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诗集论文,高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701—765年），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1〕卒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旧唐书》卷111本传谓：“适少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可见高适诗歌作品在唐时已广泛流传，特别是反映边塞生活的诗作更是为人称道。我们从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高适诗集及其《唐人选唐诗》内的精彩篇什，完全可以证明本传所言诚不虚哉。有关敦煌本高适诗的整理研究，已有罗振玉、王重民、杨承祖、潘重规、刘开扬、孙钦善、吴肃森、吕光华、黄永武、施淑婷诸家的专文论述，〔2〕其中尤以施氏《敦煌本高适诗研究》为集大成之作， 本文仅就敦煌本高适诗集的著录，与传世本《高适集》的比较及其文献价值，略作补说于后，以期引起人们对敦煌本高适诗集的重视。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敦煌本《高适诗集》著录简况
远在本世纪初，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在辑录《唐人选唐诗》时，已得“高常侍诗二篇（《上陈左相诗》仅存前数行）”。其后，王重民于1936年12月15日所作《敦煌本高适诗集叙录》，内云：“伯3862，高适诗集残卷，起《答侯少府》，至《同吕判官从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七级浮图作》，共得三十六题，诗若干首，惟首尾两篇有残缺。”“余在敦煌残卷中，别获一唐诗选本（伯2552）载适诗三十九题，内两题不见今本。”至此，王氏已初步判定敦煌残卷存有高适诗集和选本。1984年，孙钦善《高适集版本考》〔3〕亦称伯3862为“高适诗集”， 伯2552、2567、2555、2748、3195、3619、3812，斯788（原作288）、2049等为诗选，并探究各卷所存高适诗。同年，吕光华《今存十种唐人选唐诗考》内列专章，就伯2567、2552之拚合卷辑得高适诗四十九首，并谓“个人入选数量之多，为今存十种唐人选唐诗所仅见，似乎此集原本卷帙颇为可观。”1989年，施淑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以下简称“施文”）的发表，把敦煌本高适诗的整理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施文搜集的敦煌本高适诗已扩大到13种唐人写卷，〔4〕“所收高适诗， 去其重者、疑伪者，共得79题104首（含一赋）”。 尤其是就敦煌本高适诗与今本异文之研究，堪称细密详赡，为恢复高适诗的原貌作出宝贵的贡献。
不过，有关上述13种敦煌写卷高适诗的正名以及是否存在高适诗集的问题，尚存歧异。除伯3862被多数学者著录为“高适诗集”外，其他写卷则被笼统地纳入《唐人选唐诗》（拟名）之中，有的学者还把敦煌写卷所存高适诗作，不论数量多寡和原卷残损情况，一概名曰“高适诗”。这种因人拟题却又完全忽视不同写卷之间差异的作法，极易引起某种误解，为了重新认识敦煌本高适诗集的存在及其文学文献价值，还必须对敦煌写卷高适诗集及其作品进行更为认真细致的著录。
伯386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下简称“总目”）著录为“高适诗集（存卅六题）”。《敦煌古籍叙录》（以下简称“叙录”）同。《敦煌宝藏》（以下简称“宝藏”）亦从其说。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存201行，行17—24字，卷首八行上部又有不同程度的残损。 首起“归欤伤”（此即《答侯少府诗》之残句），下讫“同吕判官从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七级浮图作”。“叙录”云：
书法虽非上驷，亦整秀可观，避唐讳甚谨，的是唐人所书。校以今本获佚诗三篇：曰双六头赋送李参军，曰遇崔二有别，曰奉赠平原颜太守。“诗若干首”，然未道其深。按本卷所存见于今本的诗作有：答侯少府（残）、封丘作、涟上别王秀才、别从甥万盈、东平路三首、闲居、和贺兰判官望海作、赠别沈四逸人、过卢明府有赠、别李景参、送田少府贬苍梧、单父逢邓司仓覆库因而有别、燕歌行、行路难、送张瑶贬三溪尉、哭裴明府、卫中送蔡十二之海上、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送董判官、自淇涉河途中作、陪马太守听九思师讲金刚经、宋中过陈兼、九日酬颜少府、秋日言怀、宋中十首、别王澈、别刘子英、画马篇、观彭少府树密（宓）子贱祠碑作、琴台三首、别王八、武威作二首、同吕判官从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七级浮图作（仅存诗题）。计存诗36题50首（含二残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以下简称“刘笺”）谓本卷所存“计诗题36题，诗48首，有题无诗者1首，赋1首”。又谓“伯3862，所录诗多不全，实为高适诗选，姑仍王重民所称（高适诗集）”。孙钦善《高适诗集校注》（以下简称“孙注”）拟名“高适诗集”，“凡36题，48首，为敦煌残卷保存高诗较多者，订讹补遗之价值亦很高”。后在《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又计为49首。施文则直题为“伯3862号中之高适诗”，“考本卷共载诗赋36题50首”，与原卷所载相合。
伯2567，总目著录为“唐人选唐诗”，“背为莲台寺出纳帐”。宝藏，同；又注云：“王昌龄、孟浩然、李白等诗。”叙录引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云：“诗选残卷，其存者凡六家，前三者撰人名在断损处，不可见，今据《全唐诗》知为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龄、曰邱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适，都计诗数，完者71篇，残者2篇。 ”“若高适卷中但存一篇有半耳。”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何异浮萍寄渌水”（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之后半），下讫“善用子房筹”（高适《上陈左相》残句）。存241行，行28字左右。其最后17 行原题“信安王出塞 高适”，“上陈左相”（只存一行半）。本卷所抄诸诗经黄永武先生考为李白、王昌龄、孟浩然、李昂、荆冬倩、丘为、陶翰、常建、高适等九家诗”（见《敦煌的唐诗》）。罗氏仅据卷内作者存名计之，故未确。
