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料论文,傅斯年论文,学析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傅斯年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今天还聚集在他的故乡山东聊城来纪念他，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他确实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纪念学术思想领域的前辈历史人物，我想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对他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使他和现实相联接，使后人学习和继承他的成就，并从对他的局限的分析中获得教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很有影响并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学术领域也曾提出过多种见解，其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自然是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主张。
一、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基本内涵
傅斯年多次指出，“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最能反映这一主张的，当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a]。解放以后中国史学界（不含台港）对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往往取简单否定的批判态度，而未作深入的探索和分析。近年来有的文章论及到傅斯年的这一观点，予以适当肯定，具体分析依然不够。我想，为着正确评断傅斯年这一理论主张的学术地位及其作用，首先应当完整地了解这一理论主张的基本内涵。
根据我的理解，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主张，来源于德国兰克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的某些启示，并且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部分传统，经他杂揉而成。其基本内容大体如下：
第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史料。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②a]。“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③a]。按照他的见解，历史学只是研究史料，凡能直接研究资料，并不断扩充资料，史学便进步。离开史料，史学便退步。
第二，为着更好地研究史料和扩充史料，历史学必须扩展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工具。他曾经说过：“凡论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是赖”[①b]。他提出史语所工作的主要旨趣之一便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②b]。他已经看出，科学研究方法是与时代俱进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产生”[③b]。而“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④b]。他还提出，方法无所谓新旧，凡能用来获取新知识的，便是好方法[⑤b]。为此他提倡历史学应当从古今中外各门学问中吸取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手段。他竭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的治史方法，并对清代朴学方法加以总结，指出朴学方法是归纳的、实证的、经验的、怀疑的，很具有“科学的意味”[⑥b]。至于从中外各门现代自然科学和相关科学中吸取成果以丰富研究手段，更是傅斯年所大力提倡的，达尔文进化论则被他视为“历史方法之大成”。
第三，历史学的任务是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史事。这种史实史事，可以是小的，也可以是大的，可以是单个的，也可以是综合的。但只能是一个一个地探明，至于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史学则无需问津。他说，治史“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能比附成式”[⑦b]。又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⑧b]。他认为，从史料中探求出史实、史事的真相，是求科学的真理，为此，他批评清代朴学，在方法上固有可取之处。”只是他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爹当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诸六经，而不要求诸万事万物”[⑨b]。他的看法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不能求诸经典，而应从史料中求取万事万物的真相。
第四，这种史学的基本性质，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的科学。傅斯年在史语所1928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史语所之所以设立，就是要使历史学“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论”，“正是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⑩b]。因此，必须以纯客观的态度研治史学，而不能加以任何主观成分。这种史学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于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置材料的态度是“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论”[①c]。傅斯年为此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②c]。他还有一段话说得更为形象：“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③c]。这样也就不是纯客观的历史学了。历史学就是通过史料探寻整理出一个一个或大或小的事实，至于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的想法，傅斯年勉强说过：“自然有些也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他实际上是不赞成以至反对这样做的。他认为这样做是“推论”和“假设”，而“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④c]。至于历史过程及其运动规律，更是历史学无法也不必去探讨的。
第五，这种历史学是科学的事业，它的研究方式，应从个人的孤立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傅斯年认为，这种史学，不单纯是读书，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⑤c]。这样的研究内容，需要依赖团体为之提供和寻找材料，故仅以个人之力便难以奏效。而且由于研究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者须得在一定的研究环境中，“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才能有所成就。因此，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种集众研究，可以是几个人就一个题目进行合作，也有的更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
第六，这种史学的功能，傅斯年认为，它“没有一般的用处”，只能是纯学术的研究。这种史学只考史而不著史，“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的工作，它对教育上能有相当的影响，“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⑥c]。简言之，这种史学只具有学术功能，无须普及，并不具有一般的社会功能。
以上大体是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基本内涵。我想，评价任何一种理论主张之是非得失，总应以客观地理清其基本涵义为前提的。
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积极作用
