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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8)-06-0117(05)
一、美国模式的危机和美元
最近几年的世界经济，在一种温和增长的表象下，暗流汹涌。2007下半年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的全面爆发，是一轮积蓄已久的金融危机的肇始。从当前美国经济的现状和通胀趋势来看，上世纪60、70年代的“滞胀”(Stagflation)重现已经趋于明朗，这必将给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带来较大的冲击。乔治·索罗斯甚至认为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当前局面追根溯源，需从美元霸权①和美国政治两方面着手。
1973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的崩溃，意味着美元发行与黄金储量脱钩，也同时成就了美元“没有制衡的权力”。[1]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及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高速经济成长，构成了对美元的旺盛需求；进入80年代直至本世纪初，随着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四国”的经济起飞，世界范围对美元的需求得到了延续。但如笔者在另文中的分析：这些滞后发展的大国对外汇的需求，可能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最后的好时光”。现在，随着这些大国(特别是中印)对外汇需求的迅速饱和，②美元“好时光”结束的时候已经到来，甚至比预想的还要早。
“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作为被无数事实所印证的政治格言，在经济领域同样适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被索罗斯称为“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对美国长期利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进行无节制信用扩张的一个“总清算”，这的确也体现了自然法则的公平性。这些后果，作为拥有大量经济、金融顶尖人才的美国，预料到并提出预警的人并非个别。但为何美国的决策层都会有意甚至不计后果地热衷于货币扩张政策，这有必要从深一层的美国政治现实透视一二。
美国的民主政治在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和垄断上确有惊人的制度上的完备。特别是二战后为防止“罗斯福连任效应”而修宪所规定的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在杜绝最高权力个人长期垄断的同时，却又不经意间使政治和经济的互动陷入了一个怪圈。上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的常规性赤字财政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60、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为冲破困境，尼克松上台后曾试图以从紧货币政策压制通货膨胀，却因经济衰退而选择半途而废。1976年当选的卡特，坚持推行高利率、低财赤，基本消灭了持续长达近20年的流动性泡沫，对里根后期和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一个遗憾的结果必然是，伴随上述政策所导致的社会经济阵痛，卡特连任失败。正如尼克松所感叹：“通货膨胀从不曾击败过任何一届政府，但是经济危机却可以。”[2]2000年布什的当选无疑成为美国经济的灾难。为应对股市泡沫破裂所引起的经济衰退，上台伊始他便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严重赤字的财政政策，以期在短期内刺激经济而谋求连任。作为美联储和格林斯潘，本来至少从形式上具有一定超脱于白宫的地位，但实际运作中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白宫的示意和压力。结果是，联邦基金利率至2003年被连续降低到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低位——1％。在这个过程中，负面效应不断凸显：股市，房地产，商品市场，一个个危险的泡沫接踵而起。特别是不当减税和随意发动战争所激增的军费，使至2007年底，美国累计财赤高达91000多亿美元，③占GDP的69％。国际间，严重的双赤字直接表现为美元汇率短短几年接近40％的急剧贬值，美元信用已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卡特们”的落选和“布什们”的连任昭示了一个解不开的结：如要采取长期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因短期经济阵痛和一般民众的短视而牺牲总统个人(也许还有美联储主席、国会议员)的政治前途；如为攫取个人利益而行急功近利之策，对国家社会又必然是竭泽而渔，贻害久远。这里引出的严肃问题在于：美国经济居于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跑地位，它的盛衰直接决定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周期起伏。鉴于美国政治的现实，把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前景系于其总统和议员们的个人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高低上，显然不符合一种最基本的理性逻辑。可以预见，只要美国和美元的全球地位不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个问题将在未来持续地严重困扰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基于美国选举政治的现实，美国的决策者总是倾向于利用“美元霸权”进行其任内短期经济的提振，而刻意忽视美元流动性膨胀的远期危害。但是，和政治领域一样，权力滥用的结果，必然是最终失去权力，即美元全球经济霸权的弱化和丧失④是一种随时间推移的确定性结果。而从现在来看，美元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
