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变革的理路与指向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探析论文,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6-0027-05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领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变化的内在依据是什么？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哪些方面？哪些变化是体现本质、具有基础性、对未来具有指向价值的？变革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是什么？目前的方位距离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还有多远？怎样走才可能是向着目标的增量累加？不同的问题昭示我们：今天的政治发展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如何扩大改革战果、克服现存流弊、走上成功坦途，是回顾总结这段历史的真正大的问题和意义所在，也是向政治学发出的时代呼唤。
市场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时代最强音，既是经济学关注的热点命题，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学无法绕开的基础话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化并非单纯是政治学服务的对象，而是政治学的根基，市场化诉求成为检验政治理论研究深度的标志。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最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市场化”，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验证。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映了中国经济变革的主导性线路。围绕市场化，思想领域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同样精彩。以市场化为方向，从所有制到分配方式，从职能转变到政企关系，从宏观调控到定价机制，从要素发育到资源配置，支撑经济学体系的各个理论支柱的创新让人目不暇接，组成经济体制大厦的基础要素的变化日新月异。完全可以说，距离市场化的远近体现着改革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
一个值得政治理论界深思的现象是，社会上人们对改革的不满大都集中在政治领域，指向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阻碍，换句话说，就是指责政治发展与市场化推进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担负着为整个社会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创造环境、维护秩序等重大责任。好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是巨大乃至决定性的，有缺陷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同样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市场化可以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些许进步，但不可能脱离政治体制的约束走得很远，独立到达理想彼岸更是天方夜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发展的进程说明：经济体制的每一个实质性进步都得益于政治上的支持和政治体制的宽松，政治上的每一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变迁都反馈为经济领域的巨大能量释放和效益提高，而经济的长足进步更是离不开政治领域创造的条件。
从市场化角度，政治体制方面遭到的诘难主要在于：基于传统理论教条的政治意识形态阻碍着经济领域的思想突破与能量释放，这在所有制改造、产权配置与国有企业改革、分配方式调整、土地等资本流动以及公平效率关系处理等方面都有体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善，尤其是执法力度与效率缺乏；反垄断与市场监管的低效率，导致行政垄断、信息操控、内部人控制、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要素价格扭曲和大量寻租行为的发生与蔓延；公共权力不肯离开市场，公共部门执拗地进行着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转变政府职能说得清、转不动，公共服务说得多、做得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官府和部门利益逐渐强化，以调控为名对物价等市场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权力“搅买卖”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活动主体受利益驱动“结交官府”，“搞掂”官员，寻租基础与规模扩大，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悬殊过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公共财政均等化服务难以落实，社会弱势群体和农民工利益保护乏力；政府信用和社会诚信体系缺失，假冒伪劣产品威胁公众心理、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等等。
可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市场化的路还很长。其难点在于，这些问题都不是出现在市场和经济活动自身，而是一个处在市场之外且市场力量左右不了的领域。尤其困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与改革初期同质化利益结构相比，今天中国的利益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剧烈调整，很多原来的改革支持者变成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者，这些人不少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改革的“剧中人”，这就使改革的动力严重受损，改革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而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与否和解决程度深浅又是决定市场化改革能否最终成功和“到哪里去”的方向性问题，或者像有学者提醒的那样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1]。要完成改革开放大业，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行，解决得不彻底不行。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寻求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措施，是中国政治学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当今时代政治学的有效作为也恰恰体现于此。处在改革发展拐点的中国社会，需要政治学向权力阐明真理，为市场清理道路，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动态发展机制，发挥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使政治学不但不被边缘化，而且成为规划设计与推进改革事业的主角。
