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两种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两种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常态”与“非常态”：人类社会形态两种产生和发展方式与其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
人类社会的某一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具有两种可能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从社会形态的产生来看：一种是社会正常发展过程的产物，即新的社会形态在旧的社会形态的母体中孕育成熟，逐渐脱胎而出的瓜熟蒂落般的“常态”；一种为社会非正常发展过程的产物，即新的社会形态在外部特殊环境的影响或催生下，在一个还不成熟的母体中突发性的破壳而出的“非常态”。从近代世界的两大社会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是指从16至18世纪世界上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批国家)是在一种正常的状态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是指20世纪初最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国家)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看：一种是某种社会形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建设、改革和调整，即逐步积累过程的社会发展的“常态”；一种是某种社会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阶段的非正常状态，即动乱和深刻变异过程的社会发展的“非常态”。从近代世界的两大社会形态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在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常态”的建设和改革与“非常态”般的内乱和动荡阶段。因此，任何社会都经历过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非常态”阶段，也经历过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的“常态”阶段；没有一种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处于“非常态”阶段，也没有一种社会从产生和发展都置身于“常态”阶段；某一社会在经历产生或发展的“常态”阶段后，因为内部社会矛盾积累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要经历一个“非常态”的深刻变革过程。反之，一个社会也不会永远处于“非常态”的动乱或变异之中。“常态”与“非常态”是人类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的两种基本方式。
认识上述两种“常态”与“非常态”的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对于我们分析处于这两种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中，都经历过社会发展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发展过程。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形态内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产物，它代表某种阶级的意志，指导特定阶级进行社会实践，为建立和完善这一阶级所致力于的社会理想服务。在现实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形形色色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无不支撑和指导着它们所理想的社会实践，而且无论这一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意识形态总是作为社会发展的观念结晶，并指导着社会运动和前进的进程。作为资产阶级和指导资本主义社会实践进程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经历了西欧封建社会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并逐步萌发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常态”阶段，封建社会崩溃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运用古典自由主义指导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非常态”阶段，资产阶级建设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把自由主义发展到放任自由主义的“常态”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遭遇到空前危机并为了摆脱危机把放任自由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非常态”阶段，今天具有国家垄断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常态”阶段。同样，作为工人阶级和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自由竞争时期自身矛盾积累而使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萌发的“常态”阶段，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深刻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发展到列宁主义的“非常态”阶段，后来由于20世纪中期中国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更为特殊的国情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把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非常态”阶段，以及在20世纪中后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而走上改革之路后，一些国家进入崩溃和解体的“非常态”阶段，而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其伟大民族复兴的“常态”发展阶段。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中，其特定的内涵都是在所处社会的“常态”与“非常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可能在它所形成的那一刻，就具备它全部的思想理论内涵，它的形成发展和思想理论内涵的逐渐丰富，与它所经历的社会发展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各个阶段是密切相关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处在放任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阶段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生产关系的迅速扩张、政治制度的初步建立的“常态”阶段密切相连。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面临空前危机的“非常态”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和蔓延，与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潮的世界前沿，处于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有利地位的“常态”阶段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的诞生，与资本主义处在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飞跃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导致的逐渐成熟阶级关系的“常态”般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基于这种资本主义处于“常态”发展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社会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实现。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非常态”般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在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国家“非常态”般出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十月革命的实践修改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和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前提的结论，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极为丰富的内涵。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中，不仅深刻地受到它自身所服务的社会形态发展进程的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受到与它所异质的社会形态所处“常态”和“非常态”发展过程的影响。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可能会在一种社会形态内部形成，但都不是在一种社会形态单纯地影响下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自由主义从放任自由主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不仅与资本主义对处于“非常态”空前危机阶段的反省有关，而且与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处于“常态”般的发展，给几乎进入绝境的放任自由资本主义走出泥潭的启示关系更为密切。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俄国和中国等这些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大国“非常态”般的革命形势所促成，而且更加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在20世纪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空前经济和政治危机环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邓小平理论，既是对中国处于漫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态”发展阶段的判断结论，又是对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以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为主题的“常态”阶段判断的结论。
现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在三种非常态状态中产生和发展
人类社会形态的两种产生和发展方式，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指导近代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内部的意识形态，然而，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与其外部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却又是极为复杂的，特别是与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和形成的过程相比是大为不同的。
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作为一种现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历程组合。作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于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母体之中，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政治矛盾中发现这一社会的必然归宿，即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发展中完成这一重大发现的。但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东方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本国实践结合的产物时，它就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三种社会的“非常态”发展状况：一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并且着手对19世纪初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进行调整，相对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进入20世纪初，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原来被革命导师所预言的革命形势，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非常态”状况。一种还是进入20世纪初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内部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但是放任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仍然在日益加剧，直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入持续的经济政治动乱。但是，在这种动乱面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却表现出对这种危机的出色的调节和遏制能力，它战胜了这场空前的危机，这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常态”的状态。还有一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都处于“非常态”的情况下，开始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处于更加“非常态”发展阶段的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传播，并且在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之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飞跃，并且指导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取得政权。