伯2552，总目著录为“唐人选唐诗”，“下接伯2567卷”。宝藏，同。叙录云：“诗选残卷，存41首，末二题李昂撰，并不见《全唐诗》。前39首不著撰人姓氏，选录如许之多，知必是大家。然余素不谙诗，虽是大家，亦不能知为谁氏。持示友人林君藜光，阅至《邯郸少年行》而知为高适；阅至《三君咏》，遂断为必高适矣。国家图书馆有畿辅丛书本《高常诗集》，林君又为假得《全唐诗》，余持与相校，不见刻本者凡二首：曰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曰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其见于刻本者之37首，异同甚多，亦足资校证。”
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才传世业，相府盛嘉谋”，下讫“其音苦，其调悲，此地近胡”。计210行，行28字左右， 卷首四行下部有残损。见于今本的高适诗为：“上陈左相（篇首，诗题原佚）、上李左相、奉酬李太守丈夏日平阴亭见赠、宋中即事赠李太守、东平寓奉赠薛太守、同吕员外范司直贺大夫再破黄河九曲之作、饯宋判官之岭外、睢阳酬畅尚书、同朱五题卢太守义井、塞上吹笛、行路难，送兵还作、送韦参军、留别郑二韦九兼呈洛下诸公、送蔡山人、宋中遇刘书记有别、东平留赠狄司马、遇冲和先生、酬李别驾、别李四少府、别崔少府、邯郸少年行、三君咏并序、送冯判官、塞上、送郭处士往莱芜兼寄苟山人、使清夷军三首、自蓟北归、古大梁行、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宴郭校书因之有别、别韦兵曹、广陵别郑处士、别董令望、蓟门五首、赠别晋处士、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去其重出“东平留赠狄司户（马）”外，存诗37题46首（不包括佚诗二首）。卷末倒数第15行为李昂诗：训鸽篇并序、塞上听弹胡笳作并序。叙录又云：伯2567卷末高适诗“《上陈左相》半首，而此卷（2552）起自高适，第一首残存五行，即《上陈左相》之后半，适可为延津之合，为罗氏所未见，故亟付影摄，仍师罗氏之意，题为唐人选唐诗。”按伯2567卷末存《上陈左相》之前数句，而伯2552卷首为《上陈左相》之后半部，二残卷除尚有残损外，适可缀合成全诗（文下加点者，见伯2567，□号为二卷残佚之字）：
上陈左相
德以精灵降，时膺梦寐求。苍生谢安石，天子富人侯。樽俎资高论，岩廊挹大猷。卿才传世业，相府盛嘉谋。豁达云开景，清□□□□。□□□□颂，善用子房筹。户牖思攀陟，门栏尚阻修。高山不易□，□□□□□。□□□□□，□□□□□。□才山吏部，书僻杜荆州。幸沐千年圣，宁辞一□□。□□□□□，□□□□浮。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浩荡□□□。□□□□□，归欤任白头。风尘与霄汉，瞻望日悠悠。
另从两卷书法， 抄写格式相同来看， 实即一书。 施文拟题“伯2567、2552号拚合卷唐诗选中之高适诗”。并云：“高适诗则始自‘信安王出塞’，终于‘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得征马嘶’，有五古10题16首（含一佚诗），七古9题9首，五律9题11首（含一佚诗），七律2题2 首，五排8题8首，绝句2题3首，共得40题49首，为数最多。”由于拚合卷所存高适诗为数最多，若以人为集名，亦可拟为“高适诗集”。
斯788，总目著录为“唐人选唐诗，残存高适燕歌行一首”， 宝藏作“高适诗（古大梁行、燕歌行）”，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墟但见狐狸迹，古地多饶草木根”，下讫“五将登坛俱出师，长风”，计17行，行15—18字，末二行上部残。存《古大梁行》之后半，《燕歌行》全，末为《大漠行》之首句。卷内仅见原题“燕歌行”一首，实存高适诗三首（含二残诗）。
斯2049，总目著录为“古贤集”，并作“说明”：“所选唐诗多不著作者，篇题亦有不同，兹据所知者记之，如洛阳篇即刘希夷之白头吟，汉家篇即高适燕歌行。”宝藏仅著录“古贤集”。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披图阅宫女，尔独费俦侣“（王昭君安雅词之后半），下讫“惟求青史列虚铭，鸣呼哀哉”（北邙篇之前半），计存223行， 行17字左右。自第97—108行，原题“汉家篇”，实即高适《燕歌行》， 总目失载。此卷多以原诗首二字为篇题。
伯2748，总目著录云：“卷背录诗：燕歌行、古贤集、大漠行、长门怨、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王昭君诸词人连句、敦煌廿咏等”。宝藏，同，又著录：“高适燕歌行”。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代越人一枝花一盏花”，下讫锦衣篇之“瓢（瓢者瓠也， 可为勺）叛”。 计192行，行17字左右。自第16行，首题“燕歌行一首”，第17 行又重题“燕歌行一首”，以下接抄“汉家烟尘在东北”，至第28行“今犹忆李将军”止。下接抄“古贤集”等，题下均无作者姓名。本卷所抄“燕歌行一首”，即高适所作。第94行后抄有横纸直书文件一通，内云：“大中四年七月廿日，天德以下七人至”，惜下截残去，此为考证本卷抄写时代重要材料。
伯2555，总目著录“残诗文集，汇录吐蕃侵略敦煌时代文件（如为肃州刺史刘璧臣答南蕃书）及陷蕃者之诗，亦有在敦煌地方通行之诗文（如刘商胡琴（当作“笳”）十八拍，刘长卿酒赋等，此卷极为重要）。宝藏，同；并注云：“安雅王昭君诗、孔璋代李邕死表、胡笳十九拍、刘长卿高兴歌、孟浩然闺情、岑参江行遇梅花之作，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马云奇白云歌，临王羲之尚书学贴等。”柴剑虹录作“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
