是阶级分化后的派生现象，绝“不是形成阶级的原因”。“我们绝不否认阶级的这些附属性（如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自然有枪），但我们不能便以此附属性来区分社会阶级的标准。”〔47〕
（三）批判了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国情观
1923年4月章士钊为了反对代议制， 发表了《论代议制何以不适合中国》一文，其中涉及到对国情的分析。他认为实行代议制“与吾国经济之生活状态不相称”，使“古来所贵乎均之传统社会主义因之大破。”〔48〕主张行“农村立国主义”，建立所谓“农业国传统的社会主义”〔49〕。
瞿秋白指出，章士钊的“士农工商四民共戴皇帝，一百年或五十年相杀一次以均财产”的“农业国”的政治现象，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的味道？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与中国经济近代的国情相背。事实上中国正由宗法式的农业国，依历史逻辑，渐进于商业工业国。但这种发展过程乃受帝国主义的侵铄而成半殖民地的病态。为了改变这种病态，中国“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会流并进的现象”。中国“实际上已行向近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章士钊的说法既是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主观说教，又是一种历史倒退的主张。他代表了“中国旧士绅阶级全体的垂死之哀唱，”要使中国“万世不变”，“永远陷于”“士农工商的宗法专制国家”的“囚笼里，跳不出来。”〔50〕
（四）批评了党内外“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情观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蒋介石建立政权后， 对中国的国情问题，党内有些同志和党外托派有不同看法，并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如何科学地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瞿秋白在1927年11月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文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情，论述了目前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瞿秋白批评了党内某些人认为1925 —1927年革命后，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国民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观点。瞿秋白说：“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取消国民革命已取得的胜利，帮助着旧统治势力的复辟。因此，国民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社会主义革命，目前阶段仍旧是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内在关于中国国情以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最初的争论。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大会。瞿秋白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决议》在分析1925—1927年革命后中国的国情时写道：“（一）国家的真正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决议》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革命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和“实行土地革命”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他并强调，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因此，《决议》肯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指出，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托陈取消派反对瞿秋白和党的“六大”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任务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变了，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托陈取消派看来中国社会性质变了，革命的性质也必然要变。因此，他们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能等到将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再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只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斗争，来“取得自由与权利”。显然，托陈取消主义与“六大”在关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以及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都是完全对立的。
瞿秋白为了维护党的“六大”关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和据此制定的正确路线，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1931年他发表了《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1932年5月一个月内， 连续撰发了《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等三篇文章，阐发其科学的国情观，对托陈取消派和孙倬章等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从方法论上揭露了他们的诡辩论和机械论。
瞿秋白论述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实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瞿秋白指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不是学究主义的纯学理的讨论，而是结合现实阶级斗争展开的理论斗争，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的中心，也就在于解决对于革命任务的争论，争论的真正内容是：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不是还占着优势？封建势力是不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革命当前的任务是不是土地革命——消灭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瞿秋白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及阶级关系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社会，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只能够保存着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维持着封建势力结合商业资本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关系。适应着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开展资本主义的关系，虽然因此而引起了一些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仍旧占着优势”，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走殖民地化的道路。接着瞿秋白论述了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要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说：“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瞿秋白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取得了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识。明白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吸取了这些成果，并结合在苏区的广泛的、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系统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指导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
瞿秋白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特殊国情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我们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和效法的。
注释：
〔1〕〔2〕〔3〕〔4〕〔6〕〔7〕〔8〕〔9〕〔10〕〔11〕〔12〕〔13〕〔14〕〔16〕〔17〕〔18〕〔21〕〔22〕〔23〕〔25〕〔27〕〔31〕〔33〕〔35〕〔36〕〔40〕〔41〕〔42〕〔50〕《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983、983、983、2、1、3、183、292—293、3—4、39、255、983、258、260、52—53、46、53、66、51、393、27、29、447—448、259、88—89、198、38页。
〔15〕〔19〕〔20〕〔24〕〔26〕〔28〕〔37〕〔39〕〔45〕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广大以前》第685、685、673、677、695、688、695、695、697页。
〔29〕〔30〕瞿秋白：《中国地方政治与军阀制度》，《向导》第23期。
〔34〕瞿秋白：《最低的问题》《晨报副刊》，1923年1月27日。
〔38〕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号。
〔43〕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44〕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 第3号。
〔45〕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21日。
〔47〕瞿秋白：《三论阶级斗争》，《向导》1926年4月。
〔48〕〔49〕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上海《申报》，1923年4月18、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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