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理论和实践”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理论和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一度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会年会年前在北京召开，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关于现代市场理论和实践”的研讨。来自全国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企业界的1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以往多次研讨会相比，这次会议显得更加务实，主要议题集中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干预与调控、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公平与效率、国有企业改造等问题上。现将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一、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
1.产权问题
有的代表认为中国创建现代企业制度，首先需要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即明晰产权制度。这就是从企业资产的产权上确立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地位。目前一般国有企业中已形成多种产权成分，即国家拥有的产权、企业集体拥有的产权、职工和其他个人拥有的产权。现有必要对企业资产的产权划分清楚。根据西方产权结构理论，财产权的确定是对人们在相互作用中必须遵守的事项或没有遵守但必须承担成本的事项所规定的行为准则。财产权具有经济价值，即收益，并与取得财产权的交易成本有直接关系，因此在明晰产权制度时，应该根据各种产权收益情况确定产权的价值，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注意交易成本对财产权价值的影响。创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确立最适宜的财产权结构，即同最低交易成本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
有的代表认为产权即所有权，它是财产制度的核心。财产制度是人们对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所做出的法律规范。根据霍尔索夫斯基的解释，产权可以分解为：(1)监护权；(2)用益权；(3)让渡权；(4)毁损权。在现代企业制度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斯的贡献，他将企业看作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指出企业以集中计划下的分工代替市场分工是因为它能节约交易成本。威廉姆森等人对科斯的思想作了补充。不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斯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完全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有的代表认为第一个讲产权问题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最初学法律，其后研究经济学，所以最了解产权问题。国内现在一些人对所有制与所有权概念混淆不清，而马克思早就指出：“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财产关系是财产权的法律用语”。马克思将财产权这一词用了复数，这表明财产权包括一系列的权利。
针对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就是主张私有化的看法，有的代表指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化，它还涉及到契约理论。
2.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如何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有些代表指出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认为政府是政权机构，企业是经济组织，两者性质不同，运行规则不同。为此政府不要以行政手段对企业经营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企业也不要以经济手段对政府行政进行不合法的干扰。不要以企业政绩作为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更不要一律“商而优则仕”。政企分开不等于政府就不管企业，问题是政府究竟以行政手段还是以经济手段管。日本通过产业政策将企业行为纳入政府制订的发展计划中的做法值得借鉴。产业政策是协调政企行为的纽带。
有的代表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建立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应采取扩散的方法减轻目前企业的社会负担，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投资基金及财政基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逐步过程，应有阶段论，在政策上不能冒进。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明晰化，但有代表认为产权模糊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有的代表指出乡镇企业起步之初，理论界有人认为其产权不明晰难以发展，然而实践的结果证明它是改革过程中最成功的，其产值现已占到工业产值的40%以上，并解决了农村1亿人口的就业。由于产权模糊，使得乡镇企业无那么多的法律纠纷，使其可能成为最好的一种企业模式。当然这不是说乡镇企业不需要产权明晰化，在些地区调查中已经发现某些乡镇企业正在将企业资金转到私人口袋中。
二、国有制企业的改造
这是研讨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目前我国约有2/3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不景气状态，如何使这些企业走出困境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有的代表提出了“国有企业脱胎换骨”方案，这就是建议将国有企业“置于死地而后生”：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拍卖掉，将钱用于中部、西北部发展国家垄断的资源型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认为这一方案的好处是可以缩小地区性差距，促使落后地区较快发展，此外国有企业也可以放开包袱，进行深层次改革。该方案的难点是怎么将国有企业拍卖出好价钱，由谁来购买？
有的代表赞成拍卖国有资产的建议，认为既然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两重性，从而生产资料也就具有两重性，因此国有资产可以拍卖；这一拍卖不仅适合于东部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也是可借鉴的。
有的代表认为大量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国家资金的大量投入，长期下去就不是坚持公有制了。实际上我们已没有财力去支持这些亏损企业，何不使产权成为开放的产权？控股权可以仍掌握在国家手里。在整个经济中支柱产业、公共物品、国防应仍为国有企业，由国家控制。
