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久论文,战略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持久战，无论是正面战场或是敌后战场，都无例外地实行了持久战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持久战略的胜利。持久战略，作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的基本战略或最高战略，不是某一党派独一无二的创造或为其所专用。而是在本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全国各抗日党派和爱国人士在抗战军事战略问题上所达到的共识，是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的共同创造，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的结晶。当然，由于各党派在政治立场、军事思想和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抗日持久战略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战术，呈现出五色缤纷，多种多样。本文试就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及其战略原则和作战方针，作一比较研究，以求教于海内外史学界同行。
一、在历史转变关头形成的持久战略
对日抗战持久战略的理论和战略构想，反映了中国朝野和各界有识之士对中日关系、两国的特殊国情和中日战争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形成的过程。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高瞻远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以持久战对付军国主义日本侵略的主张，这可谓持久战略思想的先导。九一八变事后在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局部抗战彼伏此起的历史条件之下，各种持久战略的主张和方略应运而生，它们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揭示了对日持久战略的必要性和进行持久战的方法，但都未能完成关于持久战略的整体性理论。
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经历了一个由酝酿、提出到发展形成的过程。大体上，这个过程开始于1935年，完成于1938年。这时，中国由国内战争逐步转变到抗日民族战争，国共两党由分裂走向联合，由内战转变到抗战，终于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七七抗战为标志，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全面抗战。抗日持久战略正是在伟大的民族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得到全面发展并正式形成的。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初步提出于1935年，而其萌芽则是在1934年。蒋介石在1934年7 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最早表述了持久战的主张，标志了国民党持久战略的萌芽。蒋氏在演讲中首先陈述了敌强我弱，“我事事不如人”的严重形势，说日本有“三天亡我中国”的可能；但他也指出中国通过长期抗战，定能战胜日寇。他对中日双方的基本条件作了对比，指出我方在战术、精神、统帅这三个方面都具有胜敌的条件；同时强调“无论就历史之悠久，文化之高尚，民族之优秀，人口之众多，道德之完美，土地之广大，经济之丰富等来论，哪一项来比较，日本都绝对比不上我们。尤其是就国际的环境和外交的形势来讲，我们是公理正义之所归，日本乃疑忌怨恨之所集，只要我们能自强，天下都是我们的好友，不管日本武力如何强大，事实上它已处于孤立的地位”（注：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809页。）。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以持久战可以战胜日本的问题。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有鉴于中日之间的大战势不可免，遂全面推进了对日作战的准备。蒋介石对于抗日军事战略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谋划。1935年，他考察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提出了以西南为抗战大后方，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日战略基地，以举行全国对日持久作战的设想，从而使抗日持久战略更形明确和具体。接着，国民政府初步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大体设定了全国国防战略和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这在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和《作战计划》等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述。蒋介石后来对当时确定持久战略构想之经纬，曾作了以下的回顾：“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到洛阳为止。……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注：蒋介石：《国府迁谕与抗战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53页。 ）。这就说明，国民党的抗日持久战略最初是在1935年奠定基础的。正如吴相湘教授指出的，“这就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最高战略方针的由来”（注：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9页。）。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的正式形成，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1937年8月召开的国防会议，首次正式决定了进行“全面抗战， 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战略方针。蒋介石随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公开宣告了对日持久战略，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注：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蒋总统集》，第971页。）。1938年8月，在纪念八一三抗战的讲话中，他对持久战略作了如下概括：“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注：蒋介石：《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词》，《蒋总统集》，第2089页。）。同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持久战略，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两个战略阶段及其战略任务的论断。他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注：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蒋总统集》，第1058页。）。“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是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现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之目的。”（注：蒋介石：《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蒋总统集》，第1090页。）这就使持久战略更具全面性和整体性。南岳军事会议关于持久消耗战略及其两个战略阶段的构想，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的全面形成。
中共的抗日持久战略，同样是在从国内战争向着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华北事变以后，中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路线，同时也为提出和实行新的抗日军事战略进行积极的准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8页。）。 这是毛泽东继遵义会议之后，在纠正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的再次肯定，也标志着中共抗日持久战思想已经开始提出。接着，毛泽东于翌年完成了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确立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为抗日持久战略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全面分析中日双方的情况，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二、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
五、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延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的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注：转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提案”强调指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注：转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中共中央的这个提案，是对抗日持久战略和作战方针的全面的概括和阐述，标志着中共抗日持久战略的正式提出和持久战基本要点的确立。
