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解放的力量抑或意识形态奴役——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马克思论文,科学论文,学派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08-0027-05
启蒙精神最初崇尚的是一种含义广泛的普遍理性，在它看来，理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生提供意义及为认知世界提供手段。理性不仅体现为对“事实的研究”，同时它给予一切“存有者”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普遍理性从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真理、进步等形而上学的东西出发，最终落脚到对科学的崇尚上。这是人类对抗宗教并在宗教衰微之后，试图借助自身理性的力量建造一个尘世的天堂。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中作用的二重性，导致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分别对科学作出了不同的认识。马克思看重的是科学对人的解放和历史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而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从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科学促进人的解放
马克思在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之后，逐渐地意识到科学通过工业在人的解放和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进而把自己的观点奠基在由工业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实践之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研读，我认为，在对待科学这一点上，马克思继承了启蒙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科学首先是解放人的一种物质力量，科学的发展是工人阶级超越资本主义的必备条件。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中。
马克思首先看到的是科学在工业发展中所起的基础作用及其由此对人的解放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科学通过工业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意义。马克思不满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疏远，不满于历史学对科学作用的片面性认识，“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①。科学在人的工业实践中把人的本质对象化，因此，“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看重科学和工业，这与马克思当时对历史、对“富有的人”的看法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③一方面人应该成为科学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应该使人成为“富有的人”，所谓“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科学作为智慧成为人自身的内在力量，作为实践力量使人获得自由和独立。在马克思的解放逻辑中，“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④
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则进一步从科学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对个人、对阶级局限性扬弃的角度，阐释了科学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⑤而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使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果。首先，科学促进了社会解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⑥其次，科学促进阶级的解放，不断扬弃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⑦
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经济学角度，从劳动生产率上论述科学对人的解放作用的。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⑧同时，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科学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科学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大工业生产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它可以支撑一种社会形态，同时，“单是科学的发展，就足以使共同体解体。”科学通过技术的桥梁促进工业的发展，曾大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多。但是马克思认识到，这样一种巨大的生产力又必然会转化为工人阶级的武器，科学作为一种物质力量也必然会转化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只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到那时，“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⑨也就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自己的解放逻辑，他认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⑩在我们的这两段引语中，马克思进一步描写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基础作用，认为科学必然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定义的“财富”的基础——直接劳动时间——排挤掉。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新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必然是以科学作为支撑的，这样就必然使得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实现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使科学产生的异化。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科学对人、阶级、社会的解放作用时，也指出了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这是马克思充满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典型确证。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则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科学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降服之后所造成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的权力。”(11)“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12)从这些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在资本的统治中会被吸收进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因为“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只要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13)但是，马克思却坚信，这种异化现象是暂时的，随着科学生产力的发展，其必然会扬弃这种异化，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一旦这些科学为工人所掌握了，这种科学必然会散发出解放的力量，“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把工人从奴役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更多地是立足于物质层面来界定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发展的，还没有过多的关注到文化政治对工人的影响、建构。他说“物质力量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力量的发展”，但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物质力量的发展本身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的发展，其本身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科学不但没有使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崩溃，相反是加剧了这种生产；科学不但没有使个人的劳动时间缩减，相反还增加了个人的劳动时间；科学在一定意义减轻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加重了劳动强度，科学在各个方面都通过资本的力量转变为技术从而实现资本的统治。通过资本对科学的建构，资本通过更内在的方式渗透到科学和技术之中，进一步实现对工人阶级和社会的全面统治，此时的科学已经不再是科学本身，而是资本家更加深层地统治工人的意识形态而已。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是启蒙思想的继续和深化。