法治化作为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是政治发展的本源性诉求。与民主化、公开化、公平化等其他政治终极目标相比，法治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政治领域最值得称道的变革。政治变革的深化既是对法治化的拓展，也是向着其他目标的靠拢。
市场对政治带来冲击与需求，需要并促使建立合乎法治原则的政治体制与机制；法治为市场提供保障，规范并促进市场沿着秩序运作。这基本上能够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与法治良性刺激的现实。经过这段时期的着力打造，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发生了大量实质性转变与突破。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立法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意识逐渐在全社会树立起来，法律知识与条文日益普及，社会组织与公众个体的维权意识与保护能力逐渐增强；再则，法律执行力度加大，法律的权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法律逐渐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此外，随着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竞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世界接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贯彻，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升。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法治化已经做得足够好，事实远非如此。法治化是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市场进程走得很远的，建设法治国家，我们只能说才刚刚破题。首先，法律体系的根本完善尚需时日，不少调节经济活动包括调节急需的经济活动领域的法律尚未出台，而已经出台的法律也具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一些调节市场经济重大关系的法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还明显具有过渡性质，给产权关系明晰、行政垄断行为留下很大的空间；其次，独立公正的司法时时面临挑战，司法活动经常遇到来自权力的干预和利益的诱惑，司法原则难以贯彻如一；再则，法律执行的问题更加突出，执行难使大量公正的判决无法兑现，打官司所需的巨大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众多经济主体望而却步；此外，整个社会的契约意识还不充分，履约激励机制与违约追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使经济活动的现代性、规范性大大受损，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不单单是法学界的事，甚至主要不是法学界的事，政治学必须下大气力关注法治化进程，着力研究对市场经济形成阻碍的各种不良现象。
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时期，政治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与时代大势合拍，关注市场化改革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法治化进程，为国家经济活动创造优良的政治、法律与制度环境。但政治学的任务远不止这些，政治学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超越，就必须把力量下在与法治化同等重要的基本目标上，即民主化、公开化、公平化。毕竟政治问题不是作为经济问题的“搭配”、“配套”而存在的，政治体制也不可能寓于或融于经济体制之中或之内，政治学原本就有属于自己的领地。
民主化、公开化、公平化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普世价值，始终是政治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些目标，学界更是提出了诸如宪法至上、主权在民、有限政府、权力制约、民众参与、政务公开、权利平等、财产保护、选择自由、社会监督等较为具体的目标，以及通往这些目标的有效途径，比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科学处理党政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独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拓展公众的知政、议政、参政渠道等。而其最终的目标模式就是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宪政、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
实现这一目标，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二选择。邓小平同志20多年前就说过：“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2]176“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164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而改革的方式，“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3]
可见，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还不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问题。适应这一需求，政治学既要关注改革目标，更要设计改革思路，着眼现实探索有针对性和可操作的对策措施，为实践者提供更多的改革方案选择，使政治学者的社会关怀建立在实践推进的坚实基础之上。
理性化把政治学的关注点引向本然的思想界域，以平和的学术眼光看待政治关系与政治现象，摆脱对实体政治“过度关怀”、“过分批判”带来的尴尬，使政治学的研究平台和思想空间空前扩展。
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些集体非理性行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行为浮躁，观点偏激，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对世情、国情、民情的深刻把握，靠凭空想象，靠书斋推理，使思想观点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检验，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不着边际，有时尽管出现一些思想火花，但也因缺乏可操作性的行动支撑而束之高阁，真正好用的、有真才实学、真情实感、真凭实据、真知灼见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二是戴着有色眼镜，一味批评与指责，似乎只有自己才掌握真理，把现实看得一无是处，缺乏建设性意见，缺乏辨别能力，采取偷懒的办法，一味照搬照抄，有时甚至完全用西方的一些观点和公式去套中国现实，一旦不相符合就妄加指责，把现实贬得一无是处，且思想只止于“破”上，拿不出“立”的思路来；三是保持过强的“被接纳”的心理预期，缺乏平和的学术心态，把能否被权力接受、采用当成判断思想观点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接受则沾沾自喜，否则就横眉冷对，把作为社会良心的学术思想当成“御用之器”，完全失掉学术的自尊、自立与自强。
