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的产哨及其作用——从科技成果价值评价标准的变化观察——新形势下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论文,互动论文,科技成果论文,新形势下论文,评价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科学技术和经济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和独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指导着不同系统人们的行为选择和态度。但是，在今天我国要求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势下，科学技术的功利化倾向已日益强烈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科技系统，一方面要把主要力量投入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服务上来，从社会需要中确定研究课题，要求科技成果通过市场，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市场中，科技成果价值要通过交换来体现，取决于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竞争力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必须促进一定的科研力量开展促进学科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它的目标是发现新现象，阐明新规律，其成果价值在于学术上的创新[1]。这样，在科技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过程，对于整个科技活动，形成了两个主要价值标准；一个是科学技术自身历史形成的主要价值标准。即创新价值标准；一个是市场价值标准，即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标准，后者早在十七世纪就被弗兰西斯·培根强调提出，但在科学发展历史中，它并未得到科学共同体象对前者那样的重视。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加强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广泛的科技领域，科技水平显著提高。如我国的星火科技计划，"863"计划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当承认，科学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从科技政策的制定到具体的科技活动都出现了单纯经济标准的倾向[2]。拨款制度改革后，机制发生改变，大部分科研机构只有在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之后，才能生存和发展，使大部分科研单位转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研与生产相分离的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科研机构科技人员流失严重，科研水平下降等问题。
在科技界，对科技体制改革，尤其是对拨款制度改革的评价是有分歧的。1991年的一次对七千多位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的抽样调查反映，对科技体制改革工作持不满态度的占24%。不满的原因主要有：(1)科研课题难度、深度降低；(2)总体科研水平下降；(3)国有科研院所科技储备干涸[3]。中科院院士徐采栋、师昌绪在1990年合著的一篇文章中说：“科研院所拨款制度改革，未能尽如人意，政策不配套，法制不健全，科技体制改革孤掌难鸣，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科学文明岌岌可危”。这样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的忧虑心态。那么这种心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其中有一些科研单位对新的科研运行机制不适应，在市场中生存困难的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在于，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当市场经济的影响对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产生冲击并对共同体旧的目标、价值和约束体系形成威胁时，科学共同体产生的自然反应。
科学共同体原有的主要价值标准是创新，即学术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发明，科技水平的提高，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一些科技人员认为，科技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科技为经济服务不能以影响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为代价，不然就是非价值或负价值[4]，另一些科技人员认为，科技活动应该引入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或者两个标准并存。科技体制改革只要能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应视为有价值[5]。甚至在同一个科技人员的思想中就存在着两个价值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结论不同的矛盾。在科技活动中，科技人员因为两个价值标准并存而引起的内心矛盾、困惑和心理状况，说明在科技人员个体思想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张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符合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自身的“创新”价值标准不应因为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而认为过时了，必须坚持。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又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也必然随着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向科技领域渗透，这也是建立科技、经济和社会系统互相作用、互相依赖机制的必然结果。两个价值标准并存，有时又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人们就试图建立一个更高意义的价值标准来使它们协调、统一[6]。应该说这是必要的，但协调、统一只是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关系的一个方面。做为相对独立的两个社会这子系统，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冲突、排斥的一面，这一方面就可以用“张力”来描述。
