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晚明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百年论文,现实论文,记忆论文,政治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晚清以降，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断浮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思想资源。记忆与遗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通过对历史阐释权的争夺，不同的政治势力希望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并削弱对手的“正统”地位或者“合法性”。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过去朝代历史的叙述也与现时的政治情势相关，陈寅恪谈及传统史学中的“史论”时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①既然史论可以等同于时评，就更可见其重不在“史”，而在“论”。 晚清革命党利用晚明史事宣传排满革命，崇祯殉国之惨烈和李自成起义到兵败的事迹也被通俗文艺作品反复书写，其中对明廷和崇祯帝寄予强烈同情。 民国成立之后，晚明历史的叙述虽与清季有所不同，掺入更多无关政治的娱乐成分，但基调大抵是揭示明末衰象，以促时人引以为鉴，同时哀悼明亡，批判清朝残暴和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恶行”。1944年，正值明代覆亡三百周年，晚明历史成为多种政治话语竞相斗争的一个场域。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过程与引发的论争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缘起 1944年，全面抗战进行到第七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貌合神离，双方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既有纸面上的相互攻讦，也有真枪实弹的较量。上一年围绕《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论争才刚刚停息②，这年1月15日，在重庆郭沫若的寓所③内，一群左翼文化人以及中共代表于怀(即乔冠华)等汇聚一堂，商议利用纪念明亡三百周年的契机，发动一次针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随后，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明朝覆亡以及李自成农民军队失败三百周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④，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间一场论战。通过考察这一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抗战后期政治文化的一些层面。 《甲申》一文，试图挑战既有的认知方式，因应抗战后期国共两党貌合神离的时局，对明亡史事做了一番新阐释，为中共在两党政争中增一砝码。1944年3月19日⑤至22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连载郭沫若的《甲申》一文，同时为与郭文相配合，《新华日报》和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刊发了一系列左翼文化人论及晚明史事借以抨击国民政府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国民党方面组织力量对此文口诛笔伐，认为其散播“亡国主义”的毒素，而共产党方面则对郭文高度肯定，在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直接指示下将其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干部及一般党员认真学习，期盼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 (二)《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与论旨 《甲申》全文长约1.7万余字，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甲申年之所以值得纪念，非对明代覆亡寄予哀思，而是因为：“规模宏大而历经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流了二百六十余年。”⑥所祭者非是明代，而是“农民革命”⑦，接着述及明末政治社会形势，指出崇祯帝的过失，认为崇祯帝历来被后人同情，似乎非“亡国之君”，而其实在“运气太坏”之外，自身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天灾固然可怕，“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只要“政治是开明的”，就可以抵抗天灾，而流寇盗贼更自然也随之偃旗息鼓了。循此理路，郭沫若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⑧崇祯帝既然不肯真心为民，却要“汲汲要誉”，“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放着内库的数千万两银子不用作赈灾，所以流寇蜂起，且愈剿愈多了。 行文至此，对崇祯帝既已评判完毕，郭沫若立即转入第二部分，述李自成事。首先将李自成与有“嗜杀”之名的张献忠区分开来⑨，称李自成善于“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⑩郭沫若将李自成与朱元璋等并列，这一论述策略或曰“笔法”不能不说是很巧妙的：国民党方面通过现代虚拟的“政治血缘”，将朱元璋遥奉为其“民族革命”的先驱，因循旧史的“笔法”，贬斥李自成等为流寇。