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舒尔茨研究专题·
摘 要：在马克思思想发生史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具有重要地位。在这本国家统计学著作中，舒尔茨不仅从物质生产的现实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完整地使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概念，为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启发。同时，舒尔茨的生产理论仍然是以隐性的唯心主义为根基的社会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差异。
关键词：舒尔茨；《生产运动》；社会唯物主义；生产理论
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1797—1860）是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年曾参加拿破仑战争，1831年末在埃尔朗根大学以《论当代统计学同政治学关系》为题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舒尔茨就已经探讨了经济学事实同政治结构的关系。1832年发表《由国家代表而来的德国统一》（Deutschlands Einheit durch Nationalrepräsentation,Stuttgart）。1833年秋天舒尔茨流亡瑞士，后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教席。他于1840年发表《劳动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况的影响。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构》一文，载《德意志季刊》1840年第2期，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es und der Gesellschaft，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3，以下简称《生产运动》），产生较大影响。1848年3月革命后，回到德国，由故乡达姆城（Darmstadt）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作为左派活跃在政治舞台，并在次年再次流亡瑞士，最终在1860年死于瑞士。舒尔茨一生致力于反对德国的专制制度，在政治观点上有强烈的左派自由主义倾向。
作为国家统计学（国势学）（Statistik）①在当时的欧洲，国家统计学（Statistik）也称为国势学，它并非仅仅是一门以数据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而是包括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分析。这也是舒尔茨的重要理论构境背景。据李乾坤博士考证，“国势学”的中文表述可能产生自20世纪20年代。19世纪上半叶语境中的国势学（Staatenkunde，直译“国家信息”“国家学”）是现代统计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奠基者是海尔曼·孔林（Hermann Conring，1606—1681），孔林是一位博学家，在医学和法学领域都有建树，曾于黑尔姆施泰特大学任教。1660年11月20日起，他开设“国势学”（Notitiarerum publicarum）的课程。孔林去世后，他的弟子戈贝尔于1730年整理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孔林政治法律讲义》，其中第四卷为《国势学》（Staatenkunde）。孔林将过去的地理、历史和法律研究与国家治理的实际目的结合起来，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不是简单描述现象，而是探究原因，总结规律。在孔林的影响下，国势学成为德国一门新兴的学问，得到了普及。此后，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1719—1772）继续推进了孔林的国势学理论。阿亨瓦尔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1749年发表《欧洲各国国家科学引论》（Abrissder Staatswissenschaft der Europäischen Reichen），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istik”（国家统计学）。阿亨瓦尔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国势学进一步改造为国家统计学，在他看来，“国家统计学为国家显著事项的结晶体”，对这些显著事项（包括地理、法律、政治状态等）的记述，可为国家管理提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在阿亨瓦尔这里，使用的是“Staatswissenschaft”这个概念，直译应为“国家科学”，但是阿亨瓦尔大体继承了孔林的研究方法，并将孔林视作开拓者，称其为“统计学之父”。在舒尔茨这里，统计学则体现为对物质生产变化之中的规律的探寻，在《生产的运动》中，舒尔茨主要使用的是Staats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仅使用了两次Staatskunde概念，其实，这两个概念如今都已极少出现在现代德语之中。的专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一部直接讨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基础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严重忽略了舒尔茨和他这本《生产运动》。对舒尔茨思想的关注是由科尔纽②奥古尔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1888—1981）：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德国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和柏林的洪堡大学教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代表性论著有：《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从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1934）、《莫泽斯·赫斯和黑格尔左派》（1934）、《卡尔·马克思和1848年革命》（1948）、《卡尔·马克思和现代思想的发展》（1950）、《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文集》（1949）、《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955）、《马克思恩格斯传》（1955）等。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按科尔纽的说法，他的观点又是受到明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手稿的启发。日本学者植村邦彦和德国学者沙利希分别于1981年和1994年完成了关于舒尔茨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博士论文。③植村邦彦：《从舒尔茨到马克思：近代的自我意识》（日本一桥大学1981年博士论文），1990年由日本新评论出版社出版；米夏埃尔·沙利希：《马克思与舒尔茨：论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的运动〉（1843）的接受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意义》（汉诺威大学1994年博士论文）。如果说，赫斯的《货币的本质》直接引导了1844年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话语逻辑的发生，那么《生产运动》中已经出现的物质生产基础论和完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话语，却没有让马克思一下子获得异质性的话语变革，而是在一年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中得到认同。由此，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表现出来的社会唯物主义高级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边界问题，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考点。
一、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高级形态
