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缘何联姻——评自民党与社会党的联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民党论文,冤家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6月29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在该党和自民党、先驱新党的支持下当选为日本新首相，组成了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三党联合政权。村山政权虽然也同细川、羽田政权一样是联合政权，但它不再是细川、羽田政权那样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而是“自民、社会联合”政权。对于过去一直处于对立关系的自社两党走向联合，许多人感到“意外”。然而，自社联合既有“突然”的一面，又有“并非突然”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社联合是冷战后日本政界分化改组过程的必然结果。
意识形态对立的淡化为自社联合提供了政治基础
自民党与社会党的长期对立，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自民党亲美、反苏，主张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而社会党则亲苏、反美，主张“非武装中立”。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十分尖锐的对立。
自民党在其1955年成立时的纲领中宣称，该党是“议会主义政党”，它坚决排除“将土地和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社会主义”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声称要“彻底同共产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斗争”。①而社会党在1955年制定的纲领中称，该党是“阶级的群众政党”，要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同时又称要“克服”共产主义。②
此外，两党在安全保障政策上也针锋相对。自民党在成立时称，“为了对付来自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要建设少数精锐自卫力量，建立能够使驻日美军逐步撤退的自主防卫体制”，同是“要把现行的《日美安全条约》改为双务性条约”。后来，尽管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自民党的“坚持《日美安全条约》”、“逐步增加自卫力量”的安全保障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如1980年6月自民党在参加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选举公约中指出，“我党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础，把加强日美友好合作关系视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加强与自由民主国家合作，努力增强自主防卫力量”。③而社会党在1955年的政策大纲中说，该党的安全保障政策是，“第一，缔结日美中苏等主要国家参加的集体互不侵犯条约或安全保障条约”；“第二，解除《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该党的防卫政策是“反对再军备”和“阻止扩大自卫队”。④
1960年围绕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自社两党的斗争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岸信介政府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日本需要增强防卫力量为由，在新的日美安全条约中增加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内容，并在国会强行表决该条约。社会党从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立场出发，坚决拒绝在国会对新条约进行审议，指出新条约“加强了日美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制”，“增加了日本被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危险”，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斗争。
自社两党的激烈斗争，使社会党越来越“战斗化”。1966年社会党通过了《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简称《道路》）的过激文件。《道路》进而把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群众政党”；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说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⑤
1978年社会党以改组社会主义理论委员会为契机，着手对《道路》进行修改，并对其安全保障政策也做出调整。
1980年社会党同公明党协商建立联合政权时说，“当前要创造一种国际环境，使《日美安全条约》向取消的方向发展”，“将来在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时，要不损害日美友好关系”，在防卫问题上，“将来视国民舆论情况”，“讨论缩小和改组自卫队问题”。
1983年9月，石桥政嗣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提出了“新社会党”的口号，加快了社会党调整政策的步伐。1986年，社会党通过《新宣言》。《新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是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这是社会党向社会党国际转轨、恢复其社会民主党本来面目的重要标志；指出在“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多样化”的情况下，社会党要以“完全实施宪法为根本”，以“改革政策为前提”，并提出联合一切政党，甚至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联合政权设想；使社会党成为“代表所有国民、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⑥
《新宣言》通过后，社会党的路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
1987年山口鹤男书记长发表政策见解，说《日美安全条约》和自卫队虽与和平宪法“相矛盾”，但它是“现实存在”；“当前要把自卫队限制在专守防卫的范围内”，“防卫费不得超过GNP的1%”，“攻击性的武器系统要分阶段消除”；到21世纪缔结《日美友好条约》，以代替《日美安全条约》。在日韩关系问题上，改变过去不承认韩国的做法，提出“以韩国实施总统选举为条件”，社会党准备“随时派党的机关代表团访问韩国”；对原子能发电问题，不再强烈反对，说社会党“正视将原子能发电纳入能源供给体系的客观事实”。⑦
