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机制研究
吴锦旗
(金陵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9)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为国家治理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对社会上的知识精英进行政治吸纳就成为必然选择。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考选铨叙制度，但是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政府在吸纳知识精英时，主要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来选人用人。为备战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为对知识精英政治吸纳的平台，国内出现了知识精英从政的浪潮，这成为民国时期学人报国的独特景象。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知识精英；政治吸纳机制
总体上看，国内外关于政治吸纳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国内关于政治吸纳的研究论文比较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9](PP42～44)而简任职公务员则不需要经过考试录用。[注] 杨帆臧,秀玲：《论中国共产党对先富群体的政治吸纳》,《山东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肖存良：《政治吸纳·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种解释》，《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曹帅，许开轶：《政治吸纳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郎友兴：《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 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常欣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及其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4卷第4期；袁明旭：《从精英吸纳到公民政治参与——云南边疆治理中政治吸纳模式的转型》，《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吕庆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与政治吸纳》，《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 ：一是对社会上富裕阶层政治吸纳的研究(郎友兴，2009；吕庆春，2013)；二是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的研究(常欣欣，2010)；三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吸纳和政治稳定(袁明旭，2015；肖存良，2014；曹帅 许开轶，2014)。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关注于现实社会中政治吸纳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而对于国民政府吸纳知识精英的研究论文则非常少，这些研究论文还倾向于将政治吸纳和政治参与同等看待。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和中央政府官僚构成的硕士论文[9](PP42～44)而简任职公务员则不需要经过考试录用。[注] 王卫松：《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曹维忠：《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官僚之构成(1927-1937)》，硕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潘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的公务员铨叙制度研究》，硕士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2；葛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选任制度研究——以陕西为例》，硕士论文，西北大学，2008。 ，这些论文大多侧重于基本史实的描述，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本文试图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机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透视政治吸纳的功能和作用。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执政后，因为不愿意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治资源，故被称之为一党独裁政权。但是由于国民党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及其渗透能力都不足，所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只能是一种弱势独裁。国民政府的官职并不都由国民党党员所垄断，反而是吸纳了很多知识精英进入政府为官，这就使具有独裁之名的国民政府出现政治开放的怪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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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政府机关需要大量官吏从事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工作，而国民党党内人才匮乏，难以满足治国理政的需要，向党外求才则成为必然，吸纳知识精英主要是从维护政治统治需要出发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南京国民政府主要吸纳了两类人进入政府：一是北洋政府中的旧官僚，二是知识精英。旧政府中的官吏虽有陋习，但因其行政经验丰富，不得不继续任用以维持政府的运转。而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旧官僚的陋习，而且也符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专家治国”理念。
一、政治吸纳的内涵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讨论政治参与时对政治吸纳曾有所涉及，即现代化的制度要具有吸收新的社会势力进入该体制的能力，但他并未使用“政治吸纳”这个名词。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系统要加强自己的成员的支持态度，由此出发来处理反馈反应，就要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具有足够智慧和教养的人们吸收到当局者的位置上来。”[1](P535)《布莱克威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有“政治纳用”(Political recruitment)的概念，指“使人们进入政治角色或担任官职所经历的过程。除非需填补的各种位置的数目正好与全部人数相等(这种情况实际上即使在最小的或最不发达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出现)，否则，政治纳用就必然涉及某种选择方式。选择的手段包括任命、世袭、抽签决定或轮流坐庄(严格程度不等的考试、或多或少诉诸暴力的夺取官位，而最后是选择)”。[2](P500)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概念，[3](PP43～44)是指港英殖民政府将政府外的、非英国的社会精英吸纳进决策机构的一种政治体系。国内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吸纳的概念，而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各有不同，景跃进认为政治吸纳是指“政治体系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新兴利益群体的权力诉求和政治参与的纳入和整合过程”。[4](P114)肖存良则以为“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为政治体系的社会吸纳功能”。它“包括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内全方位的政治体系吸纳，政治吸纳比行政吸纳范围要广泛得多”。[5](PP74～76)