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的全名为“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从学术构境的背景上看，这本书应该是一本国家统计学或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领域中的学术专著。依舒尔茨自己的解释，这种国家科学是“从政治地理学、政治史和实证的国家法中独立出来”的。他说，这门学科起初是“通过德阿维蒂④德阿维蒂，推测为法国17世纪统计学家、地理学家皮埃尔·德阿维蒂（Pierre d'Avity）。——译者注，统计学记录的偶然报告一开始只包含了一些科学的痕迹；而在H.孔林⑤海尔曼·孔林（Hermann Conring，1606—1681），德国17世纪著名博学家、法学家，德国“国势学派”奠基人，统计学先驱。——译者注那里，统计学还只是更多地和地理学和国家法混合在一起。最终由阿亨瓦尔①戈特弗里德·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1719—1772），德国启蒙历史学家，历史法学代表人物之一，国势学派的继承者，正式提出了统计学（Statistik）这一概念。——译者注在18世纪中叶给了它以特殊的名字和独立的存在”。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0页。当然，舒尔茨认为，这种传统的国家科学还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它还带有传统国家统计学的特征，它仅仅凭借它的统计数据的“平均数”来小心地考察各个领域，而“没有从时代潮流的完整的强度上来把握，没有研究它的方向和运动的规律，因而也没有能力把国家治理术的实践用作路标”。③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47页。这是说，仅仅停留在统计数据的平均值上，是无法获得对时代潮流的规律性理解的。所以，舒尔茨自己的国家科学的新目标则是：“建立在对外在自然的认识和精神自然史的国家治理术，以及依照它的文化史和文化统计学的科学结合，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学的共同承担者和创造者。”④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47页。应该指出，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不是一部哲学论著，因而他在其中使用的大量概念通常也不是在传统哲学构境中出现的通用形而上学范畴。可能，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的一个重要异轨式入境口。2018年5月，我与大卫·哈维对话的时候，他告诉我，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十分关注配第等人的统计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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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立场上看，在这本重要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得知舒尔茨是以一种超前式的政治改良主义的逻辑来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的。之所以指认他“超前”，是因为他在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他描述了英法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人的贫困状况，即迫使工人“用损害身体、摧残人的精神和智力的紧张工作”来获得低下的工资。而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最终将导致可怕的社会分裂。作为一名国家统计学学者，他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提出，着手于统计客观经济社会数据研究和国势分析，所谓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的任务在于通过认识重新组织劳动和改造财产关系以消除当今社会的缺陷，从而提醒国家促使当下的社会过渡到更加完善的状态。但他也警告说，如果统治阶级阻挠这种和平解决方式，就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舒尔茨在这里直接地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赫斯哲学以及当时的“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这导致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怎样都始终只关注物的世界（Sachenwelt）和产品的堆积，以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没有能下决心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⑤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53页。赫斯的行动哲学则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争论，从而无法“找到从虚无缥缈的普遍性领域进入生活的道路”；“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看到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正义方面，却忽视了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主观条件改善，那种试图取消货币的想法和取消文字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就好比“一个让世界历史回归到子宫之中的命令”。这一批评曾经引起了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的极大愤怒。
而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宏观分析尺度上，他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比较自觉地从“生产”（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出发，将其视作发端于“原始时代”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他甚至还提出，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才产生的。这一点，显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和国家统计学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提升，应该被视作社会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沙利希认为，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生产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将外部的形似当作实质上的同质，实属误认。⑥参见Michael Schallich,Karl Marx und Wilhelm Schulz:zur offenen Frage der Marxschen Rezeption von Wilhelm 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1843)und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Herausbild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und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Hannover 1994,pp.101-104。舒尔茨对“行动哲学”脱离现实的批评是不是赫斯走向经济哲学的缘起？马克思是否从赫斯那里了解到舒尔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集中反驳过舒尔茨一些对共产主义观点的批评。①赫斯：《论货币的本质》，刘晫星译，载邓习议编译《赫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对舒尔茨的论著进行了大量的摘录。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59、70—71、73—74页。有意思的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文本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而在二十多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一次肯定了舒尔茨。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395页，注88。马克思提到苏尔兹（应该就是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下面，我们就来进入《生产运动》一书的学术构序复境。
