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注芳烈旧瓶中——评盛瑞裕的聊斋学新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论文,新著论文,瓶中论文,别注芳烈旧论文,评盛瑞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蒲松龄及其作品《聊斋志异》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真正将其称为聊斋学则始于1991年。在那个吉祥而美丽的秋天，国内外数十名学者汇聚山东淄博，系统而科学地总结了对蒲松龄及其作品《聊斋志异》的研讨。这次活动的名字被定为“国际首届聊斋学研讨会”，应它的呼唤，当时在全国各地推出了10余部研究专著和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在湖北武汉，就有华中理工大学盛瑞裕的聊斋学专著出版。这部名为《聊斋人物塑造艺术研究》（武汉出版社）的作品，从《聊斋志异》艺术形象的分析入手探索“旷世奇才蒲松龄成功的奥秘”，论述科学而精当，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认可。时过三年，聊斋学研究也有了新的展开视角，应运而生的盛瑞裕的第二部专著《花妖狐魅话聊斋》（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又问世了。这部作品更加体现了盛瑞裕“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能服务于当代文学的建设”的心愿。它以《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神鬼精怪为切入点，从当代百科的某一层面加以展开，通过联想、生发、议论，将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融于一体，加深了人们对《聊斋志异》的艺术向往和学术理解。可以说，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如《由〈猫和老鼠〉说起》，从当今走红动画片《猫和老鼠》受儿童欢迎的原因入手，分析了猫和老鼠的天性，指出：《猫和老鼠》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由于它为小人物——所谓“鼠辈”唱了赞歌。由此，作者联想到民间流传的老鼠嫁女故事的美妙，并对《聊斋志异》中的《义鼠》篇弱者战胜强者的机智勇敢正义给予礼赞，感喟曰：“小人物哪怕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赶快抛掉奴性，因为强权暴力的拥有者是绝对不会有菩萨心肠的。”这样，在走过了山重水复之后，盛瑞裕的叙述之笔终于到达了其目的地：不仅为当代文学也为当代文化服务。
如此效果的达成还是《中国古典小说谈丛》的初衷，《花妖狐魅话聊斋》是其中的一部。它的主持者周积明教授说，这套丛书“着意于挖掘古典小说中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内容，更将对古典小说意义的认识由一般社会历史论转向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深处的解剖”。毫无疑问，凭借着博学儒雅锐敏超拔，盛瑞裕轻易地撷取了那些倏然跳跃于聊斋文本空间的智慧精灵，宏博引征，纵横生发，将渊广知识与人生体验连同醉人文笔一起奉送给了读者。然而，引起我们关注的还有这部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写作者的社会敏感与批判意识，这使《花妖狐魅话聊斋》的价值超越了它本身。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批评还是对生存本身的关怀，也无论是对人的心理涵纳力的分析还是对现实中腐朽与神奇的辨正，盛瑞裕始终都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警醒在诉说、在写作。试看那绝妙的题目：“花妖狐魅力与人间万象”、“只有花香，没有铜臭”、“狐狸精也讲窝里斗”、“颠倒的文化”，等等。再看这妙绝的文章，仅以《从快刀断首到阿Q画圆》为例：在引述了《快刀》故事后，作者写道：
世道不靖，国运衰微，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求升平的农民或市民，本该得到应有的同情。可其中的不幸者，就要惨遭极刑。对此，怜悯之心，能不顿生！作品就在这浓重的悲剧气氛中出现高潮：一名死囚向行刑的快刀手请求通融，希望到刑场一刀了结，最后他果然如愿以偿，那飞落的头颅不禁大声称赞说，“好快的刀！”故事就此嘎然而止，留给人们的感觉自然不是那刀的锋利，而是挥之不去的悲哀。
那么，这“悲哀”是什么呢？在论述了社会学家、考据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学家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也即作者自己对这个故事的四个角度的释读后，盛瑞裕将目光投向了生活本身，指出：“如果不追求哲理的或是象征的意义，那么，倒不如按照民间流传的最浅俗的说法，这名死囚想的便是‘二十年后又是一个’！”直接且凌厉地切入了国民愚昧性的主题。由此，他联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从两者的相似反观到蒲松龄的犀利与鲁迅的深刻，指出：“愚昧的国民不仅古代有，现代同样有，而解救的方法只有一条，即是民众的觉醒。”在这“别注芳烈旧瓶中”的探索里，不难看出，盛瑞裕重新解读《聊斋志异》文本的尝试更在于寻找一种补充和强化中国人文精神的新方式，以使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致于失落太多、太久。