郭氏将他们并列，暗含国民党所谓的“民族英雄”，原本也和“流寇”无所分别，甚至还有所不如的意思。 揆诸传统史籍，将李自成比附于朱元璋的记载也屡屡出现，不过受制于传统政治道德和史家之“笔法”，每每被“曲笔”掩过，表现得比较含蓄而已。《明季北略》中有一则述及李自成早年事迹的史料，就记载了其朋辈刘良佐与李自成的一段对话：“自成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良佐曰：‘昔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我二人有才如此，宁忧不富贵?’自成曰：‘大元帅何足道!汉高祖、刘知远、我太祖皇帝，岂祖宗传下天子?亦是凭空做成事业者……’”(11)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对话未必曾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可能“写意”的成分要多于“写实”，但很能刻画出传统社会中草泽英雄的神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同时也体现出史籍的作者也有意无意地将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并列，不过要借李自成自己之口来表达罢了。 不过，郭沫若在表彰了李自成及其事业之后，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到了李岩身上。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李岩这样“干革命”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李自成的队伍中去，才使得李自成能够顺利推翻明朝的统治并建立起大顺政权，后来又因为李自成在初步成功之后不能采纳李岩的严明军纪、收拾人心、招抚镇守边关的吴三桂等建议，任牛金星、刘宗敏等一干人等进城之后纵兵大肆掳掠，逞其骄奢淫逸之欲望，回复到了早期的“流寇作风”。于是，在吴三桂引来的清兵攻击下，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并匆匆退出北京，听信牛金星的谗言，以为李岩心怀异志，遂诛杀李岩。随后李自成一退再退，最终于湖北九宫山被杀，其事业遂告失败。 郭沫若写道，由于李岩的加入，“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而李自成“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12)为了证明这个判断，郭随后比对了《明史》、《明季北略》、《烈皇小史》等数种史料中关于李岩的记载，做了一番考证，认为李岩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时间在崇祯十三年左右，并进一步印证就在此年李自成作风转变。随后，郭沫若论述李岩本人的“思想转变”，从只是“同情流寇”“好施尚义”而“不甘心造反”到加入“农民革命”，此中缘故在于崇祯帝“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13)指出崇祯帝要为明亡之祸负责，与前文呼应。 回到《甲申》一文的主线上来看，郭沫若叙述李岩加入李自成队伍之后，称赞其“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14)这里使用的语言，如“与人民打成一片”云云，实际上是中共当时在宣传中所用的语汇，很容易唤起读者的联想，把李岩视为一位党的政工干部。在此之后，文章述及李自成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发展，终于攻下北京。随后，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便开始骄傲自满，不可一世了。此时，李岩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15)郭沫若引用史料，表达李岩与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确实具有不同的作风与眼界。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对“机会主义者”吴三桂掉以轻心，最终被吴引来的清兵所击败，农民军开始出现“解体”的形势，从高潮走向覆亡之路。 行文及此，郭沫若评论道：“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并认为李自成如果听从李岩的种种正确建议，必不至于走向失败的命运，清兵便不至于入关。于是，李岩“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在哀悼了李岩的悲剧命运之后，郭沫若又称：“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之后，便要屠戮功臣……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16)从中可以窥出，郭沫若本人对李岩有着极大兴趣和感情，因而强调读书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甲申》的主要论旨之一。 郭文中包含着数个相关联而又不完全重合的论旨：既以明廷暗指国民党腐朽专制，投降外敌，又指出农民军在抗击外敌中所起的作用，褒扬中共在抗战中的成绩，同时还表彰了“农民革命”中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因此，各方在解读时，往往各取所需，并加以各自不同的阐释。其中表彰“干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论旨对于郭沫若来说无疑是最主要的。两年之后，郭沫若再次提起李岩，称自己写作《甲申》之时确实对李岩倾注了许多感情，他说：“关于李岩，我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他以举人公子身份而终于肯投归李自成，虽说是出于贪官污吏的压迫，但在思想上一定是有相当的准备的。”