在社会发展的“常态”阶段与“非常态”阶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内涵和思想体系侧重点的区别的。而处于三种社会“非常态”阶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更是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作为面对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没有出现原来被革命导师所预言将要出现革命形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这一实际处于资本主义“常态”发展阶段认识的局限性，是没有将整个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实践的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整体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判断，以及这一矛盾的深化将会使得资本主义面对临终危机的结论，是具有真理性和普遍性的。但是资本主义要经历多少个“常态”与“非常态”的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其临终危机阶段，则是没有也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今天也只能从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加以研究。由于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造者把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正在变革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种“非常态”来看待，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等一系列相关论断作为不可变更的结论。因而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发生的变化和由此而带来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一些重要观点的变化关注不够，将他们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相关论断作为一般，把19世纪中后期的相关结论作为特殊，从而将19世纪中期以前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革命理论经典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产生的整个历史时期(整个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活动)被分割开来认识，特别是对20世纪实践的指导呈现出一种不完整性。
作为面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入持续经济政治动乱的资本主义，以及这一社会内部表现出的这种对危机出色的调节和遏制能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较多地看到其“非常态”阶段的困境，而较少地注意和研究资本主义在“非常态”处境中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努力。在经历了漫长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阶段后，资本主义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深刻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非常态”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理论上所预料到的规律性进程。如果正常地认识这是一次从社会“常态”到“非常态”发展的阶段性过程，就能够冷静看待进入这种“非常态”发展阶段社会内部的变化，深入分析在这一变化中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从而制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策略。事实上，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确实看到了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并创造性运用与自由市场经济不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从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角度，探索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宝库。然而，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表现出的对这种危机出色的调节和遏制能力，从意识形态建构层面上其理论的自觉非常不足，认为今后资本主义将处于无休止的社会动乱之中，不会再有社会的正常发展，即将资本主义处于“非常态”阶段的现象“常态”化了，认为这将是资本主义的临终危机以及直至灭亡的状态。这种判断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曾经长期地误导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作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都处于“非常态”的情况下，开始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处于更加“非常态”发展阶段的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传播，并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这些国家实践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飞跃。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清醒地看到：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常态”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加“非常态”，正是这种理论产生的深刻背景。无论西方环境的变化还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这两种“非常态”社会发展状态都逐渐被“常态”的发展所替代。因此，打上这两种“非常态”印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我们又将此时得到推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教条化，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全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都将是不可变更的原理，即将资本主义处于“非常态”阶段、社会主义在“非常态”的革命时期以及在取得政权后“非常态”的过渡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探索“常态”化，无条件地运用于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常态”发展阶段。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始终被人为地置于“非常态”阶段，并固化成充满强烈革命色彩的理论。相反，在探索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把社会主义社会视为一个“常态”发展的社会，把工人阶级政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方面，建构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则长期处于薄弱状态。
建设性主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非常态向常态定位转变
在三种“非常态”时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初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对中国这一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这种以革命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适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环境而产生的。而革命的主题无论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是社会发展的“非常态”阶段的内容。相比较社会发展的“常态”阶段，“非常态”阶段的时间长度相对较为短暂，意识形态的革命性主题尤其突出。按照正常的发展态势，“非常态”阶段的结束，社会进入发展的“常态”阶段，那么，从“非常态”阶段转变而来的执政党以及指导其革命的意识形态，则面对更加漫长的“万里长征”，即将革命为主题的理论和实践向建设为主题的理论和实践转变。其中，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完成由革命性主题向建设性主题的转变。然而，由于中国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殊道路，使得这种主题的转换显得非常艰难。
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历程，处于几种异常复杂的社会发展的“非常态”状态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在“非常态”状态下进行的一场非常的革命，它的任务是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使命，同时又要实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大众的解放，这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也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一场新型革命。当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在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之后，接着在短短的六年中，又一次以中国乃至于世界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速度，疾风暴雨式的展开了一场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其他欧美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用几百年已经完成的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商品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因为经历着这样的“非常态”的革命阶段，使得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仍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非常态”革命阶段的产物，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党人面对的必然选择。
革命阶段的连续性使得中国社会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特征异常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是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革命的过程中进行的。这种连续性的革命，本身都是这一革命性质所处阶段的“非常态”过程，而且每一革命阶段的内容都在中国社会呈现出与其他社会和其他民族同类革命的非相似性。这一非常态的“非常态”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设，在革命性的特征上也超越了其他政党和组织。这一意识形态的理论，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对这场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论述；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有深刻的洞察，而且对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克服这种革命的软弱性，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着更加深刻的论证；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有着完整的阐述，而且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以及及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连续性的“非常态”革命阶段，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过程，也决定了在这过程中，一系列革命阶段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具有异常突出的革命性特征。
我们在将“非常态”阶段所取得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常态”化后，再加上在建设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向建设性主题转变异常艰难。按照革命——建设发展阶段的规律论，在经历一系列异常艰难的革命阶段以后，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党应该及时将执政作为其全部工作的重心，将建设作为其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将社会“常态”性的发展作为其意识形态建设的制约性环境。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一个逐步积累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常态”状态下建设，将是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主题，包括意识形态的建设。但是，由于一方面，异常复杂的革命性阶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性，也决定了我们对这一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所得出成果的高度的珍惜，乃至于在感情和思维上长期都难以摆脱，尤其是难以使我们从开阔的视野上看到社会主义的“常态”般的建设过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意义都远远超过那短暂的“非常态”时期；另一方面，加上我们在建设时期长期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特别是将正常的不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和社会上的表现，认为只有不断革命才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因此，仍然将我们长期地定位于与革命战争时期一样的“非常态”阶段中，静止地将我们党在“非常态”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常态”化，教条式地将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成果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行动指南，特别是没有去认真地研究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怎样与时俱进地将以革命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以建设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指导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而，始终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停留在不断“革命”的“非常态”时期，始终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始终未能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常态”发展状态中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主题。
