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树下的阴霾——─—当今世界“热点”问题透析（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阴霾论文,树下论文,当今世界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脱缰的民族主义烈马
冷战后地区战乱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导致战乱的霸权主义因素已退居次要位置，民族主义上升为主要因素，民族、种族冲突代替了东西方冷战。民族主义不仅是当今世界“热点”的热源，而且本身就是交战的行为主体。有些战争看似由领土和边界纠纷而起，然而争夺的“当事人”则是不同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有些战争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在宗教意识形态外衣下包裹着的仍然是不同民族的利害冲突。二战以来欧洲发生的最惨烈的战争——波黑之战，就是三个属于不同宗教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空前残酷的种族杀戳。
在蔓延于世界各地的战乱冲突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影子。在巴尔干和前苏联众多的冲突中，是分离型的民族主义在作祟；在散居于他国的库尔德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中，回归型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富爆炸性；在中东北非频繁炸响的暴力冲突中，弥漫着伊斯兰激进势力宗教型民族主义的火药味；在环黑海和环里海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中，泛突厥主义的种族型民族主义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欧各国暴力排外事件的浪潮中，种族优越的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抬头；而非洲许多国家发生的内乱，更多地是民族发育不健全的部族间的仇杀；在某些西方大国插手地区冲突的背后，又能够看到扩张型民族主义的幽灵仍在游荡。
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并不是冷战以后才冒出的新问题，但在冷战条件下，它们或被两极争霸的主题所掩盖，或被社会主义国家在总体上实行的民族团结与和睦政策所缓解，或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附属的军事集团的强力所压制，东西方的民族主义均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就象一匹关在围栏里的烈马。冷战的结束使维系和束缚民族主义的围栏都倒塌了，烈马一旦脱疆便狂奔不已。长期受到压制的各种民族势力在政治上纷纷争取独立，在经济上倒向民族利己，在民族关系上采取排外行动，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乱的爆发。
世界近现代史上每一次帝国战争和王朝瓦解之后，都要兴起一场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19世纪前是西欧北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产生与扩张时期，20世纪是亚非拉民族主义兴起与不断胜利的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宣告终结，使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民族关系重新调整与改组的新时期。冷战后再度兴起的民族主义新浪潮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调整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增加世界政治的多元化色彩，推动多极格局的发展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混杂着民族极端主义的危险趋向，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中形成一股逆流，其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具体表现在：
1.引导人们纠缠历史旧账，眼睛向后看，妨碍各国民族人民捐弃前嫌，面向未来，创造新生活。当前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把各国人民的视线引导到早已成为历史的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的陈年旧账中，不仅追究二战中和二战前的问题，连一战时期的旧疮疤也要重新揭开。结果是“雅尔塔体系的崩溃扯出了凡尔赛体系的问题”，在各国各族人民中间重新点燃仇恨的火焰，煽起动乱的风潮，这是对冷战后国际形势总体趋缓的一个反动。
2.造成广泛的战乱和暴力冲突，危及一国的稳定和相邻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纵观冷战后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一分为二等国家分裂解体的事件，可以发现只有少数几个是和平分手，大多数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战乱。由于民族问题往往同领土、资源、宗教问题搅在一起，涉及各方的根本利害，矛盾也最容易激化为战争，导致许多国家内战不已的局面；一些民族主义势力在极端情绪的驱使下，千方百计获取生化核武器，企图掌握实行自卫和进行报复的恐怖手段；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还导致冷战后一些国家的逆裁军倾向；并为某些大国实现自已的霸权野心，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提供了口实。
3.使得民族之间的冲突表现得特别残酷和暴戾。波黑穆斯林领袖伊泽特贝戈维奇说：“如果我们要召集人民，把民主作为口号，至多只有几百名知识分子走出来，如果为民族的目的，那么会涌现出上万的人。”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宗教”起着动员本民族人民为之牺牲的作用，因此战乱中冲突各方很容易丧失理智。据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披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5%的受难者是平民。第二次大战中，受害的平民占到50%。到1990年，在被战争席卷的地区，受难者中的平民比例已高达90%”。卢旺达的部族仇杀造成50万人死亡，3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非洲中部的“千丘之国”几乎成了一个大坟场。