一些代表不赞成上述看法，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尽管总体搞得不怎么好，但也有搞得很好的大中型企业。他们指出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实行股份制通过股票价格的涨落可以自动刺激企业的效益，实际上股票价格的涨落对企业效益的好坏不起作用，相反会起许多副作用。现实行股份制的不少企业并非都是国家控股，一些已变为混合经济，出现大量资本被截流到二级市场而到不了企业的现象。因此不应把股份制看作是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
三、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问题是会议议论较多的话题。有的代表指出80年代以前，新中国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现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去年通货膨胀率为18.5%，现在已达到20%，年底将超过20%。尽管工资增加，但通货膨胀低销了工资上涨与经济增长的幅度。有人说：“人民群众可以承受”，什么是“可以承受”？这种说法很模糊。又有人运用凯恩斯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有益无害，但事实上人民群众中的大部分受害，尤其是拿固定工资的离退休人员。通货膨胀的持续，造成人心的不稳定。
有的代表指出凯恩斯根据发达国家现状，论证有效需求不足，提出国家干预刺激需求，但我们国家不能刺激需求，搞通货膨胀，因为我们是供给不足。
有的代表提出“吸取外国经验教训，切实抑制通货膨胀”的主张。他在考察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教训后，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效能低的税收，尽管它可给那些难以消减支出或提高其他税收的政府以眼前利益，但代价随后便产生。而且当货币需求下降时，成本——收益率就恶化。他驳斥了倡言放宽通货膨胀率达到20%对经济增长是恰好的主张，指出一旦20%通货膨胀率发生，高通货膨胀率就难以控制，除非非常迅速地采取抵抗作用，使经济增长的“泡沫”破灭。由此他建议应正确看待和处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切实、周密地考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相互配套，使我国沿着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道路前进。
四、国家干预与调控
1.市场缺陷分析
70年代开始，一批发展中国家由强调计划管理转向强调市场调节，然而20年过去了，推行“市场自由化”的国家与地区除少数外，大都不尽人意。市场的缺陷加之发展中国家内在特有的种种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缺陷具有特殊性。有的代表介绍了边耶(G.Meier)、托达罗(M.Todaro)及斯蒂格里兹(J.Stiglitz)等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缺陷的分析：(1)市场不完全。比如资本市场不完全，使之市场引导企业规避风险的性能很差，而知识传播不完全，造成市场竞争不完全。(2)信息不完全。生产者与消费者都面临信息不足和不确定性，追求利润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可能以借误信息为根据，从而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也使企业产品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3)外在性与公共物品。学习、研究与开发存在严重的外部性，而私人市场不提供包括教育和保健在内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企业难以充分获取知识收益，也难以使外部性内在化。(4)收入分配不均。对市场机制过度依赖，使得非常倾斜的收入分配模式不仅不会改变，反而可能变得更加严重。(5)结构变化。市场可能有效地配置边际资源，但市场在引致经济结构大量的不断变化方面可能是无效的。
2.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
市场缺陷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一些代表指出现在存着一种看法，认为国家干预只能是宏观调控，提到微观调控就是重新走上政企不分的老路。事实上国家干预包括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两个部分，其手段不仅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计划调节与行政手段等，加强后两者决不是重新走上旧体制的老路。但也有人认为国家调控的有效性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
有的代表指出在西方除哈耶克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过，应弄清并不是什么干预都是宏观调控，还有微观调控，又称管制。使用管制手段有利也有弊，比如对价格暴涨不能不实行管制，然而管制时间一长，又会抑制经济增长。
有的代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及国家调控，认为宏观调控不能忽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市场经济本身有失误，要素自由流动中存在着障碍，如果无国家干预，完全可能出现富的地方越富，穷的地方越穷。
有的代表引用萨谬尔森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指出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国家的宏观调控，而且必须有完整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3.政府缺陷的分析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办，然而结果并不总是圆满的。由于权力进入市场，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一只“看不见的脚”的涉入，使得“看得见的手”发挥不出作用，其结果往往变得更糟。
政府干预的失败来自政府缺陷。有的代表介绍了查尔斯·沃尔夫对政府缺陷的分析，这些缺陷在于：(1)维持政府活动的收入包括非价格来源，如税收、捐赠等。这样成本与收入之间缺乏关键性联系，二者的分离意味着资源错误配置程度的大大增加，低效率受到鼓励。(2)非市场机构经济产生出与原来设置该机构所要求发挥公共职能不太相干的内在性，使之“私人的”或组织的成本和利润很可能支配了公共决策者的计算，扩大了机构供给成本，导致低水平的公共产出。(3)多多益善的预算增长，越新越高越复杂越好的技术进步，以及获得和控制别人不知道的信息。(4)使用笨重工具的大型组织在修正市场缺陷运行中派生出消极的外在性。(5)公共政策措施中权力的再分配给不公正的滥用职权提供了机会。此外，各种寻租活动，也会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政府官员行为的扭曲，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
由于政府是政治权力和强制权力的垄断者，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干预行为本身也存在着是否规范，是否正当的问题。为此，有代表提出国家干预必须公开、透明，受法律制约，受社会监督。这样才可以防止权力进入市场可能引起的腐败现象，使干预达到预期目的。
五、公平与效率
