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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0;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 (2001) 01-0042-08
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创建为其开端，党的创建研究状况，理所当然为人们所关注。党的创建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研究未能深入展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党史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刻苦努力，使党的创建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新时期以来，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的专著有20多部，发表文章2500多篇。以党的创建研究为突破口，逐步扩展延伸，形成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热潮。
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有以下特点：
一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潮尤其是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影响下，中共党史特别是党的创建的许多方面被篡改和扭曲，难以如实地反映党的历史。新时期前几年党的创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禁区，正本清源，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建党的条件和基础、共产国际的作用、党的创建史实，尤其是创始人的评价等方面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
二是重视资料积累，基础研究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下大力加强基础建设，资料汇编和文献的编纂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人民出版社重印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都包括建党初期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联合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一、二、三册），是一部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建党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收入了中共早期文献，当时报刊的评论、报告和文章，亲身经历者的回忆文章、访问笔记以及国外有关中共建党的资料，并附有建党的大事记。在此前后出版的建党资料还有：《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一大回忆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材料》、《新民学会资料》、《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二大和三大》等专集。中央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分别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多卷本），都有建党时期的专册，资料丰富翔实。其中政治学院编印的32册党史参考资料，有3册是党的创立时期，文字量达到400多万字。这一大批建党史料的汇集出版，为深入研究中共创建史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三是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党的创建研究的广度大大增强。新时期的建党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建党活动，而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分析，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建党的主客观条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共产国际的帮助等等作多方面的探讨。为了深入研究党的创建，史学工作者设置了若干专题，如五四运动在建党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党前后的工人运动，建党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党的“一大”，党的“二大”，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等，逐一加以研究，从不同侧面拓宽视野，增强立体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四是研究成果显著，一批党的创建专著陆续问世。八十年代党的创建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料收集、史实考订和专题研讨，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以史料见长。九十年代以来，在前十年研究的基础上，以建党70周年为契机，推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共创建专著，如《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两本权威著作，都专章记述了党的创建。随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则以40万字的篇幅详细反映了党的创建过程。各省、市编写出版的地方党史中，对本地区的建党活动作了详尽的叙述。这些成果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的进步和繁荣。
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从多角度展开，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其主要进展可归纳为八个方面：
一、关于建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新时期对外学术交流逐步展开，海外有关中共党史的论著开始传到国内，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针对西方和港台史学界某些人所谓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没有基础，是由共产国际“包办”的，从苏俄“移植”过来的等等偏见，这个时期注重了建党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研究。不少论著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状况，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逐一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充分论证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必然性，得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正确结论。
党史工作者在具体分析建党的直接背景时，加强了对五四运动与党的创建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为组织自己的政党而斗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地发展到工人阶级为建立自己的政党而斗争的阶段”。（注：陈文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五四运动对中共创建的重要作用，受到广大研究人员的一致肯定。
在建党基础的分析中，十分注重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和工人运动从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但发展较快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数从60多万增至200多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既少又年轻，是否因此中国就不具备党产生的阶级条件”？有的列举了俄国建党时产业工人也只有270多万，相差不多，而且中国工人阶级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弥补了人少的弱点，“人少而集中比人多而涣散更能显示出力量”，况且“一个政党产生的阶级条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本阶级的革命要求”。（注：周宏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来看，建党是具备了阶级基础的。工人运动的组织程度、斗争方式、策略水平，是衡量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有的认为建党前的中国工人运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辛亥革命为原始斗争阶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同一行业的同盟罢工阶段；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自发斗争过渡到自觉斗争的阶段。到了第三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注：梁玉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分期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关于党的理论准备和建党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党的创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党史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前后，出现了研究高潮。许多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过程、影响、特点以及在各个地区的传播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取得不少进展。（注：全国或一些地区先后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等论文集。）但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些不同意见。
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问题有较大的分歧。有的似乎把传播提得越早越好，认为“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不仅有一般文字的宣传，而且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注：梁学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践》1982年第5期。）有的针对把《大同书》称为“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把梁启超说成“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等不准确的提法，强调要“十分仔细地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并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从‘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注：刘桂生、钱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人民日报》1983年5月25日。）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两个不同阶段”，其区别在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目的不同、影响范围不同，“这两个阶段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前一阶段从总体上说，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运动”。（注：蔡德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的一个问题》，《江淮论坛》1983年第2期。）