正如一个老翁再次更为清晰地回忆起他的童年的状态，一颗在种子状态中就朝着目的前进的大树将其根系不断更深地扎向黑土：更加成熟的大众也会更深地走入他们自身昏暗的历史之中，故而每一种后来的状态都阐释了一个更久远的过去。也如地理学，其对处于其当前性质的地壳的进一步观察，已经在其形成的当前阶段中提供了关于地球自然历史更早阶段的多方面提示和说明，数据学以其连续的发现和比较，也即对处于当前性质的社会状况的更仔细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活的过去的更多说明。①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6页。
舒尔茨说，这种导致“精神状态的相互异化（Entfremdung）”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最先出现在英国和法国。这是对的。作为一个德国旁观者，他深刻地分析道：
在那里大工业（die große Industrie）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强烈地瓦解、打碎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手工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r Gewerbsthätigkeit），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恶，它同工业的规模，以及目前的教育程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⑥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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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很深的理论透视感。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由大工业造成的，它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也是因为大工业打碎了作为宗法关系基础的手工劳动组织。这是后面他将要表述的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社会观点的具体体现，这是非常深刻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片断。第二，大工业的规模和与之相应的教育程度却导致了更高程度的恶，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最早的生产有罪论。虽然这一判断有些简单。
当然，舒尔茨立刻表明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他认为，也是在英国和法国，伴随着“贫富之间、工人与资本家（Capitalisten）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出现了傅立叶式的社会学说（Sociallehren），然而能看得出来，他并不赞同这种“处于最幼稚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显然，他并不想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而只是想在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中，避免出现英法资产阶级的错误。他认为，在德国，“困扰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弊病还没有如此严重”，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容克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的普鲁士王国的后期，所以，德国的国家科学可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由西欧大国从社会状况中得到的问题的考验上”，这将是一种间接性的理论反思。并且，德国的学术界已经有了映射西欧工业世界的专业理论中的“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比如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在哲学领域，不是哲学家的舒尔茨指认了一种看似腿抬得很高的“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That）”——这显然是在批判早期的赫斯。可是，舒尔茨遗憾地说，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行动”，虽然调子很高，
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eine Motion in der Schulstube），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当他们从他们的天空中探出头来嘲笑“糟烂的现实”（schlechte Wirklichkeit）时，他们也在嘲笑哲学的现实；而当他们在他们的争吵中不断地同这一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却从未和哲学联系起来，从而从坏的现实引导出或拉出更好的出来。①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3页。
总之，壮民族地区受经济和政策的影响，目前小学英语教师的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要想改善当地的英语教学现状，必须以改善英语教师的教学技巧为前提。英语教师要通过多种渠道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素养，同时政府等相关部门也要给予教师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支持，只有多方合力，才能最终提升英语教师的能力，促进当地的英语教学发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舒尔茨在这里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关注社会现实中基础性的物质生产（die materialle Production）。依格拉布的观点，舒尔茨的这本书受到了莫里茨·拉弗日尼-培古轩③莫里茨·拉弗日尼-培古轩（M.de Lavergne-Peguilhen，1801—1870）：19世纪普鲁士政治家、农学家。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运动与生产规律》（Die Bewegungs-und Produktionsgesetze,Königsberg 1838）一书的影响，这本书1838年发表于哥尼斯堡。《生产运动》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年，而在1840年发表的《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状况的影响；作为物质生产目的的劳动组织》中，舒尔茨已经提出了这一重要的国势学观点。略有不同的文献细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Produktion和produzieren。据康加恩博士考证，舒尔茨的Produc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并且，舒尔茨要去探寻在物质生产中自然发生的东西（das Naturwüchsige），这种自然发生的东西是“一种由内而外发展的行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生生的合规律的关联（lebendig gesetzmäßigen Zusammenhangs）”。④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4页。依我的理解，这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使用的那个表示非人为的客观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却用这个Naturwüchsig来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前的社会生活自发生成的质性。那么，什么是舒尔茨眼中的自然发生的物质生产规律呢？他说，