袁明旭指出“政治吸纳是政治系统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方法，是政治系统中的统治者通过建立特定的制度体系，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国家的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6](P31)郎友兴认为政治吸纳“主要指执政党建立一种能够表达政治意愿的政治结构, 让社会上有些群体或阶层可通过这个结构表达出他们的政治意愿, 从而使其利益得以实现”。[7](P109)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政治吸纳这个概念在界定上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概括起来，大体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吸纳是政治系统对外在政治资源进行吸收的一种主动行为，其主体主要是政治系统或政治体系，而对象则包括政治组织、政治思想、专门人才、政策建议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治系统的运作和发展；(2)政治吸纳在方向上是自上而下的具有自主性的政治行为，它与政治参与的自下而上性正好是相反的；(3)政治吸纳从形式上看实际上既有制度化的吸纳，也存在非制度化的吸纳。本文中的政治吸纳侧重于政治系统对知识精英(人才)的选择和任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蒋介石宣布结束军政，实行训政。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根据总理建国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8](P51)自此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核心就是五院制，五种权力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权力系统。
二、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进行政治吸纳的机制：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间摇摆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吸纳各种人才以满足其管理和运行的需要，这是政治系统的一个基本功能。而为了吸纳这些人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吸纳机制来选拔和任用官吏，以达到维护和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主要是通过考铨制度来实现的。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无论是在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政治体制中，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来维持其运行和发展，因此，通过政治吸纳来网罗一定数量专门人才来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就成为维护政治系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政治吸纳就是一个对特定社会群体和特定社会成员的选择和吸收的过程。
好学校的前提是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衡量办学理念是否先进，主要有4个维度：一是人人发展；二是全面发展；三是个性发展；四是终身发展。只有4个维度统筹兼顾，才是高质量的学校。我对教育的看法比较通俗，就是按人的成长规律对受教育对象给予帮助，包括帮助他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提升性情。所以，我提出“让每一位学生能找到自己卓越的领域” 的办学宗旨，就是让每位学生知道自己的潜能，建立起自信，让每个孩子展示出他最闪亮的一面，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广州五中既培养出了大批考上重点大学、成为社会各界英才的学生，也培养出了中国首位加入西班牙皇马俱乐部的现役国青足球队前锋林良铭，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根据《公务员任用法》和《文官官等条例》的相关规定，公务员分为四等，即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特任有一级，简任有八级，荐任分十二级，委任分十八级，国民政府将公务员分为四等三十七级，特任是由国民政府主席任命的高级官员，如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等，简任是国民政府选拔任命的官员，如各部的副部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省主席、厅长等，荐任是由各机关主管长官向政府主席推荐请求任命的官员，包括省辖市的市长、省以上机关的秘书科科长等，委任是由机关主管长官直接任命的官员，经铨叙合格者可以不报送政府主席而直接任命，如县政府的科长、局长、秘书、科员等。
南京国民政府对官吏一般称为“公务员”，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务员管理的法规制度。公务员按其性质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不需要经过铨叙获得官职，主要包括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驻外大使、各部政务次长，在地方政府中，包括各省的省主席及省府委员、各厅厅长等官员。事务官是由国民政府任命，主要是从事各种事务性工作的官员，包括秘书人员、办事员、法官、政府中低级官员、技术人员和政府雇员。[10](P698)一般说来，政务官和事务官之间是有着严格界限的，事务官是通过考试获得任命的，“……凡能尽职者皆可用，初不问政策之若何，长官之谁某也”。[11](P213)其职位是稳定的。而政务官则不同，他们不是经过考试而获得官职，必须要与行政长官同进退，行政长官去职，政务官也要辞职。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务官和事务官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任的，事务官也经常会因为行政长官的变更而离职，“每逢一机关更迭长官，恒有大部分之官吏，随之更动。其甚者则上自科处，下及属员，概行变置，如疾风扫叶，无一幸免……若事务官之频频更动如吾国者，在今日文明国中，殆鲜其匹也”。[11](P213)
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选拔任用官吏制度，对于社会上的知识精英进行政治吸纳，使这些人能为国民政府所用。1928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规定“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9](P25)国民政府公布了《考试院组织法》，规定考试院由考选委员会和铨叙部组成，考选委员会主要负责文官、法官、外交官及其他公务员考选事项，考选专门技术人员事项，办理组织典试委员会事项，关于考选人员之册报事项等；铨叙部则负责以下工作：公务员登记事项；考取人员分类登记事项；关于成绩考核登记事项；关于公务员任免之审查事项；关于公务员升降、转调之审查事项；关于公务员资格审查事项；关于俸给及奖恤之审查登记事项。[9](P55～56)国民政府考试院的设立，是政府吸纳知识精英的专门组织机构，确立了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必须通过考试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因为政治权力是国家公器，不能私下授受，这一制度的设置可以避免选人用人问题上的裙带之风和政治腐败。
