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联合：提高高等教育效益与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教科论文,效益论文,质量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是面向21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高校联合办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跳出高等教育的圈子，实行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实质性联合，使教科联合与高校联合互为补充，以更好地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
一
90年代初期兴起的高校联合办学，其目的在于：改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因条块分割的高教管理体制造成的高校及系科专业重复设置、规模过小的局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改变因过分专业化、单科性院校过多导致的学科氛围不佳，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虽然联合办学的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目前也只是停留在体制改革的层面，尚未能有效地影响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改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改革的范围基本上是限于高等教育领域内部，主要是在直接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上做文章。我们认为，光靠这种联合办学，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和改善学科氛围，还不能完全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和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
效益不高与资源不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要满足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民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必须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是指总体规模应适度扩大，更主要地是指培养质量要有较大的提高。而无论是招生规模的扩大，还是师资水平的提高，课程体系的改造，设施装备的更新，没有相应的资源投入作为基础，将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起支撑作用的办学条件和物质基础却相当薄弱。长期以来，资源的严重匮乏极大地制约着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而且，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是有限的。超过了它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并不是说学校规模越大，学科越综合，办学效益就越高。〔1〕今后，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与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各项体制的改革必须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服务。无疑，联合办学有助于高校系科专业的综合化和多样化，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对社会经济和人才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要培养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创造性人才，过去的经验证明，不改革“纯粹”、“封闭”的教学过程，不将科研引入教学过程，不走出大学校门是难以奏效的。要培养面向21世纪的新型人才，需要我们大胆地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只在高等教育内部挖掘资源潜力的改革思路的局限性，在方兴未艾的“211工程”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11工程”的目标指向是：经过1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使相当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其中若干所高等学校和部分重点学科点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未雨绸缪，立足于下个世纪国际科技、经济竞争需要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是，勃勃雄心和良好愿望掩盖不了严峻现实。我们既应充分肯定我国不少重点高校在师资队伍、管理水平和设施装备等方面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同时更应清醒地看到它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的巨大差距。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世界一流或著名大学必备的基本办学条件中，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仅靠高等教育自身的调整与改革在短期内是很难达到的。
一是缺乏大批高水平的教师，特别是一批大师级的知名学者。要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高水平的教师。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一流专家学者的聚集中心。例如，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教授占60—70%，其中有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90位美国科学院院士，9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的发展史，是和牛顿、卢瑟福、汤姆森、狄拉克、特里威廉、克里克以及沃森等闪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现任教师中，仍有7 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百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2 〕在世界著名学府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面前，我国重点高校的师资状况就相形见绌了。当然，各重点高校为进入“211工程”，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如大力培养和破格选拔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通过合并或从其它高校引进等办法增加著名专家学者的人数等。但高水平教师的成长是个相当长的过程，急于求成无异于拔苗助长；大师级的学者更难说是能通过什么“工程”、“计划”在短期内“制造”出来的。顶尖级大学的师资力量尚且如此，通过高校联合来改变教师状况就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二是缺乏先进的科研设施和充足的经费投入，以及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的机会。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之中，通过高精尖的科研攻关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已成为现代高等学校提高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关键。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没有先进的科研设施和雄厚的经费投入，就不可能从事高精尖的科学研究；而不从事重大的科学研究，就根本无法进入学科领域发展的前沿，取得突破性的科研成就，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历史事实证明，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它们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科研机构的名气往往与大学的声誉并驾齐驱。例如，一提起卡文迪许实验室，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同步辐射实验室拥有长达2英里的直线加速器，造价高达1.14亿美元； 而康乃尔大学的植物学研究机构拥有的占地3000英亩的植物园，简直就是座自然和园艺资源的活博物馆。〔3〕它们更承担了大量高水平的、 富有挑战性的科研课题，在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据统计，在迄今为止足以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中，有70%诞生于世界一流大学。而在本世纪以来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中出现了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世界著名大学相比，我国重点高校在科研方面的差距就更为悬殊。比如，由于缺乏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多复杂的科学实验无法进行，富有创意的思想因无法验证而只能停留在假说、猜想阶段；由于经费不足，课题投入的人力、经费强度太低，科研往往只能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下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是由于缺少承担高精尖项目的机会，不少教师和科研人员只好搞些“短平快”的应用、开发性课题，科研档次太低；加上教学与科研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教学过程中的科研含量不足，质量不高，因而难以通过严格的科研训练，真正达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目的。特别是由于很多导师缺少高水平的课题，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事理论研究的往往是闭门造车或简单重复别人的研究；进行应用研究的只能是解决低水平的实际问题。科研条件的严重短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缺乏严格而充分的科研训练，可说是我国高等学校难以培养出“帅才”、“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要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效益与质量问题，克服高校联合办学的局限性，就必须开阔改革的思路，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外寻求新的途径。