人们甚至还是不能把握物质生产（die materialle Production）的全部过程。人们更多只是强调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作为劳动产生了将社会交换容纳进自身的商品，为此劳动的特殊工具得到了证明。但是人们忽视了，生产率和消费率是如何相互决定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jede besondere Producionsweise）如何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被决定；人们在这上面忽略的恰恰是活生生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完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⑤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4页。
说实话，刚看到这一段表述真是大吃一惊，“劳动”“社会交换”“商品”“物质生产”“生产率”“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活生生的个体性”，这不是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话语了吗？格拉布就认为，“舒尔茨通过将他那个时代里市民社会很早就获得的关于社会结构对生产方式和方法的依赖的认识，有效地运用到之前的历史时代，并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观”。①瓦尔特·格拉布：《一个给予马克思灵感的人：威尔海姆·舒尔茨，乔治·毕希纳的同路人、保罗教堂的民主主义者》，转引自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52页。这个评价有些过了。但是，你静下心来仔细看，就会发现舒尔茨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第一，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舒尔茨此处已经使用了精准的生产方式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节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舒尔茨这里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是由消费方式决定的狭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在本书中，舒尔茨两次使用Producionsweise。后面我们将看到，在本书中，舒尔茨还原创性地提出了生产力（productiven Kräfte）和生产关系（Verhältnisse der Production）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53页。的概念。这足以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话语的重要词语来源。③据李乾坤博士的考证，在舒尔茨依托的德国国势学的前期研究中，虽然出现了生产性劳动、土地的生产和工业生产等概念，但并没有发现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概念的集中使用，这说明舒尔茨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原创性。第二，他混同了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环节。第三，他无法辨识将社会交换纳入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这一点，正好与他所谓的“自然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然法意识形态观念相一致。也就是说，舒尔茨的物质生产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概念是异质的。当然，舒尔茨的观点肯定促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问题的关注。此外，他还批评人们“只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方面，而没有对精神的创造和社会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是他后面提出精神生产的缘由。
舒尔茨声称，他要开始“对生产以及组织的当代划分的历史的、数据的考察”，并且，“尝试着发展可以测量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并在大众生活的最新现象中来证明这规律”。④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5页。舒尔茨在这里还专门标注了自己1840年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的论文：《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状况的影响；作为物质生产目的的劳动组织》。着眼于客观数据，这是一个擅长数据统计分析的国势学研究学者思考时的必然侧重面；但提出要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探寻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理论观念。可以看出，舒尔茨探寻物质生产规律的重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经济规律，因为他明确指认自己的思考点是从斯密“劳动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理论开始的讨论。然而，他并没有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境逻辑，也没有研究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比如生产与交换、分配与消费，以及最重要的劳动价值论等问题。他给自己的新任务有二：一是探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这看起来很像是哲学问题，可真的不是。他说：
因为生产活动（producierenden Tätigkeiten）的每种新的扩展已经产生了新的联系，从而伴随着对这种关系（Verhältnis）的理解，一种生机勃勃的前进的生产组织的观念进入到意识中。扩展和再次结合的同一进程也在精神创造的广阔领域里被探寻。对其的描述就是本著作的主要对象。⑤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5页。
在舒尔茨这里，他明确强调要在关注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知识生产（intellectuelle Production）的重要性，因为生产活动新的关联必须导致精神创造的发展。后面我们将看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内在关系上，舒尔茨是坚持了后者决定前者，所以从根子上，他的社会唯物主义表象下面是唯心史观的。二是生产与国家的关系。这可能是做国势研究的国家科学关注的基本关系。舒尔茨认为，看起来，国家似乎是从总体上监督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运行的最高机关，可是，在本质上，“国家生活或者总的政治的生产必须遵循普遍的生产规律（Productionsgesetzen）”。⑥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5页。这个观点，比马克思此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所意识到的那个“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要更深入一些。
二、关涉物质定在：自然的依赖性生存
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物质生产，二是精神生产。这是一种特殊的两种生产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存在着人的自然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两种生产论。一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抽象表述，二是在后来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中有具体的历史性指认。在舒尔茨看来，这二者是一个生产的整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方面描述了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可是，依舒尔茨的看法，
但是上面讲的可变尺度池化层操作，有一个限制就是输入特征图的大小必须大于输出特征图的大小，否则会出现滑动步长和滑动窗口大小为0的情况，对于输入特征图小于输出特征图的情况，采用插值法使得输入特征图尺寸扩大为固定的输出特征图的大小。目前常用的插值算法是双线性插值[1]。
