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初，从1922年至1927年，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十多个省，人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国家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等）的抵制基督教的大规模思想文化运动，史称非基督教运动。有关此次运动形成的原因，偶有学者在论证其他学术问题时顺便提及，至今尚未见文章或专著进行专题性研究。这场运动的成因何在呢？有的论者认为是由于政治因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的民族危亡感；有人认为是基督教势力的恶性扩张，一些不良传教士和不法教徒横行乡里、鱼肉民众所致；也有人说是由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而引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上述各观点无疑均有一定道理，但这样一场大运动的爆发，绝非单一因素所能导致。历史上的每一场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许多意志互相作用、互相冲撞，最后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所致。非基督教运动的掀起，也是由许多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心理、伦理上的正负力互相作用、互相冲撞形成的一股合力的结果。对于诸多成因，我们仅就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点进行分析，从而勾勒出非基督教运动成因的概貌。
一、武力导引下的基督教势力的扩张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开始于明朝，但大规模的有效传播，则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而这种传播本身，已超出了单纯的宗教范畴。义和团运动被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后，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索赔和掠夺活动。法国遣使会教士、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Favier)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就曾率领中国天主教徒，占据西什库教堂屠杀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当天，樊国梁发布了一份布告，鼓励天主教徒上街抢劫，并为八国联军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至于联军，他们所需之物，皆取而得之，那是军官之事，也是军纪问题，与我无关。不应忘记：他们曾经为保卫北京而流血，他们所有的权力，别人是没有的。”[1](P229)樊国梁还曾亲自率教民到庆王府和李莲英私宅抢劫金银珠宝[2](P381)。樊国梁在北京事态平息后运回国内的私人财物约值一百万两白银。樊国梁不但自己指挥和参与抢劫，还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Waldersee)提供情报，告诉联军皇宫内的财物储备情况，这之后，联军即刻洗劫了故宫，瓦德西对樊国梁大加赞赏：“驻北京已有40年，多方消息灵通之主教樊国梁认为（之情报）确实不虚。”[3]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斯威(Maxwell)在美国侵略军攻进北京后，带领200多名中国教徒，在美国兵保护下，洗劫了他所知道的大部分官府、商户，并将其中一部分财物交给美国公使康格(Conger)。之后，他还不罢休，又带领中国教徒进行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血腥屠杀。对于这样一个暴徒，已于1898年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田贝(Denby)竟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予嘉奖[4]。对于传教士在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的作为，一位法国兵回国后讲道：“从北堂（西什库教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跟着我们走……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劫都是替教士们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作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把店铺掌柜抓了当仆役。”[5]
帝国主义的武力征服与教会势力的恶性膨胀相伴而行，给中国民众的生存境况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仅以天津为例，八国联军到来后，于1900年7月30日成立了联军管辖的“暂行管理津郡城乡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该殖民地性质的机构一直到1902年8月15日才撤销。这期间，天津周边基督教势力发展异常迅猛，许多乡村建起了教堂，已有的教堂大都得以扩建，教民的人数成数倍地增长。辛亥革命前，天津城的八国租界已占地二万三千余亩，其面积是旧天津城的八倍。由于基督教势力的大规模扩张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进行军事侵略相伴而行的，在此过程中，外国军队对中国民众的杀戮、对中国民众旧有生活秩序的破坏，都与不良传教士的积极参与有着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处于屈辱地位的中国民众，产生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心理是必然的，这种仇恨心理波及到行为不端的在华基督教会应届正常。教会势力由于有各自的帝国主义国家及租界当局保护，往往以其教民为爪牙，横行乡里，飞扬跋扈，势必也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从而使得知识分子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来评判洋教。随着基督教势力的进一步渗透，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抵制情绪最终会化作具体的行动。
二、学术领域的反基督教思想潮流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 ”[6](P452)，“宗教是人民的鸦片”[6](P453)。但宗教的存在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只有当科学更加深入人心时，宗教才会逐步淡出人们的精神世界，而这个过程有时相当漫长。对此，恩格斯指出：“只用嘲笑和谩骂不能消灭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要靠科学，就是要通过历史解释来打倒它，这是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做到的。”[7](P181)
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科学，反对蒙昧。当时，在国内宣传科学新思潮的杂志多达四百余种，仅《新青年》发行量就高达15000册。当时所宣传的科学，已超出了科学技术的层面，达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使科学的地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如日中天。随着西方文化的源源输入及国际交往的增多，国外反基督教思想也传人中国。1917年到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Dewey)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Russell)相继来华讲学，堪称中国知识界的盛事。杜威反对在学校中设立宗教课程，罗素则认为“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因为宗教激发人际冲突，限制人的个性发展及用情感代替理智。此时的欧美学界，正涌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认为科学的进步足以击碎宗教的幻像，科学正在用事实排斥宗教的历史地位。胡适就曾指出：“这些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8](P2)
