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实验主义与反学院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诗歌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当代诗学研究
——关于学院派诗歌(二)
栏目主持人：张桃洲 刘洁岷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1)02-0005-03
我以前说过，在当代中国诸多的诗歌论争背后，实际上站着两个美国人：一个是艾略特，另一个是弗罗斯特。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学院”与“反学院”之争，实际上也来源于美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是先有学院派，然后有反学院派；在中国则是先有反学院派，然后由反学院派虚构出了一个学院派。
中国当代诗歌实际上都是实验主义的，无论诗人的主张如何千差万别，一种鲜明的实验主义立场则是共同的。这也是由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实所决定的，因为我们的新诗传统还是那么薄弱，以至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对中国诗人几乎不起作用。因此，我们不得不到未来去寻找我们的榜样，和我们尚待确立的传统。这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实验主义立场成立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当代诗歌从根本上说，是反学院的，多数诗人都有一种深厚的反学院情结。这种反学院情结同时为先锋诗歌的地下出身所加强。从朦胧诗开始，中国当代诗歌的先锋一脉都是从民刊起家的。也就是说，先锋诗人都是以体制和官方美学的叛逆者身份进入诗歌的，对体制他们都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和抵触。而“学院”这个称呼总是和体制相联系，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即使身在学院的诗人，其作为诗人的心理反应机制和其他诗人并无二致。这就预先决定了“学院”的坏名声。此外，文化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仍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尤其是诗学意义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更是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诗歌并没有适合学院派生长的土壤。
事实上，美国的学院派——艾略特——新批评派——的主要特征，政治—宗教上的保守主义(艾略特后来自称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宗教上的天主教徒)，文化上的守成主义，美学上的非个人化诗学，对多数中国诗人扞格不入。就美学立场而言，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女性诗歌到1990年代由新诗潮内部分裂而出的两派——“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先锋诗人无不秉持了一种激进的实验主义态度，致使当代诗歌总是在不断革命的轨道上演变。诗人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也与艾略特的保守主义背道而驰。中国先锋诗人大都力图保持一种异见身份和不合作态度。对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诗人普遍持相当激烈的批评态度。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中，尽管诗人们卷入的程度各有不同，态度也有微妙的差异，但其基本的态度还是相当一致的。另外，中国当代诗歌也没有艾略特所拥有的那种经典化优势。到目前为止，中国先锋诗歌还没有享受到经典化的待遇——朦胧诗似乎是被经典化了，但这个经典化只是宣告它的退场，而不是扩大的影响和话语权的取得。虽然先锋诗人中不断有人被招安，也不断有人投入资本的营幕，但这只能败坏诗人和批评家的声誉，却不足以造成一个哪怕名义上的学院派。
艾略特的文化立场曾经启发了一部分中国诗人的思考。江河、杨炼是朦胧诗人中受艾略特诗学影响较深的诗人，他们从1980年代起就试图从本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写作资源，构筑个人的象征体系。他们的这一努力在1980年代曾经产生一定影响，形成了一个所谓“史诗”写作的潮流。但是除了杨炼和海子的创作，这一潮流并未产生值得称道的成果。而海子的“史诗”和“大诗”实际上还是一种实验主义的产物，与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相去甚远，其浪漫主义的激情写作方式完全背离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杨炼本人倒可以看作一个具有学院倾向的诗人，但他却一直是江湖中人，说不上和学院有什么联系，他出国以后对国内诗歌写作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旗下响应者寥寥，更谈不上立派。骆一禾的“诗歌共时体”观念大概也从艾略特的文化象征立场得到过启发，但骆一禾的诗学基础是“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的工具论完全不在一股道上。骆一禾对华夏文明实际上抱着“大树已死”的苍凉情怀，他所向往的是黎明和新生，是“登临的行动之血”。从哪个意义上讲，他都不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守护者。