1.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有的代表认为：(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只要该制度存在，这一矛盾就不可能消除。(2)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因为生产资料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公有制有利于生产与分配，保证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3)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允许部分非公有经济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它的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扩大了收入差距，损伤了公平。因此国家应采取坚决措施遏制收入悬殊过分扩大，将收入分配不公控制在一定范围与程度内；应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下辅以税收、福利政策、社会捐助扶贫等措施，来实现收入公平，而不是在削弱甚至放弃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之。
有的代表以坐标图示意，他对不同经济制度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分析，指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低公平低效率；计划经济下高公平低效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低公平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高公平高效率。认为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于：(1)退休人员包袱；(2)债务包袱；(3)乡镇企业不规范的竞争。
有的代表认为私有化从总体上创造了效率，但付出的代价很大，牺牲了公平。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往往也缺乏效率，例如德国铁路国有，效率就很低，不管有多少人坐，准点就开，因为有国家补贴。但是就此说公有制必然效率低又不然，比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就个个有效率的。这还有一个管理问题。
2.不同企业制度的效率比较
不同的企业制度产生的效率是不一样的，有的代表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与独资企业相比，合伙企业在效率上享有规模经济之优势，而公司制度在集资、生产、管理、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又高于前两种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其产权主体是国家，在国家法人背后，终极所有者界限是模糊的；国有资产占有权的掌握者实际上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的制衡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保护出资人利益的机构。从效率看，国有企业制度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前者表现在：(1)在外部效应比较明显的部门建立国有企业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在自然垄断行业建有国有企业可以避免私人垄断企业可能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3)国有企业具有比私人企业更高的宏观经济效率，如它能吸收更多的就业，其低价政策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萧条阶段的投资有助于缓和经济波动。后者表现在：(1)可能成为私人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权力剥夺社会的工具；(2)由于内部制衡机制不健全，人浮于事、以权谋私、挥霍浪费、玩忽职守等现象严重；(3)微观效益较差，政府要承担较重的财政负担；(4)由于国有企业事实上不会破产，效益差的国有企业不会退出，从而影响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8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掀起私有化运动，说明国有企业这些短处不容忽视。
六、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是研讨会上争议最大的论题。有的代表指出过去几十年学术界存在对西方经济学一味否定的现象，现在这种状况一去不复返。中华外国经济学说会一直坚持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用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这点应坚持下去。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以私有制为主体，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进一步研究。
有的代表认为目前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总体水平较低，一是数学功底差，二是对国外新思想、新理论了解甚少。因此主张先拿来，然后再分析，再有所突破。其次，研究西方经济学应立足于“用”字上，而不是“批”字上，批倒批臭，当然这种用是有鉴别地用。第三，经济学要发展，西方经济学科要发展，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要允许百家争鸣，多种观点的存在。
有的代表认为西方经济学不管什么理论都是从假设前提下进行推论，由最简单的需求发展，而在实践中这些因素是假定不了的，可见从理论到实践有差距。如果不问场合，将西方理论拿起来就用，就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有的代表指出目前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深或根本不研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丰富的思想，比如产权理论、企业理论，马克思著作中都有论述。认为马克思过时了，这是浮浅的见解。应该既懂得马克思的理论又懂得西方经济学。
有的代表认为对西方经济应采取科学态度，既反对全盘吸收，也反对全盘否定。搞学术要搞百花齐放，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但是现在存在着盲目推崇西方经济理论的现象，这与领导人对西方理论缺乏研究有关，听少数人一说就接受。如果说“文革”前搞教条化，现在是否也在搞教条主义？只要与西方挂上钩，只要是西方的，就盲目推崇。
有的代表认为对西方经济学一概排斥或全盘肯定的两种倾向不只限于理论界、经济学界，其它领域也普遍存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与中国改革问题相联系，一种思路是搞私有化，比如对休克疗法赞赏，认为长痛不如短痛；认为现在大中型企业不活的根子是公有制，公有制与无效率联系在一起。另一种思路主张计划经济，将目前的问题归结于市场取向，认为过去计划经济尽管有问题，但无通货膨胀，因此还是走走回头路。可见思想交锋客观存在。作为领导机关应看到不同观点的存在是正常现象，争论不可避免。领导机关应该对所有的意见都考虑，不要圈定哪种观点正确，哪种不正确，不要扣帽子、打棍子。无论持有什么意见，只要是在拥护中央大政方针前提下，就应该让其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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