高血压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血管变窄，微循环障碍，血管收缩痉挛等不良改变，进而出现视力下降等临床症状[9]。目前，我国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的主要治疗方式是通过口服降压药降低患者血压，减缓患者视网膜病变的进程，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10，11]。
1.2.2 生物信息学分析 使用 starBase V2.0 工具筛选与多能因子 sox2、oct4、nanog 相关的lncRNA，使用 lncRNAdb 工具预测 lncRNA-8439与 nanog 的相互作用位点。
按照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必须经过考试后方可以任用，但《公务员任用法》却并未得到严格贯彻执行，而是有意识地留出了缺口，即可以采取考试以外的办法来招揽人才，以弥补考试任用官员之不足。考试作为录用公务员的主要途径，这可以说是国民政府吸纳知识精英的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通道，有利于政府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避免了任人唯亲的弊端，从形式上来看已经具备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而事实上，公务员考试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据统计，从考试院成立到1937年初，共举行过多次高等、普通和特等考试，这些考试共录取了11254人，平均每年1609人。其中高等考试录取了1154人，普通考试录取了1208人，特种考试录取了8892人。当时南京政府大小官吏100多万人，通过考试录用的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11](P113)可见考试录用公务员所占的比例很小，大量的公务员是通过特任和简任的方式录用的，其中就包括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学者，一般不会也不愿意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政府，而只能是由当权者直接任用，这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带有封建恩赐色彩的官员任用方式，但这也为当权者罗致社会上的知识精英开了方便之门。
1933年颁布的《公务员任用法》对不同官职的任用资格(特任官除外)做了明确规定，将公务员分为简任、荐任、委任三个不同的级别，其一是现任或曾任的官职资格，其二是现任职或曾任职需达到一定的任职年限并经甄别审查或考绩合格者、考试及格者，其三教育或学历上的要求，简任职需“在学术上有特殊之著作或发明者”，荐任职需“在教育部认可之国内外大学毕业而有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者”，委任职必须是“在专科以上之学校毕业者”，其四是于民国有特殊勋劳或致力国民革命若干年，“简任职、荐任职公务员之任用，由国民政府交铨叙部审查合格后分别任命之。委任职公务员之任命，由该管长官送铨叙部审查合格后委任之”。“荐任职、委任职公务员应就考试及格人员尽先录用”，[9](PP42～44)而简任职公务员则不需要经过考试录用。[注] 考试只是针对政务官和事务官中荐任职等以下的官员，简任官必须通过对荐任官审查或考绩的方法来实现晋升。
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是指专靠知识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指一般以求知或传知为职业者”。[13](P144)知识精英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需理性、智识、才能之量太大……”[13](P348)国民政府对吸纳知识精英进入政府为官一直都很重视，这或许和当时国内流行的“专家治国”论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则是要借重知识精英的声望和才学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以澄清吏治，革除弊政，提高行政效率。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需要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去承担和完成，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要吸纳这些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政治吸纳机制。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考选铨叙制度，但是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政府在吸纳知识精英时，更倾向于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即政府中的有实权者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拔任用官员，“采用的做法通常是由要人中的某人，提出下一级官吏的人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每个人都有权提出一个或数个下属部门的候选人名单”。[12](P24)当权者通过提名的方式任用自己中意的人，使被任用者对当权者形成政治依附关系，而当权者选拔和任用的人越多，说明其政治势能就越大，这就构成了以其为首的政治共同体，能确保其在政府权力争夺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作为国内烟气轮机的重要制造厂商，中国石油渤海装备公司产品各项技术指标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价格较国外同类型产品低近30%～50%，在为用户提供高性能产品的同时为用户大大节省了设备采购资金。秘诀何在？答案是：渤海装备有一本“制造+服务”的客户经。
而政府在吸纳知识精英时有一个选择和过滤的过程。知识精英基本上集中在教育界、文化界和科技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精英都会进入政府选择的视野，而真正能被政府注意到的只能是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能够引起当权者关注的当然是那些学术影响大、社会地位高、有较大的舆论话语权、支持和认同政府的知识精英，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筛选。确定了人选之后，就要有意识地安排当权者与特定知识精英进行沟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并在此过程中考察知识精英的才能，然后才可以向当权者中意的人发出到政府部门任职的邀约，并推荐给中政会，以特任或简任的形式获得任命，成为政府官员。这是对知识精英的一种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吸纳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知识精英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台，使这两者之间能够建立密切联系，这个平台就是国防设计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吸纳知识精英的政治平台：国防设计委员会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属于“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这些人大多具有留学西方的教育背景，秉持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主要聚集于国内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机构，他们在政治上采取超然的立场，不依附于任何党派，通过自己创办的报刊建立公共舆论平台发表政见，他们关心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以一种较为独立的姿态参与政治生活。
