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裂变中的道德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规范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一
经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裂变与分化的频率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科学的真正发展是从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它主要是在英国随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诞生和发展的。同时它也起源于法国，而它的影响以后伸展到许多其他国家。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在英国是威廉·配第，在法国是包斯格来伯。对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的陈述是在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按照亚当·斯密的意见，英国，特别是十八世纪的英国，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工场手工业）有关的分工、资本的积累和目的在于雇佣劳动的财富投资。亚当·斯密也提出价值规律，证明商品价值决定于用来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他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自动导致“看不见的手”所指示的均衡（自动调节）。继亚当·斯密、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古典思想之后，19世纪末形成的经济理论对当今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介于1870年到一次大战之间的新古典学派就是如此。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开辟了更多的个人利益，其原因即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十分关注阶级和人口减少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派中能鼓舞人心的杰出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瓦尔拉、帕累托和费希尔，他们在消费效用、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原始关系等方面的敏锐洞察力，在任何经济教科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是，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古典理论经常与经济现状（大范围的失业人数）完全相悖，现实随之孕育出了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鉴于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偏重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内容作了清晰的阐述。他最突出的理论是，没有必要保持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二次大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分裂为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前者想通过更深入研究凯恩斯的工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把凯恩斯原理进一步发展为新古典理论。而后者则不同，他们试图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起初，他们把重点放在经济平衡与经济增长上，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米德、克莱因和索罗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此后，新凯恩斯学派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货币理论和政策上，希冀利用货币工具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例如，托宾对凯恩斯利息论作出了理论上的辩护；马尔科威茨则把有价证券的思想引入到投资理论中，这意味着个人投资风险必须从其边际风险对有价证券总值的贡献上来加以评判。这些理论随着布莱克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斯科尔斯的“选择价格理论”的发展，为现代金融经济学打下了基础。70年代末，货币主义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而得到了深化。其代表人物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及其追随者萨金特、弗伦克尔和明福特。他们阐明，经济行为人一旦形成预期，就会尽可能利用一切可用信息，而其结果是，使政府对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生产和就业）的长期积极干预失去效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贝克尔也具有自由市场思想，该思想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斯蒂格勒借助新古典最优化技术使其对工业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同样，贝克尔也引进了种族歧视、犯罪和家庭方面的新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学裂变与分化的频率加快，从加尔布雷斯制度主义学派分离出来的行为主义，开始把心理学理论与数学方法以及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他重新强调传统经济对人类的描述，即假定理性行为和社团利润最大化，并将“有限理性”等范畴运用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决策制度，由此引发了一场微观经济学革命，博弈论和“代理人”理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石。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思想风格和所用手段有助于增强数学的应用，包括在制定政治和集体决策上的应用，结果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借助微观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的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伦理学内涵。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现象、经济过程和经济本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认识的学说，不论经济学的分化多么精细，其裂变的主体总是离不开传统的方法论基础。由于许多经济学对他们所研究的主题是否是科学或是否开始步入科学行列感到苦恼，方法论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领域。实际上，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花费许多经济学家和一批哲学家主要精力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成为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如今，关于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拓宽了经济学的边疆，环境生态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纷纷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政治经济学的非主流性特征越来越明显，道德的约束力量日益彰显。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早已经不是原生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趋势，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渐渐离我们远去。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进行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它假设变化被限制在一系列既定的制度关系下逐渐发生。然而，就像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不会轻易地受到限制一样，真正的经济实践也不会，均衡仅是结果的一种，渐变只是形式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关系也只是许多可能关系中的一种而已。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夸大了布洛克所说的社会的“市场性”，或者说它扩大了在明确界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交易量。在经济学家的市场模式中，人们的惟一动机就是对价格的工具性考虑，这个模式在商品市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实际上，它的发生率并不高，并不像经济学家使我们相信的那么高。
我们知道，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奠基和发展密切相关。古典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注家务管理问题，符合“经济”一词的原义。只有色诺芬比较广泛地讨论分工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相当注意交换问题，他甚至引入一个专门名词“交换学”，与讨论家务管理的经济学相区别。在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中，亚里士多德没有任何继承人。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他讨论经济问题是从对神学理论规范道德评价的观点出发的。那时的经济研究是道德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特别重视所谓公平价格问题和高利贷问题。只是当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国的商品与货币流通经济以及商业资本广泛发展起来，接着是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后，才唤起了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规律性的研究和将这些规律性的知识运用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兴趣。这便是重商主义的源头。