二、中国经济的问题和汇率市场化
2007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⑤其中对美国和欧共体分别占19.1％与20.1％。外汇储备至年底已达1.53万亿美元之巨(美元约占60％～70％)，并可能在今后长时间内由于经常项目盈余和外资流入而持续增加——这在当前和将来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甚至潜伏着某种危机。现今巨量的外汇储备只是一个表面性的结果，它所揭示的，却是中国经济长期内、外两方面的失衡，即内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外在的国际贸易不平衡。
在这个“改革开放”业已30年的又一次历史选择点上，一个严肃的观点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是对内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对外促成建立世界经济良性发展格局的必然路径。
1.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及其紧迫性
中国2007年GDP为24.6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11.4％，这已是连续5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这种多年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引致的投资发热，另一个则是强劲的外部需求所带来的净出口跃升。2007年GDP的3种需求组成中，投资占56％，净出口占8％，消费GDP占比仅为36％。而5年前即2002年，同样的数据分别为38％、2％和60％。数据对比显示，中国经济中消费滞后、投资和出口畸高的结构性不平衡近年随着经济发展还在加剧。几个可能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保障发展长期滞后，民众在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对未来的不安全感抑制了消费；二是中央政府在保障就业率的压力下对于高经济增长率的偏好，而各地方政府为表政绩更争相效法，以力推投资和出口取得“立竿见影”的地区经济增长；可能还有一个文化方面的惯性，即由于改革前的长期经济贫困，中国民众更强化了一种已有几千年历史渊源的“勤俭节约”的民族性，而且高储蓄在中老龄人口中特别普遍。
正常的，或者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在社会消费的需求拉动下，社会投资予以跟进，这实际是市场经济学中供需关系的要义，即需求决定供给。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时期的凯恩斯经济学，为供需关系的运用在实践中提供了一种变通：即当遭遇严重的经济周期性衰退时，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提升就业。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这是应对严重经济低谷的一种短期性措施，不能作为长期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政策。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可以强化工业产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相应带动就业，但如果长期施行，将引发产能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甚至发生局域性通货紧缩。尤其是，中国近几年以工业和房地产为主的投资热，并非源于之前的经济不振或衰退，而是基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内部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希望“加快”经济发展以及保障就业的主观动力；外部为以美国为主的无节制的需求膨胀。内外因素的同时作用表现为中国在投资过热和出口猛升的推动下几年来经济总量迅速跃升，但GDP结构由于国内消费的大幅滞后，不平衡性还有所增强。最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投资热对于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的严重透支可能会给国家带来长期的影响，而且很难进行量化计算。中国近几年一些严峻的生态数据和灾害频率的上升，已经呈现出某种示警。
有必要细致地分析一个重要数据。中国2007年物价指数(CPI)全年涨幅达4.8％，但食品和居住上涨之和即占到4.6％，所以，该年的通胀基本就是农业消费品和房地产的上涨。这就是说，其他包括大量工业消费品在内的价格上涨仅占0.2％——即这些领域实际还显现出一种轻微的通缩。食品和居住的局域性通货膨胀强势上升之时，工业产出却呈现出一种产能过剩的危险征兆，这彰显了内部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在高速经济发展中的加剧。更要留意到，中国这几年的工业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强劲的投资增长中，有多少是流向出口型产业，虽未有具体数据，但可以肯定亦有相当比例，这将进一步强化出口依赖。2007年之前由于以美国及欧共体为主的外部需求强劲，投资增加的产能基本可以被有效地吸收。但随着现在外部经济进入衰退周期，而国内消费的长期滞后格局也无可能短期内改变，这些工业性过剩产能的出路将面临较大的问题。如果现在实行市场化汇率，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等领域的输入型通胀；另一方面，利用因汇率变化而减少的外部需求压缩过剩工业产能并抑制相关投资，降低通缩风险。