毛泽东接着在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 全面分析了中日两国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持久战应当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科学地回答了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去夺取最后胜利的问题，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持久战略的全面形成。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标志着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为全党所接受，而确定为中共的唯一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二、持久战略的客观依据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提出持久战略的客观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持久战略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还是建立在对中日战争作客观分析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对此，国共两党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两党均在中国、日本和国际条件这三个方面揭示了持久战略的客观根据，在认识和论断大体上也是相一致的，但也各有不同的特点。
蒋介石等人认为，中日两国的基本状况和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对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抗战。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国，资源少，但又是武器先进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但又是落后的弱国。国际方面大都同情中国而谴责日本的侵略，但真正要以实力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却有待于相当长的时日，因为国际姑息主义还在作崇。中日之战中国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必须经过一场持久的抵抗。而在这过程中，中国不得不放弃不少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在大西南建立抗战后方基地，利用持久战消耗战，取得最后胜利。
对于持久战略客观依据的分析，国民党方面的显著特点是着重强调“广土众民”。蒋介石多次指出，抗日战争一定可以得到最后胜利，“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有广大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它们是“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注：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总统集》，第1021页。）。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论述抗战前途时说：“我国面积广大，东西径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北而南兼有寒温热三带的气候，所以我国论述军事的成败，就以天时地利并举。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岳错综，平原沙漠，无所不备，所以就面积言，过去无论任何外敌，皆只能占领我一部分一时期，而不能永久占我之全部”（注：蒋介石：《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蒋总统集》，第1093页。）。同时，蒋介石又说：“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拥有全地球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是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以如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吞并我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凭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前仆后继的来拼死抗战，该能发生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只就这一个事实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绝对不能灭亡我中国！”（注：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总统集》，第1021页。）何应钦、李宗仁等人也持同样的见解。何应钦代表军委会阐述持久战略说：“消耗持久，则适合我之国情，如国土、人口、物资、地形等皆利于消耗持久”（注：何应钦：《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07页。）。 李宗仁则强调指出：“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去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683页。）。
中共的持久战略，则是建立在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这两部著作中，对抗日持久战的基本问题作出了非常精辟和系统的论述。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进行的。敌强我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在持久抗战过程中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敌小我大，决定了敌经不起长期战争，必然凭借其暂时的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妄图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然而，敌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天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世界极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失道寡助，这就注定了它必败的命运。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持久抗战的人力物力和广大空间，特别是我国处于进步的时代，加之抗战的正义性，得道多助，所以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中共认为，正是中日两国这些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抗战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
如果说，国民党的持久战略主要强调的是广土众民和地理条件，那么中共的持久战略则更侧重于强调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作用。显然，两党对持久战略客观根据的分析，侧重点是各有不同的。在中共看来，中国抗战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国坚持持久战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特别看重这一点，他强调说：在这个时代，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处于大崩溃的前夜，因此不论日本如何猖狂、如何挣扎，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如日方升”，“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十五年以来的经验”（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9—420页。）。因此，中国尽管弱，但却具备坚持持久战的一切必要的条件，而且最终必定战胜日本。
国共两党对持久战略客观基础认识上的差异和着重点的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抗日观，引出了战争指导方针上的不同方向。中共注重“时代的特点”，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强调发挥“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在持久战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制定与执行“新的抗日政策”，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国民党强调“广土众民”，于是提出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口号和作战指导思想。两党在战略问题上的异歧，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三、“三阶段论”与“两阶段论”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中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持久战夺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在这方面是有其共识的。“持久消耗”作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即“最高战略”，两党的认识也是一致的。那么，持久战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持久战在其发展历程中将呈现何种阶段性，如何在不同阶段的战争特点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具体战略方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国共两党也有所不同；而其集中表现，则是中共的持久战“三阶段论”和国民党的“两阶段论”之间的区别。