二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效益低下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只有彻底打破行业、部门、地区之间的界限，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通盘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才能真正充分有效地发挥现有各种社会资源的效益。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外的其它社会资源中，与高教资源互补性最强、综合利用可能性最大的是科技资源。因为高层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指向，但两者之间的共通或相近之处颇多；只要合理利用，科技资源可以快速、有效地转化为高教资源，反之亦然。因此，加强教科联合，实现高教资源和科技资源之间的优化组合，不仅对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益和质量，而且对于改革传统的科技体制、增强科研院所的活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科技工作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所属的各级各类科研院所来承担的，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系统。它由以下几个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1 ）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国家级研究机构；（2 ）国务院各部委所属的专业性科学院及其它科研院所；（3）省、地、市等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的科研机构， 等等。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工作单独由科研院所承担的情况有了变化。一是随着人们对高校科研潜力以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关系认识的加深，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二是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产业部门自身的科技开发及其对科技的需求得以强化；三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加强。但是，由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各自为政、自我封闭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加上目前产业部门的科技开发受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制约还未形成气候，因此，传统的科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是由过去科研院所的“一枝独秀”演变成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两军对垒”的格局。
从科研院所的情况看，到1993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政府所属独立的科研机构共6130个，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62万人。〔4〕其中，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在500人以上的大中型科研机构， 大多数隶属于中科院和国务院有关部委。〔5〕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积累，科研院所， 主要是指省部级以上的大中型科研机构，已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与高等学校相比，它们具有以下明显的优势。（1）专业研究力量比较雄厚。 大中型科研机构中聚集了大批全国著名的科学家和知名的学者，而且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硕士、博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这支队伍。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我国共有333名中科院院士、243名工程院院士在高校以外的科研机构工作，分别占两院院士总人数的63%和78%以上。〔6 〕据《光明日报》1997年5月23日的报道，截止1997年，在中国社科院3000 余人的科研队伍中，有高级研究人员1500多人，博士生导师280多人， 硕士生导师600多人。其高层研究人员比重之大， 在全国社科研究单位中屈指可数。（2）研究设施和装备比较先进。 现在我国为数不多的各种大型尖端仪器设备，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合肥同步辐射装置、HT—6型托克马克核聚变装置、激光12号装置等， 都是属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的。（3 ）争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比较容易。雄厚的研究力量和先进的设施装备，尤其是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省部级以上的大中型科研机构比较容易得到承担各种重大科研课题，特别是本系统内部下达的课题的机会，并由此获得相对充裕的科研经费。
然而，科研院所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个很大的不足，这就是大多数科研机构的学科门类比较单一，科研缺乏多学科的支撑，尽管大中型科研机构在本学科领域的力量一般比较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7〕这使得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新的发明创造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各学科门类之间的广泛渗透和融合，促进了大量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课题，诸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综合社会、经济的，眼前、长远的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解决。因此，单一化的学科结构，不利于科研院所取得开创性的科研成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从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在全国的781 所高等学校中，共有科技活动人员59万余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51万余人，折合全时人员近13万人。〔8〕高等学校， 尤其是各类重点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优势。（1）高等学校向来有追求学术卓越、 学术创新的传统，适合于承担长期性的、非功利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防科研。（2）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相对齐全， 有利于开展跨学科的以及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合性研究。（3 ）高等学校的科研后备力量雄厚，富有创造活力。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博士后，是高校科研富有创造活力、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4）高等学校既是教育单位又是科研单位， 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力量往往是相互结合的。这种双重身份使高校科研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但如前所述，相对科研院所而言，我国高校科研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科研经费不足，设施装备落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的机会偏少。这使得高等学校的科研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也十分不利。高等学校的科研劣势恰恰是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这绝非偶合，正好说明这是由于体制的原因造成的。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管理体制人为地导致了资源的分散和割裂，使科技、高教资源之间既互有所求又不能互补，相互制约，各自的优势和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从组织结构上打破科研院所与高等学校之间的隔绝状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那么就能够把双方的人、财、物力集中起来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大大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宠大的科技资源与高教资源的联合，对高等学校来说，首先，能够明显改善高校教师队伍的状况。通过与科研院所的合作，高等学校可以把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特别是数量可观的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及其他知名学者吸纳进来，与教师一起进行科研攻关、人才培养。这无异于扩大了教师队伍的规模，使师资力量大为改观。其次，能够显著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科研院所在设备、经费、课题上的优势和高等学校在学术环境、学科结构、后备力量上的长处一旦有机结合起来，将使高校的科研工作如虎添翼，在基础研究、综合性研究方面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再次，能够有力促进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科研阅历和实践经验，他们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来，将增加教学中的科研成分，加强对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以及创造性的培养，从而促进传统的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的变革。另外，师资力量的加强有助于扩大人才培养，主要是研究生培养的规模。由于教科联合的实质是通过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和优化组合，实现双方的资源共享、互通有无，而不是简单地把一方的资源夺过来占为已有。这样，一方的受益并不以另一方的受损为代价，双方都能从联合中获益。对科研院所而言，它同样可以借助高等学校多学科的优势，使自身的科研更容易取得突破性进展，解决重大的科技问题。鉴于全国重点高校与大中型科研院所各自的优势更明显，互补性更强，因此双方合作产生的效益会更大。这将为尽快地把我国的部分重点高校办成具有国际影响甚或世界一流的大学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