(17)此时，毛泽东关于《甲申》的解读早已通过各种改编作品以及党内文件的形式传递到基层党员干部脑中，李岩的重要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郭沫若仍然重提李岩，可见其心目中李岩原是《甲申》的核心和“主角”。 (三)国民党方面的辩驳与郭沫若的回应 虽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让《甲申》顺利地全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但随后国民党方面就嗅出了这篇文章和与其配合的数篇论及明史的文章背后所蕴含的讽刺味道。故《甲申》甫一发表，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马上刊出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作为对《甲申》的驳斥。 作为一个在组织形态上“以俄为师”，自命“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对于宣传工作其实相当重视，中央党部之下设立有中宣部指导宣传工作。据曾经在国民党内担任宣传工作的董霖回忆：“国民党在各重要地区发行党报，直接受中宣部管辖……部中特设社论委员会，每周聚会一次，商决言论方针，指示各报。”而重庆《中央日报》在各党报之中，又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导。董霖称：“重庆中央日报的社论及报道最难使最高当局满意。某次关于中英新约签订问题，新闻发布过早，蒋氏愤而下令，主笔陈德征撤职，永不录用，编辑袁业裕及采访卜少夫入狱数日……社长陶百川引咎辞职。部内人员自张部长以下，对此均感彷徨，颇有无所适从之苦。”(18)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央日报》遂于1943年改组，由胡健中任社长，蒋介石亲信陈布雷之兄陈训悆任副社长，陶希圣担任总主笔，实际负责社论的写作与组稿事宜。几十年后，在陶希圣心目中，与郭沫若的《甲申》交锋的这篇《纠正一种思想》，位列为数不多的得意之作之中。可以看出当时陶希圣本人对此篇文章的重视，同时也附带地表明，当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对《甲申》等闲视之。 《纠正一种思想》的篇幅不长，并未过多地在史实层面与郭沫若纠缠交锋，而是开宗明义地给郭文扣上了“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的帽子，其锋芒不可谓不犀利。其文谓：“我们中国五十年来，是在以革命来建国。我们中国七年来，更在以抗战求复兴。然而这一种思想却到处以亡国的历史，加以渲染，加以曲解，要低落我们发扬振作的民气，要散布悲观的种子，要造成空虚的幻想……”(19)随后，陶希圣指出郭文所代表的心理“变态虽可诧异”，但“失败的是他们，不是中华民族”。 陶希圣的社论发表之后，1944年4月20日，国民党内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叶青，亲自操刀，撰写长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对郭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驳。叶青在文章中称：“郭沫若在三百年后的甲申，亦即今年，来回忆明亡底故事，而偏又诋毁崇祯，歌颂李自成、李岩、宋献策，显然是反对政府，赞成流寇……这样，郭沫若底意思就是失败主义了!他希望抗战失败。”并继续推论道：“失败主义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底思想，而是他们那一群人底思想。”如此上纲上线，可谓来势汹汹。且直接将《甲申》的政治隐喻转化为明喻，称：“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做材料，而妄想以明朝影射国民政府。这篇文章对于共产党底宣传十分相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量指责明朝……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变乱，这篇文章就根本是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的。”(20)这种文字较之陶希圣的社论更为尖刻直接，但是《甲申》中并未有直接针对国民政府或将其比作明代朝廷的文字。叶青此处将此层意思揭出，反而易于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指责其神经过敏，干涉学术自由。且叶文虽针对《甲申》而发，但往往又在不经意处体现出其与郭沫若以及左翼文化人分享一套类似的历史观，如其文中称：“郭沫若也许又要说我反对农民运动吧。我已说过我同郭沫若一样是赞成农民运动的……农民运动在不招致亡国灭种的条件下发生，我就赞成，因为它为了农民底利益来反对专制王朝是合理的事。”(21)随后叶称自己“有条件地赞成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由于农民底生活条件之决定，除开封建割据和君主专制之外，不能产生任何新的制度”。(22)其中所用的语汇如“封建割据”“君主专制”等等，多半来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用这套语汇解读明季史事，并在肯定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对《甲申》的具体结论加以攻击，看似与郭文势不两立，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将《甲申》对晚明史事的阐释以及原本潜藏在文字背后的现实政治意图凸显出来。 随后国民党的宣传刊物《尖兵》又组织了一系列的“围剿”文章对《甲申》以及与之呼应的文章进行了批驳，构成了一种舆论上的高压态势。一篇题为《评郭沫若的李自成主义》(23)的文章试图入室操戈，称《甲申》所宣扬的“个人的悲剧即是民族的悲剧，本来是一种英雄史观，不合于唯物史观”，随后又指出：在郭沫若看来“现在的外寇已经侵入很深，李自成也正在他的故乡建设大顺朝，所差的只是崇祯帝尚未到煤山‘上吊’，而为李自成所应当言听计从的李岩却在外围”。