毛泽东根据中外战史和各类战争的情况，从战争发展的趋势把战争分为三类。第一类，甲方进攻，乙方退败，战争以一个阶段完结。第二类，甲方从进攻到退却，乙方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第三类，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败退，为持久战的第三阶段。战争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性，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是属于第三类战争，“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注：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138页。）“三阶段论”的战略构想， 揭示了抗日持久战的发展形态和发展过程，成为抗日战争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的持久战略是“两阶段论”的持久战略。他认为抗日战争按照战略和政略来划分，“只有两个时期”，广州、武汉失守以前为第一期，武汉失守以后为第二期。他确定：战略“防御的战略乃是第一期——前期抗战的战略。进到第二期——后期的抗战，我们的战略，应当是……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注：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184页。）。在他的战略构想中，战略防御直接转变到战略反攻，中间无需战略相持阶段。
是否承认抗日持久战必须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一个重大区别。中共的“三阶段论”认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相持阶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抗战发展的关键。“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注：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140页。）。“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 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5页。）。
中共的“三阶段论”的立论根据，是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四对矛盾的辩证演变中得出的，同时，中共还从国际上“先欧后亚”的战略格局中，揭示了“三阶段论”的现实根据。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注：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140页。）
国民党的“两阶段论”反映了其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缺乏完整的认识，带有相当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而战略阶段的划分又往往主要依据作战地域的变化而定。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把从抗战开始到南京失陷这一段时间称为“第一期”，把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称为“第二期”，把保卫武汉称为“第三期”，并准备“继续进行第四第五以至无数期抗战”（注：陈诚：《最后胜利的关键》，《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0日。）。武汉失守后，国民党虽然否定了以前的分期，但它的这个分期标准并没有稍加改变。这种以作战地域变化来分期，虽仍不失为一种分期标准，但它不能从总体上反映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正因为这样，在国民党的文献中，“二期抗战”究竟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有人说在武汉失守后或岳阳失守时，有人说在第一次湘北大捷之际。这就造成国民党对抗战形势估计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两阶段论”与对国际形势的估量不无关系，如同“三阶段论”有其国际形势上之依据一样，“两阶段论”也在国际形势上找到根据，问题在于两者的观察方法和观点各不相同罢了。在欧洲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就一再表示了以国际力量击败日本的论断，说：“虽然与它（日本）冲突得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还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但这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未到，……一旦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打击。……它就要失败，它的失败，就是我们的成功”（注：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决》，《蒋总统集》，第983页。）。此种形势判断亦不无其正确方面， 但显然是把中国抗战的发展进程不适当地寄托于国际形势的演变，从而导致了抹煞战略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地位。
四、“向国内退军”与“向敌后进军”
中日战争的战幕一经揭开，日本即挟其军事武器的优越与训练有素的军队，利用其邻近中国和长期在华经营的东北基地等有利条件，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本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一举击败中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中国的持久战必定先有一个“向国内退军”或战略退却的阶段。对此，国共两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中共主张将这一阶段定位为“战略防御”；“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注：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138页。 ）“向国内退军”和建立抗战的战略总后方，是国民党的持久战略的一个基本点。1935年，蒋介石曾设想：“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注：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四卷，台湾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4 年版， 第211页。）。为此，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一个五年计划， “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地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主要经济重心”（注：国民政府经济部《廿八年上半期工作进度报告》，重庆档案馆藏。）。同时制定开发西南、西北经济的计划。1936年初，国民政府制定了《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国防设施纲要草案》、《作战计划》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今日我国之预想敌国应以侵略我国最急，加我危害最甚之日本为预想敌国，故凡国防军事一切建设准备，当以日本为对象而筹划之”（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为此，国民政府确定对日作战的总方针是：“为保全国土完整，不得已时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随时转移攻势，相机歼灭之”（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一九三六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并设想将来对日作战，“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同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又制定了《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除明确把抗战初期主战场定在华北外，其他无大变化。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对未来中日战争的大体构想，虽未构成完整的系统，但其“向国内退军”的方针却是一以贯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继续对此问题加以阐述，1938年2月， 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指出：“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未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所有一切的土地，不作生产上的利用，就要作军事上的利用，要讲求种种有效的方法，使地能尽其利，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除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注：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总统集》，第1022页。）。这就是国民党持久消耗战中最著名的口号——“以空间换时间”的由来。“以空间换时间”的实质就是“向国内退军”。
按照国民政府的预想，“向国内退军”是向西南腹地退军，构筑东西向的防御态势。但在抗战初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南京统帅部并未将这个设想贯彻于战争的进程之中。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南京统帅部深察战争长期化的必然趋势，从而调整军事部署，决心实施持久战略的计划。并在武汉会战前后从理论上进一步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及其战略阶段作论证，部署向西南和西北退军，构筑对日抗战的东西向防御格局。