虽然各国因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科技、教育体制各异，但强调加强研究界与教育界、经济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推行产学研一体化，却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共同方向。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长处，相互促进、互利互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资源的整体效益。
在美国，高等学校、工业公司和联邦实验室（国家级科研机构）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一方面，三者之间各有分工和侧重。高等学校，主要是研究型／授予博士学位大学和开展大量科研工作的综合性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和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阵地。它承担了全美国基础研究的60%，获得了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大部分。〔9 〕工业公司是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承担者，研究经费主要由工业公司自己负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不是实体性研究机构，联邦实验室处在高等学校和工业公司之间，既“与大学一起保持美国科技的高速度发展，培养科学人才”，又“与工业界合作提高美国的工业竞争和生产力”。〔10〕它的经费只占联邦政府科研经费总额的1/3，在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中所占比例不大。这样，三方各得其所，基本上避免了因科研任务重叠而相互争夺资源的情况。另一方面，三者又以高等学校为中心采用各种方式密切地开展合作。在美国的700 多个由政府提供经费的联邦实验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合同方式委托高等学校或私人企业来管理和使用的，以吸收高等学校和工业公司中的优秀科研人员参与、指导研究工作。如著名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空军林肯实验室和费米实验室等，都设在大学内。〔11〕对由各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联邦实验室，政府也支持它们与高校、公司进行合作。如增加人员交流，开展合作科研，鼓励高校和公司更多地使用实验室的设备等等。〔12〕很多联邦实验室和工业公司的研究中心都设置在著名大学附近，以便利地获得大学卓越科学家的咨询和帮助，吸引高水平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参与研究工作。由此，在高等学校的周围形成了众多的“工业园区”、“研究公园”，并以著名大学为核心形成了遍布全国的5个地区科学工业研究中心。〔13〕〔14〕相应地，高等学校， 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的科研活动大为增加，促进了高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美国高校十分重视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科研工作，博士后更是大学科研的中坚力量。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总之，这种既各有分工侧重又相互紧密合作的灵活的科研运行机制，使得产学研三方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资源得到了高效的开发，对于保证美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大批高质量科技人才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前苏联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之外，又单独建立了一个庞大完整的科学研究系统，甚至在二三十年代受高等学校不宜开展科学研究错误观点的影响，取消了高校教学过程中的科研成分。〔15〕我国在50年代建立的科技体制，就是从当时的苏联全盘照搬过来的。虽然其后前苏联很快意识到了取消高校科研工作带来的弊端，特别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来推动高校科研工作，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强大的科学研究系统的存在，前苏联高等学校科研经费不足，科研条件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高校科研潜力的发挥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也是因为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工矿企业间建立的合作机构——“教学、科研和生产综合体”，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16〕这种产学研人为割裂的体制，不仅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迅速推广运用，而且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不利于科研院所提高科研水平，阻碍了高等学校学术水平、教育质量的提高。其消极影响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也很难马上消除。
应该说，美国和前苏联的做法是有代表性的，它们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对于我们加深认识教科联合的意义不无启迪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是从宏观上分析了教科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意在提出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要在实践中切实推进教科联合的深入开展，还会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思维定势的禁锢，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如何使教育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如何探寻有效的合作模式，调动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双方的积极性；如何在教科联合后防止业已存在的科研、教学“两张皮”以及科研冲击教学现象的扩大，等等。这些都是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的。
注释：
〔1〕孙毅颖：《对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的几点认识》， 《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5期。
〔2〕姚启和等：《高水平理工大学目标研究》， 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陶爱珠主编：《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4〕〔10〕〔12〕〔16 〕梁战平等：《世界科技体系结构变革及R&D机构管理研究》（国家科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2021号），第23页，第46—47页，第52页，第244页。
〔5〕国家科委政策局主编：《科学技术和政策》，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6 〕有关统计数据根据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编：《国家教委直属高校一九九四年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而成。
〔7〕国家教委高教司编：《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与教学改革》，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8〕国家教委科技司编：《1995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9〕单平：《美国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1997年第1期。
〔11〕〔13〕[苏]奥·阿·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著，邓定宇等译：《美国科学机构网的形成和特点》（内部出版），第154—192页。
〔14〕〔15〕符娟明主编：《比较高等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299页，第270—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