其实《甲申》一文并未明确指出国民党即是“崇祯帝”，文字上不露痕迹，而此文认为郭文的主旨在于“希望李自成成功，不是反攻入侵的外寇，而是先要国民党煤山上吊。至于国民党在煤山上吊以后，李自成能不能抵抗外寇入侵，那是他们所不管的另一回事。因为假使李自成不能阻止外寇入侵，罪名还是由上吊的国民党来负担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今年不是反攻胜利年，是流寇迫使国民党煤山上吊的甲申年”。这种解读虽然火药味浓烈，但是仍然不免让人生出国民党就是崇祯的联想。 另一篇署名为越客(24)的文章则另辟蹊径，以《甲申史料》(25)为题，试图釜底抽薪，暗藏机锋地写道：“甲申之后，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至辛亥革命，才得复国，今天他们不纪念别的年分，偏纪念这亡国之年的甲申，他们自有他们的用意，这里并无心去追他们的用意，只是列举二三史料，备以警惕我同胞”，并且要藉此“澄清亡国的呻吟，杜绝亡国的期待，保护我民族的命脉，努力于民族的抗战”。细读此文虽然标榜以“史料”说话，实际上牵强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少，如认为清兵联合“流寇”以对付南明朝廷，实际上不免落入了《甲申》一文的逻辑之中，将国民政府自比于南明朝廷，这样一来，走向败亡反而似乎是必然的命运了。 辛庐的《从樊崇张角到李自成》(26)一文则试图攻击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称“我们打开几千年的历史(是正史，不是野史)(27)来看，像李自成等，乘机作乱，到处骚扰的，正不知有多少人，他们的结果，均不过使地方糜烂，生民涂炭而已”。 署名为一士的一篇文章(28)则试图探究郭沫若写作《甲申》一文的私人动机，与陶希圣的思路类似，亦认为郭有以李岩自况的意思：“既不愿在朝，又找不到一位李自成，似乎境遇比屈原李岩还不如，弄成满肚皮牢骚”，“自己愿意做屈原贾谊的高傲痛苦，甚至现在感到要做明末的悲剧人物，那也是他个人的自由”。评价呼应郭文的文字则是“传布祸乱菌的苍蝇”，而“某氏虽然要想串演一角李岩，恐怕全世界反侵略的朋友都要禁演这出剧本吧”。 另一四川的国民党刊物《时代精神》也刊出了数篇文章对《甲申》一文进行攻讦，张铁侠的长文(29)称：“历史总是前进的，今人的才识能力应该比三百年前人进步，倘不幸竞有人想做三百年前的李闯，又不幸竟有人憧憬三百年前助纣为虐的李岩，更是不祥之至。”把《甲申》比作要祓除的某类不祥之物，用语感情色彩极重，在后文中则引述不少明季史料以及旧笔记小说中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负面描述，以表达其罪恶。并指出“借妖书妖篆，儿歌民谣等起事张本的时代，早在三百年前的明末，已经结束了”，当下的农民军——中共军队“若至今还想用换汤不换药的愚民手段”来学习李自成收拾人心，则“除徒然斫伤国家元气外，决然毫无所得”。同一刊物上署名为寸金的作者则挖苦郭沫若的文章刊出后，“新华日报也跟着写了几篇文章，给他帮腔，好像常川剧(原文如此，似有误——引者注)似的”。(30)近乎谩骂，似乎并无太多逻辑和学理上的辩驳。 除了从正面批驳《甲申》的文字，国民党方面的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刻意与《甲申》立异，试图纪念明朝覆亡三百年，同情崇祯帝、歌颂南明将领遗民抗清的文章(31)，然而这样似乎强化了国民党与明朝廷之间虚拟的“政治血缘”，让读者不免联想到其最终败亡的命运。 整体而言，国民党方面批驳《甲申》的文字并不高明，常常与郭沫若分享同一种历史隐喻，有意无意之中在试图攻击中共为“流寇”的同时，总是不免将自身比喻为南明或者崇祯帝，从而陷入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往往缺乏统一的论旨，似乎是各自为阵写作而成，因而攻讦的重点各不相同，有时会自相矛盾，如有的文章称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而另一篇文章则将自赤眉绿林军以至黄巢、李自成一概贬斥为“流寇”，且不时犯一些史实上的错误。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在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国共两党的文化斗争中，国民党方面虽然发声渠道多，拥有查禁书报的权力，但宣传上缺乏统一的规划，地域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突出，其宣传效力因此要打一些折扣。 不过短时间内政治宣传有效与否，有时并不在于学理上的自圆其说，而在于人多势众。尽管《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能够在国统区发出呼应《甲申》的声音，但与国民党方面的“围剿”相比，有些“寡不敌众”的意味。 国民党方面反应如此之积极，可能出乎郭沫若等人的意表，虽则陶希圣后来回忆“(郭沫若)一度大起恐慌，以为国民政府就要惩治他”(32)，这可能是在个人情感因素支配下的“写意”，但郭沫若的反应大概也并非波澜不惊。与郭沫若私交甚好的阳翰笙在日记中透漏出一些信息，从中可以考察诸人的反应。3月25日，阳翰笙读到了《纠正一种思想》，认为其文“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的谩骂”，且“这样的攻击并不高明”。第二天，阳翰笙见了郭沫若后问他对《纠正一种思想》的意见，郭回应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置之不理!”阳随即表示赞同：“是的，这年月谁还跟你讲理呢!我也想，只好置之不理!”虽然后来郭沫若似乎并未真正“置之不理”，但此处的意思大抵是认为《纠正一种思想》不值一驳，且以为若再做辩护反而容易陷入对手所安置的罪名之下。不过，郭沫若本人虽然处之泰然，但周围的人却似乎没有那么从容。三天之后，阳翰笙提道：“午后去看了几个朋友。到处都有人同我谈起郭老的文章所引起的问题。有的人还说，听说郭老已被扣，我等也失掉了自由了!”可见当时重庆的左翼文化人颇有些紧张，估计国民党方面写出如此有火药味的社论，大概是要进行一场整肃了。