在社会经济生活千变万化的同时，要经济学回到古典意义上去，停下裂变的脚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20世纪的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极大推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推进是依靠无法满足的物欲作为推动力量。经济学讨论的是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商店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所有的人都受到冲击；当经济萧条袭来时，巨浪会打翻所有的船只。早行觅食之鸟尚且需要了解食虫的供给与需求状况，依靠有限的退休金来维持生活的老人，决心献身于社会改良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都离不开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对人类给予关怀的，不能仅仅把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的生存环境和空间视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范畴，这便是经济学受制于道德约束的客观现实。
二
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生产范围的文化和消费范围的文化是对立的，在消费范围里，经济作用的原则往往是建立在享乐主义和经常爆炸性消费需求的基础上的，而在生产范围内，经济原则是建立在严格的劳动伦理学、纪律和放弃非直接满足需求的基础上的。由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几乎完全由消费范围确定，这就使文化与经济有分开发展的倾向。经济科学是实践的科学，也是意识行为的科学。经济科学与其说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学说，倒不如说是人的精神本质的意识行为的科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在其中的主体作用，经济的“人格化”实质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需要道德规范。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经济学研究对象，包括作为主体的人和主体需要的对象以及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历史性的存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要求经济学的抽象和数学化是有限度的。经济学的原理、概念、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产物，经济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真理。诚如克尼斯所言“经济学的概括，仅仅是历史的说明和真理的逐步呈现，每一个步骤只是具体发展阶段中所认识到的真理的概括，没有一个公式，也没有一批这样的公式能够称作是终极性的”。因此，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人们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活动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旧的理论或被放弃，或被丰富和完善，或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新陈代谢规律的表现。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经济学会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会有更多的建议而不是道德形态上的攻讦，最终将超越功利和道德境界，走向大科学。
一般来说，经济学主要研究两大问题：一是研究怎样运用有限的资本对确定的目标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二是选择经济体制和决策程序时尽可能地协调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如果说经济主体在市场中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是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话，那么，协调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对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说就有点无能为力了，甚至往往出现市场失灵，出现真空。因此，协调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之个人行为的职责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肩上了。虽然经济学并不直接地或主要地研究道德规范，但是它总是给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以巨大的影响，很难说这种影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副产品”。举例来说，当年马尔萨斯从经济体系再生产的角度论证一个不生产的、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存在的必要性，从经济学上为剥削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个多世纪以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成为“节俭”等道德规范的埋葬者，这种葬送旧道德的威力完全来自经济学理论分析本身。因此说经济学不研究如何改变道德规范，如果仅就经济学从来不标榜或不教导社会如何才能改变道德规范这一点而言具有部分正确性，但是经济学研究自然而然地改变着道德，它不需要在口头上标榜什么，就能够有效地实现改变社会道德规范的效果。
至于经济学是否讲道德，在学术界曾引起过不小的波澜，笔者无意“克隆”道德与经济学是否有关，因为从经济学走进我们的生活开始，道德的最原始表现形式——功利抑或效用或多或少地伴随着经济学成长和发展。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尽管看似变幻不绝，其实仍是主要在功利境界状态中来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和执着，从亚当·斯密到阿玛蒂亚·森近300年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道德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以四种形式展开（不考虑可能出现的交叉）：第一，纯道德研究，即在道德范畴原有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基本不涉及经济范畴和经济学的方法，如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的研究；第二，纯经济研究，即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有关的道德问题转化为经济范畴，并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阿玛蒂亚·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第三，相关研究，即在原有的道德范畴和经济范畴下研究两者的关系，如科斯洛夫斯基有关伦理经济学的研究；第四，渗透研究，即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有关的道德范畴进行研究，如贝克尔用经济模型对利他主义的分析。”由于受功利境界的局限，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到达对人的经济行为作价值判断与规范分析的觉悟与境界，而只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价值要素，按照经济人行为本身的狭义客观性进行实证分析。道德境界是把利己与利人、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这又涉及到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复杂的价值判断和经济伦理问题。道德规范内的经济学研究是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经济学研究之中，使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并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采用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亦即经济的浪漫主义原则与经济的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分析方法。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而言，道德对于经济学理论仅仅是而且是始终是外生的，是事先于经济活动外部决定了的。经济学只是在给定的道德约束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至于道德对经济学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这一点既取决于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又取决于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不是单方面决定得了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就是一种可以得到市场激励的，可以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的道德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外部给定了市场以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市场本身创造了使利己主义价值观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条件。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就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可否认，一个经济体系必然会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这种现象正说明了道德是内生于经济活动的，这一点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早已揭示的客观规律。作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最高境界无非是在理论上再现具体，它的逻辑体系只是现实世界的运行逻辑的影像，道德内生于经济活动这种客观的事实决定了关于某种道德观或基于某种道德的行为假定内生于经济学的事实。如果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所有经济主体的选择不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最优”、“完全竞争”等“道德”规则，而且经济学的演绎又是时刻在强化着这种选择标准的话，这个经济学体系如何可能存在。施穆勒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利己心理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惟一适当基础，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普遍存在的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经济问题不仅是技术范畴，而且是道德范畴。所以，经济研究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因素。