学术研究一旦涉及对现状的批判性思考，其思路与视野就会更酣畅与阔大，前行的跨度也因此更加令人吃惊。以《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而言，一般主要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源于聊斋先生的偏爱。他“才非干室，雅爱搜神；情类黄丹，喜人谈鬼”，是他在“花面逢迎，世情如鬼”的困境中向“青林黑塞”间寻求知音的手段或方式。二、鬼狐形象承载着涵蕴着厚重的价值质。他们灵动的情绪和体认方式所显示的繁复与丰满，让人们在获得感官愉快时，沉入一种绞合着感情认同与理性判断的醉人境界。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盛瑞裕的启示，将《聊斋志异》文本直接纳入当代文学创作中，以净化和修正主流文化精神为目的，就会检视到更加丰满的关于鬼狐形象的意义。试举一端，如：蒲松龄寄情志于鬼狐，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源于一种人文精神的坚执。这涉及到他偏爱鬼狐的原因。众所周知，蒲松龄的出身虽可称为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却是个阅历颇丰的商人。父辈的经商活动挽救了一度倾颓的家庭，而婚后的分家独居是蒲松龄走向困窘的一个转折点，这不能不使蒲松龄对经商的益处有所认识，仅从他对经商致富的描写即可看出。但是，蒲松龄并未继承父业下海从商，他一边教书谋生，一连应试、写作，终生服务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科举成功，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功利，实际上却饱含了蒲松龄匡济天下的决心和理想。在封建社会，科举的直接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关心科举也即关心政治，而政治维系着国计民生，拒绝科举即拒绝政治实质上就是拒绝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蒲松龄终生信守的是富有崇高的人文品格的济世理想。当科举不利，理想陷入困惑或绝望之中时，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变得虚无缥缈，蒲松龄从“雅爱”入手，绾结鬼狐为友伴，通过对他们的想象性艺术指写，实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认证，及对人文精神的坚持。
事实上，在蒲松龄的时代，投身商业优游人生从而获得了充分的感官享受者如李渔辈大有人在，拒绝商业也远离政治隐居市井玩味艺术与人生如袁牧者亦不乏其人。而聊斋先生蒲松龄却“玉鉴悬秋，冰心映日”，把“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仁人理想当作自己的信念，既不沉溺于声色，也不游荡于江湖，凭借一己之名为人帮闲，这与当代一些知识分子不能甘于贫困而信守一种精神，在社会转型时期随波逐流真有天壤之别。和蒲松龄相比，这些人既没有拍案而起指责时代弊端寻找救世良方的勇气，也缺乏坚守阵地保持良知重振雄风的信态。这些人中有下海者，整日为金钱而东奔西走，忽略了那些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有些人虽被动地随着国家机器而运转，却也为烦恼人生束缚着手脚，每日在柴米油盐的挤兑中怨天尤人。高明者则躲进小楼颐情养兴，写些“花边”与“报告”之间的“闲章”，曰：陶冶情志，回归内在自我。总之，今天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自愿放弃了与时代对话的机会，厌倦了对社会人生的批判性思考。实际上，现代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较蒲松龄的时代多么的多，而信仰危机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较蒲松龄的时代却更严重和难于挽回，难道仅仅是商品经济的冲击吗？茫茫商海吸纳了知识分子也提升了一种品格，这品格应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文品格；攘攘尘世消解了社会分工的价值，这价值却不应是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价值。固守良知，以清醒与同情关注人生回答社会的提问是困窘的蒲松龄通过对鬼狐形象的想象性理解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这是我们在当代文化背景下解读《聊斋志异》文本的收获之一。
从此出发，当我们再一次反观盛瑞裕的著作时，我们发现，作为一位人文精神的探索者，盛瑞裕的写作还隐含着以雅就俗的无奈。这很容易回到人文精神失落的沉重话题，但盛瑞裕的清醒感动了我们。他达观地说：“如果没有无奈和不断解决无奈的努力，就将失去外面的世界，又何能盼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呢？”看来，承认无奈与正视无奈都不妨碍对无奈的克服，只要存有解决无奈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至少懂得面对时代不该沉默的道理。只不能否认的是，由“无奈”所致的点到为止的论述常有让人意犹未尽的遗憾，这种遗憾体现了现代学者无法超越蒲松龄的悲哀，即我们不能不在无奈中缩短良知的臂膀，任凭浮出海面的人文精神四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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