所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总体上是朝着集体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的。无论政治学的研究空间，还是政治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皆然。痛定思痛，政治学者从教训中醒悟、在失落处思考，逐渐走出低谷、迈向坦途，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使政治学出现可喜的变化、巨大的转机和广阔的空间。这些变化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倡导学理化。政治学自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起，就要求从业者用科学的态度、学理的眼光去对待它。政治学研究学理化的趋势表现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等各个方面，从研究内容方面择其要者为：(1)用平静理性的学术理路对待政治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使大而无当的宏观叙事降回人间，将敏感的政治问题回归学术。公共性的讨论克服了政治学只专注于狭隘的集团和阶级利益的局限，使公共权力和政府属性回到其应然的位置；治理的出现一改传统的国家统御思维，国家建设范畴的公共思维、公众意识代替了斗争思路、革命思维，使政治改革与制度变迁活动技术化和远离血腥化；权力寻租分析剥去了各种腐败现象的“画皮”，也为寻求治理贪腐之路打开了通道；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公共福利均等化之辩揭示了人民权利和政府功能的真谛，为社会公平铺就了坦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2)鼓励并支持学术创新，使政治学领域的创新观点、创新理论异彩纷呈。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反映着一门学科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同样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程。尽管相比于其他更为活跃的学科，政治学的创新力还有差距，但伴随着政治学学术阵地的扩展、学术活动的繁荣、讨论氛围的优良，学者数量与质量提升，创新的观点、思想大量涌现并不断充实着政治学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政治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3)不断开拓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及时发现并培育政治学新的增长点。学术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创新上，也体现在学术领域的拓展上，封闭必然导致学术的枯竭。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扩展、政治活动渗透性增强的需要，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政治学的关注点由传统的国家问题逐渐放大到所有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对公众、民间、基层、民族、女性等现象的关注，改变了政治学的贵族做派和高高在上的习气，使政治学的知识内容变得越来越鲜活与生动；对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发展而大量涌现的社会组织的关注，增添了政治活动的传统主体，使政治学的敏感性增强，与现实社会的距离感越来越小；在扩充研究对象内涵的同时，政治学还向着交叉与边缘的领域发展，出现了大量边缘与交叉学科，使政治学的整合性和解释力越来越强。
2.倚重建设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政治学也分为学理规范与实证分析两大流派。以现实政治为着力点的研究者，秉持强烈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逐渐摆脱了过去只关注上层、只热衷批判、只信奉西学的陋习，把研究活动的关注点、着眼点、着力点放在建设性的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大大提高了所提出的对策措施的效度。一是从现实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数量分析，使思想建立在严密的论证基础之上，不做空洞的议论，不做无谓的指责；二是从国情出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反对全盘西化、食洋不化，也反对拒绝一切，妄自尊大，一切以适合中国实际为要，一切以独立的科学判断为据；三是从可用性出发，注重可行性设计，尤其是针对现实政治发展而进行的改革对策设计，更是秉承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进行细致缜密的分析诊断，在此基础上再负责任地进行方案设计，而方案的设计不仅提供严密的内容与思路框架，而且提供实施的技术线路与工具。为增强方案的可信度、验证方案的科学性，案例研究和试点、试验活动也在政治学界日渐兴盛。如此建设性的态度拉近了学界与权力的距离，增强了二者问的信任度和接纳力，为更多的政治设计进入决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3.促成分殊化。社会的整合与分殊是同步进行的，没有细密的分殊就无法完成有效的整合，而没有整合，分殊的意义就大打折扣。政治学要真正成为独立的学问，同时也为了使政治学界的声音更多地影响权力，政治学与政治学人的分殊化就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一方面，政治学首先不是赶时髦的时事学，其次不是咬唇鼓噪的时政评论，而是作为天下公器的客观公正的学术思想体系。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即使所涉猎的政治问题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而难以绕开，也要最大程度地通过学术的语言加以表述，尽可能地维护学术的中立地位和公正立场。另一方面，政治学者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准确地为自己定位，保持自己思想者的独立尊严。政治学者的职能是“政治解释”而不是“政治改革”、“政治建设”，其产品是为社会提供有说服力的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解释，提供有依据和可操作的有关政治改革、政治发展的方案设计。对于思想者而言，其思想本身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政治解释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使自己的政治设计更实用、更管用，使社会有更强的信任度，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仅此而已。至于解释能不能被接受，设计能不能被采用，则不是政治学者所应该过于关心的事，如果硬要关心，则只能是徒增烦恼和自找没趣。