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常态”社会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经历了一个从“非常态”社会定位向“常态”社会定位的转变过程。
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科学定位的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两种“常态”发展阶段的判断，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一，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述，由此展开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两个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建设等等一系列的探索。这些理论成果，开始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常态”的社会发展阶段，结束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常态”思维定势和由此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式指导思想，尤其是它特别强调了要牢固树立这一“常态”发展阶段长期性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第二是邓小平对当今国际格局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述。邓小平不仅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自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处于社会的“常态”发展阶段，而且同时看到当代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结束以后也一直处于“常态”的发展阶段中。不仅世界性的“战争与革命”当前不会发生，而且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常态”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有利国际环境，而且再加上20世纪70至8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竞相谋求发展，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机遇，即必须把对世界格局的“非常态”认识定位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以“常态”发展阶段的定位来制定我们党自己的发展理论，即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现了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从“非常态”发展阶段的定位向“常态”发展阶段定位的转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牢牢地定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入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历程洗礼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两个转变的高度，进一步对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的判断：第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正是上述两个转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从过去定位为长期革命的党转变为长期执政的党。“长期执政”就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处于社会发展的“常态”阶段的认识，它不仅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将革命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建设的思维方式，而且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漫长的社会“常态”发展进程中，必须始终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今后长期的执政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成为自觉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牢牢地定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发展阶段上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发展是一个社会的常态，研究和化解社会发展中面对的矛盾和问题，是一个以执政为主题的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在当今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各种体制改革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逐步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制约和各种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与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正是认真总结世界各国和我国长期发展的经验，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来的，它以我国社会发展的“常态”状态为基础，立足于科学发展思想、科学发展战略、科学发展模式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把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取向与执政为民要求统一起来，把社会发展的动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个体发展和整体发展、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统一起来。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创造性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常态”社会的发展中为什么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靠什么发展的基本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将始终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主题，以社会主义社会“常态”状态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为研究对象，开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和当代世界新的发展路径。
结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与一系列“非常态”外部和内部因素密切相关，是这些“非常态”因素决定了无论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处在“非常态”的状态中，决定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非常态”向“常态”定位的转型将是一个非常艰难并充满复杂辩证思维的过程。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的“非常态”产生和发展方式，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范式，必须确立向“常态”社会自觉转换的理念。由于特殊的“非常态”产生和发展环境，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入路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进入社会主义，都不经历的特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早期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它所经历的漫长发展时空，使得它应该具有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特征，意识形态建设应探索这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常态”化发展的范式结构，应该研究怎样从过去复杂的“非常态”的革命转变为“常态”的社会建设范式。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常态”发展阶段建设范式的探索中，还是比较多的集中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常态”发展阶段的政治和文化建设范式，我们给以的关注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常态”发展中，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社会主义“常态”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常态范式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等等，这些与我们当今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相比较，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常态”阶段的经济发展和规律的研究相比较，都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从一个“常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而来的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它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制度发展层面，还是在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层面，都仍然吸收着在资本主义“常态”发展状态下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值得肯定的方面。因此，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的“常态”的建设中，要认识到现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是受到一定的时空限制的。不能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各方面的探索从意识形态上无条件的“常态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要看到其内部建设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相关探索的“常态”性质，另一方面是来自这一社会本身在社会主义性质上的“非常态”特点。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漫长发展过程的“常态”与“非常态”两种因素都并存的社会，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第三，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对照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体系，今天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逐步积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一系列变革、非常态动荡、常态下稳定发展中，否定资本主义消极的方面和肯定对社会主义具有积极方面的巨大社会工程。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外部环境定位，社会主义不能将对资本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认识常态化，也不能将社会主义在这段时期产生的理论范式常态化。社会主义应该看到20世纪50年代至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常态社会发展的一切值得肯定的成就，应该把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实践视为未来社会主义常态化建设的起点。
总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从外部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中国内部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常态”发展阶段。这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世界环境都有着深刻不同。社会主义不仅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常态化发展，而且面对着自身的常态化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正视这些方面的“常态”内容，充分吸收这些常态化的制度建设、社会建设的成果，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和根基。当代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正是以此为基点的建设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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