1910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巴黎支部禁止学会会员信仰宗教并组织了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的报告，将西方学者批判基督教的著作译成中文，推介到国内。《少年中国》刊物还连续出版了三期专刊，讨论宗教问题，引起了知识界对宗教问题的普遍关注，紧接着不少知识团体都相继举办了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和报告会。1917年蔡元培著《以美育代宗教》、陈独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著《不朽》等，反对基督教的思想意识。《新青年》、《哲学》、《学衡》、《新潮》、《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民华周报》、《民铎》等报刊也纷纷登载评析基督教的文章，风头特别单一，几乎无人敢提基督教的是处。
巴黎和会后，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开始对欧美的政治道路产生怀疑，梁漱溟曾“期望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从这条道路去解决中国政治、经济问题”[9]，但他很快便“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道路怀疑起来”[10]。梁漱溟的思想转变在当时的知识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中有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苏俄的宗教政策，发现苏俄是断然排斥宗教的，这无疑壮大了中国知识界反基督教的声势。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知识界已不同于以往，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正在深刻反思中国贫弱的深层原因，对于各类外来的思想文化正在多方涉猎和钻研，有许多知识分子就直接从国外学成归来而参与新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经开始有人大量翻译和研读。如果说，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站在中国远望世界，那么，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是站在云端放眼世界。他们对基督教的评判，除了包含着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感性因素外，更多的带有理性的成分，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基督教教义是根本违背科学的蒙昧之说，教会是导引国民走向无知和麻木的。因此，抵制基督教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三、外交失败所激发的民族情绪
从中英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每一场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最终都是以对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落幕，而这中间，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在不断地壮大，也不断地走向觉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提出了“十四点”和平纲领。威尔逊曾为大学教授，又是以“新自由”的口号而当选美国总统的。他的和平纲领指出：“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而应创立国际和平新秩序——成立国际联盟，使国无强弱，共享自由。”[11](P7)应该说，威尔逊的出身和国际政治观点颇得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好感。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战后的中国有望摆脱受凌辱的地位。如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人们热切期盼着来自巴黎和会的公理的声音。然而，由梁启超传回国内的巴黎和会的消息却让人大失所望。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的战胜国，没能得到大国应得的5个席位，只得到末等国家的2个席位，顾维钧在大会上提出的废除中日21条、归还山东及外国在华租借地、撤走在华驻军等七项要求，巴黎和会都不予讨论，只讨论山东问题。由于日本事实上已据有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但和会中各强国的态度是：美国开始同情中国，后因中日21条已秘密换文而从原立场后退；英、法两国在大战中与日本有协定——支持日本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和会最终裁定承认日本对山东的占领。巴黎和会足以证明“弱国无外交”的国际法理，并由此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事已至此，中国知识界还幻想美国能解救中国。1919年10月16日，美国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反对干涉有关中国的山东问题。至此，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地彻底破灭了，连同破灭的还有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其形象代言人威尔逊。
与美国态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刚刚诞生的苏俄。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列宁主持下的俄国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放弃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至此，中国知识界对列强有了清醒的认识，几年后的1925年，《政治生活》杂志第42期上有这样一段话：“反帝国主义的被压迫民族之奋斗，是世界革命的一件必具元素。”孙中山在有生之年一直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极表钦佩，遗嘱国民党与苏联“长期继续”合作”[12](P995)。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并非偶然。时隔多年后，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精辟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特别是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更在中国人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了。”[13](P677)其实，一同破产的，还有借助军事进攻打进中国的基督教。基督教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越来越带有某种政治色彩，这种色彩，与其说是中国人强加的，不如说是欧美列强政府的杰作。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脓血交加的历史。可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饱受的欺凌与磨难。可以讲，外交失败是国力不济的必然结果，将一国命运捆绑到他国利益上实属外交上的无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导致全国民众痛恨欧美列强，敌视欧美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进而排斥一切与欧美有关的事物，这其中就包括遍及中华大地的基督教势力。