即是说，可以对长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做一种具有“剪刀差”效应的快速修正。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主动借助市场的力量对产业进行强制性升级。在非市场汇率的保护下，毋庸置疑，作为追逐利润的微观经济体，中国很多出口型企业往往长期满足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级工业消费品生产和出口；而在浮动汇率所导致的价格竞争优势减小后，这类企业或者被淘汰，或者为生存而被迫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须知，只有这种由市场导向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在现实中才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一国经济在起步和初始积累阶段，有必要对大量的低级产业进行保护甚至鼓励；但对于今天已具有相当规模，并正致力于环境友好型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主动并且果断地对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尤具有必要性。
2.促进建立世界经济良性发展格局
有一种说法称之前的世界经济呈现一种“双轮驱动的格局”，即美国的需求和中国的供给可以不断地给经济引擎注入动力。现在来看，这种局面已经破产，美国也开始受到需求过度扩张的惩罚，但不知中国是否会步其后尘(当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即过度供给)？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从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来说，美国和中国大致处于两个极端：前者以世界顶尖的科技实力和创造力引领生产力的进步，已进入“前信息时代”；后者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核心优势，拥有大规模的中低端制造业，正步入“大工业时代”。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必然的趋势是：一般消费品的生产部分，主要将逐渐由中国承担，而美国在集中于科技创新的同时，中低端消费品产业将逐渐空心化。从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的确如此。表面来看，这种分工不可谓不合理，但不幸的是，由于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这中间有一个“度”的问题几乎难以把握。由于一般产业的竞争劣势，美国必然因淘汰或国际转移导致此类产业的空心化，随之带来低层劳动力的失业加剧，并更进一步强化对消费品的进口依赖。[3]而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竞争优势，又在投资激励和外部需求的推动下，不断加深出口依赖。如前面所分析，当美国的高端产品出口不足以抵消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时，由美国的选举政治现实所决定、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对美元信用的滥用，就成为填补贸易赤字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却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投资和出口依赖而“不知疲倦”地大量吸收着这些过剩的流动性。这种一端过度需求，另一端过度供给的严重不平衡，实际就是所谓“双轮驱动”格局的实质。此次美国“次按”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能在时间点上宣示了这种不可持续的格局的终结：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和信贷紧缩必然严重打击内需，致“前轮”脱轨；而中国等供给国对美元需求的基本饱和，意味着“后轮”也行将消失。
在这个纸币本位的时代，所有的外汇储备，只有用于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时，才会发挥其效用，否则无价值——这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观但体现本质。经常项目外汇的获得是贸易顺差的结果，但只有最终对外使用，才能够抵偿获取外汇时本国在资源、环境、人力等诸多方面的损耗与付出，达到一种平衡。否则，当外汇累积过度而远远超出正常的进口和投资需要时，会遭遇兑现的困难，出现外汇财富“空洞化”的远期危机。最近的事实是，中国不论是国企还是主权基金，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在进行有价值的权益投资时，常常遭遇各种壁垒和阻挠。这种现实说明，各逆差国基于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肯定会给这种财富兑现设置种种障碍，即使所宣扬的“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也常常是作为实际经济考量的一种藉口。
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的总体经济特征与既有世界经济分工决定了中国外贸顺差在今后长时间内将继续增长，这会令情况更加危险。应该说，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化解中国外汇储备严重过剩的危机并进而促成建立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治本之道。这是因为，第一，市场化的汇率所产生的价格杠杆，可以立即成为客观且实时的贸易“调节器”，自然改善经常项目顺差畸高的情形。第二，为中国民间资金的国际投资扫除关键性障碍。在这个资讯信息流动高度发达的时代，大量的民间过剩资本将可以自发地在世界范围内自行选择投资渠道。一个事实是，比之诸如笨拙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出海”冒险和主权基金的四处碰壁，民间资本因规模上相对分散，在逐利的灵活性、隐蔽性和效率方面要高出很多，亦较少遭遇前者鉴于其政府背景而在国际投资中所必然引起的政治防范。第三，真实的人民币市场汇率，必然使美国(或其他国家)任何可能的过度需求受到抑制，也可使中国自身的过度供给受到制约。也就是说，只有完全摒弃类似于“双轮驱动”的旧经济格局，才能催生出各国对自身消费“量入为出”、在国际间保持贸易和收支平衡的世界经济发展良性新格局。