许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认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力并不单纯是物质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经济、文化、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认为，工人也不像马克思在早期所说的那样，天生就是一个革命的阶级，相反，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不断发展的同时，工人也会不断地被建构进去，受到资本主义观念拜物教的束缚，工人阶级也会被蒙蔽。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完善的解释。卢卡奇指出，人的异化是同物的物化联系在一起的，物不再是物，而是资本化的物。科学也不再是科学，而是一种被资本建构的意识形态。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观提出了批评，提出一个震撼的口号：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二、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
自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及其实践成果的奇迹般兑现，现代科学超出了自身的界限：人们把有关自然科学的见解，当成对整个世界的论述。在这一时期，科学作为一种绝对客观的存在，为人类生活与世界未来提供了终极依据。自然科学被推到上帝的位置上，成为信仰本身。与物质生产一起，文学、哲学、艺术等一切均追求科学化，自然科学准则成为一切学科门类的核心原则。科学精神与技术理性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生活世界最深处。这样，理性本身被片面化为自然科学，成为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经验领域中的狭隘的理性主义，由此理性的普遍性丧失了。这是导致理性危机与启蒙精神逆转的根源之一。现代资本使用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把社会的一切全盘理性化了，一切都变成了赢利的工具，完全丧失了价值理想。过去以“上帝的召唤”为“天职”的清教徒已经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感情的享乐者”，理性化的结果却把世界变成“机器所操控的世界”。整个世界成为了一种为技术理性所统治的“冰冻冷酷的冬夜”。科学技术在成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解放人的力量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统治人的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在抓住马克思科学观所强调的某些方面的基础上又批判了马克思的科学观。
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最先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断言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他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14)那么，为什么说科学技术会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呢？这正是《启蒙辩证法》一书所要探求的主题。
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导致启蒙精神自我毁灭的因素在于：现代化进程结束了启蒙精神中蕴含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及其批判的、反思的、否定的精神，而成为一种与实证主义理性相同的“工具理性”、“肯定理性”。它剥去了知识的广泛意义，而只在乎知识的工具性作用。这种知识的本质就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将帮助人的生活。于是，公式、规则、效率等代替了存在、意义等概念，凡是不符合计算规则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受到怀疑。数学与实证科学成了理想、范型和准则，人们把这种标准加诸于整个世界，企图用一个科学范畴体系来包罗整个世界，把思维当作一种工具，把人变成纯粹的实体。于是“神话就已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学”(15)。可以说，理性全部被归入工业的过程中，启蒙活动中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精神、反思性、批判性等均已被理性所具有的工具性替代，知识成为单纯的生产力。虽然启蒙运动通过从理性中清除掉灵魂、超验存在、上帝等这些概念，为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辉煌成果的经验科学和技术开辟了道路，但是这种技术辉煌的背后却是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对此，胡塞尔指出，理性的根本任务是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寻找与设定人生的意义。但是实证主义却丢掉了这个任务的一半，“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16)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人生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研究和追求。技术理性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只见事实的物理世界，它试图用此来涵盖与解释人类世界的全部与人本身，显然是对人类世界与人自身丰富性的否定。结果是，启蒙理性失去了原有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沦为一种工具理性，它把现存的一切均作为给定的事实接受下来，原本与自由相连的启蒙理性异化成为肯定与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于是，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启蒙精神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土壤。
马尔库塞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他指出：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命题以挑衅的形式揭示了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可见，意识形态不仅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融入生产过程之中，而且，技术的合理性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合理性，因而意识形态并未衰落，而是以更强大的无形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在这样一种技术理性的本质中包含着一种暴力的、极权主义的因素，它导致了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现实的深层捍卫。正是理性自身的这一毒瘤，使得最初作为神话解毒剂出现的启蒙精神，最终转变成一种新式神话，即在实证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间建立起深层逻辑联系。工具理性与统治阶级联合起来，成为一股专制的力量，它的兴趣就在于将现实合理化。至此，启蒙精神中原来具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精神已经消失殆尽，统治变成了科学的目的。启蒙精神的目标不再有助于启迪人们认识自身、领悟现实、追求自由，相反，它自身已经堕落为极权主义暴政的统治工具。所以，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合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17)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现在转变为解放的桎梏：科技越发展，人就越陷入被奴役的地位而不能自拔。显然，这种观点对马克思的科学观做出了反思与批判。