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北京图书馆还藏有缩微片23拍，第2 拍第19行为七绝一首：“雪静（一作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诗题撰者全佚，柴考为高适《塞上闻笛》，《全唐诗》卷214作《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第21 行又抄七绝一首：“十里黄云白日
，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题撰者全佚，柴按“此诗即高适《别董大二首》之一，又见《全唐诗》卷214 。 黄永武考为《别董大二首》之二， 又见伯2552，诗题作“别董令望”，“则董大为董令望，非如旧注所猜测为李颀诗中所赠的董大‘董庭兰’”。
伯2976，总目著录为：“①咒愿新女婿，②高适诗数首，③温泉赋一首（进士刘瑕撰）”。宝藏作“诗文杂录”，内“高适诗三首（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奉赠贺郎）”。
原卷原尾俱残，无题记。首起“婢舂炊簸扬”，下讫“没量时来游猎，不得似”（温泉赋残文）。复经查阅原卷缩微片，其内容为：①
书之残文，②下女夫词，③咒愿新女婿，④“我本渔樵孟诸野”诗，诗题撰者全佚，按此即高适诗《封丘作》，⑤五言绝句“鸟喜排花落”，“塞外卢花白”，“积财虽是宝”，“兄弟不假多”等四首，⑥五更转之“一更”、“二更”，⑦温泉赋一首，只抄首句半，“开元改为天宝年，十月后兮”，⑧诗题三：《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奉赠贺郎》诗一首，皆不著撰人。按前二首为高适作，后一首则不类高适诗。施文云：“另奉赠贺郎诗一首，不见于本集，用语亦不类高适诗，当为误诗。”又宴别郭校书为五律，末句“年鬓已蹉跎”之下，抄者以“ ”号暗示为另一首，起句云“去乡不远逢知己”，至“今日于君问终始”句止，为七言古诗，见伯2552，诗题作《酬李别驾》，又见《全唐诗》卷213，今本作“题李别驾壁”，⑨温泉赋一首，首全尾残。
按本卷实存高适诗四首：《封丘作》、《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酬李别驾》。施文云“本卷所见高适诗共三题（含一缺题之误拚诗）三首，另一误诗。”实则未录“我本渔樵孟诸野”诗。
伯3195，总目著录“诗总集”，“存42行，第一首残，第二首为冯待徵美人怨，第三首魏奉古长门怨，第四首燕歌行”。宝藏作“高适、冯待徵、魏奉古等诗六首”。
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每论边外”，下讫“人计不（蓟北）空回”。计42行，行20字左右，首6行上端及中部有残损， 存诗题“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怨美人怨冯待徵”，“长门怨 魏奉古”，“燕歌行一首”。唯高适诗题下未署撰人姓名。开端第二行自“□□□贵兵目□，□承在朝野”起，至第十行“平原须寄仲宣诗”句止，诗题撰者全佚，施文考为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诗，极是。按本卷《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孙注、施文亦考为高适所作，则本卷实存高适诗三首。
伯3619，总目著录“诗集残卷”，宝藏作“唐人选唐诗（有苏、郭元振、刘希夷、崔颢、畅诸、皇甫斌、王维、高适等十余家）”。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青（清）明日登女郎神”，下讫“只应者个是将军”。计197行，第1—182行为大字抄写，行15字左右，自第83 行以下，小字抄写，行25字左右。第125行原题“九月九日登高
高适”，又见伯3862诗题作“九日酬颜少府”；《全唐诗》同；今集作“九月九日酬颜少府”。第170行只署撰人“高适”，诗题全佚， 存诗二首：其一“铁骑横行铁岭头”，即《九曲词三首》之三，《全唐诗》、孙注同。其二“一队风来一队砂”、孙注云：“本无题与《九曲词》其三‘铁骑横行铁岭头’一首相次。”并拟作高适《无题》。黄文考云：“《九曲词》后，联抄另一首七言绝句，连续在‘防秋’下，不分行，似为另一首九曲词。”第180行，原题“饯故人 高适”，今集失载， 又见伯3885，题作“送故人”，可互勘。按本卷存高适诗四首。施文谓“总计此卷共见高适诗三题（含同题之二首缺题诗）四首”。
伯3885，总目著录“残诗集（有李邕、孟浩然、史昂等诗）”。宝藏作“唐诗集（李邕、宋家娘子、孟浩然、史昂、郭元振、苏癿等）”。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送故人”，下讫“一登一弄不能还，莫怪河”。计138行，行15字左右。前部“诗选”， 原署撰人有李邕、 宋家娘子、孟颢（浩）然、史昂、郭元振、苏癿等，中部书事三篇，末为龙门赋。按本卷当为诗赋文选集残卷。卷首所抄“送故人”，未署撰人，从首句“衫君辞丹豁”，与伯3619所抄高适《饯故人》诗，全同，则知本首亦为高适作，仅篇题有异。
伯3812，总目著录“诗歌总集”，“有高适、殷济、武涉、刘长卿等诗及刘商胡琴（笳）十八拍、背有独孤播状数件”。宝藏作“诗歌选集（十二月调、代闺情等59首，殷济、武涉、刘长卿等作）。”原卷首尾俱残，无题记。首起“正月孟春春渐暄，一别狂夫”，下讫“王公特达越千古，六尺堂堂善文武，但令终日”（此即刘长卿《高兴歌》之开端）。计174行，行23字左右。第43至54行， 抄有原题“高适在哥舒大大夫幕下请辞退讬兴奉诗”、“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同前”等六首诗。王重民《补全唐诗》拟附于高适诗后；潘重视《补全唐诗新校》则“改为隶属宋家娘子的作品”；施文从其说。按由于诗歌下未署撰人，仅据前首《春寻花柳得情》为宋家娘子所作，而将连抄之六首全系其名下，似未允当。
总之，敦煌遗书所存高适诗的写卷有12种，除伯3862全为高适诗外，伯2567、2552拚合卷载高适诗49首为数最多，亦可拟为高适诗集外，其他九个卷号所载高适诗，均为散见于唐人选唐诗或诗文选集之作，惟《饯故人》《九曲词》《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可补敦煌本高适诗集之佚，而伯3812抄写的所谓依附于高适的六首则为疑伪之作（下文还要论述），不当列入高适诗卷，在无确证的情况下，亦未可遽断为宋家娘子的作品。
二、今本《高适集》与敦煌本《高适诗集》
