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支配地位已经结束——美国管理权威彼得#183;德鲁克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彼得论文,已经结束论文,德鲁克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你始终能够指望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新方式。归根结底，他是首先承认管理是一门值得深入而正式研究的学科的人。他在其他任何人之前很久——居然在1950年代初——预言，计算机技术有一天将彻底改变工业。1961年，他具有先见之明地呼吁关注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强国的崛起，而20年后，他预告了日本即将来临的经济停滞。此外，我们能够感谢他发明“私有化”、“知识工人”和“目标管理”等概念。
94岁的德鲁克仍然充满其他人似乎没有的洞察力，他也一如既往地固执己见。他的兴趣从经济学、心理学、哲学到歌剧和日本艺术，范围极广；他的经验包括为名副其实的数百个公司、政府、小企业、教会、大学、医院、艺术组织和慈善机构提供咨询。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领导人仍然前往加利福尼亚拜访这位大师，从他那儿获取远见卓识。他继续在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以他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授课。
德鲁克最近邀请《财富》杂志特约编辑布伦特·施伦德(Brent Schlender)在克莱尔蒙特他的家中度过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是在他的生日前两天，而这位教授的情绪很好。你可以辨别一下，因为他所说的第一件事是，他无疑能够对预先交给他的一份问题和话题的清单作出改进。
您说，美国经济如今遇到深刻误解。您能否举几个例子，说明你所指的是什么？
美国经济的结构与每一个人所认为的截然不同。看来没有人认识到，我们输入的就业机会是我们输出的就业机会的两倍或者三倍。我所说的是来到美国的外国公司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最明显的是外国汽车公司。仅仅西门子公司在美国就拥有6万名雇员。我们输出的是低技能、低报酬的就业机会，但输入的是高技能、高报酬的就业机会。
可是，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难道不是更高得多，而把更多的制造业移往国外难道不是有损我们的贸易平衡？
工资成本如今仅对很少的行业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也即劳动力成本占产品全部成本20%以上的行业，比如纺织业。我不清楚，在一件典型的美国产品的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多少比例，但这个比例是很小的，并且正在不断缩小。以汽车零部件为例。因为我的咨询工作，我偶然得知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之一的内部成本结构。他们告诉我，在这个国家生产——或者或许与位于得克萨斯—墨西哥边境的一个美墨联营工厂联合生产——汽车零部件仍比进口更便宜得多，因为汽车零部件虽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其设计和制造也是技能密集型的。既然情况如此，你在这个国家生产仍然更有利可图。因此，认为劳动力成本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主要原因的信念仅对很少一部分行业来说是站得住脚的。
所以，把产品拿到美国以外生产的企业是较落后的企业。对许多更先进的企业来说，美国仍是世界上进行生产最便宜的地方。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资和薪水是如此之低。我们的工资和薪水并不低。可是，员工的津贴比欧洲更便宜得多，美国工人也更灵活得多。我不仅仅指在这儿，你能使从事会计的人们从事工程技术；我所指的实际上是使人们从芝加哥迁居洛杉矶。你不敢在德国尝试这么做。他们不会迁居。这是他们的巨大而限制性的员工津贴的荒谬副产品之一：让某人留在鲁尔无事可做比让他迁往斯图加特从事一份实际的工作更便宜。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
因此，我所说的“无形”成本正在迅速地开始变得比直接的劳动力成本更重要。这种“无形”成本是指养老金开支、各种津贴和医疗保健开支，尤其是迄今没有人评估的某种东西，我称之为“报告”开支，它们主要地与遵守规章、税制、劳资关系要求等等有关。
认为美国存在失业问题的广泛印象是否正确？
看来没有人认识到，我们的劳动力在我们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迄今高于工业化世界的其他任何国家。我们的长期失业率在西方是最低的。我们的失业多半不是长期性质的，而是短期性质的，人们在两份工作之间所度过的时间至多只有几个月。而且，在我们这儿，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轻易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是最高的。就像欧洲很多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是没有失业的。现在他们可能全都找不到他们所喜欢的工作，他们也可能找不到第一年就拿7万美元年薪的工作，但他们被雇用了。最后，只要你回忆一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没有引起动荡的情况下，吸收了所有希望工作的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让我们谈谈美国经济的生产力。衡量生产力的数字正在不断上升，即使在这个增长呆滞的时期也是如此。