哈贝马斯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同时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大众文化的传媒作用，能够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并以合法性权力起作用。在他看来，在发达工业国家，科技理性不仅成了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为与群众利益脱离的、使行政机关和暴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形式。于是，科技理性的统治替代了过去的政治形式，它日益成为统治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一切方面的工具，成为人“解放的桎梏”。这样，借助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控制代替了过去的单纯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统治的形式已由外部的政治统治深入到对私人生活与人的内在心理的控制，启蒙理性“从征服自然界转到奴役社会和进行统治的实践”。这就是说，工具理性一旦征服了自然界，必然会将其权力的铁钳伸向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结果，社会成为了一种工具理性与其物化后的各种“科学的”、“合法的”管理(统治)体制相结合的“被管理的社会”。可以说，官僚制是工具理性自身不断在社会中蔓延的必然结果，二者在本质上是同谋的。这就是韦伯说透了的问题：在走向铁笼的资本主义世俗化进程中，被管理的人间将变成一个工具理性工程师和疯狂纵欲者的天堂(地狱)。在这个新世界中，“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种工业化的体制永远滚动着的轮子到处都引导着技术进步，可是最终，“人类本身也变成了技术发展中和被技术发展左右的轮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性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人类的悲哀。
三、科学与意识形态：双刃剑的复杂缠绕
马克思继承启蒙思想家的传统，创造性地论证了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解放作用，同时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科技异化的现象，而且，马克思坚信，这种异化现象是暂时的，随着科学以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异化必将会被扬弃，科学技术及其造就的强大生产力将成为工人解放自己的物质武器。可见，马克思正确地揭示了资本对科学的经济钳制，通过物化而成为奴役劳动者的物质力量，却没有认识到资本对科学的政治钳制，使科学成为意识形态，将科学精神政治化，使政治统治合理化，使科学与资本一同实现对工人阶级和全社会的奴役。
法兰克福学派如实地指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又走向了极端片面性。事实上，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辩护，并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主要应归因于资本的逻辑。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却扭曲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将对科技异化的批判转变为对科技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同时，当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时，也必然陷入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窠臼之中，他们的理论因此走向了社会批判初衷的反面，掩盖了科技异化现象的社会根源，把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转换为文化问题，消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批判，从而远离了马克思，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学成为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从而解放个人、阶级和人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当特定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钳制科学技术时，科学技术将失去中立性而获得阶级性、集团性，一当这一阶级、集团与其他阶级或人类力量、利益相冲突时，科学技术就连同这种经济、社会力量一起发生偏移，在强化某一阶级、集团力量和利益的同时，抑制或否定其他阶级、集团的力量和利益。
同样，意识形态也是一把双刃剑。“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理想状态及其实现策略的理解、主张和规范的思想体系。”(18)因而，意识形态表达和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团体、阶级、政党、民族、国家或区域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态度和利益主张。于是，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和信仰的哲学体系，它“为世人确定意义”。(19)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能缺乏意义观、价值观，否则，将成为纯粹的物或成为“精神漂泊者”，连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的阿尔都塞也不得不说：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假如没有意识形态这些特殊形态和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20)“意义”、“价值”虽然有强烈的主体性，但却有正确与错误、高尚与低下之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和利益主张，体现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操纵，既然是一种改造世界的要求，那么，它对科学观念、科学原理并不总是相互排斥，而是努力把科学的观念、公理、原理上升为信仰，使其具有“词尾带‘主义’(-ism)的抽象意义”。(21)它力求运用“主义”对其主张进行合理化，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然，这种合理化的实质，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真实的、科学的，一种是虚假的、非科学的。一般说来，真实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能够指导人们成功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虚假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则会造成“理性的不合理存在”，(22)因而是不能持久的，迟早要被揭穿和失信的。
因此，对科学的解放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都不可作出单一的取舍和片面的否定，要认识它的双重性，运用它的双重性，不仅使科学本身与意识形态的意义确定和价值选择相得益彰，而且使意识形态的意义确定和价值选择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使科学的解放功能与意识形态的意义确定功能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注释：
①②③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88、90、91页。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86、114—115页。
⑧⑨⑩(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3—104、100—101、91、9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14)(15)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16)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18)何怀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与策略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19)(21)克里斯托弗：《领导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2页。
(20)(22)《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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