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总是从收集资料开始的。史学更不能例外。没有大量的丰富的准确的历史资料，科学的历史研究也就无从着手。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由于古人眼界的狭隘，观念和方法的陈旧，许多文献资料，尤其是关于古代历史的资料，真伪相杂，使得古昔的历史面貌朦朦胧胧。不在历史资料上下一番艰难确实的工夫，并不断扩充新的可靠资料，便很难再现往昔历史的真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顾颉刚的疑古及辨伪史，为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作出了创性开的贡献。在他们新获成就的基础上，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认为“史料的发现，是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新材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①d]。他要求史语所同仁，力求扩充研究工具和手段，直接研究历史资料，扩充历史资料，不仅仅是读书，更要动手动脚找东西，进一步扩大史料的来源，这种主张，从一个方面适应了中国历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科学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傅斯年按照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身体力行，团结和组织了一批史学精英人才，于搜集梳理文献资料之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抢救收了大批濒危的文献历史资料，发掘了众多珍贵的地下历史资料。他组织领导了安阳殷墟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对安阳殷墟的多次科学发掘，发现数以百万计的甲骨和殷代铜器等珍贵器物；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还收集到居延汉简1万3千多片，金石拓片2万5千余张，以及许多敦煌卷册和善本书籍；流失在外濒于毁灭的明清档案，也是由于傅斯年对史料的高度敏感和极为重视，才得以保存下来，并组织整理出版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40大册（丁编10册当时已选定因故未出），以及由此而组织校刊《明实录》，等等。这些科学工作，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保存、积累和扩充了至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杰出业绩。
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必须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傅斯年为此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因此，对历史学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中国近代，提倡注意史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引进其它学科的方法与成果以治史，傅斯年并不是首创者，但他创办史语所，大声疾呼并明确提出史学必须引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成果，实行跨学科研究，以丰富和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则是符合历史学发展的时代趋势的。他的《性命古训辨正》，便综合运用了训古方法、统计方法、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演化论的历史方法等，并使多种方法相互结合，以整理古代思想史资料，把他的主张运用于史学的研究实践，至今仍然对我们富有启示。
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是把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的。傅斯年已敏感地认识到，这样的科学史料学研究，仅仅依靠个人的孤立研究，已经难以完全胜任了。他说：“如古迹之系统调查，乡人著作之搜集等，非群力不能为功”[②d]。为此他提倡史学的集众研究，并且创办史语所，为这种集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可行的组织方式，以使史家们在一个集体的研究环境中，各展所长，互补所短，相互引会和订正，以胜任较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这种各展所长而又互相补充、相互切磋的近代集体史学研究的组织方式，与古代史馆的合修“官书”显然是迥异其趣的。傅斯年创办和领导的史语所，运用这种集众研究的方式，不仅在史料学研究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而且在这种集众研究中，从直接研究和扩充史料着手，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精的史学大家。傅斯年开创的这种近代集体研究的史学机构和组织方式，对中国史学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而意义深远的贡献。
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局限性与消极影响
傅斯年把史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只是研究史料，便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主张的局限性。搜集、辨别、整理资料，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基础性工作，但却不能把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规定为研究各个领域的资料，尽管这是各门科学研究必须要做的工作和必经的发展阶段。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自然界或社会的某个客观领域及其运动，资料则提供这一客观领域的存在及其运动的信息，搜集研究相关领域的资料，只是为研究这一客观领域及其运动所作的准备工作。如果把科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只是研究资料，而不是揭示资料所传递的某个客观领域及其运动的真象，那就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门科学的真正研究对象，而难以达到它的真正研究目的。历史学也是一样。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人类的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根据研究范围之不同，可以是这个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某一空间，某一时段或某一方面）。这样的历史科学研究，当然必须从搜集和研究史料着手。但如把史学研究的对象归结为仅仅只是研究史料，而忽略了透过史料以探索人类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真相，那么，这样的史学也就很难说是真正把握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了。举一个不大确切但大体上也能说明一点问题的比喻：一位学者请一位木工打一只书桌。过了几天，这位木工抱来一大堆锯、刨得颇为精细的桌面、桌腿等木料。学者当然疑惑。木工回答说：我的工作对象就是这些做桌子的木料。书桌当然通过木料打成。但这位学者会对这位木工自谓的工作对象能说什么呢？显然，仅仅将材料作为工作或研究的对象，而忽视了工作或研究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史学即史料学主张提出来不久，便有学者提出异议：“所谓史料，若就其性质而言，与供给其它科学实验或研究的材料，毫无二致。所以，把史料学认作史学本身的人，与把实验室里陈列的材料认做科学，是同样可笑的”[①e]。
科学研究当然不同于木工打书桌那么简单，通常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各门科学大体上都经历了搜集资料的科学，到整理资料的科学，再到探索其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物理学、化学如此，生物学亦如此。19世纪以前的科学，大体上是搜集资料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如果仅仅停留在搜集资料的阶段，就难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即以傅斯年很推崇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而言，在达尔文之前，“尽管人类有着长期的和生物打交道的历史，但只是停留在对个别的个体到种的认识上，从形态、生活习性到解剖、分类，总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一直处在描述的积累材料的阶段”[②e]。到达尔文本人，随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仍旧搜集到大量的更为丰富的生物资料。如果达尔文仅仅停留于对这些生物资料的搜集、研究和整理，而不探索这些生物物种资料之间的联系，他也就根本无法发现和得出物种经过变化以适应环境的结论，当然更得不出经过自然选择、人工选择到生物进化的系统理论了。可见，正是因为达尔文，生物学“进入从描述科学向着理论概括的转化”[③e]，才有生物进化论学说的产生，从而把生物科学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傅斯年把史学仅仅归结为史料学，实际上是受到19世纪以前以搜集资料为主的自然科学的影响。搜集资料的自然科学，毕竟需发展为探索对象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之科学的。历史学如不从搜集研究资料的阶段继续向前发展，以探索人类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便难以发展成为真正科学的形态。