科学化是一切科学的心路历程和价值追求，政治学当然不能例外。一切科学的进步最终都是方法与工具的进步和这种进步的结果。当一个学科理性地处在自己的合理边界，并始终掌握和运用适合自己的规范方法的时候，其真正的繁荣发展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曾几何时，政治学因其独特的学科属性受到意识形态的冲击最大，其发展也最为曲折。在恢复政治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内容的陈旧性、体系的刻板性、理论的教条性、方法的单一性是政治学的真实写照。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末政治学界“基本开始了用规范的概念和学科语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处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4]。到今天，“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结合，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结合，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已经基本抛弃了笼统的定性分析，改变了以往概括性、一般性和静态性的特点，而越发重视具体性、技术性、过程性和动态性方法的运用。”[5]方法的进步为政治学者开展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性活动提供了不竭动力，也为政治学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同理论创新无止境一样，方法革新亦无止境，而且方法革新是理论创新的条件。方法先进本身就是理论发达的标志，同时，它又决定着理论发展的高度。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一直沿用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概念命题、话语理念体系受到很大局限，与西方政治学存在很大差距，与发达的学科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尽管在今天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但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要选择适合政治学学科特点的方法体系。一门学问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路径，并非是研究者随意取舍的，而是取决于该学问的学科性质。学科方法是由本学科的内容对象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反映着本学科研究的方向、途径、角度、特色，并通过概念框架、分析思路和一些具体的理论体系加以体现。
政治学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是一门古老、成熟、发达甚至是主流的学科，至少在欧洲和北美是如此。从研究方法视角看，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几经变移，出现了伦理学、神学、人本、法学、社会学等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德怀特·沃尔多分析说：“自古代帝国时期以来，西方的政治学传统一直是在单一的语系——印欧语系中发展的……西方政体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的每一个(即在古代帝国之后)，都伴随着论述政治事物的独特语言的出现。希腊城邦时期的语言是哲学的；罗马世界帝国的语言是法律的；封建时期的语言是宗教的；现代国家的语言是科学的。”[6]这一见解是有说服力的，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本政治观进一步用科学的世界观倡导政治学与法学、社会学等的融合，并吸纳了生物学、物理学、统计学、计量学等自然科学方法。政治学作为科学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一方面要把握科学发展的大势，在科学的整体进步中不落伍，另一方面要突出自己的个性，不失掉自我。
其次，要正确地对待传统，客观地对待来自西方的方法知识。为有效地协调来自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科学研究思路：“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7]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中国的政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要注重中国的传统。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现代政治学是由西方主导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发达的朝代更替学、帝王将相学、权术争斗学，但缺乏全面理性的政治科学分析基因，这一传统如果不接受现代政治理念的洗礼，任其发展，就是一条进入死胡同的歧路。因此，在这里我们要突出强调对待西方方法的问题。
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具有三大趋势：(1)经验实证的方法与规范逻辑的方法此消彼长，始终难以彼此说服。行为主义革命张扬了实证的传统，后行为主义运动又为其价值挽回了些许面子，但二者对垒的状况并未结束。从近现代政治学的发展看，经验实证的方法似乎占了一定的上风，有人甚至说现代政治学一直是在实证主义的统治之下。(2)研究主旨由国家转向社会，由有形转向无形，由静态转向动态。传统政治学的关注点集中在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等上层建筑领域；集中在政府组织、政权体系等有形领域，集中在法理制度分析、权利义务分析等静态领域，现代政治学逐渐将兴奋点集中于市民社会、公民参与等社会政治领域，集中于政治话语、心理、个性、文化等无形领域，集中于政治行为、功能、过程、程序等动态领域。(3)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和系统融合的态势，表现为：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层出不穷，制度理论、传播理论、殖民理论、女权理论、个性理论、社团理论等成为政治学家族的新成员；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政治学在巩固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老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又扩大合作领域，涉足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地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开始注重学科圈与相关因素的系统化建设，注重政治学的能量提升与环境整合，生物政治学和生态政治学的诞生与备受重视就是典型例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要积极适应这一变革趋势，跟上时代步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包容性，不断推进方法创新。方法库的充实程度是体现一个学科生命活力的基本标志，也是促进这一学科发展跟上时代步伐、与世界同步前进的重要保证。掌握和拥有一些方法很重要，挖掘和发现一些方法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保持对新方法的接纳力和开放度，用理性的态度、开放的胸怀科学地对待各种新方法、新理念，不僵化，不固守，不盲目排斥，始终保持仔细观察、冷静分析、虚心接受、主动调整的健康心态，积极评判发生着的各种变化。
总之，时至今日，建设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政治改革必须扩大成就，克服缺陷，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全到位。中国政治学人要认清形势，准确定位，破除陈规，解放思想，为学科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为设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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