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殊教育》杂志关于开展编校质量有奖评选活动的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张瑞[1]（2019）在《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文中指出“党化教育”指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为三民主义。“党化教育”源自孙中山的“党治”思想,戴季陶将其阐发为“党化教育”,此后又成为了国民党各级党部推行的政治教育思想。“党化教育”并不仅仅是在狭义的教育界被推行,它渗透了社会各界的各个方面。当时的浙江是国民党政治、经济腹地,因此积极施行“党化教育”。浙江省实行“党化教育”的首要群体是党员,内容主要侧重训练党员工作的能力、加强党员对党的认识。浙江省保安团队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随着浙江省保安团队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开始对其进行“党化”,以达到完全为其服务的目的。1938年6月,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成立。国民党要求省国民抗敌自卫团官兵必须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军队中成立团、连党部,实施“政治训练计划”。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政工队受中国共产党掌握。尽管国共两党在浙江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对政工队员的教育仍然强调政工队与国民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民党省党部在各类校园中设置了党义课程、聘任及检定党义教师,积极进行与“党化教育”相关的课外活动。此外,浙江省还对社会民众进行“社会宣教”,借助党报和社会纪念活动,不断加强党义及时事政策的宣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收效,但是由于“党化教育”本身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其目的在于让社会各个阶层必须接受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主张,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张家豪[2]（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陈超凡[3]（2017）在《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韬是晚清新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传统的教育背景、独特的生活环境、丰富的海外经历、边缘化的个人身份等诸多因素,促使他成长为一位学贯中西、善于独立思考并富有家国情怀的教育改革家。王韬传承并发扬中国古代重视人才的传统,形成以服务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新型人才观。他分析传统教育的弊端,抨击科举制度毁灭人才,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形成“融汇中西”的教育改革思想。学校教育方面:主张渐进改革科举制度,推行义务教育,在基层普遍设立新式学校,把女子纳入教育对象;设立各类专科学校,培养实用技能人才。社会教育方面:译着大量近代科学书籍,创办第一份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近代报纸——《循环日报》,着文立说宣传变法,倡议兴建公共图书馆、博物院,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关注现实、学习西学、热心洋务。尤为可贵的是,王韬积极将教育改革思想付诸实践,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长达12年,对该书院招生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一系列改革,颠覆了传统学校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极富先驱意义,对中国传统教育走向现代产生深远影响。他主张全面引进西学知识,突破只学习西方器物的局限,其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不仅开创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还为此后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思想和人才准备,在中国近代新学体系演变序列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不可避免存在历史局限性,但这无法掩盖他对开启新风、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赵燕[4]（2016）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文中指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三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王晨[5]（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说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刘云霞[6]（2016）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融合研究》文中指出《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成为我国出版行业的发展趋势。其实在新兴的数字出版出现之初,就有传统出版社开始数字出版探索,而数字出版探索的过程中传统出版和新兴的数字出版就已经有融合的实质,在研究出版融合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将这部分内容纳入分析范围内。但是由于概念的限制,很多研究数字出版的文献没有从融合的角度去研究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关系。出版融合提出至今,其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还没有专门的论文研究某个个案的出版融合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的数字出版探索较早,是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得较好的传统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的实践中积累了较多出版融合的经验,如转变组织结构、兴建基础设施等。本文运用出版融合的相关理论,通过个案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和统计归纳法,将外研社作为以教育出版为特色的大学出版社的典型代表,对其出版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本文在综述出版融合、外研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运用SWOT分析法对外研社出版融合发展的内部优势与劣势,以及外部面对的机遇和危机进行分析；然后开创性地从管理、技术、内容、平台、渠道五个方面研究外研社在出版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接着分析外研社目前出版融合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外研社的经验从上述五个方面给其他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融合发展提出建议。本文运用“现状-问题-方案-不足-建议”的研究路径,对外研社出版融合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希望可以给其他大学出版社乃至整个传统出版业的出版融合发展以借鉴和启示,从而推进出版行业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