四、中西宗教文化体系的巨大差异
任何人群的文化体系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不可逆转性。对此，梁漱溟指出：“我们要知道，文化无论东西，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总是一贯的，而且精神方面尤为根本，决没有彼方面必亡而此方面可存的道理。”[14]对于中国宗教的特点，许多学者都认为更具伦理或礼仪的色彩，而不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梁漱溟指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15](P46)冯友兰也有同感，他认为儒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其仪式“是诗，是艺术，故能一方面极其微妙地安慰人们的情感，极其曲尽深刻；一面复极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背理性。”[16](P48)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宗法制度和儒家思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以萨满教为典型的多种民间宗教都对民族的宗教意识产生了合力化的影响，决定了宗教意识的复杂化而又世俗化的倾向。在很多中国人的家庭中，会把不同宗教的神灵供奉在一起，且仪式特别地缺乏西方宗教的程式化特点。正如有些西方人所惊叹的，中国人自己早就把“儒、佛、道三教组成了一个整体”[17](P1)。中国人参加宗教活动的动机大多并非出自对宗教的虔诚信奉，而是出于参加一般世俗活动的心理，带有浓厚的功利倾向。比较而言，基督教徒只信仰上帝，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们的宗教感情是强烈排他的，因此，来中国的传教士绝大多数无法容忍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基督教徒对其他神灵、包括祖先的信奉，这无疑会引起中国基督教徒或准基督教徒的抵触和反叛。
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直到民国年间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而儒家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文化，其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因此，要用一整套的“礼”来束缚人，这就显得极近现实而缺乏神秘色彩。其实，在历史上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之所以能扎下根来，也是由于向儒教传统作了妥协。基督教在同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结合之前，也在不断地向中国的本土宗教意识妥协，但由于近代基督教的传播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教会势力转而增添了坚持本我的勇气。然而，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变革并非指日可待，其中宗教意识的改变也一样艰难，倒是基督教的强权色彩随着与中国民众的接触，尤其当此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岁月更显得浓厚了，接下来的冲突就越来越临近了。
每一种宗教从孕育、形成到体系完整都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时至今日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还在延续。中华文化属于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文明体系，其历史已持续几千年，中国的宗教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改变当属不易。上个世纪初基督教势力在华传播的势头正猛，但改造中华旧有宗教文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中国民众大范围的抵制和反抗。
五、教会学校办学宗旨导致的直接冲突
中国在清朝末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建立了大规模的公立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当时急需的各类人才，就规模而论，教会学校的规模不敌公立学校，但也形成了相当的声势，教会学校是教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1907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James)曾在致总统的信件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是能够比用别的方式收获的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18]美国传教士穆德(Mott)也谈道：“使这些人受着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19](P266)此外，许多传教士都强调了教会学校要在强大宗教影响下施教。为了有效实现教会学校的既定办学宗旨，有些传教士严禁教民子弟进入非教会学校读书，进行强迫式的教会教育。在这样的形势下，教会学校到1919年初，已达13000所，学生总数近三十万名。教会学校中，一般对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控制极严，有些教师极力压制学生的爱国热情。上海三育大学的教师教育学生说：“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观念，爱国二字已无存在的余地。”广西圣心学校学生为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要求法籍校长放半天假，校长拒绝后对学生讲：“中国的命运……无用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学生愤而罢课，校长继而以开除学生相威胁[20]。
类似此种压制学生的事件在教会学校频繁发生，使爱国的教会学生难以承受，学潮在教会学校不断爆发。而教会学校的教师以及管理学校的传教士态度蛮横，进而使冲突扩大化，而且最终使冲突由教会学校内部向校外蔓延，导致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参与。
基督教思想由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体系，它宣扬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是世界的主宰，人人应服从它。其人生观是原罪和救赎说，要求信徒把情感心理导向神秘世界，让人们去追求天堂的幸福。应该说，基督教的教义与其他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教义虽有差异，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则是它们的共性。上个世纪20年代，之所以在中国十几个省份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原因主要不在于基督教教义本身，而在于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民族社会状况。中国民众抵制基督教的情绪很快转变为知识界的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但是，这场运动主要停留在中国的知识界，因此，对基督教的冲击是有限的和暂时的，没有席卷全国，仅持续了五年。总而言之，非基督教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不热的重要原因。但无可否认，非基督教运动的确是中国知识界和宗教界80年前的一桩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