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研究综述_教育论文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研究综述_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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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随着教育均衡政策实施以来,农村教育得到了普遍重视,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更是广大学者、老师以及家长所关心的问题。我国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大,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存状况。教育价值取向是指从事教育活动者根据需要对教育价值做出选择时所持有的倾向,它的方向直接决定了教育目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规划等。教育要发挥什么功效,受教育者向什么方向发展,创造什么类型的教育,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无不受教育价值观决定,所以,教育价值取向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教育学中的首要问题。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哲学的反思活动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精神批判活动,它直观地表现为对“思想”的批判过程。[1]同样,我们对教育哲学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也要用“批判”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其中的问题,反思其“应然”的发展方向,从而达到一种思维层面上的跃迁,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用一种反思批判的思维方式来回顾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发展的十年,发现其中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超越,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中现存两种价值取向的批判

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农村教育不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侵蚀和压迫,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乡村文化不断解体,乡村教育不断衰落,农村学生在“离农”和“为农”一对矛盾体中徘徊。“如果把整个农村基础教育喻为一幅画,那么‘为农’和‘离农’悖论就是两端的画轴,一个‘内卷化’(农村劣势文化圈),一个‘反向内卷化’(城市优势文化圈)。”[2]这两种价值取向的弊端在于使农村教育陷入片面主义的深渊,忽视了“教育”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活动的主体性价值。

(一)“离农”——一种对乡土的逃离

1.教育目的的异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色彩。片面的追求升学率成为老师、学校甚至整个教育系统的共同目标,而对于农村学生和家长而言,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才是学习的唯一目的,这是典型的“社会本位论”价值取向。它排斥和压抑个人发展的合理性重视整体而忽视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和学生个性的培养。陶行知先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乡村教育的城市化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市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3]长期以来,教育都被看作是一种改变身份地位的工具,对于农民来说,教育的重要性取决于其在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这种不关注学生自身素质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只是对城市有用的“人才”,不能适应农村当地的社会生活,从而导致了教育浪费。

2.农村本土文化的衰落。“现代性”下的教育目的往往是为了培养优势文化。“当外来文化价值渲染日渐强势,而完全掩盖乃至淹没本土文化价值视野时,本土文化价值不再能有效地活化、并彰显于他们身上,而成为排斥的对象,或者在价值甄别的劣势中内化为他们的自卑情结。”[4]我国城乡均采用一种教材,而教材内容大多以城市生活为导向。虽然国家大力提倡校本课程的开发,但是我们的教材中依旧摆脱不了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赞美与向往。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农村生活少了它应有的乡土气息。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沉淀形成的其特有的朴实的民俗文化传统,是丰富的教育资源。但对于乡村孩子来说,“他们在乡村教育中,以不同的心态企望着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结果是,他们身在‘他们的世界’之中,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于‘他们的世界’,这意味着他们所接受的并不切合于他们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为了达成强势价值目标而不得不经受的苦役,这或许是尽管事实上乡村教育存在着比城市教育更多的问题,比如应试中心负担重,这种不合理性却被乡村师生、家长普遍合理化的根本原因。”[5]

(二)“为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乌托邦

基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城市化的实然状态,许多学者提出了“为农”的价值取向。与“离农”相对立,它的基本思想是教育为农村经济服务,为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适用人才。这种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归为两点:一是教育要与农村经济相适应,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并使学生掌握服务农村的基本技能;二是在精神层面培养学生热爱农村、扎根农村。[6]这种观点仍带有“社会本位论”的倾向。农村学生就一定要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吗?农村学生就不能走出大山寻找更好的生活吗?难道要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这种社会只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乌托邦。

1.“为农”价值取向产生的原因。“为农”的价值取向来源于对农村基础教育目的的误解。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发展”等改革,2003年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对“三农”进行了重申和强化。农村的教育目的是为农村服务,这种提法使人们对农村教育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以为为农村服务就是对农村生活不离不弃,彻底排斥与城市一起现代化。即使培养出人才,也是合乎农村需要的现代化的新型农民。

2.“为农”价值取向与农村城市化进程相悖。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的浪潮也随之骤涌。农村城市化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趋势对于农村人民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击使许多农村人民感到了一种生活的压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适应这种冲击,达到两种文化的融合。也许是受到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城市中的个别农村地区的经验的影响,“现在,值得警惕的看法是:农村教育应该培养出更多能够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人。这种画地自限的农村教育观,实际上是预设了农村可以远离城市而发展的虚幻前提。”[7]传统文化一定都是精华吗?如果农村教育只是一味地重复历史只面对自己的文化圈,那么农村的孩子也只能重复父辈的历史,一辈子走不出大山。