其中：Qx=0，由于球杆系统在系统变量x上并未受到外力作用，小球在导轨上自由滚动。设δW为伺服电机做的虚功，则与电机驱动轴虚位移的关系有：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生存危机，国内民众要求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很高，希望政府能结束内战，领导抗战，这就为蒋介石实现以他个人为中心，以加强国防建设为目标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条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是现代化工业基础薄弱, 工业结构不健全, 且布局极不合理。发展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但自从国民政府建立后，还从未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工业发展状况做过系统的摸底调研工作，只有先做好这些工作，才能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奠定基础，而要从事复杂的统计工作和研究工作，就要依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这是由蒋介石亲自掌控的能够笼络国内知名学者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国防咨询机构，以完成国防战备的各项工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因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使政府和社会上的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之间关系一度比较紧张，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信仰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心存不满，他们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对国民党政权不断地进行抨击和批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黼、罗隆基等，他们希望通过公共舆论的压力来推动政治变迁的实现。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精英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救亡压倒了变革，他们更多的是讨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保持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不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知识精英也从原来与政府对抗转而与政府合作，他们大多不赞成革命而希望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改变中国现状，“所以我们只好用和平的手段，长期的奋斗，来改革中国的政治。……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尽力与国民党合作，一致的拥护政府”。[14](P4～5)政府的存在是建设的前提条件，“所以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能的，最可怕者，是中国此时大有没有政府的可能……”[15](P13)即使是一个坏的政府也要好过无政府。而要进行国家建设，不能缺少知识精英的参与， “这几年来，国民政府天天讲建设，而成绩几等于零……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搜集事实，后提出计划。……近世的行政是渐渐的技术化了。就技术方面研究行政问题，总可以有能实行的方案”。[14](P5～6)就蒋介石而言，在经历了一系列内部派系的争斗后，其权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此时蒋介石可以专注于国防和经济建设，他“就有必要扩大他原来的小圈子，网罗一批非国民党的有可能与之合作的名流学者。这批人原来也要发发议论，对国民党有些碍手碍脚，这样一来，一则可以为蒋介石的统治服务，扩大国民党的阵线，二则还可以通过这批人去蒙蔽一部分知识青年，同时加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这批名流学者，主要是北方三个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其中以胡适、丁文江、翁文灝为代表。胡适当时曾称‘胡圣人’，经常鼓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丁文江是国际知名学者，曾当过孙传芳的淞沪商埠总办。翁文灝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界权威”。[16](P65)蒋介石要建立一个由他本人掌控的，独立于其他官僚机构的，由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构成的新型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国防设计委员会。
按照钱昌照的分析，蒋介石接受其建议有三个原因：“(一)他利用我去拉拢那些银行家、实业家、名流、学者作为招牌以取信人民，所费有限，收效可能很大；(二)他利用我们这班人去勾结德、英、美三个帝国主义，因为那时候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员颇为不满；(三)他利用我们这班人去牵制国民党政府里的其他势力，包括宋孔、二陈在内，这是蒋介石经常玩的一套手段。”[18](P2)这批知识精英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当其被政治吸纳进政府后，不仅可以装点门面，改变政府的人员构成，提高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改善政府形象，而且还可以平息西方国家对国民政府官僚的厌恶，抑制国民政府内其他政治派系的权力，以达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平衡。
钱昌照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钱昌照(1899～1988)，字乙藜，是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人,中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深受西方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1924年回国后，隐居上海，研究中国通史。其妻沈性元家有姐弟4人, 大姐嫁给黄郛, 二姐嫁给社会学家陶孟和。黄郛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委任他的把兄弟黄郛为外交部长。黄郛随即安排他夫人的妹夫担任外交部机要秘书，不久又把他推荐给蒋介石，担任蒋介石的简任秘书，负责处理解决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文件，因为黄郛的关系和钱昌照的出色工作，钱昌照颇受蒋介石的重用，不到两年时间蒋介石就任命钱为教育部次长，部长一职由蒋亲自兼任。1930年3月, 蒋介石单独召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的钱昌照, 咨询中日关系问题。钱昌照认为日本一定会侵略中国, 建议早做国防准备, 提议起用优秀人才。蒋介石深表同意, 并告知:“如你知道有才能的人, 可以介绍来见, 聘任政府工作。”[17](P36)1931年冬, 根据钱昌照的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我对他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他问我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要我拟一张名单。一两个星期后，我把名单拟好交给他。名单上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人，也没有在国民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文化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杨端六、刘大钧等，原料及制造方面有丁文江、翁文灝、顾振、范锐、吴蕴初、刘鸿生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翰、赵联芳等，一共有四五十人。蒋介石同意这张名单，仅在军事方面增加林蔚。当时商定由我先和那些人交换意见，再约其中一部分人和蒋介石见面，或者为他讲学。就我记忆所及，1932年春、夏、秋三季在南京、牯岭、武汉由我介绍和蒋介石见面或者为他讲学的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灝、顾振、范锐、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18](P1～2)