“向国内退军”，被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当作为“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称“采取这种抵抗方式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在幅员辽阔的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退却方法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时更有把握获得胜利。”（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简本），军事科学院1978年版，第121、122页。）纵观古今中外，应该承认这种抵抗方式在军事上是有其重大的价值的。中国远古时代黄帝对蚩尤之战，古罗马大将费边对迦太基汉尼拔之战，俄国近代名将库图佐夫对法国拿破仑之战，都是采用这种抵抗方式，并取得最后胜利。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基本上采用此种方针抗击暴日，声称：“中国持久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是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注：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蒋总统集》，第2081页。），确实比较成功地打破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但是也要看到，“以空间换时间”和“向国内退军”的方针，只是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它本身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消极性。“以空间换时间”突出强调的是“空间”即地域的作用，而忽略了积极防御的作用。它把“空间”与“时间”对立了起来，忽视了两者这间的统一性。它突出了失地的一面，而轻视了复地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战争中空间有时是可以换时间的，有时是不能换时间的；并且空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换得无限的时间。在战略防御中，空间既有失去的，也有收复的；敌我在同一空间中还有相互渗透的。所以“以空间换时间”有正确的一面，但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持久战过程中，失地与复地、复地与歼敌之间的客观关系。
“向国内退军”的方针也是这样。在中国军队实行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军力，耗散敌力待机歼敌，有必要实行诱敌深入，向内地退军。但是，持久战略的要道，在于实行积极防御，一方面积极实施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另一方面积极改革政治、军事和经济，动员全国力量支持长期抗战。实行持久战略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战略持久下的战役战斗的速决的进攻战，以逐次歼敌为主要目标。“向国内退军”是实行战略防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其目的。它没有突出运用攻势防御歼灭敌军这一中心点，因而把它作为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更是不适宜的。
中共赞同国民党的“向国内退军”方针的合理方面。中共认为，敌强我弱，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中国必定会有一个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该这样干”。（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3 —474页。）
同国民党的“向国内退军”方针相比较，中共则更强调“向敌后进军”。按照中共的持久战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主要担负正面防御，实行节节抵抗，耗散敌军，中共军队则向敌后进军，深入敌之翼侧和后方，开辟敌后战场。这是在总的战略方针下的国共两军的合理分工。同时，中国政府的军队除了以主力进行下面防御以外，也必须组织一部份主力转入敌后，在敌之后方、翼侧开辟战场，进行外线作战。
中共的这个战略构想建立在关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发展形态的理论之上。中共认为：抗日战争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表现为内线与外线、正面与敌后、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作战线与无固定作战线、包围与反包围等的相互交错。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抗日持久战颇为特殊的“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它是由中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两国特殊国情而产生出来的。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线和外线 毛泽东、朱德等指出：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但主力军和游击队之间，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各游击区又互为内外线，从而形成夹击日军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特别强调游击队外线作战的重大意义。指出：在战争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而在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实行“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于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进我退；敌后战场“敌进我进”的奇异状况。
有后方与无后方 有后方为国共两党公认，而“无后方的作战”则为中共所注目。中共强调脱离国家总后方，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山地、平原、河汊湖泊等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的重要性。认为这种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革命战争的特点。不应怀疑而应提倡，没有可怕而有大利”。（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0页。）
包围和反包围 这是中共著名的“围棋”理论，也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的最突出表现。毛泽东设想了三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情况。中国整个地处在敌人的战略包围中，而敌人的一路或数路又处在中国的反包围中。这是第一种情况。敌后每个根据地处于敌人四面或三面包围之中，而各个根据地又联合把许多敌人反包围起来，这是第二种情况。侵略阵线的德、意、日又与和平阵线的中、苏、法等国又构成第三种包围与反包围。他认为，这种包围与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不过围棋之‘眼’是不能破坏的，这是围棋的机械论。战争之‘眼’是可以破坏的，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0页。）。
总之，国共两党虽然都倡导或赞成“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但两党在持久战的战争形态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国民党主张“向国内退军”，虽含有在将来转入反攻的意义，但强调的是战略退却。中共不仅主张“敌进我退”，更强调要“敌进我进”，实行“反进攻”，从而使持久战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抗日战争的实际已表明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特殊的形态”，是战胜日军的最好方法。
五、持久战略下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持久战略是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即战略总方针。那么，在基本战略之下的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应当是怎样的呢，国共两党对此作出过什么回答，提出了怎样的方针？
中共一贯主张积极防御（攻势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专守防御），认为在战略防御之下的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实行持久战略唯一正确的方针，也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指出，抗日持久战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1—452页。）。1937年8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就抗日军事战略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在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同月11日，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周、朱、叶代表中共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进行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