是否应担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可能的短期升值，会对中国已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带来贬值效应？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眼光显得狭隘。对以美元为主的外汇的有效保值，就长远来说，决定于美元是否能保持币值稳定。近期美联储在伯南克的把持下又毫不犹豫地开始巨幅降息，似乎每次经济衰退“一降就灵”的老经验仍然屡试不爽。而伯南克之所以现在还敢于这样做，是因为那把威力巨大的“市场之剑”还没有显形——中长期国债利率。美元低利率导致美国通胀2007年已高于4％，但作为房贷、汽贷等消费借贷利率基准的美国十年期国债却仍徘徊在不到4％的低位——这肯定是一个暂时性的市场无效率。[4]由廉价货币成本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是主因，但中国、日本等的大量“贸易美元”，都对这种市场畸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底持有的美国国债为4776亿美元，占外汇储备达到31.2％。这显示中国在外汇财富的保值方面，缺失一套系统有效的长期性金融战略。不同于中、日等储蓄型国家，美国是一个借贷型的过度消费国，有很强的低利率偏好。[5]只要以中长期国债为代表的市场利率不最终大幅上涨而彰显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的“降息魔术棒”就会无限期地挥舞下去，而结果是美元币值将可能发生陡峭下跌——这才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所面临的最大风险。鉴于当前美国的滞胀情形可能比1970年代还要严重，要挤干流动性泡沫，估计中长期国债利率至少要上升到80年代初的10％以上。就中国来说，以人民币自由浮动为主(提高美国的输入型通胀)，辅之以停止购买甚至减持美国国债(推高利率)，坚定地用市场化手段最终迫使美联储升息以稳定美元，才是规避当前外汇风险的最佳手段，而不应为追逐美债一年3、4个百分点的小利反贻害大局。
3.人民币自由浮动在近期内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应对
第一是对就业的影响。由于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以购买力计较为低估，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美元的持续疲弱，故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化的初期，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甚至一步到位的升值。这肯定会使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减弱，相当幅度地削减经常项目顺差。鉴于以劳动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出口特质，最终结果，可能会增加国内的就业压力。幸运的是，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预想的糟糕，两个原因：首先是当今中国消费品出口以其巨大的品种和数量在国际市场占近乎垄断的地位，即使因汇率变动带来价格上涨，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的替代品在规模上进行填补即需要数年时间；再者，美、日、欧共体等本身的中低端产业在过去数年已主动或被动地(因竞争劣势)大量消失，即使存在较强的经济诱因，其产业断层也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这两点构成了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在相当时间段内的刚性需求，而这个时间上的缓冲可以大大减小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型就业的负面冲击。所以当前的时机很重要，实行汇率放开正逢其时。最近，中国由于各种成本上升已经出现了此类产业的外资撤离后转往印、越等国的趋势；如待几年后这些国家的类似出口产业链建立完备，中国出口商品的刚性需求将大为降低，上述缓冲恐将消失。在及时利用当前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同时，缓解就业压力的内部措施亦不可或缺：一是产业政策倾向要从工业投资切实地大力转向发展第三产业。中国现正在加速重工业化，而对比之前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重工业属资本密集型，对就业的拉动远小于前者。以服务为特征的第三产业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又属无污染行业。可以说，这是一个就业与环境双赢的良方。第二个措施是社会保障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大力度倾斜。这个群体的就业主要集中于农业和低端制造业，故出口减缓对他们冲击最大，也容易增加社会不安定。在失业保险、养老、医疗等方面，国家财政需最大限度地给予帮扶或救助；而在最重要的再就业培训中，更应有意识地把这些劳动力全面导向第三产业。数据显示，中国的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目前仅占10％，而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相关数据分别为39％、37％和35％。可见在加强社会保障以应对失业及强化再就业培训等方面，中国还有不少的空间。