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它将所有生产的材料（den Stoff aller Production）不断地占有，并将其不断地构造为（gestaltet）新的材料。内在的劳动（die innere Arbeit）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既包括艺术和科学的作品，也包括发明和操作（Erfindung und Operation）的全部流程，它们在农业，行业（Gewerbfleiß）①舒尔茨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Gewerbfleiß”概念，这一概念在现代德语中几乎完全消失，曾少量在19世纪上半叶使用。这一概念的构成是这样的：“Gewerbe”有“职业、行业、手艺；中小型企业”的意思，强调的是获得收益的生产性活动，而“Fleiß”则有“勤奋、努力”的意思。本人向德国马克思文献专家福尔格拉夫博士请教这一概念的翻译，他强调了这个概念的特定历史背景，即19世纪上半叶时，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舒尔茨使用这个词，是指德国介于手工工场（Manufactur）和机器工业生产（Industrie）之间的特定阶段，但有时候，此词也用来表示一定的生产和劳动效能。本文中尝试将其翻译为“行业”和“劳作效能”。——译者注和商业的领域决定了财富的产生。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6页。
显而易见，在舒尔茨的学术构境中，两种生产中最核心的东西是精神，因为只有精神才是真正原创性的，它构成了劳动生产中将材料建构为产品的动力，构成了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动力，甚至决定了工业和商业财富的生成。由此可以看出，舒尔茨的社会唯物主义物质生产论在根基上仍然是隐性唯心主义的逻辑，因为，精神作为真正的原创因素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发生，这显然是颠倒的逻辑，他不能理解，任何意识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己特定环境的关系的产物，精神的创造性恰恰是由历史性的物质实践决定的。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舒尔茨的物质生产基础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异质的！正是因此，我反对将舒尔茨的物质生产论的词语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话语简单等同起来。
可以看出，舒尔茨在第一部分物质生产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物质生产的历史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这当然是重要的社会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舒尔茨已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不同历史时期是根据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需要的制度来划分的，这种不同需要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仔细去看，这部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定在走向科学技术-机器大生产中的精神力量引领的主体化进程，从本质上，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从物质定在走向理念主体自我认识的进程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非主体性的物质生产并不能产生自我认识，真正能够透视生产的历史发展的只能是能动的主体性精神，这是我上面所说的隐匿在舒尔茨社会唯物主义背后的唯心主义根基。不过，也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只有在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精神才了解它的历史。”③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6页。这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观是一致的，只有在观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观念才能理解自身过去的历史。舒尔茨说：
在行业交流方面，联盟共举办三届“全国BIM联盟联席会”，邀请各省市BIM联盟参加，通过每年举办一届联席会，加强全国各BIM联盟之间交流；走访联盟观察员单位，与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行工作交流；受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和香港建造业议会（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CIC）的邀请参加“全球BIM标准现状”技术论坛。
从此书导言的开始就可以发现，舒尔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相当激进的，因为他一上来做为政治取向构境背景的竟然是蒲鲁东《什么是所有制？》中的那句“私有财产是盗窃！”④原文为法语：La propriete c'est le vol!他明显不满于英法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雇佣制度，因为在他眼中，这种由外在的构序（äußerliche Ordnung）“不断加剧的无政府状态”，使人的存在“无数次地被活动与利益的一种原子化的（atomatisch）撕裂的劣势所触及、伤害——人们要将这种原子化的撕裂状态解释、辩护为所谓的自由竞争的体系”。⑤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1页。被利益分割成原子化的个人存在与无政府自由竞争的市场，以及“对教育、财产还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产品的违背自然的分配而被制造和培育”，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状态。一定要说明，舒尔茨不满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现状，但他并不打算从根本上否定它，批评的目的是试图改善它的不良现象。
舒尔茨认为，这一时期中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工场手工业。可以看到，舒尔茨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⑤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20页。。显然，他在这里并没有区分前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社会关系质性，比如东西方都客观存在的奴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等。这是他历史分期的混乱。舒尔茨认为，与前述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种植业中人的劳动只是辅助自然物的生长不同，手工业劳动者已经在“将原材料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功能（Funktionen），从而使其满足于使用的要求”。⑥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9页。这是一个物质生产中质的改变，即劳动生产中出现的工场制造（Manufactur）。这是物质生产形式中的第三个阶段。因为，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中，人的劳动只是“从粗糙的自然中慢慢地占有必需品”，而在工场手工业劳动中，人已经在局部上改变自然存在，劳动已经在塑形自然存在，并构序出一种新的为人所用的非自然性功能，这是工场手工业生产构序的制造本质，也将是以后征服整个自然存在的工业生产的异质性飞跃。在物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舒尔茨在本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即劳作效能（Gewerbfleiß），依我的理解，这应该是后来生产力（produktive Kräfte）这个概念的前身。从物质生产的具体方式上看，舒尔茨又将工场手工业制造视作区别于手工劳动和工具劳作的第三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手工（Handarbeit）、工具（Handwerk）、工场制造（Manufac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的阶段”。①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38页。在前三个阶段，舒尔茨使用了Gewerbfleiß（劳作效能）的概念，而在第四个阶段中，舒尔茨开始使用produktive Kräfte（生产力）的概念，并且，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国家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的国势学的宏观认知中使用的，所以会以“生产力的总和”这样的方式出现。这一观点当然影响到马克思。