数天后，阳翰笙又见了郭沫若，并称“日来各方面的朋友对郭老都很关心。今晨我把大家对他贡献的意见告诉他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沉默就是最好的答复。他认为很对，而且说：即使要答复，也没有地方登载得出来”。(33) 虽然国统区的媒体没有办法发表郭沫若的正面抗辩，但是，表达意见的渠道却并不只有一条。郭沫若试图将自己的辩解传递出去，在4月21日致信给当时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时，郭沫若还特意提及《甲申》所引起的风波，以示其本意是学术研究与创作，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完全是借题发挥，同时控诉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毫无言论自由，希望获得费正清的同情和支持。郭在信中称：“我们的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自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34)郭沫若此信一方面试图表明《甲申》是“研究性质”的，与政治批判无关；另一方面指出国民党方面的激烈反应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神经过敏，压制言论自由。《甲申》一文，显然不是简单的“研究性质”，但郭沫若此处却极力要表现出自己的学者面目和国民党的无聊无趣，既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化解国民党方面对他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余英时后来分析郭氏此信时指出：“这是明摆着用谎话来激起美国人民对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的愤怒……不用说，这封信的用意是通过费正清离间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35)虽然费氏读到郭沫若信之后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旁观者，费正清当时对于国民政府的腐朽与专制已经是深恶痛绝，个人感情上已经偏向左翼以及面目清新、组织严密而富有民主精神的共产党。 而针对国民党方面对《甲申》的种种责难，郭沫若除了初时的“不抗辩”和在写给外国人士费正清的信中表达不满和讽刺之外，还在后来公开出版的单行本中称“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36)但并未指出何以很可“悯笑”，可以说是有一种藐视的态度，并未对其进行细致的辩驳。以此来表达他的不屑与不满，语虽不多，但锋芒毕露，与国民党方面的长篇大论相比，举重若轻，在气势上胜了一筹，此时他已得知毛泽东对《甲申》的大加称赞，并将其列为整风文件，故心态上已经与初见陶希圣的社论时有所不同。乐观情绪不独郭沫若一人有，1944年11月，周恩来自延安返渝传达了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指示(包括对《甲申》的高度评价)后，左翼文化界普遍处在乐观情绪之中。据于立群回忆：“周恩来同志于十一月十日夜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老在住处天官府四号，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先生洗尘，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周副主席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失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37)阳翰笙也曾记载他和郭沫若访问翦伯赞的情形：“我和郭老同他谈完了近来时局的动态之后，他便兴奋地对我们说：‘现在不是写历史的时候，是创造历史让人家来写的时候了!’”(38)上述情况表明，如果说当初面对国民党的激烈反应尚稍感惶惑和无可奈何的话，那么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底气十足。 二、作为整风文件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 (一)毛泽东将《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 正当国民党方面组织力量对《甲申》进行“围剿”，借以攻击中共依靠苏联的“亡国主义”之时，身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则发现了此文所具有的独特意义：除了对国民党方面的专制腐朽有影射的功用之外，还兼有对内的功用，能够使得党员干部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提高警惕，不至于陷入骄傲自满的情绪当中，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39)在毛泽东的倡议之下，全党开展了学习《甲申》的活动。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共根据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政治领袖对于特定历史叙述的生产和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政治领袖可以针对已经形成文本的历史叙述进行裁剪，汲取其中对于达成其政治目标有利的成分，而摒除其他可能对其不利的阐释方式。此时的毛泽东，通过近两年暴风骤雨似的整风运动，成为党内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权威。在对《甲申》的解读中，毛泽东的讲话和贯彻毛泽东意志的按语使得郭沫若原文中对于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凸显和重视变得无足轻重，而着重强调了革命胜利前夕不能骄傲自满。 