高适一生，著述甚丰。《旧唐书》本传谓“有文集二十卷”。《新唐书》卷60《艺文志》著录“高适集二十卷”。至宋代官私书目反以十卷本著称于世，如《崇文总目》：“高适文集十卷”，《郡斋读书志》“高适文集十卷，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直斋书录解题》“高常侍集十卷”。《宋史》卷208《艺文志》著录“高适诗集十二卷”。 《百川书志》“高常侍集十卷，又高适诗集七卷”等。这说明《高适集》20卷本，至宋已逐惭被十卷本所淹没，从《读书志》著录的“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则不难表明十卷本出现的同时，已有辑佚之作；而“高适诗集”7卷、12卷本的出现，同时又可说明好事者于全集之外， 还有专门选编高适诗集行世。由于宋板高适诗集已不复见，因而无法与敦煌唐人抄本高适诗集进行比勘。至明清，高适集的二十卷本、十卷本却又时有著录，如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高常侍集二十卷”；胡震亨《唐音癸签》载“高适集二十卷”；《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版集部》云：高常侍集“书十卷，凡赋二首，诗二百四十六首，表九首，赞二首，记一首，序一首，祭文一首。卷数与《唐志》合。”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亦载有《高常侍集》20卷，可惜的是，高适集20卷本已佚。
目前能够见到的高适集主要是10卷本及其10卷之外的刊本。
（一）十卷本传世的有抄本、刻本两种，皆题曰“高常侍集十卷”，诗八卷，文二卷。抄本中有明抄本，前五卷，北京图书馆藏。又清初影宋抄本，其前五卷序次、文字与明抄本同，说明它们都渊源于宋本。此本前八卷为诗，不分体，亦非编年，卷九题杂著，卷十为表。《四库总目提要》云：“此本从宋本影抄，内‘廓’字阙笔，避宁宗嫌名，当为庆元以后之本。凡诗八卷，文二卷，其集外诗文则无之。考明人所刻适集，以《太平广记》高锴侍郎《墓中之狐妖》绝句“危冠高髻楚宫妆，闲步前庭趁夜凉。自把玉钗高彻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一首并载入，芜杂殊甚。又《九日》一诗见宋程俱《北山集》毛奇龄选唐人七律亦误题适作，此本不载，较他本特为精审。故四库全书以汲古阁影宋抄本著录之。
刻本之中有明仿宋刻十行本（存一至八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前五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前有瞿绍镛铁琴铜剑楼印，题曰“唐本明刊”，无刊刻年月及刻书人。另郑振铎跋本，郑氏跋语云：“高适集，有明活字板本，凡八卷，有诗无文；又有张逊业东壁图书府本，亦只诗二卷。以后翻刻张本的诸明刊十二家诗，象许自昌、杨一统所刻的，也都是二卷本。四库收的是十卷的影宋钞本，于诗八卷外，第九、第十两卷是文，最为完备，惜未有覆刊本。曾在隆福寺修绠堂架上，见有明正德、嘉靖间覆宋刻本一部，亦是十卷，有诗有文，一时匆促，未及购之。今天是夏历戊戌（1958年）元旦，偕赵万里君游厂甸，偶忆及此书，因亟往修绠堂取之归。玄览堂所储唐人集，又多一善本矣。”此本前八卷为诗赋，卷一至卷四，除二首赋外，余为五言古诗，卷五为七言古诗，卷六为五言律诗，卷七为五言排律，卷八为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卷九为表，卷十为杂著。这是与不分体十卷本并行的一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清许复补校本、南京图书馆藏有清丁丙跋本、以及清刻合集巾箱本等，亦属同一系统的不同翻刻本。
（二）十卷本之外的刊本。如果依卷数来划分之，有八卷、四卷、二卷、一卷之别。其一是八卷本，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刊《唐十二家诗》本为主。又涵芬楼藏明铜活字本（《四部丛刊》之底本），《中国版雕图录》云：“铜活字本唐人集，传世颇罕，前人多误以为宋刻本，原书全目，已不可考。范氏天一阁藏三十四家，北京图书馆藏四十六家。观字体纸墨，疑弘（治）、正（德）间苏州地区印本。”此本书名、分卷、篇目、序次与明刻分体十卷本全同，仅文字略有校正，显系同自一源。
其二是四卷本，即《全唐诗》本，卷一卷二为五古，卷三为七古，卷四为五律、七律、排律、五绝、七绝。书诗虽与明铜活字本同，但在内容上兼采众长，篇目亦互有出入。
其三是二卷本，即《高常侍集》上、下二卷，主要有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张逊业辑校、江都黄埻刊《十二家唐诗》本；明郑能刊《唐十二家诗》本，北京图书馆藏孟、王、高、岑四集，各集卷首均题“晋安郑能拙卿全镌”；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许自昌刊本；此外还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各本书名、分卷、篇目、文字与明刻分体十卷本前八卷及明刊《十二家诗》本相同，实即将八卷本分编为上、下二卷。
其四是一卷本，明抄《唐十八家诗》本，序次、文字与明抄十卷本前八卷同，唯卷末溢出《酬庞十兵曹》《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二首。又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杨一统刊《十二家唐诗》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前孙仲逸《刻唐十二家诗序》云：“故江都之刻（指张黄本），不数年已覆初本。余友杨允大（一统字）再刊于白下，而精加校焉。”杨一统序称“重刻”，可见是据张黄二卷本重加校勘刊行的本子，此本虽不分卷，然其文字亦多同张黄本。由此看来，所谓八卷本、四卷本、二卷本、一卷本，实即皆出自十卷本之前八卷，只不过分卷之不同而已。
由上述《高适集》的不同传本来看，既然晚出的明刊《唐十二家诗》、《唐十八家诗》内的高适诗可以单列成集，那么敦煌遗书所存唐人选唐诗残卷内的高适诗（主要指入选篇目较多的写卷）是否也可以称为高适集或高适诗集呢？
首先，伯3862，叙录拟为“高适诗集”，孙注，同。刘笺以为“高适诗选集，但仍从叙录所拟”。施文则谓“当为高适诗选集，而非高适诗集”。由于此卷所抄36题50首诗，虽无撰人姓名，但经与传本相校，实皆为高适所作，并未羼入他人诗作，故拟名《高适诗集》，似无可厚非。同时还有两点理由，可资为证：其一此卷首尾俱残，从卷首残去的是《答侯少府》诗之前半，和卷末有题无诗的事实来看，可以肯定残去的皆是高适诗作，至于残去多少首，以及是否有撰者集名，尚无从推断，不过，我们根据残存的和佚去的皆为高适诗，则完全可以判定此卷为高适诗集。其二此卷所存高适诗的篇目与他本相较，除《燕歌行》、《封丘作》为敦煌残卷别本所选外，此卷所抄之诗是自成体系的，特别是与伯2567、2552拚合卷全然无涉，更可以肯定它是单独成集的写卷，只是由于撰人、集名全佚，难得确证而已。
