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摘 要] 廉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从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大力进行反腐倡廉实践，打造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初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廉政建设的初心；始终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等不良现象；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扎牢制度反腐的笼子；充分发挥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主体作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思想，既是他在苏区时期大力建设廉洁政府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升华，又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毛泽东；中央苏区；廉政思想
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保持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公仆本色，对待腐败现象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毛泽东的廉政思想，起源于中央苏区时期他在局部地区治国理政的实践。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开辟者、创建者和领导者，其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思想，既是当时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又是苏区廉政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和治国理政具有深远的影响。
（1）按装置图1所示连接各装置， 接好数据采集器外接电源，打开计算机，进入数据采集软件V6．0，使电极玻璃泡位于液面下，测出蒸馏水和食盐水溶液的pH，感知二者的pH为7，并介绍溶液呈中性时pH=7，用蒸馏水冲洗pH电极。
（1）进行预控严格控制钻孔桩钻孔工艺，做好泥浆护壁，防止浇筑混凝土过程中，孔壁坍塌；另外从混凝土拌制与浇筑过程入手控制，控制最小水泥用量和和易性，保证混凝土沿孔壁能顺利上升。
一、心系群众，为广大群众谋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和党的章程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进行规定，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毛泽东虽未参加党的二大，但在实践中始终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基本工作方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全部工作的遵循和目标。1929年4月，他在兴国县召开的座谈上，就号召全党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心系着群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鲜明地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1) 钟小明：《中央苏区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的经验与启示》，《 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
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而毛泽东则是群众路线最重要的创立者之一。一切为了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指出当时党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组织革命战争，二是改善群众生活，而中心任务乃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达到把革命发展到全国，消灭帝国主义之目的。毛泽东把完成这两大任务比作“过河”，要“过河”就必须有“桥”或者“船”，而“争取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过河的“桥”或“船”。
三是于都县领导集体腐败案。于都县是比较有斗争历史与群众基础的县，而苏区时期，于都县的集体“塌方式”腐败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指派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督办此案。经过十天的工作，揭开了于都县上至县委书记、县苏主席，下至乡代表的集体腐败案的盖子。其中包括：县苏主席熊仙璧、县委组织部长高兴赞等八人私自挪用公款做生意；县委书记刘洪清与人合股卖酒、贩卖谷盐赚取差价；县劳动部长、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总务处长等二三十人贪污公款，数量从五百元至几元不等；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与人勾结冒领公款，将贪污的钱用于做生意；县副财政部长罗风林假借公家的名义，私打出口证，偷瞒关税；县互济会主任袁成文借着合作社的招牌偷瞒国税，挪用群众捐款做生意；于都城市区苏，三个主席九个部长中，有三个主席和六个部长做生意。(12)项英：《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1934年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熊仙壁于都县苏区政府主席，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最高法院审判，判处熊仙璧监禁一年，期满后剥夺公权一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枪决县军事部长刘仕祥等5人；其他违法分子均受到党纪法规的处罚。于都县贪污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很大的震动。
一是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案。谢步升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因为谢步升所在的村为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苏区局驻地，其身份和地位比较特殊；二是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因惩治腐败而枪决的“第一人”。谢步升出身贫穷，后参加革命，担任过暴动队队长，加入共产党。但是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他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损公肥私、横行乡里，犯下了多宗罪状：侵吞打土豪的东西归私有；借村苏维埃主席的势力，强奸妇女；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卖给全苏大会；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偷其金戒指、毛毯等物；卖自己的老婆等等。(11)《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第五号)》，《红色中华》第21期，1932年6月2日。