在社会学中，“张力”被定义为社会系统在运行和变迁过程中，由于结构失调或人们的无序互动导致的紧张状态。因为它是由于系统的失衡导致的，所以实际上也是各子系统之间或子系统与整个系统之间的非程序社会互动造成的相互压力[7]。本文中所说的“张力”。“张力”过大会导致两系统分离。“张力”就是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互相作用时产生的。正常状态下，两系统应该处于相对独立、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平衡状态。当一方倾斜向另一方时（只强调为其中一方服务，一方对另一方的干扰过大），就会产生“张力”。“张力”过大会产生两系统分离，过小会导致一个系统失去其独立性，被另一系统吞没。“张力”是系统维护其界面（独立）、结构（内部秩序）、运行机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对其它系统的吸引和挤压（干扰、渗透）表现出的排斥性力量。它可以出现在科技、政治、经济等系统之间，本文中主要讨论科技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表现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微观张力”即科技人员个体由于两个价值标准并存，在思想中产生了矛盾、紧张。另一层次是“宏观张力”，是大量科技人员相同倾向“微观张力”的宏观效果，表现为科学共同体对经济系统影响的一种排斥性力量。
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互相吸引、渗透，又互相排斥的现象，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有的明显的表现。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德国最先在企业里系统地利用受过高级训练的科学家和博士学位获得者。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业企业大规模组建研究部门，并雇佣大学的科学家专门从事产品开发研究工作。“在这些具有非科学目的的组结中，科学研究的实践可能与科学的目的有冲突。这些组织不象大学那样追求智力上的发展前景，他们可能要求研究者解决科学兴趣较少的问题”[8]。专业科学家们往往把这些研究看成是丧失学术水准的研究。此外，这些研究部门为了保守工业和军事秘密，还限制研究者与其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这与科学共同体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相悖的。在美国，外界环境总是希望大学更多地为它服务，有些是缺乏科学内容的服务，如经济力量或某些社会势力会要求大学在某些职业方面设立并认可一些没有实际或潜在科学内容的学位课程。而学术界（大学等）则要求更自由地集中进行纯科学或学问方面的研究，把其它系统要求提供的，一些缺乏科学内容的服务活动，视为对他们科学研究活动的挑战。而那些非科学系统的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的部分被拒绝了，另一些在不会严重降低整个科学体系质量的前提下被容忍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系统平衡的最好原则是，不使研究与教学从属于非科学的标准，而是帮助科学沿着它自己固有的路线发展，然后再看怎样能把科学成果用于生产目的，以及用于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主要由计划来协调，这造成了两系统的分离。两个系统缺乏相互吸引、作用。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之后，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机制开始逐步建立，两系统的相互吸引，相互作用增强，“张力”也随之表现出来。
同社会张力一样，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张力”的作用效果也有正负之分，是正是负主要看“张力”的强度。过强的“张力”会使科技人员只关心纯科学的研究，不愿为经济系统服务，造成科技与经济系统的分离。如在英国的科学研究历史中，理论脱离实际传统势力很大，应用的思想很淡薄。虽然基础科学研究历来为世界第一流水平，而科学的应用却很落后。不重视产业，而重视人类的自由知识活动，认为知识生产比物质生产更重要。尊重知识胜过技能，尊重科学胜过技术，尊重学术胜过产业。表现出很强的“张力”。结果英国虽然培养了很多出类拨萃的科学家，但却缺乏第一流的从事设计制造、质量管理和通晓市场的工程师，工业企业界对先进技术反应迟纯，致使英国的商品在世界上竞争不利。鉴于这些教训，近十多年来，英国对科技政策进行了改革[9]。过弱的“张力”会使科学共同体丧失其独立的目标和维持其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使一些暂时没有经济前途的基础研究和较长期的应用研究失去发展动力。长期持续下去会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危及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如日本战后的技术引进，模仿和消化吸收十分成功，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他的基本研究和“自主技术”研究相对落后。这是他们满足于“模仿”，忽视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研究的结果。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片面追求技术引进，民间企业的功利主义研究和对基础研究忽视对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危险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政策也开始强调基础研究，创造自己的新技术。[10]所以，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张力”，建立平衡、协调的关系。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张力”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微观层次的张力，如前述提到的科技界对科技体改革的不同反应；科技人员在选择是从事基础研究，还是从事应用、开发研究时的心理矛盾斗争等。宏观层次上的张力，如科学界对加强基础研究的强烈呼吁；"863"高技术发展计划的提出等。对于整个科技系统，“张力”既有维护其自身秩序、功能的能力，也能导致系统对外界刺激的拒斥。适当的张力是必要的。我们应当重视张力的存在，分析它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引导它的发展，使之保持在适应的水平，以利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注释：
[1] 王凤星：《市场经济与科研机构的改革》，全国科技进步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交流论文。
[2] 李建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单纯经济观点及其纠正》，《科学管理研究》1993年第8期，第53—56页。
[3] 丘磐、林兆驹：《中国科学政策的工业景象》，《大自然探索》，1992年第1期，第94—103页。
[4] 周成奎等“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研究所”，《中国科技论坛》1987年第6期，第15—18页。
[5] 朱海雄：“我国科技拔款制度改革的形势分析”，《中中科技论坛》1991年第1期，32—35页。
[6] 滕福星：“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学阐释”，《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62—63页。
[7] 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
[8] 约瑟夫·本·戴维著、赵佳芩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3，304页。
[9] 梁战平主编：《各国科技要览——40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科技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84—795页。
[10] 宋绍英：“日本技术战略的反思与发展中国家的抉择”，《外国问题研究》，1988年2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