我不认为，你能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生产力改善的数字。但毫无疑问，我们在制造业看到的宗旨和制度方面的某些基本变化或许比得上1920年代的工业革命。变化正在发生，但促成变化的不是计算机化以及字面意义上的自动化生产，而是系统化生产。在过去，增加你的生产力的方式是专门化。如今我们设计制造系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设计分配系统的方式不是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而是使之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此外，新的制造系统使灵活性成为本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根据我们目前衡量生产力的方式，这种灵活性实际上可能造成直接生产力的损失。
请你注意，这些统计数字所衡量的是工作完成后的生产力，但它们并不衡量工作不能完成时的生产力损失，诸如在你调整一个工厂的设备以制造某种不同东西的时候。我怀疑，生产力的增加实际上高于我们所看到的数字，因为新的、更灵活的制造过程几乎消除了制造必须停止的调整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调整时间已从3小时缩短到4分钟。这一点在我们的生产力统计数字中并不显示出来。这种统计数字也不表示能够改变生产组合的价值，因为它们所关注的是传统大规模生产行业的纯产量。我们迄今并不完全知道，如何衡量我们的某些较新行业的生产力。
知识工人的生产力如何才能得到衡量和改善？
实际上没有人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考虑白领工作的生产力。可是，每当我们真的考虑白领工作的生产力，这种工作是可笑地没有产出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目前我的工作多半与大学、医院和教会有关，它们是三个最大的知识工人雇主，而它们的生产力是令人忧郁的。这部分地是因为，知识工作根据定义是高度专业化的，而这意味着知识工人的利用往往是很低的。
知识工人的低效率部分地是19世纪一种信念的遗产，这种信念认为，一个现代公司努力为其自己做一切事情。谢天谢地，现在我们发现了外包，但我也想说，我们迄今并不真正懂得如何恰当地外包。大多数人从削减成本的观点看待外包，我认为削减成本是一种错觉。外包所起的作用是极大地改善仍为你工作的人们的品质。我认为，你应该把能够进入高级管理层的专业人士所不懂的一切工作外包。如果你把工作外包给一个全面质量控制专家，他一年48周为你和其他许多客户就某件他认为是挑战性的事情忙碌地工作。一个为本公司雇用的全面质量控制员工一年仅忙碌6周，其余时间是在撰写备忘录和寻找项目。这是如果你外包你实际上可能增加开支的原因所在，但你也获得更好的效益。
许多高技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尤其是对更少的人学习工艺技术感到担忧。这是否使您感到忧虑？
情况确实完全如此。可是，他们忘记了两件事。我们是惟一存在一种非常重要的继续教育制度的国家。这种制度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而且，我们是惟一的年轻人很容易从一个领域换到另一个领域工作的国家。这一点在日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你是会计师，你就是会计师。这一点在欧洲同样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这一点在这儿很容易做到。
所以，与欧洲不同，我们美国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存在于员工自己的组织之内。我觉察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我的欧洲朋友进入这个国家后，他们因为自己所面临的成功前景而感到不知所措。请考察这儿许多人的职业道路，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从事过销售、设计和不同产品类型方面的大约五六个不同的工作。相反，西门子公司的首脑在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前，从未担任过德国之外的职位。
您如何看待最近所谓的经济衰退？
过去3年我们所经历的无疑不是经济衰退。这是一种变迁——一种具有许多不协调性的变迁。让我告诉你一件简单的不协调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出生率，我们的年轻人将减少，但因为移民，我们的年轻人将更多。对受过教育的美国年轻人来说，目前不存在经济衰退。可是，移民的技能是不适当的：他们有资格做昨天的工作，而这些类型的工作正在逐渐消失。
这种情况对未受教育的美国城市黑人来说也造成了特别沉重的压力。他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拥有的机会阶梯正在消失。当布什先生谈到制造业危机时，他所说的正是未受教育的美国城市黑人的这种机会阶梯的消失。可是，这一点并不涉及其他任何人。而且，制造业事实上不存在危机：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产量在过去10年里翻了一番，即使工厂的就业人数是下降的。所以，我们的生产力改善必定与从旧的制造方式转向新的、更系统化的制造方式有关，而新的制造方式恰巧需要较少的非熟练工人。
听上去您对美国经济现状相当乐观。您是否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
哦，是的。我所看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完全依赖外国资金来弥补我们政府的债务。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主要债务国欠下以其自己的货币计价的债务。这在经济史上是没有前例的。相反，日本所欠的全部外债是以美元计价的。现在，如果你降低美元的价值，日本经济会得益，因为他们的进口品变得更便宜得多。此外，他们的债务的价值也下降了。投资于美元的个别日本公司会遭受损失，但总体的日本经济会得益。可是，既然我们欠下这么多以我们自己的货币计价的债务，而我们被迫使美元贬值，我们对这儿将发生什么毫无经验。我们迟早会找到解决办法。
此外，目前世界上存在数量巨大的剩余资本，但没有效益很大的投资项目。资本的供应大大超过需求。所以，目前存在一个拥有过重资金并且极度需要回报的非常紧张不安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可能变得易于恐慌。我们没有用于这种情况的经济理论或者模式。