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职能部门裁判部受到了干扰和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在苏区中央局任职，认为谢步升所犯案件性质不严重，不必严判。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愤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了解案情后排除干扰，力主严惩。1932年5月5日，谢步升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5月9日，经临时最高法庭复审，谢步升被枪决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二、厉行节俭，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经济形势和条件异常艰难。在这种艰难困苦情况下，“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是获得人民认可的一个最为基本条件”。(5)钟小明：《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带头厉行节约，打击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塑造廉洁政府形象。
二是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处左祥云贪污案。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为了给“二苏大会”献礼，着手建立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并成立基建工程处，左祥云任负责人。但是，左祥云却利用管理工程之便利，贪污公款246.7元(苏区币，1元钱购买力大约为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并犯有准备逃跑、盗窃军事地图献给白军、企图逃到湖南组织蒋介石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等罪行。群众将左祥云的贪污行为向总务厅长赵宝成告发，赵宝成企图大事化小，而管理处长徐毅更是违反原则私自放走左祥云。后在毛泽东的过问下，1934年2月13日，经苏维埃最高法庭审判，左祥云被处死刑，徐毅处以六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六年；赵宝成罚苦工一年。左祥云案的判处，对犯罪分子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二是完善监察制度。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在军队中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该制度保障了士兵拥有参与军队管理的权利，士兵可以对军队领导进行批评和监督。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建设的推进，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加强监察制度建设，以提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肃清贪污受贿现象、密切与群众的联系。1931年11月，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设立了专职与贪污行为作斗争的国家机关——工农检察部，何叔衡为首任部长。工农检察部负有检查党的路线方针落实情况、打击贪污腐化现象、受理群众控告、组织群众监督等职责。1933年9月，中央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随即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纷纷建立。除了政府系统的监察制度外，党内也有监察制度。1932年春后，红军师以上单位设立了党务委员会，负责执行党的纪律等党务工作。此外，党内巡视制度也成为中央苏区时期监察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1928年至1930年，中央和江西省委先后派多名巡视员前往苏区巡视指导工作，如兴国县建政一年之久，但在抗租抗债等方面的工作停滞不前，甚至有故意拖延之嫌，在江西省巡视员张怀万和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处分了几十名当地干部，土地革命才逐渐推进。
三、严惩犯罪，对腐败现象“零容忍”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只有扎紧制度的笼子，才能有效堵塞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漏洞，真正释放反腐制度的力量。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大力倡导制度建设，以制度的刚性保障政府清正廉洁。
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苏区各项工作都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无论是扩大红军还是推销公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4)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群众才会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毛泽东十分提倡勤俭节约，反对任何形式的贪污浪费。苏区政府成立后，由于旧社会运行的惯性和社会变革的长期性，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加之中央苏区位于经济社会不发达的赣南地区，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苏维埃政府经济面临着不少困难。因而，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反对贪污浪费就非常必要：在思想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具体财政制度上，“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 期，1934年1月26日。毛泽东之所以极力反对贪污浪费，是因为他认为贪污浪费不仅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7)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苏维埃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厉行节约。1932年中央政府发布通令，号召减少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纸张信套等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1933年2月，《红色中华》发表项英主笔的《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社论，号召各政府机关和团体要“十二分的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8)项英：《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红色中华》第10期，1932年2月24日。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四个月节省80万元”和“节省行政经费三成”口号，得到中央领导人和各部机关的响应。毛泽东有夜晚工作的习惯，本来晚上可以点三根灯芯，但为了节约灯油，常常只点一根灯芯；博古、潘汉年、毛泽覃等23位领导和知名人士主动写信给《红色中华》，表示自愿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夏天工作服，以支持前方的战士。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垂范，仅仅经过四个月，就节约了130万元，行政经费减少了40%，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一个铜板”的预定目标。