丁伟[7]（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袁昊[8]（2015）在《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文学与文化》文中提出
陈庆华[9]（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新式高等教育历经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无论是学制、学科设置,还是学校的管理和运作等各方面都已经基本成熟趋于稳定。但是作为高等教育重要内容之一的就学援助,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却历经变化,不断调整。从长时段对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做整体研究,探究这一时期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变化的原因,认识其发展的规律、落实中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实施效果,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就学援助形成更为深入完善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强对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了解。本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共五万多字。第一章,追溯1927年前中国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历史,主要探寻晚清和北洋政府在公立高校中的就学援助的痕迹,为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立高校中的就学援助提供背景支持。第二章,主要论述1927到1937年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上的探索,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就学援助逐步展开,地方就学援助措施在发展中完善,学校也有形式多样的措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虽然各有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发挥了主要作用。第三章,主要探究抗战时期的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贷金制和公费制。这两项措施虽然声势浩大,,影响很大,也有一些弊病,在动荡贫弱战乱时期总是疲于应对。第四章,战后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调整。以公费制向奖学金制的转变为线索。研究其转变的原因、其中的探索以及转变产生的后果。以时间为经,以就学援助的实施主体为纬,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整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央的就学援助措施从无到有,在落实中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既注重奖学也重视助贫,尽力维护教育公平。地方政府的就学援助,抗战前占据主导,战乱时期少有举措,战后再度兴起。这不仅和当时的局势有关,也和中央政府的措施密切相关,在很长的时间内弥补了中央就学援助的不足。学校既是中央和地方就学援助措施的落实方,也是一些就学援助措施的实施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三方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在就学援助中的措施,在落实中也密切关联,共同影响了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发展变化。另外,就学援助受社会局势的影响,在实施后又直接或间接的产生社会影响。既会促进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教育公平；又会因为实施不当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
李金航[10]（2013）在《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文中认为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是课程标准规定的文本体现。它不仅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更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凭借；同时，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也会通过许多渠道对民众发生影响。在中国近代，教科书问题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以中国近代大学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文本为基本资料，通过对这些教科书编撰思想、内容体系、编审制度、出版发行、选用情况及其教育和社会效果的分析，探讨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些教科书的成败及其原因，揭示影响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体系与制度的教育和社会因素，以及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对教育和社会的影响，希冀能够对中国当今大学教科书建设提供些许借鉴。中国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产物。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先进的大学制度及课程理念进入中国，直接促成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及课程体系的确立，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随之产生。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教会大学编辑、出版教科书。教会大学教科书的宗旨是为宗教服务。但教会大学教科书将西方先进的教科书编制理念和科学内容引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中国近代大学逐步设立。受当时大学发展水平所限，京师大学堂等都是由教习翻译西方教科书或自编讲义授课。用讲义授课体现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初期教科书的非规范化特征，其弊端很明显，“不仅各异其是，且使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宜从事比较研究。”1此时，中国大学教科书主要受日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翻译日本大学的教科书；由日本教习自编教科书；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教科书。五四运动后，随着美国教育理论、大学制度及教育改革实践对我国影响的深入，美国大学教科书开始在中国大学占据主要地位。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国立大学条例》等有关大学章程条例，均明确规定大学教学方式及课程设置全面效仿欧美各国着名大学。许多大学的理科教学都采用外文教科书，文科各科凡涉及外国事例的也都使用外文教科书。外文原版教科书具有质量优良、利于学习英文、方便教师授课等优点，但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独立。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归国留学生充当了编辑教科书的主力。