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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大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本阶级利益的需要，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奉行“两党一致的原则”，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两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两党代表了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各有一套政策思想。政党界限是美国内政、外交的主要政策分野之一。了解、研究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对策，更好地处理同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美国两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一致性
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它们在对待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上有很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它们都奉行反共主义。
十月革命后，美国社会随即出现了反共产主义思潮。无论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对苏联持敌视态度。二战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增多，反共主义更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经常性内容，甚至一度出现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极端反共思潮。反共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会毫不动摇地贯彻这个原则。而且两大党内都出现过极端反共的现象，共和党有麦卡锡主义，民主党则有麦卡伦主义。在整个冷战中，虽然出现过代表不同政策倾向的各种主义，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它们都是一致的。直到70年代末，美国公众在评价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时，认为遏制共产主义非常重要的仍占多数。持这种看法的1978年占被调查者中的60%，1982年占59%，1986年占57%，1990年占56%。（注：参见米若斯拉夫·尼恩西克：《民主与外交政策：政治现实主义的误解》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冷战后，反共主义在美国依然有影响，并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比如对华政策，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人，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以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强大了会威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在美国曾一度盛行的“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思潮，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反共主义的因素。美国政府所热衷的人权外交更是含有反共主义色彩。
两大党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有相当的差异，代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内政外交上有分岐，但都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二战后，在美国社会中发展起来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即自由保守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第一，信誉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第二，恐惧共产主义。因此，“一致拥护在国外遏制苏联威胁的对外政策是美国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一致的一部分。”（注：〔美〕杰里尔·A ·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360—361页。 367页。 ）两大党在“恐惧共产主义”上的一致性使得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显得微不足道。其次，冷战期间美苏尖锐对立的状况更强化了两大党的反共意识。所谓的苏联威胁使得冷战期间外交在美国处于优先位置。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在存在所谓苏联威胁的情况下，反苏、反共成了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第三，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使反共主义有市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组成的大杂烩，而且历史短暂，没有时间从容地消化各种外来因素，因此政治上的共识、意识形态的基本一致性是维系美国社会保持“一体化”的纽带。任何对这种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坚决反击。共产主义正属于那种可破坏美国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性的因素，而民主党和共和党无疑都属于代表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政治力量。最后，宗教的影响使反共产主义更具有了社会基础。宗教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一股有影响的势力。马克思主义是与宗教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历史上天主教就极其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在美国两大党中，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对党的政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上述几方面原因决定了两大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一致性是主要方面，并且远远大于差异性。
二、两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差异
尽管美国两大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性更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
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之前，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完全表现在对苏政策上。两党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典型事例是在承认苏联问题上。1921年共和党上台，直到1932年下台，未承认苏俄或苏联政府。而在此期间，存在着承认苏联的国际环境。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承认苏联，在英国带动下，许多国家在同一年承认苏联。1933年，民主党罗斯福政府承认苏联，表明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比共和党开明、务实一些。
在国家利益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左右翼政党携手一致，这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就组成了联合政府。在美国，虽然是民主党执政，但其外交政策也得到了共和党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两党在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力量的问题上仍有分歧。比如对待中国共产党，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民主党人）曾主张将美国提供的部分租借物资拿来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并让之参加对日作战，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从而促使史蒋矛盾激化。为调处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共和党人）为他的个人代表来华，赫尔利坚决支持蒋介石，促使史迪威被召回美国。随后，赫尔利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他的对华政策主张，即扶蒋反共。史迪威与赫尔利的所为虽然更多地代表他们个人的思想倾向，但与他们的党派归属也有一定关系。
冷战前期（1945—1968）是两党对社会主义政策高度一致的时期，但两党在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处境却大不相同。杜鲁门民主党政府一直受到共和党的攻击，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软弱”，搞“绥靖主义”。“杜鲁门正是考虑到要避免被人说成是对共产主义手软，才决定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以前向北推进越过三十八度线；这就使他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那场听任朝鲜分裂的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肯尼迪也曾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但是比较起来，民主党的总统们更经常被自己的反共言论搞得进退两难。（注：〔美〕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7，240页。）
实际上两党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比如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国内就如何对待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势力有过一番争论。1950年初，民主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无意在台湾拥有特权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这一表态遭到了美国军方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
1952年大选中，共和党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软弱，还断言是民主党领导人出卖了东欧并抛弃了蒋介石，有意在暗地里为共产主义在战后的扩张开辟道路。1953年，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提出“顶回”政策，意思是，不仅要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而且还要通过顶回等手段来使共产主义势力退回去。（注：〔日〕信夫清三朗：《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795页。）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是个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人，十分强调意识形态。1953年1月他提出“和平演变”的政策思想。1954年1月他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 意思是：今后无论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侵略行动”发生在哪里，美国巨大的报复力量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或中国的心脏地区。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也能体现出两党政策倾向的差异。1962年中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华盛顿发生了一场有关对中国粮食政策的辩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大多主张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保守派则主张美国应趁中国之危加紧压力，以促使内部起变化，而不应该帮助中国渡过难关，而且向中国提供粮食对苏联有利，减轻了苏联的负担。