其次，伯2567、2552拚合卷，这是一个特殊的唐人选唐诗残卷，起自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又讫于李昂《塞上听弹胡笳作》，所选诗人作品共9家，李昂诗3首、王昌龄诗7首、孟浩然诗9首、荆冬倩诗1 首、丘为诗6首、陶翰诗1首、常建诗1首、李白诗43首、高适诗40题49 首，又李昂诗2首。除李白、高适入选之作超过40首外， 其余诸家均不足10首。这种很不平衡的选法除说明李白、高适的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和敦煌地区欢迎外，也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由于选诗者或抄录者的偏爱，直接从高适集本选抄或连抄更多的诗篇，才会出现这种或多或少以致不均的选本。再者从拚合卷所存高适诗49首，与伯3862残卷相比，除《行路难》篇题重见外，却全无互见之作，这也说明拚合卷所抄高适诗亦源自唐人编次的集本，因此把它从《唐人选唐诗》残卷，单列出来，并拟为“高适诗集”，亦无不可。
第三，斯788、2049，伯2555、2748、2976、3195、3619、3885、 4984等卷号选录的高适诗，由于原卷残损程度不一，入选的高适诗少仅1首，多至三、四首，其篇目或已见于前述敦煌诗集本， 或为未载之佚诗，皆不足成帙，如要单独列出，仅可题为“高适诗若干首”，以补敦煌诗集本之佚。
由此看来，敦煌遗书所存高适诗集残卷的发现，不仅为人们提供唐人写本高适诗集的原卷真迹，而且为探寻宋明板高适集和唐人原编二十卷本的关系提供珍贵的线索。 早在本世纪30 年代， 王重民先生为伯3862所作的“叙录”云：
两《唐书》本传：“适年五十，始为诗，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又《奉赠平原颜太守诗序》：“今南海太守张公之牧梁也，遂奏所制诗集于明主。”按张公即张九皋，是天宝初载，适已有集进奏于朝；自是传钞当益广，卷帙必亦各自不同。颜真卿为平原太守，在天宝十二载，赠诗当作于是年或次年，为进奏本所无，而今本亦不载。按今本适诗，多为在哥舒翰幕中作品，其在天宝十二载以后者殊尠，疑当编成于进奏本后，此卷子本以前，然此卷亦非最后定本也。
叙录引伯3862所载《奉寄平原颜太守诗序》“遂奏所制诗集于明主”，即可断定高适在世时已有进奏本行世。该序又称：“初颜公任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而于词赋，特为深知。”而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序〔5〕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遍呈当代群英。”这个进奏本不仅得到张九皋的赏识进献于明主，而且在词赋上特为深知的颜真卿还为之作序，遍呈当代诸公，足见该本影响之广。据《颜鲁公行状》：“天宝十二载，（杨）国忠以前事衔之，谬称精择，乃出公为平原太守。”岑参《送颜太原诗序》：“十二年春，有诏补尚书十数公为郡守，上亲赋诗，觞群公，宴于蓬莱前殿，仍赠以缯帛，宠饯加等。参美颜公是行，为宠别章句”。“十二年春”，即天宝二十载春，颜真卿于是时出为平原太守，那么高适的《奉寄平原太守》亦当写于是年或其后一段时期。由其诗序又可推知进奏诗集必在本诗之前（即天宝十二载以前），这是诗人制诗成集的最早本子。《旧唐书》本传谓“有文集二十卷”，乃是其身后辑集而成的原编本，既称文集，当然包括有文章，应当说它是进奏本诗集出现以后，更为全面系统的结集。
敦煌本诗集包含《奉寄平原颜太守》，其诗序称“遂奏所制诗集于明主”，则其编集时间应当在进奏本以后，至于它同二十卷本的关系，是其中诗集的某个卷帙，还是单独成集的唐人抄本，由于二十卷本已佚，无由查考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敦煌诗集由于抄写时间最早，应当更为接近进奏本和二十卷本，或者是由其筛选而成的诗集本。
至于宋明以来传世的十卷本，是在原编二十卷本散佚以后，经过辑佚“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而成的本子。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高适集外诗一卷，才被“疑为宋人据选集辑补，非获见二十卷本也”（叙录第290页）。那么，宋明刊十卷本之前八卷诗集， 自非二十卷本之原帙，与进奏本、敦煌本也必然会有相异之处。这从敦煌诗集所载诗的篇目与十卷本的比较中便可得到说明。
敦煌本诗集伯3862存诗50首，伯2567、2552拚合卷存诗49 首， 计99首。今传明刻本《高常侍集》十卷载诗241首。 敦煌本诗集抄写的高诗见于明刻本者共94首，占三分之一以上，而佚诗5首， 约占百分之二，由此可见敦煌本诗集与今传明刻本的同点，远远超过相异之处，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就不辨自明了。若就敦煌本与今本的文字异同，也充分显示敦煌抄本之精当，使千余年来某些被改动的高适诗复得还其真貌矣。
（三）敦煌本《高适诗集》的文献价值
敦煌本《高适诗集》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辑佚，从目前已整理的高适诗12种敦煌残卷中，可辑得佚诗八题八首，兹移录于后（并对诸家录文进行会校）；
伯3862载佚诗三首：
遇崔二有别
大国多任士，明时遗此人。颐颔尚丰盈，毛骨未合迍。逸是望千里，商歌悲四邻。谁谓多才富，却令家道贫。秋风吹别马，携手更伤神。
“遇”，王重民《补全唐诗》（以下简称“王补”）作“过”；刘笺、潘新校，同；叙录、阮注、孙注作“遇”；敦煌原卷实作“遇”。
奉送太原颜太守并序
初颜公任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而于词赋，特为深知。洎擢为宪司，而仆寓于梁宋。今南海太守张公之牧梁也，亦谬以仆为才，遂奏所制诗集于明主。而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序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遍呈当代群英。况终不才，无以为用；龙钟蹭蹬，适负知己。夫意所感，乃形于言，凡廿（二十）韵。