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以来对旧史书涉猎颇多，《明史》是他最爱读的史籍之一，屡屡在书上作有批注，希图从中汲取政治智慧。(40)当然，作为服膺“革命功利主义”(41)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涉猎旧史的目的绝不止于“文字可玩味”，而是要“古为今用”，“一切为了革命事业”。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在解读历史题材作品时，非常关注文本潜在的指涉性内涵，而且常常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文本的‘政治用意’所在”(42)，毛泽东对历代农民战争向来关注，以为从中可以寻找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并对正史所贬斥的“流寇”之类评价颇高，视其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读史的兴趣所在和对“农民战争”“流寇”的好评，使得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一文之后，立即大为赞赏。 1944年4月12日，在《甲申》发表20余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便特别提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3)4月29日，毛写信给著名的“开明绅士”李鼎铭，论及当时边区文化人李侯建所创作的以李自成事为蓝本的《永昌演义》时称：“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44)此处可见，毛泽东对历代农民战争评价之高。同时也可窥见，毛泽东希望历史叙述都能为现实服务，如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样，对历史的阐释和叙述必须以促进现实的政治目标为准绳。这一理念，无疑得到了迅速贯彻。 与对农民领袖的不吝赞美相反，毛泽东对历代的读书人则评价不高，认为他们不从事生产实践，不劳而获，只是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庸和帮凶，并曾在演讲中用生动而夸张的语调调侃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教条主义者”。(45)在读到《甲申》之后，毛泽东不会对郭沫若倾注心力、极力揄扬的读书人李岩抱有太大的兴趣，而重点关注到文章传递出的在有利形势当中革命队伍的腐化变质导致整个革命事业失败的危险性。(46) 正是在毛泽东读到《甲申》且表示高度肯定的基础之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刊发了《甲申》全文，并加上了编者拟定的按语，作为引导读者理解此文的门径。此按语篇幅不算小，为行文简洁，此处不全文引述。(47) 其主旨大致可以概括为：郭沫若的文章运用了翔实而充分的史料分析了明亡的社会原因，对比了明思宗和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并且也严格地指出其后期所犯的错误，并非意味歌颂，真正抗清的也正是李自成的旧部，而不是“歌颂满清曾胡的战败亡国主义者”。而郭沫若在《甲申》原文中倾注了大量笔墨和感情的李岩只被附带性地提到了一次，其悲剧性命运更是完全被忽略，此种忽略想必并非无意识的。此时延安整风运动甫告结束，大肆表彰“干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当时氛围不合。 《解放日报》全文刊出《甲申》之后，中共根据地的干部及民众才有更多的机会读到此文，当时《新华日报》除了党内少数高层领导能够及时阅读之外，延安和根据地的其他人士并不易见，故郭文虽早已于一个月之前发表，在国统区大后方也已引起论争，但在中共根据地，尚未广为流布。身在延安的人们所读到的第一个版本的《甲申》，一般而言就是加上了按语的《解放日报》版本。(48)按语的导向如何影响读者接受《甲申》一文，因为没有太多直接材料以为佐证，无从得知详细情况。据田汉日记所载，在山东的民主人士姚尔觉便称：“当时在山东解放区初读此文电稿时，首先矫正了儿时所获知的‘君非亡国之君’的糊涂观念。其次才是李自成的得失和李岩的为人等等。”(49)可见，在姚的心目中，此文的矛头还是对着国民党的，与按语的理解一致，对农民军在胜利面前需要避免骄傲的主题未甚措意。 按语虽然贯彻了毛在《学习和时局》中所拟定的基调称颂《甲申三百年祭》，但反击国民党和称引马列主义原典的文字稍多，行文不太简洁，主旨亦显得不够鲜明。于是，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联名发表要求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剧本《前线》的通知，称：“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望各地收到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其不能读者并予以帮助解释。”(50) 相较于按语的字句繁复和对马列经典的称引，这则通知言简意赅地指出学习《甲申》的用意是不可“纷纷然，昏昏然”地骄傲轻敌，《甲申》原文中浓墨重彩书写并极力揄扬的李岩，到了通知当中全无踪影，或者较为隐蔽地被转变为了“妄杀干部”中的“干部”这个抽象的现代政治语汇，至于“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等等，也是意思显豁，简单明了。随后，大规模地学习郭文的活动也就迅速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起来。为便于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很快阅读到郭文，中共根据地的出版机构马上组织出版了单行本《甲申》。