1989年9月，土井委员长在社会党第五次全国政策研究集会上发表讲话，说社会党将来建立联合政权时，将“坚持日本外交的连续性”，“维持《日美安全条约》”，“保存自卫队”，建立“符合联合时代的‘新政治’”，“创造性地发展宪法”精神。⑧不久，这一谈话作为党的文件正式发表。
1990年4月，土井委员长在党的定期大会上致词时说，为了开辟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我们要努力团结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这是社会党在党的定期大会上第一次提“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大会还将“选择社会民主主义”⑨写进了党章的前言。
同年6月23日，在《日美安全条约》修改30周年时，山口书记长发表谈话，说“随着世界各国间军事同盟比重的下降”，出现了进行“新的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这就是既不是“废除安保”，也不是“坚持安保”，而是“活用和扩大安全条约的积极面”，“逐步缩小其军事合作部分”，使它发生“质的转变”，就是“现实地运用”《日美安全条约》，使它成为“政治合作、国际合作、缓和紧张局势、推进裁军”的综合性条约”。
同年9月，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与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率超党派议员团访问朝鲜，就日朝邦交正常化问题与朝鲜进行会谈。这是社会党与自民党开展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1991年社会党通过新的安全保障政策，说“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安全条约》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日本“应尊重同美国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通过外交谈判，解除《日美安全条约》，缔结《日美和平友好条约》，认为自卫队虽“违宪”，但“合法”。
同年12月社会党在定期大会的紧急决议中针对国会正在讨论的PKO法案发表看法，认为“日本的GNP已占世界GNP的15%，日本提供与国力相称的“人力和物力贡献”是理所当然”，是和平国家日本的“责任”。⑩
1993年8月社会党参加“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同其他7党派达成政策协议，同意“继承日本外交的连续性”，“尊重宪法的理念和精神”、“为世界和平与裁军发挥作用”、“做国际社会信赖的国家”，等等。
社会党这一系列变化，导致55年体制形成时的保革阵线越来越模糊，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越来越缩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淡化，这就为自社联合提供了前提。1993年社会党已同“叛离的自民党”——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生党等进行了联合。社会党能同“叛离的自民党”联合，就意味着它也可能同“正宗的自民党”联合。
自民党面临“滑坡”与社会党面临衰退
社会党在1947年曾组织过片山内阁。47年过去了，该党不但没有执政，反而正走向衰退。这是因为日本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所致。社会党是工会政党，其支持力量是原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从1952年起，都是总评推荐候选人，支持社会党竞选，因此，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中总评出身的工会干部逐年增加，1958年占1/3，以后增加到1/2（1983年，社会党众议院议员中工会干部占到54%，参议院占到63.6%）。社会党因此被称为“总评政治部”。1989年工会实现联合，总评和同盟等工会组成了新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简称“联合”）。工会改组，总评解散，联合与政党拉开距离，使社会党因此失去固定的支持基础。1993年7月大选，社会党惨败（只得70席，仅占众议院议席总数的13%，是社会党建党以来得票最少的一次），东京几个选区除律师出身的山花贞夫委员长一人当选外，其他工会出身的干部全部落选。社会党走向衰退已成为一种趋势。社会党要挽回其颓势，就必须在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上有大的“突破”。
自民党虽长期执政，但也未能逃脱滑坡的命运。50～60年代是自民党的鼎盛时期。以该党在两院占有的议席看，在众议院，1958年占全部席位的69.5%，1960年占64.5%，1963年占62.9%，1967年为58.8%，1969年占61.7%；在参议院，1956年为50%，1959年为54.2%，1962年为57.2%，1965年为56.2%，1968年为54.8%。自民党一直在两院稳操多数，是强有力的执政党。自民党政权的稳定，与日本经济在此期间的高速发展不无关系。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与此相呼应，在政治上自民党开始滑坡。1974年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在该院只占129席，在野党占122席，两者仅差7席，出现了执政党与在野党势均力敌的局面。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也接连受挫。1976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减少22席，议席占有率下降到48.7%，1979年在大选中再减1席，议席占有率下降到48.5%，(11)均未过半数。大选后，吸收无党派议员入党，才凑足多数组阁。自民党的衰退，除了经济原因外，还同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自民党原是农村型政党，它的选票主要来自农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大批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据统计，1950年日本农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5%，1960年下降为30%，1965年为22.7%，1970年为18%，1975年为12.6%。农民离开农村，脱离了原来的选区，造成自民党政治基础的削弱。
80年代以后，日本虽一度出现过“保守回归”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自民党仍在继续走向衰退。其主要原因是该党政治腐败。1989年由于里库路特案件被揭发，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去过半数议席，从而丧失了在参议院的主导地位。1993年7月自民党在东京佐川快件公司案件被揭发和该党分裂的情况下参加大选，在选举中只得223席，未过半数，失去组阁机会，沦为在野党。这是38年来自民党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自民党下野后，其同部小规模的分裂持续不断。1994年1月原总务会长西冈武夫和原文部大臣鸠山邦夫等人脱离自民党成立“改革之会”，同年4月加入新生党组织的“改新”会派；1994年1月21日石川一二等人离开自民党，直接参加新生党；同年4月渡边派重要成员柿泽弘治等人也退出自民党，组成自由党，加入“改新”会派。防止自民党不断分裂，尽快夺回政权，已成为摆在河野洋平总裁面前的最紧迫的课题。