皇皇平原守，驷马出关东。银印垂腰下，天书在箧中。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而力农。始余梁宋间，甘予（与）麋鹿同。散发对浮云，浩歌追钓翁。如何顾疵贱，遂肯偕穷通。耿介出宪司，慨然见群公。赋诗感知己，独立争愚蒙。金石谁不仰，波澜殊未穷。微躯枉多价，朽木惭良工。上将拓边西，薄才忝从戎。岂论济代心，愿效匹夫雄。骅骝满长皂，弱翮依雕笼。行军动若飞，旋旆信严终。屡陪投醪醉，窃贺铭山功。虽无汗马劳，且喜沙塞空。去去勿复道，所思积深衷。一为天崖（涯）客，三见南飞鸿。应念萧关外，飘飖随转蓬。
“寄”，阮注作“赠”；原作“寄”。
“惭”，叙录、王补、阮注作“悬”，误。原作“斩”，与“惭”通。
“军”，施文作“车”，原作“军”。
“飘飖”，潘校作“飘飘”；原作“飘飖”。
双六头赋送李参军
有物兮四方故城，六面坻平，白质黑文，花攒星明。主张尔手谈，决断尔心争。推得失似关乎天命，而消息乃用乎人情。若行之尤，思之精，虽邂逅而小比，必指掌而大亨。李侯李侯保令名，无怨
于垂成。朝影入平川，川长复垂柳。明年有一掷分，君不先鸣谁先鸣？
“心”，孙注作“必”；原作“心”。
“推”，潘校作“惟”；原作“推”。
伯2552载佚诗二首：
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
浩荡去乡县，飘飖瞻节旄。扬鞭发武威，落日至临洮。主人未相识，客子心忉忉。顾见征战归，始知士马豪。戈鋋耀崖谷，声气如同涛。隐轸戎旅间，功业竟相褒。献状陈首级，飨军烹太牢。俘囚驱面缚，长幼随巅毛。毡裘何蒙茸，血食未羶臊。汉将乃儿戏，秦人空自劳。立马眺洪河，惊风吹白蒿。云屯寒色苦，雪合群山高。远戍际天末，边烽连贼壕。我本江海游，逝将心利逃。一朝感推荐，万里从英旄（髦）。飞鸣盖殊伦，俯仰忝诸曹。燕
（颔）知有待，龙泉惟所操。相士惭入幕，怀贤愿同袍。清论挥麈尾，乘酣持蟹螯。此行岂易酬，深意方郁陶。微效傥不遂，终然辞佩刀。
“飘飖”，王补、潘校作“飘飘”；原作“飘飖”。
“寒色”，潘校作“寒塞”；原作“寒色”。
“烽”，王补、潘校作“峰”；原作“烽”。
“燕颔”句，叙录引赵万里文作“燕鹊知有时”。
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得花
春皋宜晚景，芳树杂流霞。莺燕知三月，池台称百花。竹根初带笋，槐色正发牙（芽）。且莫催行骑，归时有月华。
此首原为五律，王补作五绝二首。
“莺燕”句，叙录、刘笺、孙注均作“莺燕知二月”。
伯3619载佚诗二首：
饯故人
衫君辞丹豁，负仗归海隅。离庭自萧索，别路何郁纡。天高白云断，野旷青山孤。欲知断肠处，明月照江湖。
“饯”，伯3885作“送”。刘笺未收此首诗作。
“衫”，孙注作“祈”。
“丹豁”，黄文作“丹谿”；孙注“疑为丹墀之误”。
“别路”，孙注作“别心”；黄文作“别况”；施文作“□”；原作“路”，即“路”之行书。“别路”与上句“离庭”，相对成文。
九曲词
一队风来一队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阴山入夏仍残雪，淡树经春不见花。
按：原卷于“九曲词”后接抄本篇。刘笺未收；孙注作“无题”；黄文作“九曲词”。
伯3195载佚诗一首：
送萧判官赋得黄花戍
君不见黄花曲里黄戍日，萧萧带寒树。楼上篇（偏）临北斗星，门前直至西川路。每到分时更卒来，年年祗对黄花□（戍）。楼中几度哭明月，笛里何人吹落梅？多君莫下推才
，欲奏平戎赴天阙。辕门有酒别交亲，去去云霄羽翼新。知君马上貂裘暖，须念黄花久戍人。
“君不见”二句，孙注作“君不见黄花曲里黄，戍日萧萧带寒树。”并谓“以上三句疑有缺字，姑作此断”。
“直”，孙注作“宜”，并校云：“当作‘直’，与上句‘偏’成对文。”
“分”，孙注、施文作“爪”。孙注云：“爪时，即早时”。按原作“兮”，即“分”。
□，施文“疑当作‘戍’。”
“下推才”，孙注作“不推忠”；施文作“不推才”；原作“下推才”。以上八首佚诗，阮注辑入前三首；王补、刘笺、潘校均收入前五首；孙注、施文则全部收入这八首佚诗，并一一予以勘校，是辑补高适佚诗最全的本子，今后倘能从敦煌遗书再获高适佚诗，必将有助于恢复唐人原编高适诗集的真貌。
第二辨伪。王补将伯3821所载二首诗，拟题“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讬兴奉诗”、“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补付高适佚诗之后，并注云：“右两首，同写在一卷上。第一首标题作“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讬兴奉诗”，疑是后人依讬或拟作，细玩修辞及用语也不象高适的作品；因为是使用高适的故事，故附于此。闺情，原卷不题撰人。‘顦
不缘思旧国’， 也一定不是高适的话，盖与前一首同为一个沦落在敦煌的文人所作，因此也连类附及。”很明显，王补已发现这两首诗不是高适的作品，而是“一个沦落在敦煌的文人所作”，不知为何还要附在高适诗后？施文针对前一首：“自从嫁与君，不省一日乐。遣妾作歌舞，好时还道恶。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作。下堂辞君去，去后君莫错。”这样写道：“本诗用语鄙俚，不类适言。又适于哥舒幕下任重职，不当有不遇之心……本诗则充满遇人不淑之意，故不当是适诗。”所论极是，既非适诗，故不当附于高适作品之后。潘校云：“此诗上承宋家娘子《春寻花柳得情》之作，与下五首相连，皆宋家娘子之作。”因而潘校将以下五首皆列入宋家娘子作品：
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
自从沦落到天涯，一片真心恋着查。顦不缘思旧国，行谛（啼）只是为怨家。
同前（王补作“闺情”）
相随万里泣胡风，匹偶将随一世终。早知中路生离别，悔不深怜沙碛中。
不须推道委人猜，只是君心自不开。今夜闺门凭莫闭，孤魂拟向梦中来。
自处长信宫，每向孤灯泣。闺门镇不开，梦从何处入。
祗今桃李正堪攀，所恨枝高引手难。愿君垂下方便叶，袖卷将归看复看。潘校又谓“似皆沦落敦煌女子之作。‘相随万里泣胡风，匹偶将期一世终’，则似随夫陷蕃，而又中道失偶者，殆即宋家娘子呢？”施文指出这六首诗既抄在宋家娘子《春寻花柳得情》诗之后，便同样认为“宋家娘子所作”。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原卷诗题下并未题署撰人姓名，如果仅据作品相连即为同一作者所撰的惯例，悉数归属宋家娘子，在尚无确切旁证的情况下，似未允当。因为敦煌唐人诗卷既有抄写自由，格式多变，同属一人作品相连的惯例，也有其间忽然羼入佚名之作的情况，在未得到进一步澄清之时，还应存疑。