归国留学生并不是单纯翻译外国教科书，而是根据他们的学识结合中国的实际编写教科书，力求教科书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提出“国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率先承担起“国化教科书”的重任，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第一套系列大学教科书——大学丛书。“大学丛书’的编写体例、形式、内容都呈现出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特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教育学术的独立发展，大学教科书开始进入本土化建设的新阶段。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各校及各书局所编之大学教本虽多，尚未能遍及所有科目，且国难期间各方经费均感困难，原有出书计划，亦颇受影响”，“乃决定以政府力量完成此举”2。1939年，教育部专门成立“大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部定大学用书”。随着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大学教科书制度也逐渐成型。京师大学堂和晚清学部在教科书制度的确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民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承担起教科书的审定任务。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科书的质量，但也成为专制政府推行教育宗旨，控制学生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引进、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传播、发展了近代先进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科学”与“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大学教科书从编辑内容到服务对象逐渐向民众转化，呈现出大众化趋势，改变了过去专为封建“达官士人”编造的状况。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消解，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虽然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当前大学教科书建设面临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差异，但近代教科书编纂者所关注、面对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大学教科书建设中依然存在着。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中仍存在着讲义授课、自编教科书与引进教科书的矛盾、教科书编审与选用的矛盾。在当前的教科书建设中，中国大学应该既坚持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又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教科书自主权；在引进外国先进原版教科书的同时，注重大学教科书的本土化建设，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大学教科书体系。
二、《中国特殊教育》杂志关于开展编校质量有奖评选活动的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特殊教育》杂志关于开展编校质量有奖评选活动的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想渊薮 |
| 一、孙中山的“党治”理论 |
| 二、戴季陶与“党化教育” |
| 三、浙江省“国民党化的教育” |
| 第二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党部的党员教育 |
| 一、编制教育计划 |
| 二、推行党员训练 |
| 三、学习党义书籍 |
| 第三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地方武装政治训练 |
| 一、省保安团队的“党化” |
| 二、抗卫团队党部的政治训练 |
| 三、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集训 |
| 第四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中小学的教育 |
| 一、党义课程与党义教科书 |
| 二、中小学党义教师的管理 |
| 三、学生的课外党义活动 |
| 第五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的社会宣教 |
| 一、国民党报中的民众宣教 |
| 二、纪念日活动的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3）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王韬主要生平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 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二、近代苏州的衰退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
| 第二节 主要生平 |
| 一、成长甫里,才华初显 |
| 二、佣书西舍,接触西学 |
| 三、流亡香港,思想飞跃 |
| 四、漫游海外,眼界大开 |
| 第二章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 |
| 第一节 新型人才观 |
| 一、“自强尤以得人为先” |
| 二、“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 |
| 三、“才有数等” |
| 四、“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 |
| 第二节 批判晚清教育和科举制度 |
| 一、揭露晚清教育弊端 |
| 二、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
| 第三节 学校教育改革 |
| 一、改革科举制度 |
| 二、普及大众教育 |
| 三、培养实用人才 |
| 第四节 社会教育改革 |
| 一、译着近代科学书籍 |
| 二、创办《循环日报》 |
| 三、积极宣传变法主张 |
| 四、兴建公共图书馆、博物院 |
| 第三章 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的改革实践 |
| 第一节 上海格致书院的创立 |
| 第二节 上海格致书院的改革 |
| 一、秉承办学宗旨,确立教育目标 |
| 二、改革招生模式,扩大教育对象 |
| 三、重构教学内容,引进西学知识 |
| 四、聘请外籍教师,集聚国内名师 |
| 五、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考课制度 |
| 一、考课制度的建立 |
| 二、考课制度的特点 |
| 第四章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的渊源 |
| 第一节 深厚的儒学修养 |
| 一、经世致用的报国理想 |
| 二、求变革新的创新思想 |
| 三、崇尚中庸的哲学方法 |
| 四、“大一统”的传统意识 |
| 第二节 长期的西学熏陶 |
| 一、全新的“夷夏观” |
| 二、“重民”的民主思想 |
| 三、实用的功利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友人的影响 |
| 一、国外友人 |
| 二、国内友人 |
| 第五章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评价 |
| 第一节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特征 |
| 一、民族性 |
| 二、实用性 |
| 三、开放性 |
| 四、矛盾性 |
| 第二节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贡献 |