二、对农村基础教育应然价值取向的反思

(一)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三农”服务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农村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满足农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8]这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即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价值取向,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终极目标,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公民转变打好基础。农村基础教育要适应农村人口、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坚持为“三农”服务,满足农民的切实需要,解决农民最迫切的问题,这是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第一要义。

(二)对“农村基础教育为‘三农’”服务的误解

2003年9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教育改革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新教育思想,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拓宽教育服务领域,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从而满足农村人口多样化的学习需求。”[9]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是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努力方向。但是这种方向绝对不是上述的“为农”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对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转移进城具有指引性作用的价值取向。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当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要求,坚定地为“三农”的发展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要理直气壮地把农村基础教育看做姓“农”,农村基础教育应当不仅是“升学的教育”、“离农的教育”、“务农的教育”,更是“为农的教育”、“强农的教育”,这应是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责任所在。当前农村基础教育的滞后,不是因为它面向了“三农”的要求,而恰恰是因为它忽视了“三农”发展的要求。[10]

(三)合理解决升学与就业问题

农村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一方面,老师和家长往往把升学看作是跳出“农门”的方式,并以此在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只重视普通文化知识的传授,轻视职业技能培养和实用技术培训,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实践技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很大一部分农村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农村基础教育要想真正做到服务农村,必须解决这一矛盾。首先,从人才培养目标上看,应该变单一为多元。基础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它具有双重目的,这个阶段的学生是应该被一视同仁的,他们应该被赋予将来的升学或就业的基础,在积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实施义务教育的农村中小学校,应当确立既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新生,又着重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培养新型农民的办学思想,做到“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就业有知识”。[11]其次,从办学体制上看,要变传统为灵活。我国传统的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政府单一办学与管理体制,然而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变传统为灵活,积极构建与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办学体制。第三,在课程设置方面,变“城市中心”为“回归现实”。课程内容是教育价值取向的一个具体体现,“城市中心”价值取向导致了农村基础教育在教材和课程设置上表现出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学校除了开设国家规定的课程外,还要针对本地区域特点和需要,回归现实,开设适应本地经济文化的课程,这样既方便学生的理解学习,又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12]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学者在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就是在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中逐渐发展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实现对理想状态的追求。

(一)研究内容上:解释世界抑或改变世界?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这个严峻的问题,学者们还只是停留在“解释”的阶段,单纯的对现有的不合理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批判,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并没有上升到实践的层面。换句话说,对农村基础教育应走的方向并没有一个具体可行的规划。对于农村基础教育的研究,我们关注的不止是问题,还应该有策略,一味地靠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只会在矛盾中越陷越深。许多学校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应该对这种楷模学校进行宣传、推广和扶持,让大家来学习和效仿,共同进步。任何理论的发展都要经过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成熟”的过程,对于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这一问题,我们以后的工作重点要从“经验”向“策略”转变,联系农村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予以实施,用行动来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上:实践的意义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深化认识,提升认识,发展认识。理论的意义固然重大,但没有实践的检验与指导,再好的理论也都是空话。对于农村基础教育问题我们的学者仅仅是只看到表面现象,但没有看到问题根源,没有深入到农村去亲身体会。当前,我们的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优质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没有人愿意放弃城市里优越的生活环境到落后的乡村学校工作。没有亲身经历,就不会有体会,那么所提出的策略就没有事实依据。所以,我们在研究农村基础教育时,要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证调研相结合,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推进研究范式的转型,深入农村,扎根农村,找出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从而提出可行的解决问题方案。

(三)研究态度上:做一名“草根式”教育家

近几年,“草根式教育家”成为教育学界一个新话题。什么是“草根式教育家”?晏阳初先生为实现“除文盲,作新民”的目标,与陶行知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17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后领导和管理的帕夫雷什中学,为农村发展而奋斗;马可连柯创办“高尔基工学团”,招收的是流浪儿和少年违法者,在他的教育下,成为了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公民。“草根式教育家”就是这些躬身实践,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的实干家,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我们所需要的是这种教育家。也就是说,真正的教育家要为所有学生谋幸福。教育家不是授予的,也不是评选的,而是用实际行动铸就的。对于农村基础教育,我们的教育家要改变传统的研究态度,从“局外人”走向“局内人”,从“庙堂”走向“田野”,从“客观审视”走向“深度介入”,真正视教育工作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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