对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问题，长期以来的习惯提法是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时期的不少论著已不再笼统地提三大论战，而是对争论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其中有些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诬蔑，应该开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大量的却是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应该加以教育和引导，使受到各种思潮影响的人，特别是青年在实践中认识、比较中鉴别、斗争中提高，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注：《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成为新思潮主流的》，《党史通讯》1986年第7期。）这样，就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与有模糊认识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再一味强调斗争而忽视耐心引导教育。
新时期对早期建党思想的研究，也不再说成是一个领袖的思想，而强调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关于党的性质，蔡和森较早提出要“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与俄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李大钊早就公开表明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上海党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党》月刊第三号提出“须行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原则”。（注：庄有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8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探索，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加速了建党的进程。
三、关于党的创建史实的考订
掌握准确的史实，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础。由于党的创建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加上初创时期又没有严密的规章制度，留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很少，使建党过程存在着不少模糊不清的问题。为了深入展开党的创建研究，许多研究人员对建党史实进行了认真的考订，如各地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和人员、一大召开的日期和出席人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时间、二大的会址和中委名单、西湖会议的时间和人员等，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大部分党的创建史实已经澄清。
建党史实的考证中也曾有一些不同意见。如一大召开日期，7月23日开幕，30日遭巡捕侵扰，这两个时间已为大家所接受，分歧主要是一大的闭幕日期。有的认为30日会议中断后，隔了一天，“8月1日晨赴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闭幕应是8月1日（注：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还有的根据王会悟回忆作出分析，“一大结束日期不大可能早于8月1日，也不大可能晚于8月3日、4日，8月2日很可能是结束一大的正确日期”（注：王国荣：《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也有的认为是8月5日闭幕。但这几种说法，尚缺乏有说服力的原始资料作为根据，难以定论，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关于“一大”出席人数，共有13人出席，看法已基本统一，出席者是否都可认为是代表，认识上有分歧。有的认为“出席一大的人数是13人，但代表人数为12人，出席会议13人中的包惠僧不是大会代表”（注：宫玉书：《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索》，《求是学刊》1981年第2期。）。
四、关于创建初期的纲领
纲领是党的旗帜，是行动的指南。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十分重视党的早期纲领，比较深入研究了各地党组织、一大、二大分别提出的纲领以及这些纲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一致认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制定纲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逐步认识，以及策略水平的不断提高。
党的一大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党组织提出的纲领与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少研究者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在原则上予以肯定，认为这个纲领“分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界限，看清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原则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当时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学说涌入中国的复杂形势下，能有如此坚定明确的认识，是很可贵的”。（注：卫丛昌：《从一大到二大》，《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同时，又指出，“年幼的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国情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而关于现阶段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注：王学华：《试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制定》，《上饶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这正是“一大”的历史局限性。还有的把一大纲领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俄共（布）党纲进行比较研究，深化了对一大纲领的认识。（注：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从一大到二大仅仅一年的时间，在制定党的纲领方面表现出的飞跃，引起了党史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不少论著对此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个“飞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在国际，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和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会议；在国内，封建军阀之间争夺的加剧；在党内，工人运动和宣传、组织等实际工作的展开等等，从不同角度启发和促进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对象、目标和斗争策略，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阶段革命纲领。对二大纲领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和突出贡献，在于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为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等政治主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注：《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87页。）
“二大”纲领的不足之处，同样引起了党史工作者的注意，而缺陷主要是什么，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把工人、农民摆在民主革命参加者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可能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时建立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目标”。（注：《二大的召开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有的则认为，“没有提出打倒地主阶级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因此，“二大”纲领“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注：陈章干：《对评价我党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的一点看法》，《厦门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五、关于党的创始人问题
新时期对创始人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有的主张对谁是创始人要进行“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不仅是共产主义小组的一般成员，而且应当是为建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对建党有重大贡献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注：戴鹿鸣：《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哪些人？》，《新时期》1980年第1期。）通过反复研究探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党的主要创始人应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发起人。他们的建党活动不仅限于上海、北京两地，还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主要作用。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李达，北京的邓中夏，山东的邓恩铭、王尽美，旅欧的蔡和森、周恩来等等，都是党的创始人，但不是主要的创始人。”（注：《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
对党的创始人的探讨，必然涉及到建党初期的人物评价问题，其中讨论最热烈、争议最多的是陈独秀。一度被贬低和否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新时期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然而，不论在总的评价上，还是在具体提法上还有分歧。有的认为，“陈独秀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上突出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不少革命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注：冯建辉：《建党初期的陈独秀》，《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有的认为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他没有最终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注：王树芹：《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有的认为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从理论到实践已基本上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员。……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他在理论上政治上还有不少旧观念的痕迹。在他被推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之后，没有能在斗争实践中继续改造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东西，从而成为他后来走上错误道路的重要原因”（注：王洪模：《关于陈独秀—生活动的评价》，《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尽管评价的程度和表述有所不同，但对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重要作用应给予肯定这一点上，是取得了共识的。
近几年，对党的创建作出过贡献的先进分子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邵飘萍、王乐平、王翔千、邵力子、沈雁冰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曾撰写了多篇文章给予积极的评价，肯定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注：建党79周年学术讨论会，嘉兴，2000年6月。）