| 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践行者 |
| 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推动者 |
| 三、近代新学发展的先驱者 |
| 第三节 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的局限 |
| 一、过分强调“教育救国”的作用 |
| 二、未能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 |
| 三、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和教育理论体系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境外研究现状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教育杂志》 |
| 1.3.2 儿童文学 |
| 1.3.3 文学教育 |
| 1.3.4 儿童文学教育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儿童哲学 |
| 1.4.2 教育学学理 |
| 1.4.3 图式理论 |
| 1.4.4 接受美学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活动史研究法 |
| 1.5.3 统计分析法 |
| 1.5.4 个案研究法 |
| 1.6 不足与创新 |
| 1.6.1 不足之处 |
| 1.6.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教育杂志》在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1 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独立与转型 |
| 2.1.1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历史流变(先秦——1904年) |
| 2.1.2 儿童文学教育初步的独立期(1904—1912) |
| 2.1.3 儿童文学教育的草创期(1912—1919) |
| 2.1.4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激进期(1919—1927) |
| 2.1.5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反思期(1927—1936) |
| 2.1.6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深化期(1937—1948) |
| 2.2 《教育杂志》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
| 2.2.1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
| 2.2.2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作用 |
| 第3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传播 |
| 3.1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发展 |
| 3.1.1 介绍日本现代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1.2 传播欧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2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2.1 "儿童观"的基本含义 |
| 3.2.2 "儿童观"的主要模式 |
| 3.2.3 促进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讨论 |
| 3.3.1 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提出 |
| 3.3.2 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探讨 |
| 第4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讨论 |
| 4.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发展 |
| 4.1.1 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六次变迁 |
| 4.1.2 儿童文学教育在六次课标发展历程中的演进 |
| 4.2 《教育杂志》中对儿童文学课程实施的推进 |
| 4.2.1 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2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3 国家本位主义儿童文学课程 |
| 4.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争论 |
| 4.3.1 儿童文学课程主旨的争论——"兴趣"与"教化"之争 |
| 4.3.2 儿童文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争论—"读经与否"之争 |
| 4.3.3 儿童文学课程的设置——"国语"与"常识"的分合 |
| 4.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的延伸 |
| 4.4.1 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 |
| 4.4.2 儿童文学的课外作业 |
| 4.4.3 儿童文学体现出的课外休闲教育 |
| 第5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的建设 |
| 5.1 《教育杂志》中的小学国语教材概况 |
| 5.1.1 中国近代第一本儿童文学教育理论专着——《儿童文学概论》 |
| 5.1.2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选择与组织 |
| 5.1.3 小学国语教科书制度的建立 |
| 5.1.4 推行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
| 5.2 《教育杂志》中推动儿童文学教科书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5.2.1 民国初年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09—1918) |
| 5.2.2 儿童文学教材发展的繁荣期(1919—1936) |
| 5.2.3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37—1948) |
| 5.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建设的争论 |
| 5.3.1 儿童文学教材"实用"与"审美"之争 |
| 5.3.2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章"与"文学"之争 |
| 5.3.3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
| 5.3.4 儿童文学教材的"识字"与"欣赏"之争 |
| 5.4 《教育杂志》中有关儿童文学教材的宣传 |
| 5.4.1 儿童文学教科书的广告宣传 |
| 5.4.2 儿童读物的广告宣传 |
| 5.4.3 儿童文学领域的其它广告宣传 |
| 第6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改革的推进 |
| 6.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
| 6.1.1 "儿童本位教育"理论 |
| 6.1.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 |
| 6.1.3 儿童文学教学原理 |
| 6.1.4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外来影响 |
| 6.2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阶段性发展 |
| 6.2.1 民初儿童文学教学法的萌发(1909—1918) |