以1968年美国在越战的失败为标志，冷战进入后期，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复存在，两党围绕对外政策特别是冷战政策争执不休。两党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华政策。在缓和中美关系上，虽然两党都意识到应当同中国缓和关系，但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没有胆量提出一项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被指责为“亲共”或对“共产主义国家持软弱态度”。而像尼克松那样以坚决反共和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闻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打开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大门时倒反而无所顾忌，并且也容易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后来民主党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在国内受到了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一部分共和党顽固保守派的反对。
卡特的民主党政府与里根的共和党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如何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有反共的一面，但并不是完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第三世界对推动政治民主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强的两极色彩。里根政府初期，在政治上对待发展中国家“以苏划线”十分突出，因而不大重视人权、民主等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里根政府也比卡特政府更为咄咄逼人，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制订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垃圾堆”去的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在对华政策上，里根一贯反共亲台。里根对国会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大加称赞，与当年卡特一再表示反对，有时甚至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形成鲜明对照。
冷战后，所谓的苏联威胁不复存在，外交不再像冷战期间那样处于优先位置，因此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分歧更加明显。这主要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克林顿政府的较温和的对华政策一再受到以共和党右翼为主的反华势力的攻击和阻挠。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在对华政策上有明显的不同，同共和党的相比，民主党的纲领中所提出的对华政策更受中国的欢迎。民主党的纲领提出“支持政府稳步接触以鼓励中国稳定、安全、开放和繁荣的政策”；而共和党的纲领则提出“保证将大力支持台湾对付中国可能发动的侵略。”目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两种力量，即接触派和遏制派。虽然两派的出发点都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但相比之下，接触派更强调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淡化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遏制派则含有更多的冷战思维和反共主义色彩。尽管很难将遏制派与接触派的分野与两党的政策分野划等号，但不可否认，目前奉行接触政策的是民主党政府，而共和党右翼则是遏制派的骨干。
总地来看，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较共和党温和一些，比较容易正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承认它们并与之交往。共和党尼克松政府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上走在了民主党前面，并不说明它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温和，它当时的主要意图还是利用中苏对立，联华抗苏，更好地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
（二）虽然两党都奉行反共主义，但共和党更多地表现出赤裸裸的反共倾向，并将之引伸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而民主党则较多地从民主、人权的角度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像麦卡锡、杜勒斯这样极端的反共主义者多出自共和党。
（三）在大选时的竞选纲领中，共和党更多地提出强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民主党虽然也时常提出较强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但其中为了争取选票的成分更多一些，在执行中经常大打折扣。
（四）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更多地受到共和党的攻击，并处于被动地位，而共和党则较少这种担心。这个现象本身也表明民主党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上比共和党“软弱”。
三、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存在差异的原因
两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存在政党社会基础、党员队伍和意识形态差别方面的因素，又有纯党派斗争、争权夺利的因素。
（一）思想基础和内外政策倾向的差别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影响争取选民上台执政的前提下，民主党的政策总是能更多地体现自由主义的东西，更多地有变革社会的精神，更偏好福利制度和政府干预经济，外交政策更多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对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持有更同情的立场。而共和党的政策则更多地体现保守主义的东西，通常反对福利制度和政策干预经济，外交政策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更倾向于用武力来对付第三世界的不稳定局势。自由主义的政策一般居于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历史上，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地奉行孤立主义，而民主党更多地奉行国际主义。在冷战期间，两党都奉行国际主义，但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往往低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及其威胁，重视“全球的稳定、和平与繁荣”，还重视人权、民主以及外交手段在解决争端和冲突中的作用。（注：〔美〕杰里尔·A ·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360 —361，367页。）而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则有更强烈的反共色彩。
（二）党员队伍的影响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与党员队伍也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党员队伍又反过来促使它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保持原有的社会形象，并形成自己特有的政策倾向。
经过长期的发展，共和党中以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受过高等教育者、男性公民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支持维护大企业的利益，主张限制政府对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对外事务中主张采取强硬路线和政策，尤其是他们都自我标榜为保守派。民主党人中则以劳动阶级成员、工会会员、少数民族或种族、非新教徒、城镇居民居多。这些人一般都支持采取社会福利措施，要求政府改善国内穷人的状况，对企业进行管制，对财富和权力分配要平等一些，在对外事务中主张采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但赞成限制贸易以保护就业。党员队伍的这种构成状况和思想倾向，虽然不能对党的政策的制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由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比较薄弱，因此社会的中下阶层都聚集在了相对温和一点的民主党的旗帜下。他们的思想倾向、情感、态度等对党的政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与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比较起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在内外政策上都更温和一些。
（三）利益集团的影响
在美国，政党尤其是两个大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分别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得到它们在财政、舆论和选举上的支持，因此在政策主张上就不可避免地受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工会与民主党关系比较密切，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拥有1600万会员，他们通常投民主党的票。共和党则较多地得到企业主集团的支持，如1968年尼克松竞选，共和党就得到洛克菲勒等大财团提供的258万美元的捐款。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 都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它们会对它们所支持的政党施加影响，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四）党派斗争的需要
能否执政或在国会中的席位多少对两大党来说意义重大，这既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有机会得到贯彻执行，更涉及到党的高层干部的参政机会。因此，在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和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各党会尽可能地给竞争对手制造麻烦，使其失去选民的信任，同时要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增强自己在选民中的影响。40年代末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太软弱，这也迎合了美国公众的情绪。据调查，持这种看法的公众，1947年10月时占62%，1948年3月占73%， 1948年7月占69%，1947年9月占53%。（注：参见米若斯拉夫·尼恩西克：《民主与外交政策：政治现实主义的误解》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西方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的差异趋于缩小，由纯粹是为了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所带来的政策分歧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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