不过，也有人作这样的猜测，如第一首“讬兴奉诗”，“按韦觳选《才调集》卷六李白《寒女吟》（《全唐诗》不载此诗，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收入卷三十诗文拾遗中）后幅与此诗大体略同：‘忆昔嫁君时，曾无一夜乐。不是妾无堪，君家妾难作。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下堂辞君去，去后悔遮莫。’而此两句重出（其余四句也可见改写痕迹），决非偶合。若以文字论，则《寒女吟》末句略欠通顺，而此诗‘去后君莫错’，殊有温柔敦厚之旨也。校记（指王补）称此诗‘为一个沦落在敦煌的文人所作’，恐非。”〔6〕这里只言“改写痕迹”， 至于谁改谁的作品却全未深究，只好由“决非偶合”的现象而去作种种推想，或“李白（或后人）改《寒女吟》所作”；“或宋家娘子为沦落敦煌文人改作李白诗而成”（见施文）。
伯2976还载有《奉赠贺郎诗》一首：“报驾郎，莫潜藏。障门终不免，何用漫（施文作“劳”）思量。清酒浓如鸡臛，□□（施文作“知猪”）与白羊。不论空蒜酢（施文作“
”），兼要好椒（施文作“树”）姜。姑娣能无语，多言有侍娘。不知何日□，急共妇平章。知其意不决，请问阿耶娘。”宝藏拟题“高适诗三首”中包括《奉赠贺郎》之作。按本卷所抄“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奉赠贺郎诗”三首诗题下皆未署撰人，如果仅据前两题为高适诗，而依同属一人作品相连的惯例，把末题也推断为适诗，恐难免失当。再者从本诗的风格意境、遣词造句上皆有悖于高适的诗歌风格，故不当列为高适的作品。
第三勘校。敦煌本高适诗集既然是抄写年代最早的唐人写卷，其中保存诗篇诗句也必然更加接近唐人原编适集的真貌，因而它在校勘宋明刊《高常侍集》时，自然会有不容忽视的文献价值。
首先是考证源流，自高适所制诗集问世以来，便有进奏本、原编本、敦煌本、影宋抄本、覆宋刻本、明抄本、明刻本、明铜活字本等在不同时期流传着，递相传抄，翻刻日繁，其间复经辑佚重编，自然难免误收误改之失，幸赖敦煌诗集本的出现，才使某些谬传已久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如伯2552载《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此诗又见伯2555。然《才调集》卷第一作宋济诗《塞上闻笛》，除首二句有异文：“胡儿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余皆同。《国秀集》卷下作高适诗《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河岳英灵集》卷上作高适《塞上闻笛》，除首句“胡儿”作“胡人”外，余皆同《才调集》。《全唐诗》卷214 作高适诗《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一作塞上闻笛）》，且俱载诗之异文；而卷472又作宋济诗《塞上闻笛（一作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听吹笛）》， 录诗全同《才调集》，这首互见之作一直并载至今，直到敦煌本问世，方可证为高适所作。再者“《河岳英灵集》选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国秀集》编于天宝三载，这两个集子编辑时，高适尚在世，而宋济乃中唐德宗时人，去二集成书时远矣，足证此诗为高作无疑”。〔7〕为敦煌本提供又一佐证，亦见敦煌本之善。
伯3862载《武威作二首》，今传本多作《登百丈峰二首》，据敦煌本所载，其诗云：
朝登百尺烽，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冥，胡天白如扫。忆昔卫将军，连年此征讨。凶（匈）奴终不灭，塞下徒草草。唯见鸿雁来，令人伤怀抱。
晋武轻后事，惠星终已昏。豺狼塞瀍洛， 胡羯争乾坤。四海如鼎沸，五凉更自尊。而今白亭路，犹对青阳门。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百尺烽”，今本作“百丈峰”。有人考云：“《旧唐书·地理志四》载剑南道雅州有百丈县，县有‘百丈山，武德置百丈镇。贞观八年，改镇为县’。《元和郡县志》卷32剑南道中、西川下雅州百丈县：‘贞观八年，于此置百丈县，今镇城东有百丈穴，故以为名’……则百丈峰当是百丈山之颠，其地在剑南道之西陲。高适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巡边至此，感时而作”。〔8〕然原诗所谓“燕支”、“胡天”、“匈奴”、 “塞下”、“胡羯”、“五凉”、“白亭”诸词皆为塞外旧时旧地之称，而非剑南西川所有。考诸高适在哥舒翰幕下，其行踪遍及河西陇右，武威正是诗人往来必经之地，且与诗文所述诸所在相合，诗题当以敦煌本为是。究其致误之由，盖因“烽”、“峰”相混所致。孙校云：“‘烽’即烽火台，西北至今仍有遗址，相当高大，故素有百尺之称。如李益《暮过回乐烽》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高适此诗本作‘百尺烽’，盖‘烽’字因形近音同而讹为‘峰’，后人不解烽燧形制高大可称‘百尺’，故不悟其谬！反以‘百尺’与山峰不协，妄改为‘百丈’，致使面目全非，遂后又连及而改诗题，将‘武威作’改为‘登百丈峰’。”〔9〕今本既改诗题，因而将“塞下”改为“寒山”； “五凉”改为“五原”；“白亭”改为“白庭”，遂使原诗一误再误，以至于今，因得敦煌本的唐人手迹，本诗才得恢复原貌。
其次是校订文字，由于敦煌诗集本的抄写者，程度不一，书法各异，也还存在同音别字、俗写误字的现象，但同诗集用词之精当、文字之称妥相比，还是瑕不掩瑜的，可据之订误补阙者，时不乏见。孙校、施文论之详矣。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一斑。伯3862载《宋中过陈兼》，今本“过”皆作“遇”。“过”即过从、探望。诗云：“安知罢官后，唯见柴门开”。是写高适过访陈兼，而不是意外之偶遇，故敦煌本是。“陈兼”《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同。他本作“陈二”，乃后人所拟。诗内云：“宁敢望霄汉，终然倦尘埃。人生各有命，且醉手中杯。”今本作“伊昔望霄汉，于今倦蒿莱。男儿命未达，且进手中杯”。唯清影抄宋本于此四句下注云：“一作宁敢望云汉，终然绝尘埃。人生各有命，且进手中杯。”与敦煌本更为接近，尚保存唐本之迹。“倦尘埃”，乃是厌倦仕途之意，而“绝蒿莱”，则用原宪安贫乐道之典（见《韩诗外传》卷一），与罢官归隐之举未合，故以敦煌本为是。且“宁敢”较“伊昔”，“人生各有命”与“男儿命未达、“醉”与“进”相校，亦以敦煌本为善。