| 6.2.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繁荣发展(1919—1936) |
| 6.2.3 国家本位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发展(1937—1948) |
| 6.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3.1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孕育 |
| 6.3.2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实验的尝试 |
| 6.4.1 江苏一师附小初年级的设计教学实验 |
| 6.4.2 小问题的教学实验 |
| 第7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探讨 |
| 7.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及其原因 |
| 7.1.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 |
| 7.1.2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引发的原因 |
| 7.2 《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建议 |
| 7.2.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培训 |
| 7.2.2 小学教员俸给标准与优待 |
| 7.2.3 小学教员要求对教学环境的改善 |
| 7.3 《教育杂志》中论述儿童文学教师的修养 |
| 7.3.1 个学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
| 7.3.2 小学教师的基本修养 |
| 7.3.3 儿童文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 7.4 《教育杂志》中教育小说叙述乡村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以《倪焕之》为例 |
| 7.4.1 小学教师地位的卑微与工作的满腔热情 |
| 7.4.2 小学教师心目中的儿童地位 |
| 7.4.3 教师打造的儿童文学教育实验基地——乡村田园农场 |
| 第8章 结语 |
| 8.1 儿童文学教育第一个黄金期的追溯 |
| 8.1.1 儿童文学教育中"新"与"旧"的争论 |
| 8.1.2 儿童文学教育应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
| 8.2 儿童文学教育具有的本体性问题 |
| 8.2.1 文学教育是未来语文教育发展的走向 |
| 8.2.2 儿童文学教育要求教学应"以善为美" |
| 8.2.3 儿童美学应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
| 8.3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性资源 |
| 8.3.1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科目中应占较大的比重 |
| 8.3.2 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教学中识字、听说、阅读、写作的分与合 |
| 8.3.3 儿童阅读是拓宽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有效途径 |
| 8.4 教育传媒应与儿童文学教育建立起情缘关系 |
| 8.4.1 教育期刊在儿童文学教育中应扮演重要角色 |
| 8.4.2 教育期刊助力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
| 8.4.3 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联姻构建本学科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主题索引——《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 |
| 附录B:《教育杂志》的相关资料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出版融合的现实趋势 |
| 1.1.2 教育信息化的全面深入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出版融合研究现状 |
| 1.2.2 外研社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结构与创新点 |
| 2 外研社在出版融合环境下的SWOT分析 |
| 2.1 外研社发展现状 |
| 2.1.1 外研社整体发展现状 |
| 2.1.2 外研社出版融合发展现状 |
| 2.2 外研社出版融合发展的优势 |
| 2.2.1 传统出版物市场占有率高 |
| 2.2.2 语言类出版资源种类全面 |
| 2.2.3 先进的出版经验积累 |
| 2.3 外研社出版融合发展的劣势 |
| 2.3.1 管理机制束缚 |
| 2.3.2 观念意识欠缺 |
| 2.3.3 数字化技术限制 |
| 2.4 外研社出版融合发展面对的机遇 |
| 2.4.1 政策大力支持 |
| 2.4.2 外语教育出版市场容量大 |
| 2.5 外研社出版融合发展面临的危机 |
| 2.5.1 市场竞争激烈 |
| 2.5.2 国内环境制约 |
| 3 外研社在出版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
| 3.1 变革管理机制 |
| 3.1.1 转变观念,形成共识 |
| 3.1.2 组建队伍,搭建框架 |
| 3.1.3 完善机制,不断探索 |
| 3.2 走出技术困境 |
| 3.2.1 打造团队,培植人才 |
| 3.2.2 合作开发,技术外包 |
| 3.3 开发保护内容资源 |
| 3.3.1 内容资源数字化 |
| 3.3.2 加强版权管理 |
| 3.4 融合多元平台 |
| 3.4.1 建设多元平台 |
| 3.4.2 整合多元平台 |
| 3.5 整合推广渠道 |
| 3.5.1 完善线下推广渠道 |
| 3.5.2 开拓线上推广渠道 |
| 4 外研社的出版融合的实践与探索的启示 |
| 4.1 意识和战略先行,调整管理机制 |
| 4.2 借力技术公司,打造技术团队 |
| 4.3 整合内容资源,加强版权运营 |
| 4.4 延续传统平台优势,打造线上平台 |
| 4.5 拓展推广渠道和方式,探索盈利模式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着作方面 |
| (二) 论文方面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相关概念的解释 |
| 第一章 就学援助的历史渊源 |
| 一、晚清的就学援助 |
|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就学援助 |
| 第二章 前期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探索 |
| 一、初建中的中央就学援助 |
| (一) 教育事业备受重视 |
| (二) 中央政府实施就学援助的措施 |
| 二、在发展中日渐完善的地方政府就学援助 |
| (一) 津贴制在传承 |
| (二) 奖学金制日渐流行 |
| (三) 贷金制度有所发展 |
| 三、形式多样的学校就学援助 |
| (一) 重在奖优的奖学金制 |
| (二) 兼顾奖优助贫的免费制和助学金 |
| (三) 重在助贫的贷金制 |
| 第三章 战时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应对 |
| 一、灾难中的公立高等教育 |
| 二、中央就学援助的举措 |
| (一) 疲于应对的贷金制和公费制 |
| (二) 对特殊学生群体的就学援助 |
| 三、地方政府的就学援助措施 |
| (一) 各省的贷金制度 |
| (二) 一枝独秀的湖北省就学援助 |
| 四、战时就学援助的评价 |
| (一) 战时就学援助的特点 |
| (二) 战时就学援助影响深远 |
| 第四章 战后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的调整 |
| 一、奖学金制的全面实行 |
| (一) 战后的公费制度情况 |
| (二) 新探索的酝酿 |
| (三) 奖学金制度 |
| (四) 对特殊学生群体的就学援助 |
| 二、平津沪助学运动的开展 |
| (一) 平津沪助学运动的发起 |
| (二) 平津沪助学运动的实施 |