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诗人，骆一禾与艾略特保守的学究气质很难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骆一禾从艾略特的文化象征出发，最终走向了一种可以成为“文化综合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也影响到了海子以及西川1980年代的诗学立场)。骆一禾本人强调速度、“把自己写糊涂”的写作方式，与海子一样是实验主义的。骆一禾强调艺术家的无名，似乎可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挂上钩，但其背后仍是深厚的主体生命体验，只是骆一禾把这一体验和人类广大的集体生命联系在一起。这与艾略特纯然作为中介、自身不起任何反应的白金丝完全不同。臧棣常被看作另一个具有学院气质的诗人。臧棣的一些诗学观念，譬如对技艺的重视，对知识的态度，对非个人化诗学的同情性理解，与艾略特的诗学理想有接近之处。但臧棣身上最强大的特征还是其实验主义的诗学立场，而且随着其创作的不断展开，这一立场体现得越来越鲜明和深入。
显然，在中国贫瘠的文化土壤上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学院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恰恰是文化和知识的贫困而不是文化和知识的过剩成为困扰中国诗人的最大问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人普遍的低学历，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化虚无主义，教育的长时期缺位和一贯失职造成了中国诗人在文化素养上严重的营养不良。这一状态一直到朦胧诗都是极为严峻的。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诗人学历的提高，这种状态有所改善但并未根本扭转。事实上，在极端化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其人文文化素质同样令人堪忧。最近十多年来，高学历的诗人在绝对数上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就职于高校，成为一部分人眼中的“学院”人。但这种身份的改变，并没有伴随诗学观念的“学院”化，当然也不可能凭空生产出一个学院派。
那么，在中国，“学院”和“反学院”这一对概念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被使用的呢？说来有趣，中国的学院派恰恰是由那个根深蒂固的反学院情结虚构出来的。一部分事先站队的诗人先自我标榜为“反学院”，然后顺当地把他们心目中的对手称为“学院派”。当这一对概念被如此这般使用的时候，学院派就成了生命力匮乏、缺少才华、“象牙塔”、封闭、自我中心、矫揉等等的代名词，而反学院派则理所当然地成了天才、生命、诚实、良知、开放、现实和时代、底层和草根的代表。总之什么时髦，它就是什么。这种粗暴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批评，严重败坏了中国诗歌写作和批评的环境。问题的沉重之处还在于，支撑“反学院派”立场的实际上只是一种以破坏为指归的简陋的、粗糙的诗学立场，写作中的随心所欲，审美趣味的粗俗化，和党同伐异的帮派作风。于是，写诗讲一点技艺和形式，写文章讲一点逻辑，在中国就会被视为学院派。在这样一个诗歌环境中，诗歌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没有人关心，诗人所看重的是一种文学登龙术，表面的姿态，千方百计吸引眼球的诗歌表演，和一种庸俗的诗歌关系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诗歌恰恰需要某种学院精神。这种精神，我理解为一种对待诗歌的严肃态度，对形式和技艺的尊重，以及某种朝向经典的持续不断的有意识努力。此外，一种公正而活跃的批评不但是对创作的促进，也是这一精神的养成所必不可少的。我们所谓经典，当其固化和凝滞的时候，确实可能成为妨碍革新的保守势力。但是如果一个诗人完全没有经典意识，对诗歌的理想秩序毫无向往，写作就会因为迷信现时而掉进空间的黑洞。只有经典提供的强大引力，才能帮助诗人从这一空间的黑洞中逃逸出来，进入奇妙的时间旅行。朝向经典的雄心和努力，也是一种与行动相联系的建设的态度。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成为常态的时候，诗歌的列车才能驶入建设的轨道。当然，我所说的学院精神，其实跟学院身份也跟学院派无关。这样一种精神既是学院派所需要的，也是反学院派所不可或缺的。无论学院派还是反学院派也都可能缺少学院精神，当它们面对的不是诗，而是利益的时候。稍可令人告慰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在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实践中已经显露了某种苗头，一批有才华的诗人抛弃了以往的江湖作风，致力于诗艺的探索，同时努力营造出一种正常的、以诗歌的建设为目标的批评氛围。1990年代诗歌在诗艺建设上取得的进展，是这一意识产生的一个初步成果。而近十年来女性诗歌取得的瞩目成就，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建设的意识推动下取得的。女性诗歌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意识转变，简单地说，就是由女性而诗歌的转变。女性诗歌在1980年代关注的是女性，最近十多年来才逐步转向了诗歌。前者带有很多自我表演的成分，后者则把诗人引向持续不断的、专注的、默默的工作。在我看来，中国诗歌的未来是和这样一种学院精神的成长相联系的。如果这样一种学院精神不能得到有效的成长，则中国诗歌的未来仍然很难说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