毛泽东从革命的实践中深刻地总结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的真理。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府必须时时刻刻与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看病、婚姻等问题，让群众居有其所、食能饱腹、病有所医。如果政府努力把这些群众最基本的需求和问题都满足、解决好，“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1933年，毛泽东发布训令，要求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尽其所能帮助红军家属和缺乏劳动力的贫农劳动，“以身作则地领导和鼓励全体农民群众千百倍的提高劳动热忱。”(3)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苏区中央机关还发动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毛泽东等领导人带领工作人员开荒种菜，帮助附近军烈属下地干活，既减轻了机关的经济负担，又密切了干群关系。中央苏区迄今流传的毛泽东为群众打井取水、开“天窗”照明的故事，正是毛泽东关心群众利益的真实写照。
四、建章立制，通过制度遏制腐败现象
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绝不容腐败。苏区时期，针对苏维埃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毛泽东曾严厉警告：“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红色中华》第28期，1932年7月21日。 毛泽东对犯罪现象的“零容忍”，从他在中央苏区时期铁腕处理的一些有影响的大案中可见一斑。
是了，那是奶奶的身影。白发苍苍的奶奶果然立在村头的皂荚树下，我们加快了步子。我急切想见奶奶的心，似乎要跳出我的胸膛。我悄然拭去眼角的泪珠，冲奶奶高声喊着，跑着，跳着。奶奶老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但只要岁月安稳，奶奶幸福，我便感到踏实安稳，天地安详。
造成医院费用持续增长却难以控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有限的医保费用和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出，越来越多的高值耗材和贵重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人均医疗费用也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医保报销政策刺激医疗消费需求，而参保人员缺乏自主控费的意识，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有限的基金无法承受无限的医疗需求增长。因此，大部分医院目前采用的医保控费方法已无法适应新的医改需求，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困境。
一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针对不同情形规定了撤职、撤职并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枪决等三种惩办方式。1931年11月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廉政法规制度。1932年通过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等法规，赋予了工农检察部及下属的控告局与贪腐、行贿、浪费等行为作斗争的权力，工农检察部如发现这些行为，即可报告法院，以便对这类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1933年12月，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早期重要的反腐败法令，对贪污罪的量刑进行了明确地规定，内容简单而具有操作性：凡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公款一百元至五百元者处一年至五年监禁；贪污公款一百元以下处以强迫劳动。贪污者不仅要没收贪污款项，而且要视情况没收部分家产。与此同时，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提出要始终保持对腐败的警觉性、发动群众反腐败、反腐败要以机关为重点等有价值的建议。(13)《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红色中华》第140期，1934年1月4日。
毛泽东一贯要求党员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反对高高在上瞎指挥、乱发命令的做派，提倡俯下身子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做群众的朋友。他强调官僚主义往往和命令主义如影随形，很容易疏远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之所以会发生敷衍塞责或强迫主义的错误，根源还是工作人员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不知道基层工作的实际内容。1932年，毛泽东痛陈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并表示不允许这两种现象存在。“官僚主义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9页。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批评了汀州市(今福建省长汀县)政府“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而不解决群众生活实际问题的官僚主义行为，并号召把遮塞在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废物——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抛弃，对群众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
三是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毛泽东一贯秉承“人民主体”的思想，认为实行民主不仅有利于激发人民建设政权的积极性，而且能直接压缩腐败空间。毛泽东认为，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实行专政，毫不留情予以打击。“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 期，1934年1月26日。 这种“最宽泛的民主主义”包括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民主选举制度。毛泽东总结苏维埃选举的经验，创造性的提出多种措施以确保选民的权利。比如，在选民登记上，用红榜和白榜对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人进行划分；在成分比例上，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当中的领导地位，规定工人十三人选一名代表，农民五十人选一名代表；在划分选区单位上，农民和工人单独划分选区，这样农民参与选举就非常便利。此外，还推行候选人制度和工作报告制度，保障妇女当选的权利。二是建立市乡的代表会议制度。加强乡苏代表和居民之间的联系，使民众和苏维埃组织连成一片；每三至七个乡苏代表产生一个代表主任，“这样便使市乡主席团与代表之间密切的联系起来”(15)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组织各种经常的及临时的委员会，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代表犯严重错误的，经半数选民同意，可以撤销其资格。三是规定了民众享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权利。四是调整行政区域的划分。取消了国民党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划，设立了省、县、区、乡(市)四级组织，使民众的要求能迅速传达到苏维埃政府。