1932年夏，翁文灝应邀赴庐山会晤蒋介石，并为其讲学。翁文灝虽与蒋介石为宁波同乡，但此前从未有过交往。担任蒋秘书并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在处理清华大学学潮中与翁相识。钱至北平邀翁文灝于本年夏同往庐山牯岭为蒋介石讲学。牯岭晤见时，蒋介石与翁文灏相谈甚欢，一见如故，翁文灏向蒋介石推荐了一些知识精英，其中有胡适、张伯苓、丁文江、顾振、徐新六、吴鼎昌、张嘉璈、蒋廷黼、周炳琳、蒋梦麟、周鲠生、卢作孚、范旭东诸人。蒋表示均愿随时延见，以谋借重。蒋介石提出拟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彼自为长，由翁文灝任秘书长。翁文灝虽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辞，但没有成功。几经商酌，蒋坚持以翁为秘书长，而以钱昌照为副秘书长负责具体事务。[19](PP79～80)
在蒋介石与翁文灝的相见相知过程中，有一个中间人物很关键，他起着媒介的作用，这个人就是钱昌照。钱昌照本人也是知识精英，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很亲密，而且钱本人因在教育部工作而与一些知识精英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当时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与最高当权者蒋介石之间毕竟还是存在很大隔膜的，这就需要有一个中间人在其中穿针引线，建立起双方之间的联系，促成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了解彼此的思想、品行、学识和气度，为当权者对知识精英的筛选和吸纳创造条件。
1932年11月1日, 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对外不挂牌，属于保密机构，行政上附属于参谋本部。蒋介石直接任命了39位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他们分别是翁文灏、钱昌照、黄慕松、杨杰、陈仪、周亚衡、林蔚、丁文江、陈立夫、王宠佑、刘鸿生、穆藕初、曾昭抡、赵石民、陶孟和、刘大钧、吴鼎昌、徐新六、唐有壬、杨端六、万国鼎、沈宗瀚、胡石清、陈伯庄、顾振、沈怡、颜任光、钱昌祚、周鲠生、钱泰、徐淑希、俞大维、谢冠生、裴复植、王世杰、周梦麟、胡适、杨振声、周炳琳。此外, 《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行政院各部会主要官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委员, 后又陆续增补了一些委员。
“国防设计委员会设委员四五十人，十之八九是原来名单上的。另又函聘专门委员近200人，都是当时社会上知名人士。”[18](P2)翁文灝和钱昌照按照学术标准和实干精神选拔了200名左右专家学者以充实委员会下属的各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等著名学者，通过严格筛选，国防设计委员会聚集了当时国内享有盛名的知识精英，这些人不仅精通专业知识，而且还具有实干精神，他们承担了国防委员会大量繁重的工作且成效显著。“那时国民党政府各机关的经费是打折扣发给的，但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经费是十足发放，每月十万元。委员一不要办公，二不要开会，每月奉送200元研究费。蒋介石懂得这笔买卖是头等便宜的，一个月不过花上10万元，就可以收买一大批名流学者。”[16](P68)“该会以‘长期准备抗日’为名拉拢一些非国民党的‘社会贤达’、名流、教授为委员，通过这一机构扩大了蒋介石与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的联系。后来由于上述这些贤达学者很多已经做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官，蒋介石拉拢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20](P16)
程序设计主要分析研究运用TMS320F2812芯片通过配置寄存器等内部资源产生SPWM波形，在CCSv5软件上运用C语言编写程序配置寄存器及三相异步电动机控制算法，并对该硬件设计的可靠性进行测试。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为蒋介石与知识界之间沟通和联系的重要平台，它有利于改善蒋介石政权与知识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正是借助这一平台才积聚了国内大部分的知识精英，这些人不仅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其中有些人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被吸纳进国民政府而成为要员，一些知识精英由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知识精英被政府吸纳为行政官员是近现代社会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政府管理的事务众多，而且行政管理的分工细化，这就使得行政长官很难对所有的管理领域都很精通，吸纳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而在社会上众多的知识精英究竟哪些人会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这主要看这些知识精英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影响力了，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当权者身边的近臣或亲信引荐，经过与当权者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能够获得当权者的青睐和信任，且能够满足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只有这样，知识精英才能进入政府为官。当然，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仅有当权者的政治吸纳意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被吸纳者的认可和同意。知识精英群体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分化的、以原子式个人而存在的特殊的集团，他们之间可能并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其奉行的处事原则是“和而不同”，对于从政这一问题，知识精英中有的人趋之若鹜，有的人却并无兴趣。据萧公权回忆：“端升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之后，去中央大学任教。奚若一直留在清华。两位先生都抱着‘学优则仕’的志愿。在清华、中大政治系教了多年的书。政府还不曾借重他们。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出‘怀才不遇’的苦闷。端升弃清华而就中大，可能是认为身在首都，较便活动。奚若曾一度到南京去营谋教育部的某职位，两人都未能如愿。”[21](P104)有些知识精英是想从政但没有机会，而有些人则是不想从政但偏偏就无法摆脱，据翁文灝回忆，其20年来，殚心学术，不问政治，在其地质调查所务与研究工作中，首重倡导研究精神，奠定调查基础，同时培养继任所长人才，预备一俟继任得人，便辞卸所任，改任大学教授，辅助后进，以此终身。[19](P77)翁文灝从政并非所愿，而是迫不得已。还有些人则坚持不入政府当官的底线，胡适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22](P262～263)傅斯年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坚持不为官的信念，“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23](P170)