| (三) 平津沪助学运动的实施效果 |
| 三、学校和学生的自助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我国近代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一 “教科书”词语在中国的产生及演变 |
| 二 我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的基本概念 |
| 二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框架 |
| 三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 关于本论文的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教科书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教科书编审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教科书制度 |
| 一 教会大学教科书编审制度 |
| 二 教会大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 |
| 三 教会大学教科书选用 |
| 第三节 教会大学教科书的体系内容及编制 |
| 一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课程设置与教科书体系 |
| 二 教会大学教科书的知识结构 |
| 三 教会大学教科书的编制 |
| 四 教会大学教科书的本土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的编审思想 |
| 一 中国近代大学成立初期教科书概况 |
| 二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中国大学教科书的编审思想 |
| 第二节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编审制度 |
| 一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确立 |
| 二 晚清时期（1895-1912）大学教科书的编审原则 |
| 三 晚清时期（1895-1912）大学教科书的编审标准 |
| 四 晚清时期（1895-1912）大学教科书的编审程序 |
| 第三节 晚清（1895-1912 年）时期大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 |
| 一 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版权制度的确立 |
| 二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主要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及其教科书 |
| 三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教科书的发行 |
| 第四节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选用 |
| 第五节 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的知识结构 |
| 第六节 日本对晚清时期（1895-1912 年）大学教科书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初期（1912-1927 年）的大学教科书 |
| 第一节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编译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制度 |
| 一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编审制度 |
| 二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 |
| 三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的选用 |
| 第三节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的知识结构 |
| 第四节 大学教科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 |
| 第五节 民国初期大学教科书由“仿日”到“仿美”的转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教科书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教科书的编审思想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教科书编审、出版、发行与选用制度 |
| 一 教科书编审制度 |
| 二 教科书的出版发行 |
| 三 教科书的选用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教科书知识结构的调整 |
| 第四节 “国化教科书”与“大学丛书” |
| 一 “国化教科书”的提出 |
| 二 “大学丛书”的编辑、出版 |
| 三 “大学丛书”的特点与作用 |
| 第五节 国家统编大学教科书——“部定大学用书”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与近代社会 |
| 第一节 教科书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发展——兼论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结构变化 |
| 一 自然科学教科书与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 |
| 二 社会科学教科书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 |
| 三 教科书与“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与“国民意识”培养——兼论教科书的大众化 |
| 第三节 教科书与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以伦理学教科书为重点的考察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的启示 |
| 第一节 加强大学教科书编审，保持教科书先进性 |
| 第二节 完善选用制度，保证教师的教科书自主权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先进教科书，促进教科书国际化 |
| 第四节 坚持教科书发展的本土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后记 |
四、《中国特殊教育》杂志关于开展编校质量有奖评选活动的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D]. 张瑞.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3]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D]. 陈超凡.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4]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5]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融合研究[D]. 刘云霞.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
- [8]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文学与文化[D]. 袁昊. 南京大学, 2015
-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立高等教育就学援助研究[D]. 陈庆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10]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D]. 李金航. 苏州大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