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与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缘起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论我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中国的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思考中国的出路便成为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上拨乱反正，彻底清算“左”的错误路线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顺利地开展，“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在这关系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及中央其他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1](P265)
一、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一）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的梦想，但在列强入侵、国家四分五裂的年代，这只是个无法实现的幻想而已。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受人欺侮和内乱连连的历史，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才有了可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P1081)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3](P329) 这个提法比过去又进了一步。同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3](P257) 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的最初雏形。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P268) 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P116)1960年3月18日，他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重申。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5](P162) 1963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概括。他认为“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而且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纲。”[6](P336) 1965年1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要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号召全国人民在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无法按计划付诸实施。
（二）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和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中多次提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1977年5月，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篇讲话中，他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7](P40) 1977年8月，他在谈到军队建设时，提出了要如何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问题。1977年9月，在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他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7](P68) 1978年5月，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他提出实现四化虽然“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7](P111) 他说：“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当然也不那么容易。”“现在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7](P111—112)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提出，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他首次提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7](P135) 这就把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呢？邓小平的回答就是要改革开放。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7](P136) 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7](P136) 可以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首次论证了现代化与改革之间的必然联系。1978年12月13日，在后来被誉为改革开放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这篇重要讲话中，他再次谈到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7](P150)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还着重谈到了解放思想与改革、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7](P141) 同时，他还指出实现现代化与进行改革事业的艰巨性。“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7](P152) 这篇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随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此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二、改革开放是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得出的结论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除了有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外，还有一个历史因素，这就是在总结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所得出的结论。
（一）搬用苏联模式不能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
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搬用了苏联模式。应该说，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借鉴苏联经验是必要的，实践证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注意吸取苏联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但是无论在具体体制还是在具体制度上我们基本上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7](P235) 实践也证明，这种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与管理模式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仍然有很大的局限和弊端。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P237) 1988年5月，他又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结合本国国情走出一条新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长期“左”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的思潮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虽然有过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至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左”有多种表现，总的看来，就是不顾国情，超越历史阶段，急躁冒进，以为单纯靠生产关系纯而又纯的革命，以为依靠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就能实现某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结果是事与愿违。“左”是中国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中国存在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党和国家无法比拟的。“左”的危害与苏联模式的弊端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尽管1957年之后的20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P264) 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因此，“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1](P237)
（三）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社会化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的发展，离不开别国的市场以及资本、技术与人才的流入。经济落后的国家更需要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学习并利用对自己有用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对别国开放，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开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必然选择。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我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也由于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的“冷战”政策，企图干扰、破坏乃至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东西方两个阵营对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多少联系，更谈不上对西方国家的开放。邓小平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讲道：“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P127)，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主观上想闭关自守，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西方国家封锁我们，这是那时的主要因素。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利用好有利的国际形势促进国内的发展。
当然，在建国初期，由于奉行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新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与交往。也就是说，当时我们也有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但这种有限的对外开放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始以及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加上国内“左”的政策的干扰，中国与苏联以及跟随苏联的国家逐渐中断了联系，这种有限的开放之门随之关闭。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了。因此，建国后一直到70年代末我们长期处于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状态。邓小平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虽然“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1](P90) 不仅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P90) 因此，总结中国历史，特别是建国后的历史教训，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也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1](P90)
三、时代主题的变化为国内改革与建设带来了良好机遇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有稳定的国内环境，同时也需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是一项充满风险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更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与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着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国际环境。建国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我国实行敌视、封锁的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还发生了军事冲突。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紧张。反苏、备战成为自6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要议题。虽然在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善。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各种反华、制华的力量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依然是影响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当时我们党认为，虽然世界局势中和平的因素和力量有所增长，但战争的因素、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也在增长。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中，明确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个观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总的看是好的，“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P77) 1982年8月，他提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7](P416)他还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兴起成为制止战争的积极因素。在1985年，邓小平多次回顾并阐述了我们党对国际形势以及世界战争的看法，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新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P105) 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回顾并阐述了对世界形势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6—127) 这段论述的基本结论就是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有可能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
正是基于以上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我们党才能提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才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5月会见荷兰首相时曾说：“对于总的国际形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1](P233)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党对已经缓和了的国际局势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仍然停留在过去备战并防备别人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的认识上，军事建设势必被提到首位，这就很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也就很难推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正因为有了缓和的国际局势，新的世界战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我们才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的改革事业。
四、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期，特别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党内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是有过分歧的。有代表性的就是邓子恢提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1957年9月，根据党的八大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发出，由邓子恢主持制定的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项指示，其中提出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一村一社，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十年内不要变动；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队对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取代“干活一窝蜂”等浪费劳动力的做法。这些指示是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但在生产经营强调集体化的合作社体制下，很难向家庭承包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尽管思想上受到禁锢，但在实践中农民却自发地搞承包，从1957年春天起各地兴起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如“按劳划片，包产到户”、“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地段责任制”等。1961年安徽省委顺应省内部分农民的愿望，主张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党的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经过广泛调研，支持安徽的做法。他主张在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的前提下，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的做法；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于单干。他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他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当时在党内刘少奇、陈云表示赞成这种意见。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在接见共青团干部时都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情况。他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了刘伯承常说的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然而，邓子恢等人的这些意见，在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在党内遭到了不应有的对待。我国改革事业是从农村起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后来被城市改革所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先导，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这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理论探索是分不开的，尽管这一探索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假如可以设想的话，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的包产到户如果得到中央认可并在实践中推行的话，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可能较早地获得迅速的发展，改革事业也有可能不会被耽搁那么长的时间。邓小平也认为，我们从1957年以后，被耽误了二十年。他还认为，我们很早就发现了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所带来的很多问题，但没有解决好。这从逻辑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本来是可以搞得更早、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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