美国是否仍在为世界经济定调子？
美国的支配地位已经结束。正在出现的是由以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为代表的集团组成的世界经济。这种世界经济不存在一个中心。印度正在非常迅速地成为一个动力室。新德里的医学院现在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的技术毕业生与世界上的任何技术毕业生一样优秀。此外，对印度的1.5亿人来说，英语是他们的主要语言。所以，印度的确正在成为一个知识中心。
相反，中国的最大弱点是其受过教育的公民所占的比例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在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只有150万大学生（译注——原文如此）。如果他们达到美国的比例，他们会有1200万或者更多的人在念大学。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是非常训练有素的，但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而且，中国还有广大欠发达的偏僻地区以及过剩的农村人口。是的，这意味着那儿存在巨大的制造业潜力。然而，在中国，吸收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而不引起动荡的可能性看来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你在印度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吸收过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令人惊异的任务——印度的农村人口已在没有引起任何动荡的情况下从占总人口的90%减至50%。
人人都说，中国有8%的增长率，而印度只有3%的增长率，但这是一种完全的误解。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情况。我认为，印度的进步给人的印象远比中国的进步深刻。
信息技术对企业的最重要影响是什么？
信息技术迫使你更合乎逻辑地组织你的决策过程。计算机只能处理答案为是或者否的事情。计算机不能处理可能性。不过，重要的不是计算机化；重要的是你必须使你的决策过程变得有条不紊。你必须在用计算机处理之前进行思考，否则计算机干脆会罢工。
这种被迫的有条不紊具有某些缺点，因为它往往迫使人们变得过于简单化。此外，得出经营决定的过程并不始终系统得足以得到计算机的支持。你必须使决策者说出心中的设想，使这些设想详尽地进入决策过程，并有一种核对这些设想的方法，只是此后一台计算机才能帮助你处理这些设想。较年长的主管发现，必须变得那么直言不讳是折磨人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变得直言不讳。此外，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许多决定最终是上司在紧迫情况下作出的。
鉴于在企业如何计划和经营方面的所有这些系统变化，您是否认为首席执行官的作用和地位同样正在改变？
在每一次经济繁荣中，总是存在一种把首席执行官当作英雄崇拜的倾向。聪明的首席执行官井然有序地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管理班子。可是，许多受到如此高度尊重的名人首席执行官并不懂得，一个班子是什么。此外，首席执行官报酬的膨胀对管理班子的概念造成了非常实际的损害。我在克莱尔蒙特大学有一个培训主管的计划，参加这个计划的典型学生是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的主要部门的总经理，他们的报酬非常丰厚。可是，公正地说，他们鄙视自己的许多首席执行官所获得的过高报酬。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有一次说，一个公司的高级经理的薪水应该是普通工人的20倍。如今高级经理的薪水更可能是普通工人的400倍以上。我所说的不是工厂底层员工的怀恨感情。他们深信，他们的上司无论如何是坏蛋。我所说的是难以置信地大失所望的中层管理人员。所以，目前的首席执行官危机是一种严重灾难。让我再次引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话，他说，“首席执行官只是一个受雇的人手。”这正是如今的首席执行官已经遗忘的话。
回顾您的生涯，是否有任何事情是您想做而未能做的？
是的，有很少一些事情。我能够写的许多书比我确实已经写成的更好。我的最好著作将是一本题为《管理的无知》的书，而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写它。
我并不感到遗憾的是，当亨利·卢斯(Henry Luce)邀请我担任《时代》杂志的外聘编辑以及后来担任《财富》杂志的总编辑时，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我希望继续教书，我也希望进行我自己的写作。一旦你为一个出版物工作，你就不能进行你自己的写作。
我也对我应该获得但未能获得另一份工作感到高兴。在本宁顿学院任教后，我计划与一个朋友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他正在创办一个有关美国研究的系。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否决了拨款。他是一个开支削减者。我已经得到学校董事会的批准，也已经签了合同。所需的只是艾森豪威尔的签字。在我被告知得不到这份工作的那一天，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进入116号大街下面的地铁，在那儿遇到在纽约大学执教的另一个老朋友。他告诉我，他将去哥伦比亚大学寻找一些教师，以帮助他为纽约大学的一个管理研究生院配备师资。甚至在我登上地铁之前，我已签署了合同。我正是这样成为一名管理教授的。所以，事后看来，我对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没有到手感到极其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