这些单行本因其整风文件的性质，每每将中宣部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通知同《解放日报》的按语置于卷首，以防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读者对郭文出现理解偏差，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一致。 就笔者所知，当时中共控制地区以及在国统区内由中共所控制的出版机构所印行的《甲申》单行本，大略有以下几种版本：1.1944年5月，延安新华书店版，此版系翻印《解放日报》上的连载，附有按语。2.同年9月，苏中出版社版，此版附有中宣部的通知。3.1945年9月，上海野草出版社版，副标题为《明末亡国史实》，同年11月再版，书名改为《明末亡国史》，副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此版书后附有“本文大意”，以促使读者按照政治领袖所划定的范围理解此文。(51)4.1945年9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版，此版封面上有简单绘图。(52)这些单行本的发行量大约都不小，据1944年访问延安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回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据说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就销光了。”(53)此是就延安一地的情形而言，其他根据地出版的单行本尚未计算在内。《甲申》于是迅速成为延安和根据地的畅销书，而其经过最高领袖按照当下的政治目标所修正的历史叙述和观念，也随之进入到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的脑中。田汉曾经在日记中引用中宣部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通知之后，评论道：“文学作品，历史考证，甚至有时可能对实际政治起伟大作用，这里便是一个好例。”(54) 然而，在领袖的号召和宣传机构的造势的基础上，学习《甲申》的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之后，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郭文长达1.7万余字，且在多处大段引证了并不十分浅显的文言史料，对于当时文化程度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共基层干部，阅读学习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在晚清获得秀才功名的谢觉哉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为基层干部讲解《甲申》，在其日记中谈及了听众的状况：“许多同志看不懂，不只因为是历史事实，且因所引旧书上的文言，那些字义，没有学过。”这种情况之下，讲解的效果当然不会很好，谢觉哉感叹：“识得三两千字能看能写白话文的同志，不要自满，要进而学习一些虽不常用却非死去的文字，以便看得懂一些历史上及社会上的东西。这在干部很必要。”(55)然而，感叹归感叹，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却无法骤然改变。谢氏本人虽然能熟读史籍，并灵活运用，将历史巧妙地比附当下，称：“现在的李昌龄、边大绶，还是一脉相承，现在的多尔衮——日本侵略者也非常懂得现在的李昌龄、边大绶辈心理。不同的时代变了，现代的多尔衮、边大绶、李昌龄终于要送进坟墓。”(56)但奈何上述诸位历史人物，恐怕是听众闻所未闻的，谢觉哉的感叹，恐怕有那么点“秀才遇到兵”的意味，仅仅通过阅读和讲解的方式，要使一般干部领会郭文的文意，并且按照毛泽东的解读加以学习思考，就稍稍显得困难。故在随后的学习中，依托郭文改编的戏剧等通俗文本，成为学习《甲申》的主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甲申》文的意义再被加以改造和提纯。领袖的解读和意志，也将以更为生动和鲜活的语言得以贯彻，尽管在不同的衍生文本中，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通过对这些通俗文本的阅读和观看，党员干部以致一般民众，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自身关于晚明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历史记忆与想象。 不过即便是在领袖人物将《甲申》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动员干部党员认真阅读学习的语境中，也仍然有人对于《甲申》的内容和论证方式不以为然，在私下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素以敢作敢为的明快个性闻名于延安的作家萧军，就在其日记中表达了对《甲申》乃至郭沫若的不满：“读了四月十九日、十八日(原文如此，顺序似乎应该相反——引者注)解放日报上郭沫若的《甲申》一文，这是叙述明末老闯起义的故事。本文除开在侧面尽了一些讽刺的政治作用——也很薄弱——而外，其余是没什么奇特之处，只是把一段段历史抄来解释一番，而且见解也平庸繁琐，主题不鲜明，缺乏深度。总之我对这人底勉强‘学者’的酸气感到无味，更是那种卖弄读过几本书的腐气。我早先曾想过以李闯、黄巢等写两部歌剧，这材料对我也有用些……我越读一些所谓名家们的文章，越觉得他们是空无所有，他们是在那里‘反刍’。”(57)萧军对《甲申》一文以及郭沫若本人的批评可谓尖刻。与国民党方面从政治立场上对郭文大加挞伐所不同的是，萧军并不认为替李自成等“农民革命”翻案的立意有何不妥，而着眼于郭文的行文和论证，甚至认为自己就这个主题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可谓入室操戈，进而质疑郭沫若的学问浅薄和整个“学者”群体的不学无术。就萧军此时在延安被冷落的处境和失望的心境来看，他这些话颇带着几分“文人相轻”的意味。然而此种批评也就只能出现在日记这种私密性文件中，在公开场合，延安和根据地迅速开展了学习《甲申》的活动，毫无疑问，学习以毛的解读和中共中央的政治目标为基准。