傅斯年之所以把史学归结为史料学，还因为他反对历史观进入历史学。他认为，任何历史观进入史学，都会带来主观成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如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纯科学了。所以他宁肯让历史是一个缺边掉底、折把残嘴的破罐子，而反对加以整齐，以避免主观成分的加入。但反对任何主观成分进入历史学，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历史学。人们知道，任何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该领域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交互作用的产物。客体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没有客体当然就没有科学。然从客体中获得新的知识却是研究主体创造出的成果。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统一的结果。客体和主体完全隔离，便不会有任何科学成果。史学研究成果当然也是如此。傅斯年尽管要求仅以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也还是提出要从史料中“探”寻出史实、史事，以获取新知识。这种新知识中是否就没有研究主体的任何主观成分呢？恐怕未必。史料当然是历史研究获取新知识的出发点，这是确定无疑的。然仅有史料就能出新知识吗？不会。傅斯年也指出这种新知识是从史料中“探”出来的。谁在探寻呢？当然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新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探寻史料得出的结果。既然是历史学家在探寻，能够说没有史家的任何主观成分进入历史学吗？要绝对防止任何主观成分进入史学，只有让历史学家停止探寻，这样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新历史知识的产生了。以此，要从探寻新知识的史学研究中排除一切主观成分，实际上是无法办到的。可见，要求真正科学的新历史知识的产生，不是应当排除任何主观成分的进入，而是要求史学家应当具备科学的知识结构，并正确地运用恰当的方法处置史料，以使史家主观尽量地接近历史客观，科学的历史知识是史家主观通过史料对客观历史的正确反映。不能排除一切主观，只能要求主观向着尽量接近历史客观的正确方向努力。对一个一个历史事实的研究如此，对由一系列历史事实构成的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亦复如此。
当我们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仅仅归结为史料，而是研究人类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时，历史观之进入史学，便不可避免。否则，历史学就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傅斯年提出排拒任何历史观进入史学。但历史观有各种各样。传统的儒学史观，以儒家经典为真理，往往曲解历史。还有许多错误的历史观，强客观历史以就主观，歪曲历史真相。排拒这样的历史观，以求科学的史料研究之顺利进行，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作用。五四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播，在史学领域影响日增。所以傅斯年排拒的实际上主要便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中，曾经出现过公式化的教条偏向，有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拿唯物史观的现成结论套解中国的历史。傅斯年的主张，对于纠正这种公式化的治史偏向，也有着警醒的作用。辩证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和正确的运用，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唯物史观并不提供任何现成的历史公式，而只是为整理和研究历史资料以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提供引线和指南。完全排拒辩证唯物史观进入史学，实际上是取消了历史学向科学的发展，这种主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便起着消极的作用。这里不多展开了。
傅斯年在提出史学即史料学时，把历史学的功能归结为只是纯学术研究，而不具备一般的用处，故也无须普及。这种主张要求史家集中精力于史学的专题深入研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使史学完全脱离社会，则对史学发展便不利。因为一门科学一旦完全脱离社会，也就难有生命力了。傅斯年在提出史学即史料学以前，对学术功能的看法还没有这么极端。他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一文中，认为学术之用，不一定非用于政治，“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①f]。这里的学术当然包括史学。可见他当时对史学有用于人生的一般社会功能并不是完全否定的。他提出史学即史料学时，却完全反对史学对社会有一般的用处。这种极端的见解，实际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社会形势的这种变化，使得傅斯年苦恼而又激愤，他终于采取书生当以学术报国的主张，写出了《东北史纲》第一册，以反驳日本学者矢野仁人、白鸟库吉等所谓“满蒙非支那论”，用历史事实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可见，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他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见解，也不能不随之而改变了（本文系作者在1996年5月山东聊城“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释：
①a《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
②a《史料论略》，《傅孟真先生集》第2册。
③a《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傅斯年这里说的“历史”，当指历史学。可见，在傅斯年的认识中，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反映客观历史的史学，这两个概念并未加以区分。
①b《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②b《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③b《考古学之新方法》，《史学》第1期。
④b《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⑤b傅斯年在《考古学之新方法》一文中提出：方法本身“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鹜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见《史学》第1期，1931年12月。
⑥b《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
⑦b《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篇第2种。
⑧b《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⑨b《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4号。
⑩b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第7卷第1期。
①c《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②c《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③c《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册。
④c《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⑤c《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⑥c《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①d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
②d傅斯年：《致王献唐》，1930年9月13日，见张书学、李勇慧编《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即将发表。
①e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新议》，《现代史学》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
②e仓孝和：《自然科学史简编》第642页。
③e仓孝和：《自然科学史简编》第693页。
①f《新青年》第4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