五、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在反腐中的主体作用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的主力。要建设廉洁政府，须不惧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相反，还须认真听取和吸纳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正如他所指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批评与监督。每个革命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1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 期，1934年1月26日。正是因为毛泽东充分尊重群众的监督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形成“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支持下，中央苏区时期群众的监督方式多种多样，富有成效。
一是通过社团组织进行监督。中央苏区的群众监督组织有突击队和轻骑队等。突击队是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之下对政府进行监督的群众组织。突击队员不脱离生产，利用闲暇和休息时间工作，每次突击可以改换突击队员。突击队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检查：一种是公开的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揭露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腐化现象，另外一种是装扮成普通群众去机关办事，观察其办事态度和速度。轻骑队隶属于共青团，是由青年群众组成的群众监察组织。其组织关系归为共青团，业务指导则为工农检察部，职责是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腐化现象进行监督。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的“轻骑队通讯”刊发了一条轻骑队监督瑞金县苏维埃的新闻，轻骑队经过十天的工作，通过召开县苏负责人、工作人员会议、个别谈话等方式，揭发了瑞金县苏维埃贪污二千八百二十余元、十月份超过预算八百五十八元等事实，并建议解散县苏维埃主席团。(17)《瑞金县的浪费与贪污揭发了》，《红色中华》第138期，1933年12月26日。此外，各级工农检查机关还设立了不脱产的巡视员和通讯员，构筑了干部监察网络。
(2) 高温作用前后，反复荷载作用下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的主要破坏过程和破坏形态相似，均表现为钢管底部发生鼓曲破坏。
二是通过控告进行监督。1932年8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控告局直属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业务上受其指导，但组织上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苏区政府采取各种方式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和控告权，在群众比较密集的地方投放控告箱，受理群众控告。民众可以通过将控告信投入控告箱，也可采取邮寄方式控告，不识字者还可口头控告。只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18)《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红色中华》第32期，1932年9月6日。群众都可以进行控告。但控告局只针对政府公共机关进行监督，对私人纷争不介入。1934年，中央互济总会财政部长谢开松贪污三千多元的腐败行为，就是群众通过信件举报给控告局而遭到查处的。
三是通过新闻媒体监督。中央苏区时期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军队所办的报纸刊物有上百种，这些媒体成为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等报纸，它们是中央苏区宣传战线的“司令部”(19)高杨文：《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报刊研究》，《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红色中华》是中央政府机关报，发行量超过四万份，影响力大，该报辟有“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突击队”等监督专栏。“红板”侧重正面宣传，刊载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报道；“黑板”侧重反面警示，批评那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不良现象。“反贪污浪费”专栏专门批评那些贪污浪费的人和事。“突击队”(后改为“铁棍”“铁锤”)栏目主要刊登批评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官僚主义、贪污浪费和工作作风的文章。据统计，《红色中华》共出版240期，其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达524篇，批评性报道几乎占据了十分之一。(20)李文，韩云：《中共新闻媒体批评性报道的理论和实践源头》，《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4期。《红星》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所办的军队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多份，在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也发挥着特殊作用，如在第7期“铁锤”就刊登了《收拾起来罢 官样文章》，对有些公文使用“奉”“呈”等旧式官僚词汇提出了批评，提倡革命队伍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关系；第19期刊登了《把贪污分子送到法庭去！》《浪费公款就是罪恶》等文章，对贪污、浪费等现象进行抨击。此外，《斗争》《青年实话》等报纸也刊登了多篇反腐倡廉报道。
总之，中央苏区时期短短五年多时间，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廉政建设的重要开端，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思想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最早听说先生的名字还是通过散文，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名篇里时而领略田田荷塘，时而体味厚重父爱，时而感喟匆匆时光……先生的文笔清新柔软，寥寥数笔就将脉脉温情写进人的心里去。那时还不知道先生在翻译方面也有著述，在外院读书期间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了先生的《译名》，单单一个篇名就让人眼前浮现出先生温文谦逊的形象，先生甚至都不曾加上一个“论”字，只一简单“译名”就陈而述之。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中央苏区廉政文化考察及价值研究”(项目编号：YG2017255)。
[作者简介] 肖扬伟，博士，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聪]