且不论萧军这种颇为严厉的批评，即使是与毛所拟定的基调不合榫的理解方式，也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二)历史记忆的型塑与传播——《甲中三百年祭》的改编作品及影响 《甲申》在成为整风文件之后，这些改编自郭文的作品中，《甲申》的主旨和意义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变得更符合政治领袖的解读和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旧有的小说戏剧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农民军领袖基本上都是以反面角色出现。“流寇”“闯贼”之类的称谓不止现于正史以及文人笔记之中，戏曲小说等通俗作品往往与正史等官方文本分享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大特色。即便如前文中提到的，陕北名士李健侯所作的旧体通俗小说《永昌演义》(58)，亦仅仅称颂李自成之个人品德，而贬低其“整个事业”，所以毛泽东才会在给李鼎铭的信中提出需要按照新的观点加以改写。此书系当时在边区乃至全国唯一的以李自成事迹为主线的小说，虽肯定李自成的功业，但其内容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中共的阶级斗争策略，其他通俗文艺作品中又绝少正面角度颂扬李自成这样的农民革命领袖，故依托《甲申》改编的戏剧作品，适逢其会地成了在新历史观念之下书写李自成及其革命事业的第一批文艺作品。 自社会史论战以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渐成显学，“左倾”的边缘知识分子纷纷服膺唯物史观，各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著也一一问世，影响不可谓小。(59)但是，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内容难以有效地传递到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民众和中共党内大量来自农村的党员干部脑中。虽经过反复学习，或能有所领悟，但通过听讲和阅读终究不如看戏的效果。台湾学者潘光哲认为，《甲申》一文的论旨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并无太多创获，其基本观点或已为同辈史家范文澜、翦伯赞等道出。(60)此论自有其道理，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学术性较强而且多理论思辨的史著史论等等文字，影响常常止于城市中的边缘知识分子，一般略识之无者则不太愿意读此类书籍。《甲申》既然成为中共的整风文件，传播面本就非一般史著可比。而要让党员干部以及一般民众乐于接受其观点，并受到教育，就需要进一步用通俗的文艺形式传播。戏剧在延安以及中共根据地的文艺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旧的戏剧形式，“我们修改与创作的方法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首先应该对那些被统治阶级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加以翻案(如改编《闯王起义》等)”(61)，当时在延安访问的南京《新民报》记者赵超构也曾经评论道：“戏剧不独是延安文艺中之最有成就的，它并且是延安文艺界的主要活动”，并且特别指出平剧(京剧)虽然不适宜表现民众生活，“却可以表演历史故事，给民众一种新的历史观点。”(62)依托《甲申》改编而成的戏剧等等文本，承载着重塑民众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观念的任务，其重要性不容低估。(63) 有学者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革命历史小说时指出：“革命历史小说的改编，不仅是出于传播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对作品的意义系统进行再次的提纯和完善的过程。通常，改编后的作品，其意义内涵会得到进一步的‘净化’，有时在叙事指向上也会得到进一步‘修正’。”(64)此虽是针对1949年以后的情形而言，但是在对《甲申》一文的阐释和不同形式的改编过程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这些剧本大多系集体创作，并非仅仅表达作者个人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品位，而是与1949年以后形成的“红色经典”小说和“文革”期间打造的“样板戏”(65)等等文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字里行间贯彻了党或者领导人的意志，同时又在与观众和读者的互动当中进一步将其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完善地表达。(66) 在《甲申》原文中具有的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以及对“革命领袖”的劝诫等内容，在以其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话剧、戏曲中变得少见。同时，在这些文本中，《甲申》原文中所引用的难于为一般干部民众所确切理解的文言史料，也被转化为能够为文化程度不高的根据地一般民众所接受的口语化表达，使用了许多当代的政治术语，使得原本陌生化的晚明历史变得和现实交融起来，让这些文本的受众能够很好地理解党要求学习《甲申》一文的用意。其中的代表作有阿英的话剧《李闯王》，夏征农等人的京剧《甲申记》，李一氓的京剧《九宫山》，马少波的京剧《闯王进京》，石天的京剧《红娘子》等。其作者与演出情况，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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