知识精英进入政府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帮助国家摆脱危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些人是由最高统治者延揽到政府中去的，所以他们在政府中能获得较高的职位，也拥有一定的实际权力，能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这对于改善政府人员的构成结构，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改变政府的办事风格，改良政治生态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吸纳一些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并无意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的统治，这些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固然可以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却非常有限，曾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农本局局长等职务的何廉在回忆录中坦陈, 他和翁文灏、张公权、吴鼎昌等人只不过是“政府里的‘装饰品’ ”。[24](P121)
结 语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来缓和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国家建设和发展集聚了一批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较为完善的考选铨叙制度，这个制度在基层公务人员的选任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对于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时并未遵循这一制度，反而是以当权者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政府官员任用，这就使非制度化的用人机制成为主流。究竟哪些知识精英会成为当权者中意的对象，这就需要有一个政治吸纳的平台和良好的沟通机制，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是担负着这样功能的政治平台，它就像一个人才蓄水池一样，将社会上知名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建设和战备的名义吸收进来，让这些人成为候选的对象，再通过中间人为媒介邀请其中的一些知识精英为政治领袖讲课或晤谈，以特殊的方式对这些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如果在此过程中某些知识精英能获得当权者的青睐和信任，就有可能进入政府成为高官。知识精英或主动或被动投身政治，成为某一个政治领袖的工具和门面，在政治过程中展示其才能，发挥其专业特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发展。但是，知识精英从政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所从事的大多是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工作，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更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建筑面积的大小是影响造价成本波动的根本因素。对于建筑面积较小的工程，工程造价成本的预估难度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且预估造价与最终决算费用的误差也较小。而对于建筑面积较大的工程，受建筑材料、人工费用等因素价格波动影响，其最终的造价成本预估也较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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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Absorption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Elites 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U Jin-qi
(Institute of Marxism, Jingling Technology Institution, Nanjing 21116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Nanjing was established, becaus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equired a large number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political absor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in the society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Althoug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Nanjing had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perfect system for the selection of civil servants, it had not been strictly enforced. When the government absorbed the intellectual elite, it mainly used non-institutionalized means to select and employ persons. Then, the National Defense Design Committee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for the war became a platform for political absorp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and a wa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 emerged in China, which was a unique sight for scholars to serve their count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Nanjing；intellectual elite；system of political absorption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1-0123-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6YJAZH061)
作者简介 :吴锦旗(1968—)，男，江苏盐城人，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
〔责任编辑 ：李 官〕
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政治吸纳机制论文; 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