对小泽的厌恶和夺权的欲望促使自社两党走到一起
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要发挥大国作用，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55年体制，彻底分裂自民党和社会党。
1993年6月小泽从自民党拉出队伍，建立新生党，是他分裂自民党的第一步。接着组织8党派联合政权，使自民党下野。1994年4月8日细川首相辞职后，小泽利用渡边美智雄迫切想当首相的心理，鼓动他率领50～60名国会议员离开自民党，加入联合执政党参加首相角逐。这是他分裂自民党的又一步骤。渡边因拉不出大批人马，才未脱离自民党，使小泽暂受挫折。两个月后，日本国会在羽田辞职后选举新首相时，小泽推举前首相海部俊树为联合执政党首相候选人，也是出自分裂自民党的目的。对小泽分裂自民党的一举一动，河野等自民党领导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小泽不仅分裂自民党，还极力促使社会党分化。1993年8月，小泽为了迫使自民党下野，联合社会党组成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社会党参加联合政权后，小泽一直对社会党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党内两派即“联合政权派”（右派）和“党的主体性派”（左派）发生分裂。社会党在委员长村山的协调下，对小泽和原联合执政的其他政党多次作出让步，如放弃“小选区比例代表连用制”的主张，同意其他联合执政党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改变过去反对大米自由化的立场，同意部分开放大米市场，1994年4月又在消费税和朝鲜核问题上继续作出妥协，以求在原联合执政党框架内组织细川后的新内阁。但是，使社会党不能容忍的是，就在4月25日投票选举羽田任首相的当天晚上，曾表示要与社会党风雨同舟的民社党委员长大内启伍竟背着社会党同小泽等人一起组成“改新”会派，对此，不仅社会党左派气愤至极，就连社会党右派也不能容忍，社会党在两派一致团结下，于同月26日凌晨毅然宣布退出联合政府，致使羽田内阁成为少数派内阁。羽田辞职后，社会党以回归联合政权为条件，逼新生党作出让步，但是小泽就是不肯，谈判因此破裂。小泽本想把社会党挤出联合政府以促使其分裂，但弄巧成拙，反使社会党两派共同拥立村山为本党首相候选人。在社会党已经不能回归联合政府的情况下，自民党为了夺回政权，粉碎小泽再次分裂自民党的计划，当即决定与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一起推举村山为首相候选人。这对社会党来说，是绝处逢生的机遇，求之不得，于是，社会党与自民党一拍即合，一举实行联合，从而实现了社会党47年来梦寐以求的重登首相宝座的夙望。
自社两党从对立走向联合，是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重大举措，与当前国际政治舞上意识形态斗争淡化的趋势相吻合，它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社会党的衰退，阻止了社会自民党的滑坡，是小泽彻底分裂自民党和社会党之图谋的一次失败。
日本政坛的新构图
从1993年日本政局变动到自社联合、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出任新首相的一年里，日本先后有四届内阁执政，而四届内阁的总理大臣又分别出自不同政党，这同过去38年里日本首相一直从自民党一党产生形成明显的对照，它足以说明日本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政局的不稳定性。日本政局的急剧变化，为人们展现了日本政治的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
1993年日本年政局变动，自民党从绝对优势地位跌落下来，社会党由第一大在野党沦为日本政坛的配角。自社两党地位下降，改变了日本政坛的力量对比，自社角逐被“正宗的自民党”与“叛离的自民党”的对立所取代，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党，如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充其量也不过是“正宗的自民党”或“叛离的自民党”的一个借助力量而已，它们游离于两者之间，有时与这一方联合，有时又与另一方携手，从而构成不同形式的联合政权。
55年体制结束，自民党与社会党、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新的对立是传统的保守势力与新保守势力围绕日本如何走向政治大国问题展开争论和斗争。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认为，日本现在是“经济一流，政治三流”，首相无权，缺乏领导中心，因此主张“扩大首相权限”，“让首相名实合一”，在政治上树立一个“有权威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领导体制。他们认为日本的现行宪法“没有应付国际环境的明确规定”，应进行修改，以“明确规定自卫队的角色”，使之能够成为联合国的“预备部队”。他们还认为吉田路线已经过时，主张日本应当“尽快从吉田主义的误解中解脱出来”，“重新确立适合现代社会的战略”，(12)这一战略就是做“普通国家”，(13)即日本要积极参加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军事的集体领导体制”，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说穿了就是做“微型超级大国”，做世界多极中的“一极”。
而以河野洋平为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认为，提倡“有效率的政治运营”有“危险的一面”，化使人们想起1937年近卫内阁在“全国一切力量总动员”的名义下发动和扩大战争的历史。该派认为“现在离实行改宪还距离甚远”，主张“排除军事大国路线”，做“抑制军事力量和军事作用的国家”，“坚持日美安全体制”，“整备有节度的、有效率的防卫力量”，根据PKO法，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出最大努力”。(14)
今后，这场斗争和争论将如何发展，世人正拭目以待。
（1994年7月20日完稿）
注释：
①〔日〕自民党编：《日本自民党党史》1987年版，第8～10页。
②⑤〔日〕社会党机关报局：《日本社会党纲领文件集》1978年版，第57～63、69～106页。
③④堀江湛等：《日本政党与外交政策》，庆应通信1987年版，第1、26页。
⑥⑦⑨⑩〔日〕社会党机关报局编：《社会党》月刊1986、1987、1990、1991年版。
⑧〔日〕《向新政治的挑战》1989年版，第3～9页。
(11)〔日〕石川真澄著：《数据·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115～130页。
(12)(13)〔日〕小泽一郎著；《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版，第16、29、102、109、134页。
(14)〔日〕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月刊1994年7Ⅱ第2期，第7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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