参照彭纪生等（2008）［23］的政策测量手册以及芈凌云和杨洁（2017）［24］、蒋园园和杨秀云（2018）［25］等对这一手册的情景化操作与应用，构建“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效力评估模型，并对三者分别进行赋值。其中，对政策力度的各个标准赋值1-5分；考虑到政策样本主要是针对机动车这单一污染源，目标客体相对集中，为使评估结果具有显著差异性，对政策目标的赋值层次确定为5、3、1；结合赵新峰和袁宗威（2016）［26］的政策工具理论，对政策措施分别赋值5、3、1分。具体测量标准及赋值如表2。
依据“物质生产组织（Organismus der materiellen Production）”历史发展的原则，舒尔茨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及工业时期。这是一个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定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迁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简单需要为主体的畜牧业和狩猎业的原始部族生活时期，这是一个人对自然的依赖性（Naturabhängigkeit）关系居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一个无阶级和没有国家政权的时期。这时的生产模式是以手工劳动（Handarbeit）为基础的，这是物质生产技术形式的第一个阶段。在摩尔根之前，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推断。重要的是，舒尔茨的这一推断恰恰是建立在现代人类学对原始部族生活的现实考察之上的。他明确例举的现存原始部族有“波利尼西亚和美国的原住民，以及绝大多数的黑人，甚至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南印度洋一些部落”。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7—18页。他再依此来推断人类社会过去曾经存在的原始部族生活阶段。他的这一做法是可取的，也是后来20世纪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田野工作的先驱。在舒尔茨的眼中，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状况是：
在一个最低阶段上，人的精神力量还首先关涉于物质定在（die Sorge für Erhaltung des physischen Daseins）的维持之上。在社会的这一阶段需要是简单的，而用于满足需要的手段是有限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发展完全是要靠协手合作（Hand in Hand）的，所以起码在总体上两个人之间是力量平等的，尽管偶尔的不稳定和不平衡会出现。③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7页。
推荐理由:作品以明朝“洪武大移民”为背景，通过女孩红豆在磨砺中自强成长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女孩传承千年的自立、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作为“中国女孩”系列中的一册，秉承“突破固有的出版理念与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中的精髓”的选题立意，有历史的故事加之有知识的链接，带读者感受时代脉搏、感悟中国精神，带来文化、历史与文学的盛宴。
这是一个由人的简单需要构成的生产阶段，人的高贵的精神力量还关涉于物质定在。这里的Sorge和Daseins都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而Daseins则是马克思社会定在概念中的重要规定。然而这些概念在舒尔茨这里都是精神力量沉沦于自然物质存在的现成状态。物质定在，是指“人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单纯地为其生命的维持寻找那些由大自然无偿地直接地提供的材料”。④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37页。舒尔茨认为，在那时，“个体或者家庭是头等重要的。在很少能够得到外在援助的情况下，个体和家庭自己为自己创造食物、住房和衣物”。然而，精神所趋动的生产还停留于物质定在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也是简单的手手相交。他认为，这一阶段生产的本质还是一种由人手建立起来的“粗陋的劳动”（rohe Arbeit），即手工劳动。
这样的一种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多只完成了不完美的东西的行业，是最本真和有限意义上的手工的结果。因为在这一文化阶段上，手几乎是人仅有的、唯一的工具，借助于手，人以十分直接的方式从周遭自然中获取满足他需要的东西。他用于生产的所有更多的工具甚至也只是他双手直接劳动的粗糙产品。⑤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7页。
他说此时生产的唯一工具为手是不准确的，这其实反映出舒尔茨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人手在制造生产工具中的历史性作用，而通过工具进行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原始人类使用的燧石再粗糙，也已经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性社会定在的发生。这可能是舒尔茨的物质生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物质生产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异质性。能看出，舒尔茨这里描述的生产活动其实是晚近原始部族生活中的狩猎和畜牧业，因为他已经讨论了南印度洋一些部落在打渔时使用的独木舟，或者手工编织的蒲苇网，以及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狩猎的武器，其实这都是人手之外的生产工具。舒尔茨说，这里原始部族生活被
1.4.3 合并用药的规定 ①试验期间，不得使用其他治疗小儿功能性便秘（食积化热证）的中西医药物；②临床试验期间不得使用中、西药泻剂。但服药间隔4 d及以上不排便、粪便嵌塞者，可以给予解除嵌塞药物或措施。③合并有其他疾病必须服用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必须在合并用药表中详细记录。
在这一阶段，作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基础的物质生产无论是捕鱼、狩猎还是养殖放牧，都由特定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并且，人们的劳动只是获取现成的自然产品。在舒尔茨看来，这还是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判断。
这段话，怎么看都像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那段对离开现实与风车作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家的著名的批判。舒尔茨说，你们不满于现实，要反抗压迫，那么，“你们不仅仅讨论你们想要进行的打击（Hieben），而是去践行打击”，这是说，关键不是说，而是做。更重要的是，“借此你们便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人民中间，进入到人民的需要和追求中间”。因为，舒尔茨明确提出，改变“只有在现实中才有真理；只有在历史的反复的摩擦和斗争中，正义才能打磨它的劈开了一切旧的和新的谬误的双刃执法剑”。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3—14页。显然，舒尔茨的政治改良主义的国势学理论出发点是社会现实（Wirklichkeit），他明确要求哲学家们关注理论与人民的现实斗争的关联性。这是一条正确的从现实出发的思考路线。在1843年，舒尔茨的思想路线显然高于青年马克思，因为这个时刻，后者刚刚进入赫斯构序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在下一年，青年马克思才设定人的本真性的类本质——理想化的主体劳动。