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以为经济学超越道德规范，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对一种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评价性的判断，恐怕是生活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家的幻想而已。熊彼特在就任1948年度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所作的演说中指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问题时总带有一套意识形态观念，它们影响了课题的挑选以及起初采用的分析方法，但对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能提供反驳性验证的理论而言，这却有可能促进这门学科的科学进步。由于经济学家尚不能完整地提出毋庸置疑的辨驳，因而就会产生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致的共识以及各种理论与假设。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字里行间就处处透露出“道德意识形态”的气息。就拿克服“搭便车”问题来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有获得某种好处而逃避付费的行为倾向，总想“搭”上哪趟“便车”。可以料到，若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该社会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该情形的出现显示了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和无效率，但产权的充分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社会得到稳定。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成功地克服了“搭便车”问题，正说明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强有力的。在诺思看来，道德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显而易见，道德规范不仅对“经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经济学家的世界观，这对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连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极力推崇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推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我们相信存在一种不做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就意味着存在一种超验的科学的经济学，而且只有一种经济学，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历史局限性。纯科学的经济学以后是否会出现，我不能武断地否定，但这种经济学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今天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决不是超时空地“科学着的”，它浸透了市场社会的道德判断。今天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在基本道德判断上与上个世纪的戈森、杰文斯、门格尔、西奇威克、埃奇沃思等功利主义思想家的道德判断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基础未变，分析形式更加精致而已。因此，所谓的经济学缺乏道德规范，其实是要求经济学不要谈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不做非功利主义的评价。
三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经济学的调整期，不仅使原来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改革的主流，而且非经济学家对此也抱有极大的兴趣，使得经济学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这样的结果是，不仅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学的精细化以及反思获得未来发展的路径，而且使得更多的人士关注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的感染力。
从全球的角度看，经济学发展的分科越来越细致了，并且形成了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边缘经济学的区分，经济学学科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来标明它的数量。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也是缜密科学或原子理论在经济学上的成功运用。但是，显然存在的问题是，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而理论经济学和边缘经济学则在逐渐地萎缩，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中呈现出“枣核”形状，这是否也是因应了社会阶层扁平化和管理扁平化的大趋势呢？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正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基础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关键一样，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将决定经济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趋势，依靠部门经济学的膨胀不会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大的推动，如果没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部门经济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缺乏分工，并长期以来制约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因此，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现象——低水平重复也出现在经济学建设中，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能没有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当然，缺乏分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由分工和专业化所造成的知识的局部化。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分工促进科学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由分工过细和分工的累积发展所造成的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一面。我们认为，应当提倡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同时又要防止和克服因知识面和研究领域过分狭窄而产生的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吸收的障碍。19世纪科学史的一个突出成就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这曾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创新。但是，学科化和专业化的长期发展所产生的孪生之弊是造成了学科之间的封闭和隔离，由此产生的学科之间交流和融合的障碍已经成为科学进步和知识扩展的制约因素。这曾经引起一些敏感的学者，如孔德、杜克海姆、韦伯、海德格尔等人的极大忧虑。到了20世纪后半期则引发了世界科学领域中关于学科划分与专业化的有效性的争论，其结果是科学界出现了学科整合和跨学科研究的潮流。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指出，为了在知识领域里取得富于成果的进展，有必要在“如何消除19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上达成共识。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在20世纪，经济学更多地介入了政策，更多地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实践之中，而不是再重复从理论到理论、从假设到结论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给予政策行为更多的理论支持。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设得出并不存在的结论这样的现象不存在，而只是研究手段的限制使得不可能把假设建立在完全的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作为理论分析，重要的是抓住经济问题的根本，所以假设的不完备并不应该成为经济学受到诘难的理由，而只有“捏造”假设的才是批判的对象。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尽管我们经常能遇见经济学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掺杂了多少经济学家们个人的道德约束或偏好。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所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实际上，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形式，不能过分追求外在的包装，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相关，即使是从事抽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对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无意义。中国经济学家应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各种现实问题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不能脱离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单纯地就经济谈经济。这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不可能脱离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道德因素的交互作用，除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之外，经济学自身发展的每一步都与道德上的各种假定密切相关。
为了追赶潮流，迎合热点，本世纪后期经济学出现的一个不良倾向是，经济学变成了政策解释学。本来，经济学是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指导和理论依据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却倒过来了，先有政策，后有经济学“理论”，理论变成了宣传和解释政策的工具，这实际上是把经济学庸俗化了。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活生生的实际的科学，如果脱离了实际，是注定要失去生命力的。在新的世纪里，经济学有着繁重的历史新使命，这就是揭示现存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判别哪些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哪些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按照规律科学地指导社会生产和社会变革，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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