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特色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本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使中共的创建除了具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点外，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有的研究者对中共建党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第一，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集中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是一个具有坚强革命性、战斗性的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虽有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从基本上说还是在一开始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并且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开始就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发扬民主方面注意不够；第四，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但却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其有密切联系群众的特点，但其主要成份是小资产阶级，这就给后来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提供了客观条件。（注：张静如、吴家林：《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形成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有的研究者对中共建党特点进行了辩证分析，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建党的特殊规律：由于旧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发源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早而工人阶级又相当集中的东部城市，而发展于反动统治薄弱的封建割据的广大农村；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有着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使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促使中国共产党刚一建立就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难以集中精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显得不足；由于大一统封建观念和家长制的影响，使中共建党过程中十分强调集中统一，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注：邵维正：《试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特色》，《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4期。）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有三个主要特点：酝酿建党时主张吸收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实行中“不得不从真正共产主义者为数极少的实际出发，把一些暂时能够团结的非共产主义者也吸收到党组织中来”，然后将其转变或清除出党；建党活动几乎一直围绕着如何处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展开；由纯粹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迅速转到发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使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代表。（注：吴殿尧、庹平：《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特点论述》，纪念建党79周年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6月。）
七、关于建党期间的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就展开了实际的革命活动，各地党组织几乎在组建的同时即投入了实际斗争。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早期工农运动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研究也相应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有利于加深对党的性质和战斗性的理解。
党在创建之初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有关论著大多详细介绍了1920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1920年8月，刚成立的上海党组织创办了第一个工人刊物《劳动界》，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活动的重要阵地。同年10月，又成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起草并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凡是建立了党组织的地区，新型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就很快成立起来，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从此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迈上了现代工会运动的新道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就完全走上了自觉斗争的新阶段。”（注：周宏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过去在党的创立时期一般只讲工人运动，很少提农民运动。新时期党史工作者挖掘出一批原始资料，论证党在1921年就开始领导农民运动。有的提出“中国现代有组织的农民运动，最早并非发生于广东的海丰，而是发生于浙江肖山的衙前，时间也并非1922年夏季，而是1921年秋季”。（注：成汉昌：《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何时何地》，《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衙前农民协会是早期党员沈玄庐发起组织的，制定了《宣言》和《章程》，选举了农协委员，这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这次农运提出了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纲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农会组织”。此外，对1922年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1923年的湖南白果农民运动也作了相应的研究。
八、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建党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作用问题，历来作为党的创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受到重视。新时期对此作了充分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还召开了8次有关共产国际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诸如共产国际的建立、第三国际的东方政策、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系的建立、帮助中国建党、远东会议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维经斯基、马林、达林）的活动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人员对共产国际在中国建党过程中的作用，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一致认为共产国际的关怀帮助，对中国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指出：“由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所传播，因此，中俄交通的打开，共产国际使者到中国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支部组织的直接结果”。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作用的同时，并不避讳它的缺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于中国客观实际了解不够，对一些问题作出了片面的、表面的分析，如对国民党的不加分析、全盘肯定和对共产党的贬低等。与此相联系的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工作上存在着强加于人的包办代替作风，这些缺点、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注：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有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作了分析，不赞成把建党的一系列活动，“笼统地归结为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而对国内“孕育着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论述很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国际的帮助是“第二位的原因”。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的建立，是双方共同的愿望，“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关怀、支持中国革命，中国革命需要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帮助，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建党的过程中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基础”。（注：李樾：《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初期活动同共产国际关系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4年第3期。）
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大量过去罕见的档案对外开放。我国有关部门经过多方面努力，与俄方签订协议，在中国组织编译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黄修荣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目前已出6卷(1920-1927)，还将继续出版多卷。这是一套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将能够以珍贵的原始文献解开疑难问题，对深化党的创建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统一规划，存在着各自为战的现象，有的研究课题内容重复，有的则被遗漏；发展也不够平衡，有些研究项目质量不高，特别是理论分析和对建党规律的探讨尚欠深入。今后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阔视野，加强理论分析，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还要加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把党的创建摆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思辩能力，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建党特点，总结建党的经验教训，以期取得规律性的认识。要开放研究资料，加强信息交流，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把党的创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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