与前述狩猎、游牧和捕鱼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不同，农业生产组织的基础是土地上的种植业和与之相应的定居生活。这也是从游牧式不定居生活方式到在一定的固定土地上定居生活方式的转换。依舒尔茨的判断，农业生产的劳动方式更为多样，也已经出现了人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在一定的意义上，“农业因而更加使得工业（Gewerbfleiß）和商业（Handel）进入生活”。有趣的观点还有，舒尔茨认为，在农业生产的阶段，“原始民族占优势的谋生方式，如渔猎和畜牧，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多地退化了并以新的职业目的进入到新的关系之中”。③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9页。这是说，新的物质生产组织形式中将过去的生产形式扬弃为自身内部的子结构。这一相近的观点，出现在马克思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舒尔茨看来，
不完美的社会体（sociale Körper）还没有显示出组织和功能的更为多元的结构（mannichfachere Gliederung der Organe und Funktionen）出来。在原始民族单一形式的生活方式（Lebensweise）中构成了一种单一形式的，同时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即便他们的首领也不敢违背这种习俗。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8页。
在这种原始部族生活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当然也没有政治与法的上层建筑，社会的运转主要依靠“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这一观点，比后来苏东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跟随第二国际，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非法引申为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要高明得多。舒尔茨举例说，“没有哪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汗或者阿拉伯人的酋长能够阻挡他们的部落进行血族复仇的行动，以及对于劫掠的爱好”。③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8页。这是习俗，而不是现代法律构境中杀人和抢劫犯罪。
三、农业与手工业工场：劳动塑形自然与技能知识
第二个阶段是农业（Landwirthschaft）与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这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准确的历史分期，因为从舒尔茨自己的具体分析来看，这是一个将欧洲中世纪以前的自然经济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混在一起的粗糙判断。舒尔茨认为，此时，人们在农业种植业生产中，已经不限于简单地利用自然力和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条件，而开始通过使用工具的手艺（Handwerk）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舒尔茨将其表征为物质生产形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仍然是在生产技术方式的意义上讨论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
在第二个阶段，人不再局限于对这些直接存在的东西的简单使用之上，而是已经开始尝试以更多样的方式（vielfachere Weise）来让自然力服务于他的目的。在前一个阶段里，人只是局限于搜集野生的果实，现在人开始学会了耕犁和播种，并且为了这一目的开始征服了合适的动物的力量；人从前只是捣烂他的谷物，现在他学会了用磨来将谷物磨成面粉，等等。①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38页。
虽然国家开展实施统计四大工程，对新时期农业统计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具体实施和推进过程中，乡镇基层农业统计工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统计工作模式上，统计信息化进程缓慢，统计软件应用开发力度不够[2]。
在农业生产中，经过为我所用的存在性选择，自然界对人的生活有益的作物，在优厚的人工照料下得以生长，此时物质生产的本质，是作为自然作物生成的辅助性劳作。同时，舒尔茨指认说：
民族在第二个和更高的阶段体现为拥有固定的居住点，将耕作作为他们主要的谋生目的。土地更富裕的产品导向了对产品更为多元的使用和加工，以及在此之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互交换（Austausch）。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8页。
也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什么阶级和政治等级，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所有身体和精神的活动也相互缠绕在一起”，甚至根本没有生成复杂的社会结构，
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Erwerbstätigkeit）统治着，最多通过对他们土地的性质所规定。在那些海洋和河流的贫瘠地段，稀少的人群主要依靠水域提供了给养手段而成为渔民。在那些由或浓或密的森林覆盖的丛林地区，其他的一些部落则以猎人的方式寻找他们的食物；他们或者遵从自然的邀请而过着一种游牧的牧人生活，在那里扩大的牧场和草原使得依靠迁徙的畜牧业（Viehzucht）成为可能。捕鱼和打猎以及在森林和原野上搜集野果只是对粗糙的自然产品（Naturprodukte）的一种寻找和发现，为了能够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占有这些产品。①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8页。
劳动的工具（Instrumente）也不断增加并不断改进。在同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同外在自然所进行的斗争中，仅靠双手的粗陋争斗也停止了。依靠人精神的发明，依靠犁和锄，依靠锯和凿，人们被更好地武装起来、装备起来而相互对垒。人的劳动现在已经依靠其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höherem Grade），而制造了更为精细的工具的双手，较少直接地干涉外部世界了。④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9页。
我们不难看出，在舒尔茨分析物质生产组织形式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他始终在坚持精神的内在创造性。农业生产中犁和锄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不是被看作农业生产中物质实践创造力的体现，而是观念的发明，生产的进步只是体现“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这当然是基根上的历史唯心主义。
个人的成长，总是在年长之后看清自己的生活踪迹；大众的成熟，也会出现对历史的透视；当下的地壳结构，可以说明地质生成的历史；而今天的社会构造（sociale Gestaltung）状态和性质，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社会历史。这里的Gestaltung是后来著名的格式塔（Gestalt）概念的原型，不过此处舒尔茨只是在功能性的建构意义上使用的。另外，请注意舒尔茨这里的最后一句话，这应该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语有相近的构境意向。
首先，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行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所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按照谋生活动的更细分类，依照更细的等级，被分化到农业、工业和商业之中”，因此行业和商业逐步分离出来，人也开始了分化。更重要的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正如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外在自然的力量的价值，人类也越来越认识到在社会的联系中的联合（Verein）的越来越大的用处。人们首先认识到劳动（Thätigkeit）的不断发展的分工（Theilung）的优势：因为这种分类只可能出现在更大的、有序的社会中，在其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in die Hand arbeitet），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明显地开始出现。同过去自给自足的劳动（Fürsicharbeiten）相比，依靠工业产品的量，现在已经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结果。②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37页。