同卷载《观彭少府树宓子贱祠碑作》诗，今本作《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关于李九少府翥，岑钟勉《唐人行第录》考云：“《金石录》七：‘唐宓子贱碑，李少康撰，李景参正书，天宝三载七月’，正高适登台之年。适又有《平台遇李景参有别》诗，一作翥，一作景参，以是两人。惟少康是否翥之字抑为第三者，尚难决定。”孙校云：“断定李少康与李翥为两人，而不是一人称字称名之别。”又云：“高适诗中李九凡四见，除此首之外，尚有《同李九士曹观壁画云作》、《同崔员外綦毋拾遗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秦中送李九赴越》三首，后三诗之李九，即京兆府士曹李翥。岑参《送李翥游江外》‘相识应十载，见君只一官’。据此知李翥只任过京兆府士曹一官，未作过单父尉而立宓子贱碑”。故可断定今本缘《金石录》而误，当从敦煌本作“彭少府”，诗题之疑至此冰释矣。
伯2552载《别董令望二首》，今本作“别董大”。同时人李颀有《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房给事》诗，《全唐诗》于诗题下注云“一本题作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故旧注皆以董大为董庭兰。《旧唐书》房琯本传云：“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 ”可见董庭兰为房琯操过琴，与董令望身份未合，故非一人。 直至敦煌本出始知此诗原为董令望而作，并可证传本之误矣。同卷载《宋中即事赠李太守》，今本皆作“奉酬睢阳李太守”，据独孤及《唐故睢阳郡太守赠秘书监李公神道碑铭》：“玄宗后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命公为太守”（见《毗陵集》卷八）。由此推知宋州与睢阳之“李太守”，实即一人。又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李少府即李少康。诗中“酒助（今本作“衣赠”）黑貂裘”句下，敦煌本溢出四句：“应接来何幸，栖迟庶寮尤。扬雄词为讷，王粲体偏柔。”施文云：“此四句乃承上启下之转折语，上文美太守‘好贤常解榻’等事，此四句转而述己之栖迟未遇，并谦称己才不如太守幕僚远甚，与下文所述意合。且本诗两句一韵，通篇押尤韵，此四句第二、四句正押尤韵。故知确为原作，当是今本漏夺。”此说是矣，宜据补。
总之，敦煌本高适诗集的整理研究，不仅使沉晦已久的唐人抄本重显于世，而且为探寻高适集的流传和勘补今本佚误，提供许多极为难得的材料，同时对考证诗人的生平、仕履、社会交游、风物人情，也给研究者以深刻的启示，由此益发显示敦煌本高适集具有无可估量的文学文献价值。
注释：
〔1〕有关高适生年主要有以下诸说：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定高适生于圣历三年，即久视元年（700 年）”；孙钦善《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高适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年）”； 闻一多《唐诗大系》主张“生于长安二年（702年）”；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 左云霖《高适传论》从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对此存疑；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高适年谱》（中华书局1981年版）“唐武后长安四年（704年）高适生”； 阮廷渝《高常侍诗校注》（国立编译馆版）谓高适生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这里从孙说。
〔2〕敦煌本高适诗集的整理研究成果， 主要有：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宸翰楼1913年影本，1928年东方学会石印本；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补全唐诗》，《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3期；杨承祖《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校记》， 《南洋大学学报》1967年第1期；潘重规《补全唐诗新校》，《华冈文科学报》第13 期，1981年6月出版；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 年版；孙钦善《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文献》第17辑，1983年9 月出版；吕光华《今存十种唐人选唐诗考》，政大中文所硕士论文1984年印本；吴肃森《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年版；施淑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敦煌的唐诗续编》，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
〔3〕见《高适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施文在孙钦善勘校的十种敦煌残卷之外，又增补伯2976、 3885、4984等三个卷号。
〔5〕潘重规先生按：“原卷‘序’字重文，作‘序’， 王补误为‘序之’；并以‘并序之’断句，词义遂不可解。此谓颜公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以序述张公游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也。”这里从潘说。
〔6〕项楚《补全唐诗二种续校》， 《四川大学学报》1983 年第3期。
〔7〕左云霖《高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8〕《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文献》第17辑，198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