第二是国际资本自由进出可能引致资产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近几年出现了主要由投机力量主导的严重过热，已引起政府方面的高度警惕。从2005年以来远高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外汇储备增长来看，国际投机热钱的进入对于不动产和金融资产的快速膨胀起到了明显的作用。除了近几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所呈现的机会外，进入中国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由美元疲弱和人民币限制性浮动所带来的持续的升值预期。此类非生产性金融资本以各种方式进入后，必然要寻找流动性较好的驻足点，而股市和房市肯定是最佳选择。客观来说，中国的房地产，不论本身质量还是外部环境，与欧美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而资本市场更属新兴市场，不论公司质量、市场架构还是监管水准均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因素，都从本质上决定了外部热钱投机行为的短期性。就中国当前而言，不论是房市还是股市，显然都已处于一个泡沫化的周期顶峰。近期种种迹象显示，此类灵敏的投机资金，正在寻找适宜的时机和方式撤出。当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开始时，可能就是这些资金全面撤离之时。局部来看，这似乎有一些“损己利人”，但从全局来看，一个良性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而非理性的证券市场更会严重影响到广大的普通民众。这些领域的泡沫泛滥将威胁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必须以各种可能手段加以压制或疏导，防止其无限扩大。外部投机资金的撤离固然会带走一些风险性利润(从理论角度讲是公平的)，但这与严控中国日益过热的资产价格相比，后者远重于前者。重要的还在于，面对中国已有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以及强大的政府力量，任何国际投机力量都没有胜算的概率。这种内在的实力，是中国现今可实行浮动汇率而又能抗御任何外部风险的既有基础。
社会经济管理是最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特别是在汇率市场化以后，一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因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莫测而受到持续的外界影响和干扰。就中国自身而言，只要在特别是粮食、住房和水资源等几个具体的重要方面密切注意，牢固把握，应无较大的远忧。
三、结语
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国策，但这又是作为一个正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的世界大国现在或将来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了根治中国长期存在的投资推动型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缓和欠缺质量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更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的均衡发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彻底解决，已经是决策当局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其实，人民币自由浮动所代表的货币开放，实质是标志了中国经济宏观至微观的各个层面最终完成全方位的开放，开始真正接受全球竞争的考验。30年前至今是改变中国经济的贫弱，完成必要的原始积累和基础建设；而今天所必须面对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升级和跨越，也需要特别是政府方面更大的智慧和决心。现在来看，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创造性金融人才的缺乏，是中国今后在以金融为代表的全球高端竞争中最大的弱点和隐忧。不得不提到，中国由于长期社会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对于明显的问题倾向采取规避和拖延，而缺乏面对的勇气。但是，时不我待，且事愈大代价当然愈大。当一些短期的代价与长远的国家发展和巨大的民族福利相比时，前者实在微不足道！
注释：
①“美元霸权”可以定义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国际贸易支付手段)，以及作为全球性的金融货币工具(国际金融市场计价手段)。
②这里的“美元需求饱和”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是指：美元信贷对一国的国民存款吸收达到某种极限。
③有关美国的最新数据均来自美联储互联网数据：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
④更确切地说，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弱化正在加速，当弱化程度严重时，可称之为“丧失”；但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计价手段，也许在长时间内还难以找到美元的替代品。
⑤有关中国的最新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互联网数据库：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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