4.加剧了地缘政治上的全球分裂趋势，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背道而驰。当前，各地的民族极端主义势力全力追求的目标是要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当今世界现存的190多多个国家中，只有10%的国家符合这个标准，其余90%都是多民族国家。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大部分处于一国多族或一族多国的分布状态，如果都要自成一体，单独立国，世界将在民族分离主义的砧板上被剁得粉碎。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利益，不仅破坏了与周边国家原有的经济联系，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资金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影响各国的开放、合作与发展，而且把自已置于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不利地位，不能够从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中获得比较高的利益，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国际化的大势相悖。
很显然，要有效地制止当今的战乱，国际社会就必须作出巨大努力，制服这匹脱缰的民族主义烈马。
谁来充当和平的守护神
与冷战后局部战乱此起彼伏、频频发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制止战乱，消弭冲突、维护和平的能力和机制极待加强。
冷战时，国际安全处于美苏两个世界警察的共管之下。一方面，它们的争夺本身就是局部战乱的根源；另一方面，它们又把这种战乱控制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维持了一种“恐怖和平”和“霸权统治下的安全”。冷战的结束，多极化的发展本身就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重大冲击。当今世界事务已不再是一两大国能够左右得了了，而要取决于多种力量的竞争共存与协商合作。美国一超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西方大国联合行动推行新干涉主义，不仅为多极化的世界所不容，正在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而且实践也证明，这种“新秩序”和“新干涉”对美国来说已经力难支撑。对西方盟国来讲也缺乏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未来的和平与安全不能靠强权来维护，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和途径。
冷战后，大国的安全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大国对冷战后安全的意义，威胁来自何方，危险是什么，这样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处于重新定位的阶段。因而，大国对为了保卫它们的利益，需要什么样的安全政策，动用何种程度的武装力量，制定和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规划和军事行动犹疑不定。克林顿政府刚上台时踌躇满志，鼓吹美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应大胆行动”，它四处填补真空，积极介入地区冲突，很快就在一连串的事件中碰壁，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连美国军方也发出了“我们在沙漠作战（指在海湾作战），不在高山作战（指不在波黑作战）”的反对之声。美被迫收缩力量，修改它的干预政策，公开声明：“和平行动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并为美介入地区冲突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条件，即采取行动前必须事先搞清楚：(1)干涉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2)干涉的目标是否是可以达到的？(3)干涉是否能够尽快了结或脱身（退场战略）？(4)干涉的费用是否可以承受？克林顿总统还要求把美国分摊的维和费用的数额从目前占联合国维和费用总数的36%削减至28%。其他西方大国在国内出现困难，内顾倾向明显加重的情况下，对解决地区冲突也大都采取“有选择介入”的方针，不愿承担过多的义务，只对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表示真正的关心：英、法、西班牙等国甚至打算减少和撤回它们在国际维和行动中执行任务的部队。此外，美国还带头把德、日推到前台，借两国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机，鼓动它们在国际行动中与美分担更多的责任。国际舆论形容西方大国的上述表现为“患了严重的战略关节炎”。
两极格局瓦解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管理国际事务的作用重新寄于厚望。当前，联合国也确实担当了解决地区热点的很大一部分责任。仅在最近两三年内，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规模剧增，截止1993年，达到空前的17次行动，共计8万余人，维和摊款高达37亿美元。但是，与它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联合国维和行动声势虽大但所取得的成效却令人失望，只在少数几个战乱地区，成功地控制了局面。现在，联合国已经表明它无法应付数量上达到创纪录水平的维和行动，无法应付把数万名部队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繁重责任，它没有自己的军事机构，除了欧洲以外，它无法向各个地区组织寻求帮助。联合国维和行动还受到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原则、经费筹措、大国支持等多方面的制约，难以成为有效的制止战乱的手段。
在联合国之外，人们还把维持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区城性的组织身上。然而来自这方面的信息也同样是不能令人鼓舞的。波黑战乱久拖不决，暴露了欧共体在解决欧洲自身防务上的“软弱无能”。尽管欧洲是当今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大陆。有北约、欧安会、欧洲联盟、西欧联盟四大政治安全支柱，但在欧洲自身发生的动乱面前却束手无策。难怪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批评欧洲联盟，说它“只竭尽全力于组织好自己，而不研究组织好的目的。”
上述这些事实反映了冷战后国际安全状况处在从旧格局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无序化和失控状态，说明世界迫切需要早日结束这种“权力真空”，尽快建立起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发展潮流的世界新秩序。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这方面进行着积极的探素。联合国预防外交的提出，东西欧“和平伙伴关系”的签署，亚洲安全机制的酝酿，东盟与对话伙伴会议的召开，非统组织冲突预防和解决机构的设置，就是这些世界性和平努力的组成部分。稳定世界形势需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机制、寻找新办法，未来的和平与安全仍然要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