在国民党方面，抗战八年，也有过“攻势防御”的设想。如白崇禧在武汉会战期间曾建议：“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连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转变被动为主动”（注：《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6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4页。）。蒋介石总结抗战前期消极防御失误的教训， 在柳州军事会议提出：今后“一切战略战术，都应立于主动地位，采取积极攻势”，“从前是消极的防御，今后是要积极的进攻”（注：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期间》（一），《蒋总统集》，第1206页。）。正面战场有若干战役采取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实行战役战斗的外线进攻战，从而获得了胜利。如1938年3—4月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9月—10 月的第一次长沙战役、1941年3—5月的上高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 月的第三次长沙战役等。
但从总体上看，正面战场所采取的则是“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表现在作战上则是：消极被动地防守，不作积极的攻势作战；分散兵力，分兵把口；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参加过武汉会战的苏联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有过形象的描绘。他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的狭窄战线上堵上防御‘塞子’，日寇打掉一个‘塞子’，防御者立即又堵上一个‘塞子’……充当‘塞子’的军队在打仗，而其余军队通常都在待命”（注：〔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态，基本上有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样三种，确定何种战争形式作为对日作战的基本形式，三种作战形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这是一个战略方针的问题。中共的方针，是主张对日作战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而配合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具体地说，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但阵地战提高到了重要地位。中共认为，上述方针根据中日两国、两军的情况和各阶段战局的特点，以我之长击敌人之短，而采取适宜的作战形式，无疑是正确的方针。
毛泽东一再强调运动战对于正面战场以至整个抗战，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确认运动战为战争之枢纽。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2—413页。）他的结论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412—413页。）。
国民党的方针则刚好相反，把阵地战置于对日作战的主要地位，当作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蒋介石1937年8月18 日宣布的五项作战原则中，正式提出了阵地战的基本方针，说“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倭胜利的唯一要诀”。他强调指出：“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注：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蒋总统集》，第971页。 ）。正面战场一系列重大战役，几乎都是采取了以阵地战为主体的方针，结果一次又一次地打成了战役消耗战而丧师失地，淞沪会战则是实行阵地战方针的突出例证。
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游击战的方针也是有大的区别的。中共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要靠正规战，但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由于抗日游击战将脱离国家总后方，在外线单独作战，敌后游击战争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争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下面战场的正规战与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在战略上对敌军构成夹击之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就是沿着上述道路而发展壮大和取得胜利的。
在国民党方面，对于游击战争不是没有认识，如白崇禧就说过：“游击队不是土匪，而是建筑在政治基础上，有坚强的干部，很好的群众纪律的正当部队。游是手段，击是目的。游击队不是游来游去，而是击来击去”（注：白崇禧：《抗战胜利之途径》，《新华日报》 1939年1月30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也曾要求各战区指定担任游击的部分“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注：《蒋介石致程潜等密电》（1938年7月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84页。）。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 他更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口号。军委会还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叶剑英等讲授游击战理论与战略战术。在军事部署中，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也确曾有意识地在敌后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南岳军事会议又增设了鲁苏、冀察两大战区，担负敌后作战，其在敌后的武装多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有三十多万人。应该肯定，这些敌后武装，在华北坚持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敌后作战，保持了在敌后的阵地。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民党并没有改变以阵地战为主、游击战偶而为之的格局。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在战略战术上仍固守着正规军所用的那一套，更没有动员、训练与组织民众，甚至与民为敌。因此，国民党的游击战未能取胜也属必然。
总之，国共两党持久战方略各有自己一套作战方针与作战原则。中共实行战役“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把运动战放在首位，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国民党仍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把阵地战放在首位，配合以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及其战略战术的胜利。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中日两国的国情和中日战争特点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提出并形成了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和作战方针。持久战略的确立，对于坚持长期抗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对此，国共两党都作出了自己所特有的重大贡献。
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取向，两党对中日战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加之两党过去的战争实践及其历史经验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是两种类型的。中共是“三阶段论”的犬牙交错的持久战，注重“向敌后进军”，实行的是在战略防御、战略持久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坚持攻势防御，把运动战作为转换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国民党是“两阶段论”的持久战，注重“向国内退军”和“以空间换时间”，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把阵地战置于首位，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
中共的持久战略是中共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武器，对中日战争发展规律作出科学认识的结晶，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连贯性。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则是一般的解释多于系统的论述，缺乏理论上的完整性、严密性和政策上的稳定性。如果说，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和中共的持久战略都占着中国抗日持久战的指导地位，那么，可以说中共的持久战略在战争理论、战略原则和作战方针等方面，都比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更为科学和更为完备，代表了中华民族对这场战争的最高认识水平。
抗日战争是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上进行的。这两个战场对于夺取抗战胜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两个战场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持久战略和作战方针，因而，产生的结果及各自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抗日战争的客观进程及其结果，是对两种持久战略的最后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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