劳动分工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协作，这提高了劳动的生产率。在这一点上，舒尔茨完全照抄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出现劳动分工的实例说明。一个工人，如果独自完成制作一枚缝衣针的所有必须程序的话，每天最多只能制作20枚；而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每一枚缝衣针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个工人每天最少可以生产4800—7000枚。
其次，工场手工业劳动中特殊技能的发展生成了专门知识，技能从劳作中分离出来，也促使了职业分工固定化并逐步生成行业和等级结构。在舒尔茨看来，
手工业活动得以产生的这些不同的功能，不断地重复并通过习惯和联系而成为确定的专门知识。因而正如不同类别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按照他们相同的工种和利益，依照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行会和公会而进行划分；所以在这些划分的中心，关于习惯和权利，手工业利益和技巧的合乎惯例的传统形成了。③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9—20页。
具体地说，这正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基本涵义：无论就教师，或是其它具有较强实践性质的专业性工作而言，相关人士的专业成长都应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实际工作．例如，主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有学者提出，应将发展“实践性智慧”看成相关人士专业成长的主要目标[4]；又由于认为已有实践的反思正是增长实践性智慧最重要的途径，因此，人们又提出了关于实践性专业工作的这样一个定位——反思性实践者．
经综合平衡分析后，各试验因素的最优组合确定为A3B1C2，即吸孔直径按位，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为0°，输送带的速度为0.03m/s。此时空穴率为9.26%，单粒率为68.52%，重播率为22.22%。
专门知识生成于手工业劳动中的不断重复，这就承认了意识的创造性基于劳动生产的技能，这是一个正确的质性判断。这与上述舒尔茨的精神决定生产创造性观点是矛盾的。舒尔茨还提出，正是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中，才生成了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这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手工业劳动之外，东西方社会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奴隶与奴隶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发生却在他的视野之外。
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对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个始终坚持”高度概括了党引领亿万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创造的人间奇迹。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再次，工场手工业生产中“资本”的出现。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的统治关系，对此，舒尔茨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依舒尔茨的观点，正是在手工业生产的进程中，最重要的进步是“资本”的出现。请一定注意，资本一开始就是以物质生产的规律身份出场的，这表征了舒尔茨典型的资产阶级立场。
对于责任的两种不同含义的解读，尤其是对实质责任的强调，表明约纳斯实际上扩展了一般意义上的责任观。在比较了形式责任与实质责任之后，约纳斯指出，技术时代的道德事实，需要的正是这种实质责任和责任感，而非每一行动者对其行为负责的空洞的形式责任。[34]在这个意义上，约纳斯区分的实质责任正是“未来责任”。
同对农业、行业（Gewerb）和商业有规律的经营相联系，在同所有制（Eigenthum）的产生的结合中，另一个重大的进步产生了。只有为了物质生产的有规律有计划的职业活动（die geordnete und planmäßige Berufsthätigkeit für materielle Production）使得资本（Kpitalien）——也即积累起来的财富（gesammelten Gütern）——的逐渐积累成为可能。④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20页。
这里的观点中，一是资本是作为在农业、手工业行业和商业等活动中规律性法则出现的，资本是控制新型生产的计划和规律要素，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巧妙定位。二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舒尔茨鲜明的政治立场，私有制以及作为“积累起来的财富”的资本的出现，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的进步”。关键在于，这里的资本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是抽象的财富，这说明舒尔茨是拒绝古典经济学已经出现的劳动价值论的。
最后，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与智力逐步分离和对立。舒尔茨认为，正是在这里，“所有人类活动的最大对立，一种主要的物质的和主要的知识的生产（der Gegensatz einer überwigend materiellen und überwiegend intellectuellen Production）的对立，开始决定性地出现了”。①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20页。当然，他也谈到，西方历史上“精神贵族”的产生，是从那些超越了物质定在，追求一种人同神之间的关系的神职人员中首先出现的。而他进一步分别例举了印度、阿拉伯地区以及中国、日本社会中，手工业和分工所导致的“知识活动在物质活动之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尤其受到推崇的位置，与此同时物质生产则因为各种目的而被边缘化”的情况。
Refocusing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Soci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OnMovement of Production by Schulz
ZHANG Yi-bing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Marx's thought,Movement of Production by Schulz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In his work of national statistics,Schulz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system from the reality of material production,but also completely used the concepts of productivity,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Marx to put forward historical materialism.Meanwhile,Schulz's production theory as social materialism is based on implicit idealism,which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Schultz,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social materialism,production theory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18JJD710003）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1.002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